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2

“走吧。”我说。 我们上车，韦克斯勒一声不吭，将汽车驶进高速干道。我看见一块去布鲁姆菲尔德的出口标示牌，这才知道我们已经开了一半路程。我是在博尔德城长大的，博尔德城与丹佛市之间这三十英里我跑过上千次，但现在，这段路看上去如此陌生。 直到这时，我才头一次想起父母。他们会怎么面对这件事？肯定是冷静沉着。无论什么事，他们都是这种态度。他们从不讨论这种事，只是继续生活。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萨拉的死，而现在，他们又将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肖恩之死。 “他为什么这么干？”几分钟后，我问。 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一言不发。 “我是他的弟弟。看在上帝份上，我们是双胞胎兄弟！” “同时还是个记者。”圣路易斯说，“之所以带上你，是因为我们希望赖莉身边能有个家里人，她也许会希望有个亲人陪着她。你是唯一一个——” “我哥哥他妈的自杀了！” 这句话嗓门太大，有种歇斯底里的味道。我知道，警察向来不吃这一套。只要你开口大喊大叫，他们就会闭上嘴巴，冷淡下来。我降低声调，接着说： “我想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他妈的不是想写一篇报道，耶稣啊，你们这些人简直……” 我摇着头，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要是继续说下去，我可能会再一次爆发出来。我凝视着窗外，已经能看到远处博尔德城的灯光了。真多啊，比我还是个孩子时多得多。 “我们还不知道原因。”半分钟后，韦克斯勒终于开口了，“行了吧？我能说的只是，这类事儿免不了会有。有的时候，当警察的受不了这份工作带来的那些烂事儿，麦克没准儿就是受够了，谁说得清？他们正在处理这个案子，等他们弄清了，就会告诉我，而我会告诉你。我保证。” “谁负责这个案子？” “公园那一带的分局把案子转到局里，特别科正在办。” “特别调查科？你这是什么意思？警察自杀的案子不归他们管呀。” “一般情况下不归他们管，由我们负责，人身组。但这一次他们不让我们插手，你知道，避嫌。” 人身组。我心里想，负责人身攻击案：谋杀、侵害人身、强奸、自杀。不知他们在报告中会把谁列为这桩案件的受害对象：赖莉？我？我父母？我的哥哥？ “是因为特里萨•洛夫顿的案子，对不对？”我问。但这不是一个问句，我并不需要他们承认或否认，我只是说出一件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不知道，杰克。”圣路易斯说，“眼下咱们就说到这里打住吧。” 特里萨•洛夫顿之死是那种让人悚然而惊的凶杀案，不仅在丹佛，放在任何地方都触目惊心。它能让任何听到、读到它的人至少一顿，想想它在脑海中形成的残暴的景象，体会那种腹内一紧的感受。 绝大多数谋杀案都是“小意思”，我们报纸行当里就是这么叫的。这类案子对其他人的影响力有限，只能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抓住人们的想象力。在版面安排上，它们只能占据内页的寥寥几段，被埋没在报纸中，和受害者被埋葬在土地中一样。 但是，一个漂亮的大学生被砍成两截，发现尸体的地点又是华盛顿公园这种从没出过什么乱子的地方——这种事会激发出无穷无尽的报道，多得报纸的版面塞不下。不，特里萨•洛夫顿一案不是小案子，它是一块磁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记者。特里萨•洛夫顿这姑娘被截成两段，这就是本案能够攫住人心之处。于是，来自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这类地方的记者，电视记者、小报记者、大报记者等等，纷纷光临丹佛。整整一周内，他们住在有一流客房服务的饭店里，在市内和丹佛大学校园四处奔波，提出毫无意义的问题，收获毫无意义的答案。有些人盯上了洛夫顿打过零工的日托中心，还有些人奔赴她的老家比尤特。无论到哪里，他们了解到的都是同样的情况：特里萨•洛夫顿的方方面面完全符合最受媒体钟爱的全美女郎的标准。 不可避免地，记者们将特里萨一案与五十年前发生在洛杉矶的“黑色大丽花”断尸案①相提并论。后一案件的被害者不那么像全美女郎，当时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了她的尸体，被齐腰砍成两截。一个以耸人听闻为能事的电视节目抓住发现尸体的地点大作文章：特里萨•洛夫顿的尸体是在丹佛格拉斯米尔湖附近一块雪地上被人发现的，这个节目于是将她命名为“白色大丽花”。 有关此案的报道就这样自给自足地发展下去，热得像垃圾筒里燃烧的大火一般，足足烧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可是没有谁被逮捕，再说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其他大案，燃起了可以让全国媒体热乎起来的火头。于是，洛夫顿一案的后续报道渐渐落进科罗拉多州本地报纸的内页，成为文摘版上的简讯。最后，特里萨•洛夫顿终于变成“小意思”。她被埋葬了。 这段时间里，警方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这里的警方只是个大而化之的说法，具体到人，就是我的哥哥——甚至拒绝证实被害者被砍成两段的细节。这一点之所以为外界所知，纯粹出于偶然。《落基山新闻报》有个名叫伊基•戈梅斯的摄影师，当时正在那个公园拍风景照，准备用这些照片填充当天新闻不足的报纸版面，结果碰巧撞上了犯罪现场。除他之外，没有一个记者或摄影师在场，因为警察通知验尸官和现场检验人员时用的是手机和电话，他们知道《落基山新闻报》和《邮报》在监听他们的无线电通讯频道。警察用了两副担架搬运两个尸袋，戈梅斯拍下来了。他打电话给城市版编辑，说警察在处理一桩用到两个尸袋的案子，从尸袋大小看，估计受害者是孩子。 接着，《落基山新闻报》一个报道警察动向、名叫范•杰克逊的记者从验尸官办公室的一个渠道证实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一个被砍成两段的受害者被送进了停尸房。《落基山新闻报》第二天早晨的报道就像拉响了警笛，召来了全国各地的记者。 我哥哥和他的人身组着手办案。看样子，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毫无向公众通报情况的义务。每一天，丹佛警察局新闻办公室的情况通报上都只有寥寥几行，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犯。被记者们逼急了时，警察局负责人便会赌咒发誓地说，这个案子的调查情况绝不会公布在媒体上。当然，这种声明本身就是笑话。既然官方提供不了什么信息，媒体便使出了它碰上这种情况时的惯技：开始自己的调查，用受害者无关紧要的生平琐事对读者和电视观众实施疲劳轰炸。 警察局仍旧几乎不透露任何情况，特拉华街上的警察局总部大楼之外，人们几乎一无所知。一两周后，媒体的狂轰滥炸结束了，因缺乏它生命所系的信息而窒息。 我没报道特里萨•洛夫顿的案子，但我很想写点什么。这种地方不常发生这类事，一旦发生，任何记者都想插一手。一开始，负责追踪这个案子的是范•杰克逊和跑校园新闻的劳拉•菲茨吉本斯，我得耐心等待。我知道，只要警方不公开情况，我就有机会。这件事刚开始没多久，杰克逊就问我能不能从我哥哥那儿搞到什么内情，哪怕是不能引用的非正式情况也行。我说我去试试，但我没有。我想自己搞这个报道，我才不会用我的渠道帮助杰克逊，让他抓住这个案子不放呢。 到一月底，这个案子已经发生一个月了，渐渐从新闻中消失。我这才开始行动，我的错误也从此开始。 一天早上，我去见城市版编辑格雷格•格伦，说我想就洛夫顿一案写一篇专稿。长篇报道落基山地区的著名谋杀案，这是我的专长，我的领域。用报纸这一行的套话来说就是：大标题之下，我的专业技能会带给您最精彩、最真实的故事。所以我找到格伦，告诉他我有了着手点。这是我哥哥的案子，我说，而他只肯跟我谈。格伦一点也没考虑杰克逊已经在这个案子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他关心的只是抢到《邮报》没有的大新闻。