女友杜拉斯——女友杜拉斯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 · 杜拉斯与世长辞。4月份她就要满82岁了。 今天，1996年5月3日，那棵紫荆树正在她屋前开花，淡紫色的花给她客厅的窗户带来浓荫。我透过天竺葵的叶子,瞥见了那个像大厅一样铺着黑白方砖的小厨房。她把这永恒的天竺葵叫做“英国薄荷”。我听她对我说，英国薄荷很少浇水也不会死。“枝条一插，它们就会不断生长。你想要吗？”她把英国薄荷栽在窗边，当做薄薄的窗帘。但假如走近去，还是能看清房间里的陈设。有个不新鲜的羊角面包被遗忘在木桌上。 此时，在诺弗勒城堡，一切都是淡紫色的：路边的丁香、鸢尾，往上爬的紫藤，也许还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悲哀的色彩中开始，夜，半蓝半红，淡紫色的。 我想用中间色来写作，就像在两种光线之间，在林下灌木丛中慢慢散步一样。在清凉的阴影和慷慨的太阳之间。在她与我之间。友好得就像树林组成的森林一样，谁也离不开谁。 在电话中，当我听到她的噩耗，我立即就感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我曾在那个宁静的村子里寻找过她。我在那里转了无数次。因为她病得厉害，我已在那几条荒凉的马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很长时间。一边走一边想马上要失去她了。这一次，我感到很伤心，所以没有走向池塘。她的死可以说大大缓和了争执和暴力。没有了玛格丽特，村中可贵的宁静变得既乏味又讨厌。 就像弗朗索瓦丝和伊蕾娜去世以后一样，同是在这个村子里，我曾想尽快卖掉自己的房子，也离开格雷里埃尔医生大街和古蒂埃尔大街。我想逃避回忆。后来，我又回来了，总是重新开始。我实在没办法，我又想起了过去，我不让它退色，我留着它，守着它。这个守护女神的角色，怎么会落在我这个刚刚流放回来，没有根的诺曼底女人的身上呢？ 是祖先留下的在轰炸与暴行之后重建家园的习惯？是害怕大逃亡？要保住和捍卫自己的身份？这些也是写作的理由。 她老是说：“你我不能闹翻，大家有一种地理上的需要。”这是她说话的方式。既通俗又刁钻。不顾语法，用“大家”而不用“我们”。接下去，则创造一个十分个性化的抽象的词，二者相混，让人惊讶，使人发笑，似乎用词不当似的。 婴儿饿了，哭着要奶瓶，她会这样说：“这孩子，他就不知道等一等。”她突然把婴儿当做了成年人，说他缺乏说话的技巧。大家都笑这个新生儿，但当人们明白了话中的意思，这孩子已永远成了不知等待的人了。她的词汇就像是一个个停靠站，穿插在谈话当中。人们只要听到她说话，就会笑个不停。她也敏锐得让人吃惊，使人看见本来能独自看见却偏偏没有看见的东西。有时，她表达一种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思想，我们由于懒惰或习惯思维不能达到那一步，而她却自然而顽强地一下子就达到了这种深度。 尽管有这种“地理上的需要”，我们还是闹翻了，或者说她与我闹翻了。那是在1984年，她获龚古尔奖的那一年。 由于玛格丽特 · 杜拉斯充满了我的生活，由于有关大作家的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个关于闹翻的故事我觉得也和我们漫长的友谊一样既复杂又富有文学性，我将试图追溯旧磨坊的那条小路。那条位于半山腰的小路，她说是专门为我们两家修建的。她家在平原上方的诺弗勒城堡村的高处，而我家却在村的低处。 诺弗勒城堡像地中海沿岸的村庄一样，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四周围绕着伊夫林省唯一的岬角。1958年，玛格丽特的《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在美国拍成电影，她用版税买了这屋子，这不仅仅是因为诺弗勒城堡有独特之处，而且因为它有什么东西吸引着玛格丽特。 这座可爱的屋子，是对被潮水毁了母亲的补偿。旧农庄一买下，立即就成了她心爱的地方。 一种极为自信的本能引导玛格丽特走向美丽与才能。诺弗勒很美，并神奇地保留了这种美，尽管菜园和果园已被难看的小屋所代替。它的广场四周都是低矮的小屋，而不像别的许多村庄那样，横穿着一条吓死人的高速公路。     星期五是赶集的日子，人们还能闻到热面包和新鲜色拉的味道，教堂的时钟从它奇怪的方形钟楼里一成不变地报着时，别的时候则保持沉默。 在鼓足勇气叙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好像想数数有多少块暗礁似的，重读了她所有的书。接着，我估计了一下自己真诚的力量。最后，我更确切地用计算器计算了从塞纳河的米拉波桥到她家后面池塘的距离。不多不少，刚好三十五公里。 然而，一离开高速公路，就像过去离开国道一样，大家马上就感到不习惯了，已经穿过一座毫无人烟的森林（她常常在名词前面用“毫无”这个词，以至于我也在此不由自主地跟着用了起来）。