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差使。 我桌子上电脑边堆了三十公分高的新闻报道，这是我写新闻报道的主要资料来源。我订了南至培布罗北到波兹曼出版的各种日报、周报和月刊新闻杂志。我翻遍这些可发挥成深度报道的命案新闻，可供选择的相关报道非常多。落基山区域从淘金热时代起就充斥着暴力犯罪事件，这儿的暴力犯罪事件跟洛杉矶、迈阿密或纽约比，差得很远。但我从来没缺过素材。我总是寻找在作案或调查方面表现出某种新东西的不寻常的案子，寻找引人注目、或者让人悲哀得心里一沉的元素。我的工作就是发掘这些元素。 但这个早上，我寻找的不是报道素材。我在这一摞报纸中翻查过期的《落基山新闻报》和我们的竞争对手《邮报》。报纸通常不怎么报导自杀，除非这个案子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我哥哥的自杀正是如此。我估计很可能会有一篇。 我猜得不错。《落基山新闻报》没有报道，估计是出于对我的尊重。但《邮报》在肖恩死后第二天的本地版末尾发了一条消息。 丹佛警探死于国家公园 据官方消息称，本周星期四，负责调查丹佛大学学生特里萨•洛夫顿遇害一案的丹佛资深警探被发现死于落基山国家公园。从初步调查所显示的迹象看，死因是自杀性质的枪击。 肖恩•麦克沃伊，三十四岁，被人发现死于其驾驶的丹佛警察局无标志警车内。该车停放在贝尔湖的一个停车场，位于埃斯特帕克镇附近通往崎岖不平的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入口。 一位公园护林员在下午五点听到一声枪响，于是前往停车场查看，结果发现了这位警探的尸体。 国家公园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已请求丹佛警察局调查这起死亡事件，该局特别调查科正着手侦办此案。特别调查科科长罗伯特•斯卡拉里警探表示，初步迹象表明，这是一起自杀事件。 斯卡拉里说，现场发现了一条信息，但他拒绝透露其内容。他表示，工作中的困难给麦克沃伊造成了很大压力，但他同样拒绝透露死者生前具体遇到了哪些困难。 麦克沃伊出生于博尔德城，生前也居住在这里。已婚，没有孩子。他是一名有十二年警龄的资深警探，晋升很快，任职于人身攻击组。本市所有暴力案件均由该组负责调查。 麦克沃伊生前已晋升为人身攻击组的负责人，近期正领导侦办洛夫顿一案。十九岁的洛夫顿三个月前被扼死于华盛顿公园，尸体惨遭肢解。 斯卡拉里拒绝透露死者留下的信息是否提及仍未侦破的洛夫顿案，也不肯说明该案是不是让死者生前备感压力的工作方面的困难。 斯卡拉里说，警方还不清楚麦克沃伊自杀前前往埃斯特帕克的原因。他表示，对这起死亡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中。 这条消息我读了两遍，里面没有任何我不知道的新东西，但它对我仍旧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也许是因为，我相信，或者说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觉得我知道肖恩为什么去埃斯特帕克，而且一路驱车前往贝尔湖。其中自有缘故，但我不愿多想这个缘故。我剪下这条消息，装进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将它塞进书桌抽屉。 我的电脑“滴滴”响起来，屏幕上显出一条信息。来自城市版编辑的召唤。我又重返工作岗位了。 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在新闻大厅尽里头，一面墙是玻璃，他可以一览无余，看到大厅中在自己小隔间里埋头工作的记者们；外面空气没有烟雾污染的时候，还可以透过西墙的一排窗户望见远处的山脉。 格伦是个好编辑，他最看重一篇报道的可读性。我最喜欢就是他这一点。这一行的编辑们分两派：一派只重视事实，把事实拼命塞进报道中，让报道不堪重负，到了几乎没有哪个读者会把文章从头看到尾的地步；另一派看重文句工夫，不会让事实影响文采。格伦喜欢我，因为我写得一手好文章，于是他差不多全是让我自己选择写什么。他从不逼我向他上交一份副本，我回到新闻大厅时也不会抓住我吩咐这吩咐那。有一点我早就认清了，一旦他离开这家报纸，或者被提拔上去，不再管新闻这一摊，我的好日子多半就到头了。不同的编辑各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如果他走了，我大概只好重新每天跑警察局，从警察局情况通报上抄简讯。一句话，写“小意思”。 他在打电话，我在他办公桌对面的软椅上坐下。格伦大约比我年长五岁。十年前我刚进《落基山新闻报》时，他就是当时的大牌记者之一，相当于我现在的地位。最后，他终于上去了，进入管理层。现在的他每天西装革履，桌上放着一具脑袋上上下下动个不停的野马橄榄球队队员小塑像，干的最多的事就是打电话，随时关注辛辛那提公司总部的上层动向。他成了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挺着大肚子。妻子，两个孩子，加上一份好薪水，但钱总也不够，买不起妻子向往的住宅区的好房子。这些都是他那次和我在温科普酒吧喝啤酒时告诉我的，过去四年里，我只见他出去喝过这么一次。 办公室一面墙上钉着报?最近七天的头版。每天到办公室，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下七天前的头版，把最近的一份钉上去。我猜他这么做是要掌握新闻动态，了解我们的报道面。但也可能是想借此提醒自己，他是这里管事的，尽管他的大名再也不能以作者的名义出现在大标题下。格兰放下电话，抬头望着我。 “你来了，谢谢。”他说，“我只想再一次告诉你，你哥哥的事，我真替你难过。如果你觉得还需要缓几天，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会想办法对付过去。” “谢谢，但我还是回来工作的好。” 他点点头，没有示意让我出去。我就知道，找我进来肯定还有别的事。 “那，咱们就谈谈工作。你这阵子手头有事吗？就我所知，那件……那件事发生时，你正在寻找下一篇报道的素材。我想，既然你回来了，找点事忙起来说不定对你更有好处。你知道，重新扎进去。”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接下来会写一篇什么报道了。啊，就在我鼻子底下。可它一直没引起我的注意，直到格伦提出。一旦提出，就成了明摆着的事了。 “我打算写一篇有关我哥哥的文章。”我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格伦希望我说的话。我猜是的。我估计，自从他听说两个警察在大厅找到我、把我哥哥的事告诉我时，他就盯上了这个故事。他是个聪明人，多半知道用不着直接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自己会想到的。他只需要简单点拨一下就行。 不管怎么说，这个饵我吞下去了。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我记忆所及，那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生活，就在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格伦的那一刻。那个时候，我还自以为我对死亡不算陌生呢，自以为我懂得什么是邪恶。其实，我那时一无所知。 “杰克，近来怎么样？你说你刚回来？” “对，休了个假。我挺好。” 他没提我哥哥，但他是少数参加葬礼以表达自己的哀思的警察之一。他重新坐下，我也在他办公桌前的一把椅子里坐下。 格罗隆的工作跟本市治安几乎没什么关系，他只管局里的日常行政，负责年度预算、招聘、训练。还有解聘。跟警察的活儿没多大联系，但他正是这么打算的。格罗隆希望有一天能当上警察局长，现在正在积累各个领域的经验呢。等机会来临时，他就可以成为最佳人选。与当地媒体保持联系也在他的计划中占了一席之地。到时候，他肯定希望我能帮他个忙，在《落基山新闻报》上替他作点正面宣传。我会照办的，但眼下，我有许多事同样得借助他的力量。 “让我吃不上午饭，你到底有什么事？”他粗声粗气地说。这是我们俩之间的老把戏。我心里明白得很，格罗隆其实喜欢我趁午饭时跟他见面。他的助理不在，其他警察撞到他跟我在一起的机会也比较小。 “你没吃不上午饭，只不过稍稍迟一点罢了。我想看我哥哥的案卷。