小路穿过森林，一直通往村边，她宽敞的屋子就坐落在水塔、纪念碑和小学前面。 海关职员的屋子很适合她。玛格丽特像哨兵一样，监视着孩子们和死者。她只看她想看的东西，但她是用望远镜看的，看得很久，很远。 晚上，她就以此作为话题：在学校门口分食一只香蕉的两个葡萄牙小孩，成了挨饿的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几年后，他们出现在一部童话、一部电影、一本书、一个剧本中，它们叫做《欧内斯托》、《孩子们》、《夏雨》…… 从她家开车到我家，必须越过学校，绕过广场，盘旋而下。走路则可以走那条著名的旧磨坊小路。那样的话，一直走，三分钟就到了。 她对我说：“你住在窟窿里……” 我笑了，因为她的屋子朝着高速公路，而从我的阁楼放眼望去，却是一马平川。真是奇怪。不过，这种奇怪的地形绝妙地象征着我们在这友谊中的地位。她无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欢仰视她，她也喜欢我仰视她。我并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伤害。这种后退，总的来说，能使我避免打击，使我喜欢看戏。在这种情况下，那是一出歌剧。很特别，惊人，美丽，光彩夺目。在大约三十多年里，玛格丽特不断使我眼花缭乱。她教我主要的东西，她只教我如何观察。 她也教我浪费时间。“浪费掉的时间就是写作的时间。”从小人们就教我这样一个原则：游手好闲是有害的，不会出成果的。然而，我却发现她独自在房间里，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柳条椅上，让黑夜来临，或已在黑暗之中。她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着她生活，我弄懂了什么叫作家。她知道没有什么能使我如此感兴趣。 诺弗勒城堡根本就没有城堡，只有一座水塔，最难看的地方刚好对着她家窗口。由于不能有任何不雅的东西破坏她在家中看到的田园景象，水塔被禁止使用，不存在了。甚至谁也不敢冒险就此跟她开个玩笑。然而，喝这么多酒的人面对这么多水……她喜欢喝酒，并因此感到骄傲。大家可以取笑这一点，但对水塔的任何暗示都不会得到饶恕。亲近的朋友们都知道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事不该惹。我准备开玩笑，和她闹着玩。就像轮盘赌一样，要么输，要么赢，绝不可能不输不赢。有一天，我将自作聪明，并将受到惩罚。不过，不要着急，慢慢讲吧。 她经常惊叫：“你讲得很好。”我知道她认为讲述并不等于写作。她在《物质生活》中明确指出：“写作，不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同时讲述一切。”很巧，我同时回想起玛格丽特的一切。 她那些枯萎的花束，她在田里拾到的麦穗，她各不相同的碗碟，她浅色的坐垫。慢慢地，我模仿她，我也把不新鲜的花留下来。在我们两家之间，东西和习惯来回流通。她模仿我为我家阁楼设计的落地长窗，甚至让她家阁楼改变了用途。我发现她的家具重新漆过了，没有特点，歪歪斜斜，这在我当古董商的叔叔家里或在我当公证人的公公的城堡里是无法想象的。我是在公公的城堡里结婚的。 总之，在诺弗勒，就是在我家里。我兼收并蓄。以后人们才能分辨出真伪。（她说：“写作也一样。你首先阅读和模仿。然后，有一天，你丢开读过的东西。最后，你自己写作了。”）     对我们俩来说，这些用我们的笔赚来的房子表明了一种独立，一种胜利。我们带来了我们精美的东西。 她的阁楼适合午睡。她在长窗前放了一张床，在那里欣赏她的公园。她把她的院子叫做公园。她按照自己的尺度扩大或缩小一切，而那并不是真正的尺度。可院子又从多少平方米起才算公园呢？ 1964年，我买下房子后，曾做了些装修。玛格丽特不时来施工现场看。有一天，她由作家乔治 · 奥维尔的妻子索尼亚陪着。 索尼亚是个英国人，所以在起居设备方面是个行家。她察看了这个未来的“家”，用她欢快的语气做出了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判断：“缺一个宝宝”。 今天，每当我不得不到一楼去找二楼没有的厕所时，玛格丽特听到“宝宝”这个词所发出的笑声和索尼亚说话的腔调仍在我耳边回响。 还有一天，玛格丽特劝我到泥水匠已用卡车运走的那堆瓦砾中翻一翻，去找一块她已经注意到的木板。我去找那块旧木板，建造房子的木匠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波托 · 弗朗索瓦，1882年12月”。 波托，注定是木匠的名字，而弗朗索瓦，却是我儿子的姓（而日期则与我孙子的生日相同，只是相差一百年）。我把那块木板挂在墙上。玛格丽特喜欢这些模糊的回忆和昔日生活的痕迹，但她写作时不爱用过去时：“我喜欢真实：一过了现在，人们就看不到真实了。” 我发现自己用现在时写作，而过去时或未完成过去时更适合已经过去的那些时刻。我也许是随她的爱好，或者，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与我的选择相符。