斯卡拉里说他已经送到档案室翻拍成缩微胶片了。我觉得你或许可以把它抽出来，让我飞快地瞥上一眼。” “你干吗想看那份案卷，杰克？为什么不肯让过去的过去呢？” “我一定得瞧瞧，警长。不会引用，只是瞧一眼。要是现在给我，没等拍胶片的那伙人吃完午饭回来，我已经看完了。除了你我，没人会知道的。我会记住你的好处。” 十分钟后，格罗隆把案卷递给我，薄薄的，跟阿斯彭①地区全年常住人口电话簿差不多。不知为什么，我总以为这份案卷应该更厚更重才是，好象案卷的份量与案件的重要性有某种关联似的。 检尸报告我见得多了，知道头几页冗长的尸体腺体、器官及整体状况可以略去不看。我直奔最后几页的结论。没有出乎我意料的新发现。死因是头部枪击，下面“自杀”一词打了个圈。血液中只验出常用药的迹象，氢溴酸美沙芬。一个实验室技师在下面注了一笔：“止咳糖浆——在仪表板下置物箱内”。这意味着，除了在车里喝了一两口止咳糖浆以外，我哥哥把枪口含在嘴里时是彻底清醒的。 法医报告中还包括一份附属GSR报告，我知道这是射击残留物的意思。这份报告说，对死者所戴的皮手套进行了中子活性分析，在右手套上发现了燃烧之后的火药，表明他是用这只手开的枪。死者咽喉部位同样发现了射击残留物。结论是，开枪之时，枪口在肖恩的嘴里。 案卷里还有一份现场证物清单，上面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接着，我找到了目击证人的陈述。目击者是国家公园护林员斯蒂芬•佩纳，供职于贝尔湖附近的一个小护林站兼询问亭。 据目击证人陈述，他在询问亭工作时看不到停车场。约下午4：58分，证人听到一声模模糊糊的爆炸声。根据经验，他分辨出这是一声枪响。他听出声音来自停车场，于是立即前往调查，看是否有人非法捕猎。停车场内当时只停放着一辆汽车，透过部分被雾蒙住的车窗玻璃，他看到遇害者倒在驾驶座内。证人跑向汽车，但因车门上锁，无法打开。从蒙雾的车窗向内细看之后，他发现遇害者后脑存在大面积损伤，于是认定遇害者已经死亡。证人接着跑回询问亭，并立即向警方和他的上级报案，然后回到遇害者的汽车旁，等待警察赶到。 据目击证人陈述，从枪响到他看到遇害者的汽车，其间不超过五秒钟。汽车停放处距最近的森林和建筑物约五十码。证人坚信，不可能有谁在枪响之后离开遇害者的汽车而不被他发现。 我将这份陈述放回案卷，接着翻阅其他报告。有一张上面标着“案发当日报告”，其中详细记录了我哥哥的最后一天：早上七点半到岗上班，中午和韦克斯勒一起吃午饭，下午两点签字外出去斯坦利饭店。他没有告诉韦克斯勒或其他人他要去见谁。 案件调查员试图确认肖恩确实去了斯坦利饭店，但没有成功。接受调查的女招待和餐馆工没有谁记得见过我哥哥。 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报告概要叙述了斯卡拉里与肖恩的心理医生的谈话内容。他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肖恩在接受那位丹佛市心理医生科林•多希纳尔的治疗，或许是通过赖莉。斯卡拉里在报告中说，肖恩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病因是工作中的压力，特别是未能侦破洛夫顿一案所带来的压力。但报告中没有提到斯卡拉里问没问过多希纳尔的意见，即他是否认为我哥哥有自杀倾向。我怀疑斯卡拉里根本没提过这个问题。 案卷的最后一份材料是调查人员的结案书。最后一段是斯卡拉里的总结和结论。 基于物证和目击证人对肖恩•麦克沃伊警探之死的陈述，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官得出如下结论：死者死于自杀性枪击，并于死前在起雾的挡风玻璃上写下一份遗言。包括办案人员在内的死者同事、妻子和心理医生科林•多希纳尔均认为，死者生前因未能?破十二月九日的洛夫顿谋杀案（案件号832）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困扰发展下去，使他最终作出了自杀的举动。丹佛警察局的心理咨询医师阿曼德?格里格斯在一次调查谈话（二月二十二日）中说，死者写在挡风玻璃上的遗言——摆脱空间，摆脱时间——可以视为自杀前的道别，其风格与死者生前的心理状态相吻合。 迄今为止，没有与自杀结论不符的证据。 本案调查警官二月二十四日提交 把报告放进卷宗以后，我意识到，只剩下最后一份材料我还没有看过。 格罗隆去了自助餐厅，打算买个外卖三明治。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掂量着那个信封，考虑着，一动不动，就这样过了估计五分钟。我知道，只要我看了这些照片，它们就会永远刻在我脑海中，成为我哥哥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我不希望这样，但我也知道我必须看。只有这样，我才能最终确认他的死，驱散残留在我心中的最后一丝怀疑。 我打开信封，动作飞快，让自己没有时间改变主意。一摞8×10彩色打印件滑了出来，扑面而来的第一张是案发现场照片。停车场尽头，孤零零的一辆车，我哥哥的雪佛莱Caprice。照片上还看得见护林员的小亭子，坐落在远处一座小丘上。停车场的雪刚刚扫过，一米高的雪堆像堤岸一样环绕着停车场。下一张是从车外拍摄的挡风玻璃特写。车窗上的雾已经散了，只能大致看出上面的字迹。但字确实在那儿。透过玻璃，我看到了车窗后的肖恩，头向后仰，仰得很厉害，下巴冲上。我翻开下一张，于是进入车内，和肖恩在一起。这一张是从前座助手席上拍的，能看见他的全身。血从他的脑后淌下，绕过脖子，留下一道项链似的血迹，继续向下，一直淌到他的套头衫上。他那件厚实的风雪大衣敞着怀。喷出的血溅在车顶和一侧车窗上。枪掉落在他右腿边的座位上。 其余的大多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特写照片。但它们并没有对我产生我担心的那种影响。惨白的闪光灯下，我哥哥不再像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像一具模特。不，照片没有影响我，但我仍旧痛苦不已，因为我再一次认识到，肖恩确实亲手剥夺了自己的生命。直到这时，我才对自己承认：来到这里时，我心中还暗暗抱着一丝希望。但现在，希望破灭了。 格罗隆又回来了，一双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他绕过桌子，回到他的座位，我则站起身来，将卷宗放在他的桌面上。他打开一个棕色纸袋，掏出一个裹着塑料包装的鸡蛋沙拉三明治。 “你没事吧？” “没事。” “来一半？” “不。” “唔，你感觉怎么样吧？” 这个问题让我笑了。同一个问题，我以前问过多少次啊。我的笑容准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他皱起眉头。 “瞧见这个吗？”我指指我脸上那道伤疤，“就因为向别人提出这个问题，我得了这个。” “抱歉。” “用不着。当初我也没道歉。” 我不再纠缠时间问题，打开最上面的卷宗。 特里萨•洛夫顿生前是个漂亮姑娘，在大学攻读教育学学位，想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警方认为，洛夫顿是在校园或校园附近被绑架的，时间是星期三，圣诞假期休课后的第二天。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开校园度假去了。两个原因使特里萨仍旧留在丹佛：她有工作，那家日托中心要到周末才开始放假；另外，她的车出了毛病，她在等着给她那辆旧甲壳虫轿车换一个离合器，之后才能驾车回家。 她被绑架以后，警方没有迅速接到报案，因为她的室友和所有朋友都回家度假，没人知道她失踪了。星期四那天，她没去日托中心上班，但经理只以为她回蒙大拿州她家里去了。她已经说过，圣诞假期结束后，她不打算继续在这里工作，所以也就没必要一直干到日托中心关闭为止。再说，打工学生玩这套不辞而别的把戏也不是头一回，尤其是期末考试结束、假期发出召唤的时候。经理于是没有过问，也没有向当局报告。 星期五早上，在华盛顿公园发现了她的尸体。经办案人员调查，她已知的最后活动发生在星期三中午。当时她从日托中心给汽车修理工打了个电话——修理工还记得，他在电话里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他告诉她车修好了，她回答说下班后先去趟银行，接着就过去取车。可她既没去银行，也没去车厂。中午时，她向日托中心经理道别，出了大门。