这来到我笔尖的现在时，那是颤抖的时态，使得她依然活着。她穿着小小的高帮皮鞋，笑着，身体结实。眼镜大大的，双手细细的。她的声音，慢慢地轻下去，然后消失。 我们也交换菜肴。她用越南色拉、西班牙汤甜猪肉、白菜包肉换我的白奶油和高级调料。她教我怎样煮小扁豆和菜豆。她熟悉家常菜和便宜食品：干菜，红肠，猪牛羊的头、蹄和内脏。她根据自己的想象做菜，有创意，经济实惠，十分灵巧，就像她用古老的脚踏缝纫机做衣服一样。她用在圣皮埃尔市场廉价买来的零头布做出好看的衣服。她说，一个人如果有天赋做某事（比如说写作……），就有天赋做任何事：音乐、果酱、汤。她指着维希产的配料对我说：“最后，你切碎细香葱，放在那儿，你就成功了。” 她希望得到成功，甚至在灶台上也如此。我感到很高兴。 她会因为一口长柄平底锅而发脾气。那口锅是她好不容易从一个超级市场买来的，她觉得现代到了极点。“你应该买，那是一口透明的长柄平底锅。棒极了，可以看煮萝卜。”看煮萝卜有什么意思？我的问题激怒了她。假如别人不能分享她的热情，她就会生气。她以这口平底锅与她固有的悲观作斗争，这种悲观把她从一个她在那儿找不到什么理由开心的世界拖向悲剧。而当她找出一个理由的时候，她又不想让别人破坏掉。 她会夸耀这口平底锅夸上一个星期。同样，她会餐餐吃同一个菜直到不想再吃为止。我也喜欢她的固执。她像一头顽固的小驴，不到南墙不回头，而大部分人早就迷途知返了。 她不管别人口味如何。爱她的人迁就她或自己另做其他菜。她的专横让人难以忍受，但人们并没有被迫一定要忍受，除了她儿子吼叫说她独霸天下。乌塔成年后母子常在饭桌上就此吵架。这种可以说像是夫妻间的争吵习惯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消遣，对母亲和孩子都是如此。我想起乌塔曾叫道：“没有卡洛斯 · 达莱西奥的音乐，《印度之歌》1将一无是处，完完全全一无是处。”对于这种犯上之罪，玛格丽特哈哈大笑。只有他，“她的孩子”，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可以对她如此傲慢无礼。 我在饮食方面也有点蛮不讲理：我吃得飞快，视三餐为苦差，我们两人都很讨人嫌。她贪吃，而我却害怕没有饥饿感。两种女人：矮小健壮的黑发女人和自愿厌食的金发女人。她的自信使她变得更为专横，但同时也变得才华横溢。我儿子咒骂我要轻得多，但我不笑。     我去她家吃饭时，总带些多出来的东西：牡蛎、蛋糕、好酒。她很兴奋，永远不会感到太多，她喜欢多多益善，因为她自己平时很省。她毫不做作，又成了湄公河边的小女孩。她往往像小时候端饭碗一样端着碟子，用左手举起，送到嘴边，像用筷子一样用叉子。 她到我家来吃饭时，却两手空空。她有一次这样说：“我把我自己带来了。”她脸皮厚得让人吃惊。有人觉得她很可恶。但我邀请她与朋友们一道吃饭时，却给他们送了一个大礼。几年后，他们还记得起来：“你想起来了吗？玛格丽特在场……”“当我在您家遇到玛格丽特时……”大家对她印象很深，并不是因为她出名——而且，1984年之前她远没有这么出名——而是因为那天晚上，她使得现场气氛变得非常热烈，让人反对、大笑、思考。她不让任何时刻虚度。人们说她吝啬，其实她是以别的方式付出。 首先是让人阅读。一个作家，假如人们首先感谢他把美好的阅读时光献给他们，他是可爱还是可恶，吝啬还是慷慨又有什么关系呢？ 作家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尽管有时当众作假，但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像她的书一样，她明白自己的作品的力量。她的独特之处之一，就是说没有说过的话。甚至加以夸张。为了更好地惊世骇俗，不惜献出生命。 她也给夜晚的聚会带来欢乐，那种轻快是贬低她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去看她荒诞滑稽、具有喜剧色彩的剧作《街心广场》、《萨伽王国》、《是的，也许》、《河流与森林》等。 她到处搜寻词汇。在商人们家中或周围的咖啡店里。她与村里的每一个人聊天，而且一聊就没个完。她关心管工、不识字的通烟囱工人的疾病和家庭，能记住他们的孩子的名字，还有他们说话的用词。在诺弗勒，她被当成是一个善良的大妈。在“体育”咖啡馆被当做常客。在报馆里，人们则觉得她有点怪，她晚上出去买东西，并抱怨店铺关了门。 泥瓦匠问我：“玛格丽特对我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累。你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吗？” 她把所听到的事情带回来告诉朋友们，看看有什么效果。她会不知疲倦地重复同一个笑话，并笑个不停：“我曾对女佣说：‘我的儿子乌塔，他害我。’她问我：‘他伤了您哪里？’”她的笑声传播开去。这种回答，假如我还记得起来，我一定还会发笑。1982年之前，我几乎没有做任何记录。那年夏天，她不仅是个朋友，而且是个老大姐，也是一个正被酒精杀害的作家。