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见过活着的特里萨。当然，除了杀害她的凶手。 只消瞥一眼卷宗里的照片，我就明白这案子如何让肖恩深受刺激，紧紧攫住他不放。生前、死后的照片放在一起。生前照片是一幅标准头像，可能是从高中毕业纪念册上取来的。一个青春焕发的年轻女孩，生活之路刚刚在她面前敞开。她有一头黑色卷发，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照相机的闪光灯在眸子里映出两点小小的星光。还有一张抓拍的生活照，里面的她穿着短裤和紧身背心，满面笑容，正从一辆汽车里往外搬一个纸板箱。被太阳晒黑的纤细胳膊绷得紧紧的，搬着这么重的东西，站着一动不动等别人拍照，看上去她颇有些吃力。我把照片翻了个面，背后那行手写字估计是爸爸或妈妈留下的：特蕾的大学第一天！科州，丹佛。 剩下的是死后的照片，比生前的多得多，多得让我吃了一惊。警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照片？每一张都像对她的另一次侵犯，尽管姑娘这时已经死了。这些照片中，特里萨•洛夫顿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眼睛仍旧睁着，但呆滞无神，蒙上了一层半透明的膜。 照片里，受害者躺在约六十厘米高的雪堆上，地势稍有点坡度。媒体的报道是正确的，她确实被分尸了。一条丝巾紧紧勒在她的喉头，她的两眼瞪得大大的，向外凸出，表明她是被勒死的。但凶手显然在她死后还大费了一番手脚。尸体被拦腰截成两段，下身那半放置在上半身之上，摆成一个可怕的姿势，让她显得像在和自己进行某种性活动。 我望着这一系列让人惊骇不已的照片，同时注意到韦克斯勒坐在另一张桌边，正注意地打量着我。我尽量让自己别显露出恶心欲呕的表情。现在，我总算知道我哥哥为什么不愿让我看到这一切了。这些照片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可怕的东西。最后，我终于望着韦克斯勒。 “耶稣啊。” “是啊。” “那个专门以耸人听闻为能事的电视节目，他们说这案子活脱脱是‘黑色大丽花’断尸案的翻版。确实很像，对吗？” “对。麦克特意买了本有关‘黑色大丽花’的书，还给洛杉矶警察局的几位老警官打过电话。两个案子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分尸什么的。但那个案子发生在五十年前。” “或许有人受了达莉娅一案的启发。” “有这种可能。麦克也这么想过。” 我将照片放回信封，这才重新抬头望着韦克斯勒。 “她是同性恋吗？” “不，至少就我们所知，不是。她在比尤特老家有个男朋友。挺不错的小伙子，我们查过，排除了嫌疑。同性恋的事儿，你哥哥有一阵子也考虑过。你知道，就因为凶手用两截尸体摆的这个姿势。他想会不会是有人报复她，因为她是同性恋，或者借此发布什么变态宣言之类。但这些想法都没有能够取得什么进展。” 我点点头。 “你只剩下四十五分钟了。” “知道吗，很久以来，这是我头一次听你叫他‘麦克’。” “这会儿就别琢磨那个了，好好利用这四十五分钟吧。” 照片之后，验尸报告就显得平淡无奇了。我发现报告将洛夫顿的死亡时间认定为她失踪的第一天。发现尸体时，她已经死亡超过四十小时了。 绝大多数报告概要显示的都是死胡同。警方进行了大量常规调查，包括死者的家人、男朋友、大学里的朋友、同事，甚至她最喜欢的孩子们的父母。没有任何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有案发时间不在现场的证人，或是通过调查证实其不在现场，于是排除了?疑。 报告的结论：特里萨•洛夫顿不认识凶手，碰上凶手只是纯粹的坏运气。提及这个凶手时，所有报告用的都是男性代词，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实其性别。受害者没有遭受性侵犯，但以女性为对象的暴力杀人分尸案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男性。警方相信罪犯是个身强力壮的人，足以切断尸体的骨骼和肌腱。此案的分尸工具尚未发现。 尸体中的血液几乎完全流尽，尽管如此，尸体上仍然发现了一些瘀痕，说明在受害者死亡与分尸之间存在一段间隔。根据报告显示，这段时间甚至可能长达两三个小时。 此案的另一个异常之处是将尸体遗弃在公园的时间。警方相信特里萨•洛夫顿遇害后大约四十小时，她的尸体才被人发现。问题是那个公园是个很受跑步者、漫步者欢迎的地点，尽管提前到来的降雪使穿行公园的人数大为减少，但这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无人发现一具遗弃在开阔地上的尸体，这似乎不太可能。根据报告得出的结论，尸体弃置在公园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之后便被一个天亮前早起慢跑的人发现。 那么，受害者死后这么长时间里，尸体在哪儿？调查人员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已经掌握了一条线索。 纤维分析报告列出了在尸体身上、头发上发现的大量不属于死者的毛发和棉织纤维。只要警察发现嫌犯，就可以用这些东西与嫌犯比对，这就是纤维毛发的主要用途。这份报告的一部分被圈了起来。这个部分讲述的是从尸体上发现的大量木棉纤维。一共三十三根木棉籽纤维。数量如此之多，说明尸体与产生这种纤维的来源直接接触过。报告中说，木棉纤维的质地与棉花纤维相近，但用途却远不如棉花纤维广泛。它主要用于需要产生浮力的器材，如船用缓冲垫、救生衣和某些种类的睡袋。我不知为什么要特意把这一段圈起来，于是询问韦克斯勒。 “肖恩认为木棉纤维是找到尸体那段时间放置地点的关键。你知道，这东西不那么常见，只要我们找到这种纤维存在的地点，我们就有了作案现场。可我们一直没找到。” 报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可以从中看出警察们如何研究、排除一个个推论。透过这些报告，我体会到了调查中日益强烈的沮丧之情。这案子没法破。我哥哥显然相信特里萨•洛夫顿是凑巧碰上了一个系列杀人犯。这类罪犯是最难追踪的。卷宗里还有一份联邦调查局（FBI）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给丹佛警察局的答复报告，报告中附上了这个杀人犯的心理分析形象。肖恩曾将这件罪案的各个方面单列出来，做成一份十七页的清单，寄给FBI，让他们输入那里的暴力犯罪缉捕程序。但电脑分析的结果是否定的，洛夫顿案的诸方面细节与发生在国内其他地方的杀人案并不存在足够的相似之处，不足以引起FBI的注意。 FBI转给本地警察的罪犯心理分析形象中附了分析员的姓名，雷切尔•沃林。这份报告对凶手的特征作了概要描述，但从很大程度上说，对破案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尽管分析得十分深入，凶手说不定正是这种人，但警察们却不可能以此为根据，挨个排查符合这一描述的数百万人。按照这份材料所塑造的形象，凶手极有可能是白人男性，二十到三十岁，存在无法排解的心理痼疾，导致他无法与女性交往，进而产生强烈的怨恨情绪，这才会残忍地肢解被害人的尸体。此人可能是由一个十分专制的母亲抚养长大，父亲可能不在家中，或者专注于生计，将孩子的抚养教育问题完全交给做母亲的一手包办。报告将凶手的作案手法划为“井井有条型”，并且提出警告：成功实施这次犯罪并逃脱警方的缉捕，可能导致此人再次尝试相同性质的犯罪活动。 他合上眼睛，头靠在墙上。在想象中，他又回到了那座旋转木马，逼近那个收票女人。这一次，他带上了他的刀子。他打算教训教训她，让她知道少管闲事。她别以为可以—— 他觉察到有人近在身旁。有人盯着他。 格拉登睁开双眼。码头上那两个警探正站在他面前。汗流浃背的男警探手一抬，示意格拉登站起来。 “起来，你这个混蛋。” 押往警察局这一路上，两个警探没对格拉登说出什么名堂来。他们拿走了马桶包，搜了他的身，将他铐起来，告诉他他被逮捕了，却拒绝说明为什么抓他。他们还拿走了他的香烟和钱包。而格拉登唯一在乎的是他的相机。真走运，这一次，他没随身带上他那些书。 格拉登回忆着钱包里都有什么，最后认定没什么要紧东西。里面有一张阿拉巴马州的驾驶执照，他在上面的名字是哈罗德•布里斯班。这是他从网上弄到手的，用他拍的那些照片换来各种证件。车子里还有另一张证件。只要脱离羁押状态，他会立即跟哈罗德•布里斯班挥手道别。 他们没找到车子钥匙，车钥匙巧妙地藏在方向盘里。被捕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格拉登早已为此作了充分准备。有一点他是知道的，绝不能让警察找到他的车。他从经验中得知，必须采取这些预防措施。这些都是霍勒斯教会他的。在雷福德的那么多个夜晚里，他学到了这一课。 到了圣莫尼卡警察局刑侦队，他被粗手粗脚然而静悄悄地推进一间小小的审讯室。他们让他坐在一把灰色钢椅子里，取下他一只手腕上的手铐，锁在桌面正中一个固定夹具上的铁环里。接着，警探们离开了房间，让他一个人待了一个多小时。 他面对的那堵墙上镶着一面大镜子。格拉登知道，自己正坐在一间观察室里，只猜不透警察在镜子那一面安排的都是什么人。无论是菲尼克斯、丹佛还是其他地方，他们不可能查到他的下落，一路追踪到这里。这一点他坚信不疑。 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听到了镜子背后传来的声音。他们就在那儿，盯着他，望着他，交头接耳小声议论着。他闭上眼睛，垂下脑袋，下巴抵在胸前，让他们无法看到他的脸。接着，他猛地一抬头，露出一脸疯狂的笑容，斜睨着镜面，大吼一声：“你们都他妈会后悔的！” 他想，不管躲在镜子那一面的警察是谁，这一嗓子应该会让他们错愕不已。他又想起那个该死的收票的，于是重又做起向她复仇的白日梦来。 单独羁押九十分钟以后，房门终于打开，刚才那两个警探走了进来。两人坐下，女的坐在他正对面，男的坐在他左侧。那女人将一只录音机放在桌上，同时放上桌的还有他的马桶包。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告诉自己，一遍又一遍，像念颂祷文。不等太阳落山，他就能从这儿出去。 “抱歉让你久等了。”女的诚恳地说。 “没关系。”他说，“能把我的烟还给我吗？” 他冲那只马桶包点点头。其实他并不想抽烟，只想趁机看看相机是不是仍在包里。这些该死的警察信不过！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甚至用不着霍勒斯教他。警探没理会他的请求，打开了录音机。然后，她表明自己的身份，康斯坦丝•德尔培警探，她的同事则是罗恩•斯威策警探，两人都是虐童案侦破组的。 格拉登吃惊地发现，这两人中，她似乎是当头儿的。可她看上去大约比斯威策年轻五六岁，一头金发剪成容易梳理的短发。她大概超重十五磅左右，这部分重量大都集中在臀部和上臂。他猜她准是把健身时间全用在看电视上了，他还猜她是个同性恋。这种事他有第六感，一眼就能看出来。 斯威策则长着一张倦意沉沉的脸，沉默寡言，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只有头顶中央还剩下薄薄的一道。格拉登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尔培身上。她才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 德尔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卡片，向格拉登朗读他的宪法权利。 “我要这些权利干吗？”她读完后格拉登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 “你明白你的这些权利吗？” “我不明白的是我为什么被关在这儿。” “布里斯班先生，你明白——” “明白，明白。” “那就好。顺便问一句，你的驾驶执照是阿拉巴马州颁发的，你在那儿干什么？” “不关你的事。我现在想要一个律师，在此之前，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刚才说过，你刚才读的那些宪法权利，我明白得很。” 他知道他们这会儿想打听什么：他的本地住址和他停车的地方。他们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可他刚才逃跑了，这一点很可能足以说服一位当地法官找到适当理由，颁发一张搜索令，同意他们搜查他的房屋和汽车——只要他们知道在哪儿。他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发生这种事。 “律师的事，我们待会儿再说。”德尔培说，“但我想给你一个澄清自己的机会，说不定用不着把钱浪费在律师身上，你就能从这儿出去。” ?她打开马桶包，取出那台相机，还有一袋星巴克糖果。孩子们最喜欢这种糖果了。 “这些都是什么？”她问。 “照我看，不都明摆着吗？” 她拿起相机，仔细看着，仿佛以前从没见过相机似的。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照相。” “照孩子？” “我现在要见我的律师。” “还有这袋糖果呢？你拿这个准备干什么？给孩子们，对吗？” “我要见我的律师。” “去他妈的律师。”斯威策发火了，“我们逮住你了，布里斯班。你专门拍洗澡的孩子们，跟妈妈在一起、没穿衣服的孩子们。你他妈的真让我恶心。” 格拉登清清嗓子，用毫无表情的眼睛望着德尔培。 “他说的这些事我压根儿没干过。可我的确有个问题，很想问问。这犯法吗？你说呢？我不是说我真的干过这种事，但就算我干过，我可真不知道，拍海滩上的儿童照片现在成了犯法的事儿了。” 格拉登摇着头，似乎迷惑不解。德尔培同样摇着头，似乎厌恶之极。 “德尔培警探，我可以向你保证，许多司法先例都表示，为公众所接受的公开场所的裸露行为不应视为淫秽，在这里，这种裸露指的是母亲在海滩上替自己的小孩子洗澡。你看，如果摄影师因为拍摄这种照片获罪，那你就得一并起诉那个做母亲的，因为她替摄影师提供了这种机会。不过，这些你大概全都知道。刚才那一个半钟头里，你们俩中总有一个跟检察官商量过吧，这一点我敢肯定。” 斯威策横过桌面，朝他俯过身来。格拉登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一股烟味，还有烧烤土豆片的气味。他估计这些土豆片准是斯威策特意吃的，好让他在审讯过程中呼出的气息臭不可闻。 “好好听着，你这个杂种。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也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办过强奸案、谋杀案……可你们，你们这种人是这个星球上最下贱的东西。不想跟我们谈？好的，没关系。我们这么办，今晚就把你送进比斯开鲁监狱，把你关在大牢房里。我在那儿认识一些人，布里斯班，我会把话传出去。你知道恋童癖到了那儿会出什么事吗？” 格拉登缓缓转过头来，让他镇定的目光第一次直视斯威策的眼睛。 “警探，这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单凭你嘴里的那股味儿，就可以视为滥用刑罚。万一我真的因为在海滩拍照被判有罪，我说不定会以此作为我的上诉理由。” 斯威策抡起胳膊。 篇幅较长的报道大多将这类自杀视为与警察工作相关的风险。每一篇都以某一桩警察自杀事件开头，接着笔锋一转，便是心理病大夫和警察专家就警察开枪自杀展开讨论。所有文章都得出同一个结论，即警察自杀与工作压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另外，死者生活中都发生过严重影响心理的重大变故。 这些文章很有价值，因为我自己的报道中需要的专家都列在那儿了。其中有几篇还提到，联邦调查局正在资助一项针对警察自杀的研究，研究工作本身由华盛顿特区的执法研究所主持。我在这几篇文章上作了记号。说不定我的文章中也可以引用FBI或这个研究所的数据，让文章紧跟形势，同时增加它的可信性。 电话响起，是我的母亲。葬礼之后，我们一直没通过话。先是几句寒暄，说说我这趟旅行、大家都过得怎么样，随后，她转入正题。 “赖莉告诉我，你打算写肖恩的事。” 这不是句问话，但我仍旧像对待问话一样回答道： “是的，我准备写写他。” “为什么，约翰？” 她是唯一一个管我叫约翰的人。 “因为我不能不写……我没办法继续过下去，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我至少得作出努力，尽力了解他是怎么想的。” “你从小就总喜欢把好好的东西拆开，记得吗？你毁了多少玩具呀。” “妈，你是什么意思？这——” “我的意思是，把东西拆开之后，你并不一定能把它们重新装好。那样的话，你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约翰，什么都没得到。” “妈，你说的这些根本没意义。