我担心那是她最后的夏天，于是开始做笔记。     我们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55年。那时和诺弗勒还没有关系，玛格丽特完全住在时髦的圣日耳曼- 德普雷区的圣伯努瓦大街。当时，这个区更多地与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她的名字。她已经出版了不少小说，包括《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但在知识界还不出名，在伽利玛出版社刚开始有影响。 我呢，谁都不认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初到巴黎的外省少女。这时，罗贝尔 · 西比翁，一个有学问的年轻人，建议我到玛戈家去吃饭。西比翁是《借我你的笔》的作者，那是一本微妙的仿作集子，受到过雷蒙·格诺1的赞扬。西比翁称她为“玛戈”或“拉玛戈”，亲热，但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他和他的朋友们：高、鲍斯特、阿斯特鲁克、罗兰及其他小伙子整天泡在街区的酒吧里。他们像在部队里那样，以姓相称。高最讨厌女人，他把我叫做“咪咪”。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被他们接受，因为西比翁强迫我上去。女人们稍后出现在酒吧或夜总会里。没有玛戈，她可能不去那些地方。小伙子们谈起她时，语言却相当朦胧，有点像中学生。她使他们傻笑。当时，他们不敢嘲笑一个真正写书并且有些经历的女人。这可一点没错。 我无知到极点，西比翁说他感到很惊讶。他开始成为我的皮格马利翁1。他给我送“文化邮包”：麦尔维尔2全集，孔拉德3全集，卡夫卡4全集，这些都应该读过，至少一遍。他明确地向我指出。我开始阅读，不敢拖延，每个作家我至少读他一本书。“啊不，不应该这样读……”西比翁没有泄气。他就像一个良师，教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他活泼有趣，拉我到圣伯努瓦大街去实习：“你将看到活生生的作家，也许是米肖5、巴塔耶6、热内7或梅洛8。你会感兴趣的。” 感兴趣！我站在楼梯的平台上目瞪口呆。幸亏西比翁所列举的那些大思想家那天晚上一个都没到，而那些在套间和前面两个房间里开玩笑的人又谁都没有注意到我。他们寻欢作乐，喝得要醉不醉，我感到大为震惊。我还以为会听见一些政治性的讨论和博学的交谈，但人们所讲的尽是一些我不明就里的趣闻轶事，含沙射影，并玩些令人哄堂大笑的文字游戏。我惊讶得竟忘了和他们一起大笑。 谁参加了晚宴？也许有维托里尼1、德桑蒂2、格诺、莫兰3。也许还有他们的妻子，热内特、多米尼克、让妮娜、维奥莱特。马斯科罗4无疑是和玛格丽特住在一起。但我甚至连她都记不起来了。整个晚上她沉默寡言，无足轻重。这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而在更年轻的时候，她也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的《痛苦》5就是证明。当时，她已经与共产党产生矛盾。 关于当时的情景，我没有留下任何确切的记忆，是由于漫不经心吗？我鲁莽地到处奔走，收集材料。《快报》开了个头，我也跟着掺和。我只弄了点次日的蜜糖，一篇短文，随后便被相继而来的节日淹没了。我不动脑筋，只管往前快跑。想得到一切，什么都不愿失去。那个时期是如此麻木，还没有从种族灭绝中恢复过来。 第一次在玛格丽特家里吃饭的情景，我只记得起一句话，离开时，西比翁说：“喂，你很厌烦，没有开口。”他应该知道我无话可说，知道目瞪口呆的我成了他介绍给我的那个人的俘虏。 第二年，1956年，是布达佩斯，苏联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酒吧里说话的语音变了。街区里为数众多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在没完没了的争论之后瓦解了。我们不再去圣伯努瓦大街。玛格丽特已被开除出党，她会取得很让人丢脸的胜利的。西比翁和他的朋友们给她取了一个新的绰号，他们把她叫做彼特 · 劳尔，那是个一脸凶相的美国演员的名字。 现在，由西比翁来给我上政治课，那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他首先教我我是个资产者。我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对我来说，“资产者”这个词自1789年以后就不用了。他还教我另一个完全闻所未闻的词：流氓无产者。他向我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但我太微不足道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与《快报》的人在八个阿尔及利亚人被杀的夏罗纳地铁站前游行过。我远离玛格丽特和签署过“121”声明的知识分子。     后来，西比翁说我比他更左，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过了很久才重新见到玛格丽特，并无政治原因。 1960年，她来我家，看看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是否能在彼特 · 布鲁克根据她的小说《如歌的中板》拍摄的电影中扮演让娜 · 莫罗的儿子。当时我住在奥德翁剧院附近。 弗朗索瓦穿着睡衣，已经睡了。（这一幕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弗朗索瓦显然太小，不知道玛格丽特写过《广岛之恋》的电影剧本和对话，但他听到过类似这样的对白：“你杀了我吧，求求你了。”电影放映后，这句对白便以嘲笑的口气到处流传。 所以，当玛格丽特笑着对我的孩子说：“你看起来像个日本小男孩”时，他淘气地答道：“你在广岛什么都没看到。”玛格丽特非常激动，当即就想录用他。 我担心儿童演员表演拙劣，弗朗索瓦如今有点后悔没有跟玛格丽特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最后，是我的儿媳娜塔莉于1972年在她的一部电影《娜塔莉 · 格朗热》中与让娜 · 莫罗一起演了戏。 我们在池塘边欢度美好的复活节假期。玛格丽特指挥拍电影，弹钢琴。让娜给剧组开小灶，教娜塔莉唱雷兹瓦尼的歌曲。热拉尔 · 德帕迪厄第一次走到摄影机前，玛格丽特对他说：“要让我害怕。”他演一个卖洗衣机的商人，看起来却像个小偷。 玛格丽特主意很多，朋友不少。她充满热情，对朋友也很忠诚。但一旦她热情消失，她就会中断联系，退出（就像她自动退党一样？）。别的朋友取而代之。让娜避开了。德尔菲娜 · 塞里格出现，热情重新恢复。玛格丽特对友谊情有独钟。 我们的友谊慢慢开始了。1962年，我们在雅典娜剧院相遇，她常去那里参加亨利 · 詹姆斯《丛林猛兽》的排练，她为罗勒 · 贝隆和让 · 勒弗莱改编了剧本（她后来又为德尔菲娜 · 塞里格和萨米 · 弗莱重新改编）。排练完毕后，我们聚集在楼下的咖啡厅或剧院的休息室里，那是我小时候的女友弗朗索瓦丝 · 斯比拉在伊韦特 · 艾蒂旺和弗罗伦斯 · 马尔罗的帮助下开的。剧院的布置非常女性化，但没有使玛格丽特的男友热拉尔 · 雅洛感到拘谨，他的幽默甚至与这个妇女聚集的场所十分协调。 玛格丽特发现了诺弗勒的迷人之处，想让我们大家都跟她一样住在乡下。当然，是跟她一样住在诺弗勒。她说服了弗朗索瓦丝，后者第一个搬到古蒂埃尔大街，而且也赞扬起用新鲜鸡蛋做的带壳煮的溏心蛋的好处来。 我想象得到雅洛会如何讽刺这些回归乡土的巴黎人和这种天真的爱情。微笑使玛格丽特无法生气，并颇有风度地削弱了她的权威。别人笑，她也笑，一种突然产生的默契使她非常高兴。别人并不怎么介意她强人所难的霸道，她觉得很宽慰。幸运的是，人们也看重她的宽宏大量，乐意与别人分享她控制他人的乐趣。她天真地以为，她是在让别人从她无可辩驳的智慧中得到好处，其实，她在惹他们生气。 我之所以听她说话，是因为她往往能指出新路。她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也笑。（“有人说我夸夸其谈，你觉得是这样吗？”） 所以，我经不起诺弗勒的诱惑，在弗朗索瓦丝搬去两年以后，也在古蒂埃尔大街买了一座房子。几年后，玛格丽特还提起“我们这些自由妇女在乡下的夜晚聚会”。我对“自由”这个词和她的记忆力感到吃惊。她很少忘事，因为她经常回忆。她翻来覆去地思考往事，然后把它们变成别的东西，而且往往显得更有意义。我是个“自由妇女”吗？也许会变成“自由妇女”，玛格丽特预见到了。 那种晚会次数应该不会很多。弗朗索瓦丝“在乡下”感到不开心。带壳煮的溏心蛋吃腻了。弗朗索瓦丝在哪儿都觉得不开心。玛格丽特为她改编了一个美国剧本《阿拉巴马的奇迹》，弗朗索瓦丝应该获得了成功，但不相信自己的艺术才能，尽管她在国家人民剧院与热拉尔 · 菲力普演《熙德》一炮打响。她对自己的蓝眼睛和白皮肤没有信心，不相信别人会真的爱她。她努力想让自己相信是这样，她竭尽全力了，或是弄虚作假。她因此而精疲力竭，弄坏了身体。她贫血，得了结核病。一月份的一个夜晚，她空等了一个星期天后，打开了煤气阀。她坐在摇椅上，穿着晚礼服。面对炉灶，等待死亡来临。早上，人们在玫瑰花瓣和孔雀羽毛当中发现了她。作为一名演员，她安放了最后一幕的布景。     这是诺弗勒的第一次爆炸。我想逃走，把刚买的屋子卖掉。玛格丽特劝我留下。我的朋友阿兰 · 卡瓦利埃也这样鼓励我。他的太太伊莱娜 · 吐温克，那也是个大美人，而且也将在诺弗勒结束她的一生——不过，一切都汇聚到一个故事当中，假如人们知道它的结局的话。而我也无法一下子讲完一个如此零碎的漫长故事——伊莱娜帮助我回到了正在修屋顶的工地。房屋没屋顶怎么卖？屋子一封顶，阿兰和伊莱娜就来了，与艾里克和我睡在床垫上。我们四个人一起，战胜了悲剧，生活重新开始了。每次悲剧之后甚至更为强大。但这一点，我当时并不知道。 “自由妇女之间”的那些夜晚聚会，我一个也记不起来了。它们存在于别的地方，而不是玛格丽特的想象之中。当时，她在弗朗索瓦丝自杀之前，写了《劳尔 · V · 斯泰因的迷狂》。我只记得当玛格丽特神魂颠倒地从犹太城精神病院回来时，我曾想念过弗朗索瓦丝。她在看望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激情，与我有时被弗朗索瓦丝唤起的激情混杂在一起。玛格丽特遇到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女人，我觉得她的脸与弗朗索瓦丝长得一模一样，玛格丽特一反常态，只跟我谈起过一回，朦胧中，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它强大的力量。我回忆起她讲起了那个年轻的疯女人的时间和地点。在客厅深处，在沙发边上，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她谈论着，显示出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广博知识。她说她本来可以在那间医院里住上几个月的。她想返回犹太城，重新见到那个显然很普通的女人。但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我记不清了，我只留下感觉和印象。我想起她的后悔，她突然出现的笨拙和我的慌乱。我感觉到那场访问的严重性，也许是它所包含的东西：一种认同，一种拯救。 劳尔 · V · 斯泰因的诞生，部分归因于犹太城的这场相遇。在众多的采访中，玛格丽特通过笔头和口头解释过。她本人也曾大加评论。她所说的重要的话，哪怕是即兴说的话，都写在作品中了，我在此就不必对一部本身很精彩的作品进行解释了。我不如通过日常细节，揭示以作家面目出现的朋友，最近距离地展示这个生活已成为一部作品的女人。所以，犹太城回来后的情况，最好直说。玛格丽特能够迅速捕捉自己的思想，有时甚至像她在文中所用的形式一样完美。我在她的小说和采访中把那些已成语录的句子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听见这些话就像从她嘴中脱口而出一样：“你越是拒绝，越是反对，你生活得越有意义”，“作家令人难以忍受，他杀人，作恶”，“爱情，就是通奸和背叛”，“大家都想杀人，你不想？”“写作是自杀，让人胆战心惊，但人们照写不误”，“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就进入了知识的最深处”，等等。 玛格丽特常警告他人，却不关心其结果如何。作为思想上的领路人——为什么不能说“思想上的女领路人”呢？——她专横而冒失，怂恿潜在的谋杀，搞乱价值观，使当时尚为年轻、缺乏经验的我大为震惊。那些话显然使我深深难忘，它们和另一些话，我今天读来觉得曾经听到过，是她大声说出来的。“消灭”、“死亡”、“摧毁”这些词回到了她的文中和谈话中：“人们可以消除不幸，消灭死亡。”她关于战争的言论会把我吓跑，但我像她一样，生来就是为了斗争的。我站在她的一边。我觉得她是个上将，也是一个小女孩。跟我一样，自由而狂热，没有地位，为生存而斗争。“一无所有，可以重新创造，但不再受社会的支配。”她所说的话是无可辩驳的——谁反对谁就将受到怀疑甚至被消灭，假如他一再重申的话——但她的激进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没有向她屈服，但我当然拥护她，尤其是在那几年。 我跟西比翁和让娜 · 莫罗一样，仍叫她玛戈。我们长得很像，这使我非常激动，也便于我与她建立友谊。但玛戈不喜欢与任何人相像。当我发现劳尔 · V · 斯泰因这奇怪的姓氏时，我满心欢喜地告诉她，我祖母叫罗凡斯泰因。她没有作声。她对这种巧合不感兴趣。更糟的是，她不愿听到，世界上任何名字都不应该与她创造的名字相近。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提到过我祖母的姓名。     玛格丽特的专横、煽动性和激进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却很少了解她滑稽可爱的一面。 1966年，玛格丽特在雷岛我和艾里克租的屋子里过了几天。她是16点13分到达拉罗歇尔车站的（很奇怪，这细节被记在笔记本上）。三十年了，我觉得如在梦中。三十年前，她还年轻。那时还是个年轻姑娘。我看见她穿着游泳衣。我看见她的身体，不胖不瘦，丰满得恰到好处。艾里克说她像一座塔纳格拉小塑像1。傍晚，她拉着艾里克的女儿们去沙滩，唱着革命进行曲：《国际歌》、《红色战旗》。金发的小女孩们只会唱这一句：“人民，前进吧，冒着生命危险，红旗将胜利。”当她们一边唱，一边踩着小自行车时，穿着海蓝色衣服的游客不怀好意地望着她们。她们想起了玛格丽特给她们讲的笑话：一个奥弗涅2人来到以色列，听到一个女人在跟他打招呼：“Shalom”，他非常激动，回答说：“Chale femme”3；一个孩子向圣诞老人要一个丹碧丝卫生棉条，因为有了它就可以跳舞、游泳和骑马；非洲的一个新首领第一次坐飞机，空姐向他建议说：“来一杯威士忌，怎么样？”