你听我说，我必须这么做。” 跟她说话时，我很容易一下子发起火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想没想过别人的感受？你不知道这些事登在报上很伤人吗？” “你是说爸爸？这么做说不定对他也有帮助。” 听筒里沉默了很久。我想象着她的模样：坐在她的厨房的桌边，紧紧闭着眼睛，听筒放在耳旁。我父亲或许也坐在那儿，却没有勇气和我谈论肖恩的事。 “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我轻声问，“你们中有谁知道？” “我们当然不知道。”她悲伤地说，“没有人知道。”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她最后一次恳求我。 “再考虑考虑吧，约翰。最好别公开出去，让我们静静地平复创伤吧。” “像萨拉的事那样？” “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从来不提那件事……什么都不告诉我。” “这会儿我不愿提。” “你永远不会提的。刚刚过了二十年而已。” “这种事，别那么冷嘲热讽的。”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想那样的。” “想想我跟你说的话，好吗？” “我会的。”我说，“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 她挂了电话，很生气。像我生她的气一样。她不愿我写肖恩，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感觉很像她仍旧护着他、更宠他一样。可他已经去了，而我还在。 我在座位上直起身，越过我的桌子所在的办公隔间向外望去。新闻大厅里，人们正陆陆续续前来上班。格伦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正在早版那儿与早版编辑讨论如何用堕胎医生枪击事件作一期封面故事。我缩回座位，让他们瞧不见我，也就不会想到拉我的差，让我做那篇故事的执笔人。执笔人这种差事，我是能躲就躲。如果发生了罪案或者灾难，他们会往现场派去一组记者，这些人再给我打电话，把得到的信息告诉我。然后，我就得赶在截稿时间之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还得煞费苦心琢磨应该在署名栏加上谁的名字。在报纸这一行中，这种活儿是最紧张、最刺激的。但我实在是被它淘空了。现在，我只想写我自己的谋杀报道，其他事儿别来烦我。 我正要拿起打印件，躲到别人视线之外的自助餐厅，但转念一想，还是留在这儿碰碰运气吧。我重新埋头读资料。我手头最生动的一份报道是《纽约时报》五个月之前刊载的一篇。这倒也不足为怪。《纽约时报》向来是报界的旗帜，是最棒的。我刚读了个开头，就马上决定把它留到最后，当成压轴大戏。将其他材料浏览一过之后，我起身又倒了杯咖啡，这才从头开始，细嚼慢咽，重读《时报》的文章。 这篇报道的着眼点是六个星期之内连续发生的三起警察自杀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全无关联，死者生前互不相识，但都是“蓝色警服忧郁症①的牺牲品”，文章里就是这么写的。其中两人用自己的佩枪在家中自杀，另一个在一家海洛因吸食者汇集的酒廊里上了吊（当着六个吸毒过量的瘾君子的面，把这几个吸得头晕眼花的家伙吓得魂飞魄散）。文章详细叙述了正在进行的警察自杀研究。这是一项合作研究，参与课题的两方分别是设在弗吉尼亚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与执法研究所。文章中援引了研究所所长内森•福特的话（我在继续往下读之前把这个名字记在记事本上）。福?说，该项目已经研究了最近五年间上报的每一起警察自杀事件，在导致当事人自杀的原因中寻找共同点。他说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判断谁更容易染上警察忧郁症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旦确诊，只要患病的警官寻求帮助，他完全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福特表示，该研究项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再以此为基础，形成一套规范，帮助警察负责人及早确认患上警察忧郁症的警官，以免为时太晚酿成悲剧。 这篇文章中还包括了一份补充报道，写的是一年前芝加哥的一起同类事件。当事警官曾经为此求诊，但诊治仍旧没有让他免于自杀。读着这份补充报道，我的胃里一阵发紧。报道说，芝加哥警探约翰•布鲁克斯深受由他负责的一起杀人案的困扰，于是开始在一位心理医生那里接受治疗。那是一桩绑架谋杀案，受害者是一个名叫鲍比•斯马瑟斯的十二岁男孩。那孩子失踪两天以后，人们在林肯公园动物园附近的一处路边雪堤发现了他的残尸。他是被扼死的，而且少了八根手指。 验尸结果表明，手指是在孩子生前被截断的。这一点，加上无法确认并捕获凶手，使布鲁克斯觉得难以承受。 “这个嘛，如果事情真的很重要，我想我会同意的。” 我们这会儿已经来到小屋前，我望着我那辆Tempo，就停在我哥哥停车的地方。 “我还想问个跟时间有关的问题。警察的报告说，听到枪响之后五秒钟内，你就已经看到车子了。而在五秒钟内，任何人都不可能从车旁跑进树林而不被你看到。” “对，绝对没这种可能性。我准会瞧见他。” “好的，那之后呢？” “什么之后？” “你跑到车边，发现有人中弹之后。你那天告诉我，你跑回这座小屋，打了两个电话。对吗？” “对，一个911报警电话，另一个打给我的上司。” “这么说，你当时在这座小屋里，无法看到汽车，是这样吗？” “对。” “这段时间有多长？” 佩纳点点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可那段时间是长是短无所谓呀，反正车里只有他一个人。” “我知道，不过还是请你回答我。多长？” 他耸耸肩，好像说这有什么，然后再次陷入了沉默。他走进小屋，做了个拿起电话的手势。 “911马上打通了，相当快。他们还记下了我的名字之类，这些事花了点儿时间。然后我给内线打了个电话，找道格•帕昆，我的老板。我说是件十万火急的大事，他们立即给我接通了。帕昆接了电话，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要我出去看着那辆车，直到警察赶到。就这些话。我放下电话就出门了。” 我盘算着，这些事都算上，他至少大约有三十秒钟看不见我哥哥那辆雪佛莱Caprice。 “第一次跑到车旁的时候，你试没试过所有车门，看能不能打开一扇？” “只试过驾驶席一侧，但所有车门都是锁上的。” “你怎么知道？” “警察到了以后试过所有车门，全是锁上的。他们用上了撬车门的工具，这才把锁打开。” 我点点头，说：“汽车后座呢？你昨天说车窗起雾了，你把脸凑近玻璃仔细看过后座吗？还有后座的地板？” 佩纳明白我问的是什么了。他想了想，否定地摇摇头。 “不，我没直接朝后座上看。我只是觉得车里只有他一个人。” “这些问题，警察们问过你吗？” “没有，没问过。但我懂你的意思。” 我点点头。 “最后一个问题。打报警电话时，你是怎么说的？说有人自杀，还是发生了枪击案？” “我……呃，我说这里有人开枪打了自个儿，我就是这么说的。我猜，他们那儿应该有录音带吧。” “可能有。多谢你了。” 第一阵小雪飘下来，我朝我的车走去。佩纳在身后叫道： “催眠的事儿怎么说？” “警察觉得该做的时候，他们会通知你的。” 上车前，我检查了后备箱。没有防滑链。 驶过博尔德城时，我停下车，进了一家名叫芸香书屋①的书店。这个名字起得真够恰当的 。我买了厚厚一大册《埃德加•爱伦•坡文集》，包括他的全部短篇小说和诗歌。我打算当晚开读。驶回丹佛的路上，我努力将佩纳的回答纳入我的新理论。无论我怎么琢磨他的话，都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可以推翻我的想法的东西。我对我的想法坚信不疑。 来到丹佛警察局后，特别调查科的人告诉我斯卡拉里出去了，所以我去了人身组。韦克斯勒坐在他的办公桌后，圣路易斯不在。 “该死。”韦克斯勒说，“又来给我找不痛快了？” “不。”我说，“怎么着？你想给我找不痛快？” “那得看你打算问我什么事。” “我哥哥的车在哪儿？重新分配成公务车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杰克？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们还是知道怎么办案的？” 他生气地一挥手，将手里的笔扔进墙角的垃圾筒，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于是又走过去，把笔拾起来。 “你瞧，我没打算教你们怎么办案，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我用平缓镇定的语气说，“我只想澄清我心里的疑点，可我越是澄清，疑点却越多。” “比如什么？” 我把跟佩纳见面的事告诉他。看得出来，他更恼怒了，脸涨得通红，左边下巴都轻轻颤抖起来。 “你看，你们已经结案了，”我说，“所以我当然可以跟佩纳谈谈。再说，你、斯卡拉里或者其他人的确错过了一些情况。佩纳打电话时，那辆车有半分多钟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这他妈的又能说明什么？” “你们关注的只是他看到汽车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只有五秒钟，没人能在这段时间内逃之夭夭。所以，自杀，结案。但佩纳告诉我车窗起雾了。车窗肯定起了雾，这样才能在上面写字。佩纳没有朝后座看也没有检查地板就匆匆离开车子，至少三十秒内看不到它。完全可能有人躺在后座，趁他打电话时下车跑进树林。轻而易举。” “你脑袋里塞了大便还是怎么？那儿还有遗言呢，这?么解释？手套上的射击残留物呢？”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挡风玻璃上写下一行字，留着火药的手套完全可能戴在凶手手上，杀人后摘下来给肖恩戴上。三十秒，这段时间可不短。说不定还不止三十秒，很可能更长。他打了两个电话呀，韦克斯。” “这种可能性太小。真要那样，凶手押在佩纳身上的赌注就太大了，赌他肯定会花那么长时间。” “或许用不着。或许他觉得，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时间，他可以干脆把佩纳一块儿干掉。按你们办这件案子的思路，只会说肖恩杀了佩纳，再开枪自杀。” “胡说八道，杰克。我爱你哥哥，就跟他是我他妈自个儿的兄弟一样。你以为我乐意相信他自己给自己吃了颗该死的子弹不成？” “我问你，听说肖恩的事时，你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张桌子后坐着，怎么了？” “谁告诉你的？别人电话上告诉你的？” “对，我接到个电话，是警长打的。公园方面打电话通知值班警长，他又给我们的上级警长打了电话。”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原话是什么？” 韦克斯勒迟疑了一会儿，想着当时的话。 “记不清了。他只说麦克死了。” “是这么说的还是说麦克自杀了？” “我不记得他当时的原话了，可能是说自杀了。你想说明什么？” “那边那个护林员打电话报警时说肖恩开枪自杀了，整件事于是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你们去那儿之前就认定是一桩自杀案，看到的自然也是自杀案。你们带着一张图去，在那里发现的片断正好可以嵌进那张图里。这里人人都知道洛夫顿案对他的压力，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们事先便准备相信自杀的结论了。你甚至让我也相信了，就在那晚开车去博尔德城的路上。” 他来到电话机旁，拨了克拉斯纳给他的号码。铃响四声后，斯威策拿起了听筒。 “忙吗，斯威策？” “你是谁？” “是我呀。孩子们怎么样？” “什——你到底是谁？” 格拉登的本能告诉他马上放下电话。别碰他们的孩子。但他实在太好奇了。 “你拿了我的照相机。”他说。 听筒里短暂地静了一刻。 “布里斯班先生。过得好吗？” “很好，警探，谢谢。” “你说得对，你的相机在我们这儿。你有权索回，因为那是你的谋生工具。你想定个时间取回相机吗？” 格拉登闭上眼睛，手将电话攥得紧紧的，直到他担心把电话捏碎为止。他们知道了。如果他们不知道，肯定会告诉他相机的事儿就甭想了。但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情况，想诱他自投罗网。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到底知道多少？格拉登恨不得放声大吼，但他脑子里还有一个更有权威的念头，告诫他保持冷静。一步都错不得，他告诉自己。 “我会考虑的。” “哦，这相机看样子挺不错。我不懂怎么操作，但要送给我，我倒也不介意。它就在这儿，如果你想——” “操你妈，斯威策。” 他被自己的愤怒控制了。格拉登咬牙切齿地吐出了这句话。 “你听着，布里斯班，这是我的工作。如果你觉得不爽，过来找我，我们再看怎么解决。如果你想要回你那台操蛋相机，你照样得自己过来拿。我不会拿着电话听你——” “你有孩子吗，斯威策？” 听筒里沉默了很久，但格拉登知道，那警探还在。 “你刚才说什么？” “你听得很清楚。” “你这个操蛋狗杂种，你在威胁我的家人吗？” 现在轮到格拉登半天不吱声了。接着，他的喉咙里响起一阵低沉的声音，渐渐变大，化为疯狂的大笑。他并不收敛，尽情大笑，直到这笑声充斥自己的耳鼓和脑海。然后，他骤然将听筒狠狠砸在机座上。笑声遽然中断，像被一柄快刀在喉头切断。脸上挂着狰狞的表情，他咬牙切齿，冲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吼起来。 “去你妈的！” 格拉登再次打开手提电脑，进入图片目录。就手提电脑而言，这台电脑的屏幕已经是最高端的了，但它的显卡仍然远远不及台式机。不过图片还是足够清晰，将就凑合也够了。他一张张浏览着目录下的照片，有活人的，也有死人的，阴森可怖。但格拉登却从中找到了安慰，体会到一种掌控他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感觉。 但是，看到这些照片，想起他做过的事，格拉登仍旧感到了悲伤。所有这些小牺牲者。他们的牺牲，使他得以抚平自己的创伤。他知道这种做法是多么自私，这种行为是多么扭曲。他用他们的牺牲换来金钱，一想起这个，他再也感受不到安慰，相反，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憎恨和厌恶。斯威策和其他人是对的，他理应被人追猎。 他仰面朝天躺了下来，盯着水渍斑斑的天花板。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合上眼睛，极力入睡、忘却。但眼睛一闭上，他的“好伙伴”便会出现在眼睑后的黑暗中。和往常一样，他出现了，脸绷得紧紧的，嘴唇像一道可怕的伤口。 格拉登睁开眼睛，望着房门。刚才有一记敲门声。他迅速爬起来，这时，他听到了钥匙插进外面门把手的锁孔里的金属刮擦声。他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斯威策跟踪了刚才那个电话。他们料到他会打电话！ 房门推开，外面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小个子黑人妇女，胳膊上搭着两条毛巾。 “整理房间的。”她说，“这么晚才来，真抱歉。今天实在太忙了，明天我一定先做您的房间。” 格拉登吐出一口气，发现是他自己疏忽了，没有挂出“请勿打扰”的牌子。 “没关系。”他急忙赶过去，把她堵在门口。“反正今天只换毛巾就行。” 取过毛巾时，他注意到了她制服上的名字：伊万杰琳。她还有一张可爱的脸。他顿时为她惋惜起来：干的竟是这样的工作，替别人洗洗涮涮。 “谢谢你，伊万杰琳。” 他发现她的目光越过他射向屋内，落在床上。床仍旧铺得好好的，他昨晚没把床罩拉下来。接着，她的目光转到他脸上，点点头，勉强露出一丝微笑。 “您只需要换毛巾吗？” “对，伊万杰琳。” “谢谢您，再见。” 格拉登关上房门，转过身来。就在那儿，床上，手提电脑敞开着。屏幕上是那组照片中的一张。他回身打开房门，站在门框下她刚才站的地方。他望着电脑。看得见。男孩躺在地上，身边白茫茫的雪地上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血迹。 他疾步来到电脑旁，一按他自己编写的紧急关机程序按键。门还开着。格拉登脑筋飞转。耶稣啊，他想，大错已经铸成。 他重新走到门边，出门。