他答道：“请来一杯威士忌，夫人。” 玛格丽特讲这些笑话时自己先笑。为什么她总重复这类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玩。” 她抽着高卢牌香烟，坐在内院的阴影中，做西比翁设置的填字游戏。她有时大声地下了一个定义，让别人帮助她找答案。 她用手指头数着字母，当格子填满时，她高兴地大叫：“啊！我胜利了！” 她讨厌夏天和炎热的晚上，说那是“生活的幻觉”。她也不喜欢春天、嫩芽和所有在大白天开放和出现的东西。她是怎样像普通的度假者那样，不穿衣服，享受清新空气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过。那个难以置信的时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中绝无仅有。那时，她让人忘了她是个作家。 后来，直到她生命结束，我相信她都没有再穿着游泳衣，赤脚到任何沙滩上去过。她再也不曾没有痛苦，没有冲突，轻轻松松地游泳。也许她从来就没有这样过？在塔吉尼亚，大海平息不了她的激情。后来，在特鲁维尔1，她曾远远地遥望大海。 在雷岛，也许她终于让自己休息了。一种呼吸。也许在一场让人精疲力竭的暴风雨后她缓过气来了？她刚刚完成了作品的文学大转折。她创造了劳尔 · V · 斯泰因，这个无意识的女主人公被拉康2本人神圣化了。她写了《副领事》，把它作为“从未有过的最富政治性的小说”送给了我。几年后，她对我说《副领事》是她最好的书。我也这样认为。 创作加快时，气氛就比较欢快。诺弗勒就有了节日。大家又喝又跳，甚至唱歌。星期六，朋友们从巴黎赶来。他们带了酒来。有时，玛格丽特做她的越南大色拉，“里面用了二十三种料”。但有的时候，一无所有。她关上酒窖的门，腰里拴着大钥匙走来走去，就像个老管家似的。她抱怨道：“乌塔弄走了我的一切。”但乌塔哈哈大笑。他母亲也会让他发笑。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拿，她撒谎说存了一些好酒，其实酒窖永远是空的。 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争吵个没完没了。他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与晚会的欢乐交融在一起。他们的“即兴喜剧”定了基调。酒精火上浇油，两人全都胡来了。他们大声地要求对方忏悔或发誓，其实这誓言毫无内容。玛格丽特从走廊的这头叫走廊那头的西比翁： “我认识你很久了，你对隆斯达尔说，我有对漂亮的乳房。” 隆斯达尔圆睁着惺忪的双眼。西比翁捧腹大笑： “当然，玛格丽特。但我无缘近距离一睹为快。” “啊，是这样，此话当真？” 自那天晚上以后，玛格丽特要我别再叫她玛戈。她说这种昵称一直使她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不敢。”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听见她如此温和地说话。几乎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她说她不敢做什么事，这是唯一的一次（为什么是那件事？）。后来，再也没有人这样昵称她。     假如她没有情人，她就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爱情。那就是电影。她跟着保尔 · 瑟邦初学导演。她拍了《音乐》，发现和摄制组一起工作挺有意思。她需要孤独，也需要一些东西，集体生活。电影使她心醉神迷：在一个制作点什么东西的小组当中，她既是孤独的作者，又是工蜂。由于产生了这个一起工作让人快乐的念头，诺弗勒从此热闹起来了。她喜欢电影，喜欢保尔 · 瑟邦，喜欢成了拍电影的宝贝的朱丽 · 达桑。 对所有的导演来说，都会有风光一时的宝贝，当然是那些女演员，但也不排除摄影师、记者和国外的女崇拜者。男人们也同样，先是被捧上天，后来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她曾称赞过他们，但有一天，她又否定他们。保尔“退出”，朱丽“退出”，等等。 能接近她的是那些与她保持距离的人。她说她不喜欢让人着迷。说迷恋是一种吞食（“他们全都想把我吃掉”）。与此同时，她又让他们着迷。她能克制住自己吗？一个人假如他天生具有魅力，他能不让自己吸引人吗？要与玛格丽特建立联系，赞美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她喜欢反叛而不喜欢温顺。假如她玩弄权力，那是想让别人保持警惕。赞成还是反对，由别人决定。采取什么态度也是别人的事。也许最好是消极抵抗。玛格丽特总是求助于智慧。这就使得她的友谊很让人快乐，尽管要冒杀头的危险。 我的朋友阿兰 · 卡瓦利埃成了她的朋友，他刚搬来诺弗勒。他拍过《不屈者》和《洗劫》。在他的影响下，玛格丽特相信电影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而且，这门艺术只有她染指才能变得伟大。阿兰的严肃和苛求使她对这种幻觉更坚信不疑。她还拿不准她拍电影是为了充实自己还是因为拍电影跟开汽车一样容易。相反，她赞扬电影，《广岛之恋》已使她成名。但她恨阿兰 · 雷内，因为雷内1没有请她再写电影剧本，他希望与不同的作家合作。玛格丽特指责他坏事做绝、言而无信、弄虚作假，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骂人的时候要比赞扬人的时候多。 那时，我们都喜欢电影。当我们回到诺弗勒，回到我们的厨房里时，我们只谈电影。阿兰 · 卡瓦利埃想拍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伊莱娜在寻找能证明她是喜剧演员的角色，因为制片人认定她是性感女郎，只让她在一些“无袖长衣片”2中担任角色。她得去罗马拍。艾里克会制作一部阿兰将为伊莱娜导演的影片。我们为自己的计划感到高兴。大家发脾气、估价，开心地吃着豆油酸韭葱，那是伊莱娜星期六晚上下的菜单。玛格丽特喜欢艾里克从巴黎带来的肥鹅肝（很奇怪，吃的东西比谈话的内容记得更清楚）。玛格丽特对艾里克很感兴趣，因为他掌管着做生意的秘密资金。但所有来诺弗勒我家中的男性朋友都使玛格丽特感兴趣。假如她认同我的选择和趣味，那真是太好了。 那几年，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大家将再去拍电影。很快就要到1968年了，大家将重新创造世界。 我们不在一起重新创造世界。玛格丽特在“作家之家”写的一篇政治性文章，详尽得像一部小说，使她大力宣扬的“大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砸锅了。过河拆桥，这不是她的风格。就像十五年后，她获得龚古尔奖荣誉时，与她好不容易得到的一致决裂一样。她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证据地指控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 · 魏尔曼的母亲杀了自己的儿子。采取这种立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但她却感到心安理得，她更习惯于充当巫婆这个角色。她不能忍受与别人一致。 1968年5月，在作家们当中，她没有这种危险。她的“政治性”文章叙述了知识分子们试图进行集体思考时所出现的混乱，其中的诙谐多少有点故意。 至于我，我在电视台当一个电影节目的制片，我遇到了工会的斗争，我觉得自己是个左派，正如汝拉丹先生1写散文一样。我觉得行动委员会的策略比工会更明确，更不含糊。事实上政治色彩也更淡。矛盾的是，人们因不问政治而成为革命者，假如政治意味着长时间投机的话。     短期内，“抵制”法国广播电视局摆上了行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我全力投入。回来时，我被电视台解雇了。我知道一个人假如出格，马上就会被开除。残酷的教训。开除将起连锁反应，使我狼狈不堪。 玛格丽特却向我祝贺： “太好了。不用工作了。乌塔和他的伙伴们也不想工作，他们明白了。” 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什么。玛格丽特失去了理智，我默默地等待她越来越疯狂： “年轻人应该拒绝工作。” 她是在面包店旁边的马路上说这句话的。我现在还记得起地点。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就像她说的其他许多话一样：“但愿世界走向灭亡，那是唯一的政治。” 这种宣言使我隐约发现，玛格丽特不再像我那样“政治化”了。但是今天，她的那种乌托邦使我觉得非常诱人。她对世界的预感令人震惊。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甚至已受到政府的质疑。 1969年，玛格丽特走向了实用性。她写了《摧毁吧，她说》，并寻找拍电影的资金和地点。我的朋友让 · 莱尔在梅斯尼尔-奥普东的府邸很适合她。哪怕让 · 莱尔是巴黎和荷兰银行的董事总经理，玛格丽特也要嘲笑他。相反，她严肃地断言，在一个银行家家里拍《摧毁吧，她说》，等于宣布革命开始。谁也没有犯错。幽默和革命不会并道而行。一位热情而忧郁的年轻女演员尼古拉 · 伊斯打着她的旗号。 70年代，有一位更加轻佻的女演员亚历山德拉 · 斯特瓦尔，我跟她到洛特河去钓鱼，她弯腰对着晶亮的河水，轻轻地说：“鳟鱼，她说。”1 当我把这句俏皮话告诉玛格丽特的时候，她没有笑。1968年夏天过去了，但还有一些玩笑不能开，那就是与她的作品有关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