伊万杰琳还在前面的过道里，身旁是堆放整理房间用品的推车。她转头望着他，脸上看不出什么。但格拉登知道，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他不能光凭这个女人的脸部表情决定是否相信她，这样太危险了。 “伊万杰琳，”他说，“我改主意了。房间整理一遍也好，反正我也需要厕纸和肥皂。” 她正在书写板上写着什么。她放下书写板，弯腰从推车里取厕纸和肥皂。格拉登仔细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注意到这女人在嚼口香糖，不停地用舌头转动着。当着别人的面，这么做是极其不礼貌的，把他当成了隐形人，把他视若无物。 伊万杰琳从推车里取出厕纸和肥皂，朝他走来。他的双手仍然插在口袋里，后退一步，让她进屋。她进去之后，格拉登走到推车前，看了看她放在推车上的书写板。一一二房后记了一笔：“只换毛巾”。 回房间前，格拉登四下望了望。这家汽车旅馆有两层楼，每层二十四间房，围成一个院子。对面二楼也有一辆推车，停在一扇敞开的门口，看不见女佣。天太冷，院子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他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 他走进房间，关上房门。伊万杰琳正从浴室出来，拿着从垃圾筒取出来的垃圾袋。 “先生，我们进入客房打扫时，必须打开房门。这是规定。” 她朝房门走去，他堵住去路。 “你看到那张照片了？” “什么？先生，我必须打开——” “你看到电脑上的照片了吗？在我床上？” 他指着那台手提电脑，注视着她的眼睛。她看上去十分困惑，但并没移开视线。 “什么照片？” 她转过头去，看看凹陷的床铺，又转头面对他，一脸不解，而且渐渐有些生气了。 “我什么都没拿。要是觉得我拿了什么，你这就跟巴尔斯先生打电话好了。我是个诚实的女人，他尽可以吩咐其他姑娘搜我的身。我没拿你的照片，连你说的照片是什么都不知道。” 格拉登观察着她，片刻之后，他笑了。 “你知道，伊万杰琳，我想你很可能是个诚实的女人。但我必须有把握才行，请你理解。” “长话短说吧，我的目的是弄清他为什么自杀，结果发现他没有自杀。” 我望着他，我抓住了他的注意力。 “你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自杀？” “迄今为止，我的调查表明，我哥哥的所谓自杀是一桩伪装得极好的谋杀。有人杀了他。这个案子现在已经重开调查了。我还把这件事与去年发生在芝加哥的另一桩被认定为警察自杀的案子联系起来。我今天早上才从芝加哥赶过来。芝加哥和丹佛的警察，还有我，认为或许有人在全国范围内活动，杀死警察，并且伪装成自杀事件。其他警察自杀案是不是也有这类情况？解答这个问题的锁钥或许就隐藏在贵所警察自杀研究项目所搜集的资料里，你们这儿有最近五年全国警察自杀的所有记录。” 我们俩好一阵子一言不发。沃伦直勾勾地瞪着我。 “我想，你最好还是别长话短说，跟我详细说说整个经过。”他终于开口了，“不，先等等。” 他抬起手，比了个交通路牌上的停止标志，拿起电话，拨了个缩位快拨号码。 “德雷克斯吗？我是迈克。听着，我知道我迟到了，但我这会儿实在走不开。出了点事儿……不行……咱们只能另约时间了。我明天再跟你谈吧。谢谢，再见。” 他放下电话，望着我。 “没什么，只是吃顿中饭。好了，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吧。” 半个小时以后，沃伦打了个电话，安排会面，然后带我穿过迷宫似的研究所走廊，来到一个标着三八三的房间。这是间会议室，内森•福特博士和奥莱恩•弗雷德里克在里面等着我们。彼此介绍几句之后，沃伦和我坐了下来。 弗雷德里克小姐看上去才二十几岁，一头卷曲的金发，脸上的表情似乎不大感兴趣。于是福特立即成了我关注的对象。沃伦已经告诉过我，所里是不是同意帮助我，全看这个福特。这位所长是个身穿深色西装的小个子，但一看就知道，这屋里是他说了算。他戴着一副宽边黑框眼镜，淡红色镜片，一部没有半点杂色的灰胡子，跟他的头发很衬。我们在那张椭圆形大会议桌边依次就坐时，他的眼睛随着我们转动，但脑袋却没怎么动。他双肘支在桌面上，两手交握，放在面前。 “咱们这就开始吧。”介绍刚完，他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看最好还是让杰克把他刚才告诉我的情况再复述一遍，”沃伦说，“之后咱们再讨论。杰克，从头再说一遍没关系吧？” “没关系。” “这次我要作点记录。” 我讲的和刚才差不多，但时不时地，我会又想起一点细节，虽说并不重要，但我还是一古脑儿说了出来。我知道，我必须好好震一震这个福特，因为他能决定究竟让不让奥莱恩•弗雷德里克帮助我。 我的整个叙述只被打断过一次。是弗雷德里克。我说到我哥哥的死时，她插嘴说，丹佛警察局已经向这里递交了那件自杀案的报表。我告诉她，那份报表可以扔进垃圾筒了。说完我的故事之后，我望着沃伦。 “我遗漏什么情况了吗？” “我没发现。” 我们俩都望着福特，等待着。这段时间里，他没怎么动弹，这时，他抬起交握的双手，一下下轻轻碰着下巴，考虑着。不知他是哪一学科的博士？管理这样一个研究所需要哪一类学问？我看，他更多的是个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博士。 “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轻声说，“我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激动，也明白沃伦先生为什么激动。他这辈子主要干的就是记者的工作。我看，有时候，他骨子里还是个记者。这一点，有时恐怕并不利于他现在的工作。” 挥出这一记重拳时，他没看沃伦。他的眼睛盯着我。 “但是，有个问题我还是没弄明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才没有像你们俩一样激动。那就是，这和敝所有什么关系？这一点还请赐教，麦克沃伊先生。” “福特先生，”沃伦插嘴说，“杰克是想——” “请别说话，”福特打断他，“我想听听麦克沃伊先生的看法。” 我想尽量用词精确，福特却不愿听我说废话，他只想知道这事对他有什么好处。 “自杀项目应该储存在电脑中，对吗？” “没错。”福特说，“我们的研究主要是用电脑对各个案件作出比较。至于实地采集资料，我们依靠分布各地的大批警察局，由它们递交报告——也就是弗雷德里克小姐刚才提到的报表。这些材料被输入电脑。但光是输入并没有意义，必须由富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分析其中的事实，阐明其意义。具体到这个项目，分析原始材料的工作由我们的研究人员与FBI的专家联合完成。” “这些我知道。”我说，“我想说的是，你们这里拥有一大批有关警察自杀事件的资料。” “我相信过去五六年的资料都在这儿。这项工作早在奥莱恩加入该项目之前就开始了。” “我需要进入你们的数据库。” “为什么？” “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是我们，而不是我一个人，芝加哥和丹佛的警探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有两桩相互联系的案子——” “看似相关。” “对，看似相关。但如果这两桩案子真的有关联，追查下去的话，或许还会发现更多相关案件。当然，也可能只有寥寥几件，甚至一无所获。我想好好查查，而你们这里有数据，最近几年上报的全部警察自杀案。我想进入你们的电脑，看有没有伪装成自杀的谋杀案。那种案子或许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的杰作。” “你打算怎么着手？”弗雷德里克说，“报到我们这里的这类案子有好几百件呢。” “警察局报上来的那种报表，里面包括死者的警衔、局内岗位吗？” “有的。” “我们先查从事杀人案调查的警探自杀案。我有个理论，这家伙杀的都是负责杀人案的警察。或许是那种被捕猎者转而猎杀捕猎者的把戏。这里头的心理我也弄不清，但我就想从这里着手，查负责杀人案的警探。有所突破之后再各个击破。我们需要死者遗书。从——” “遗书没有保存在电脑里。”弗雷德里克说，“每个案子中，如果搞到了遗书的复印件，我们会保存在原始文件卷宗里。我们的研究不包括遗书，除非它能说明死者自杀的原因。” “但你们手里还是有遗书复印件？” “对，全在这儿，保存在卷宗里。” “要拿过来。”沃伦激动地说。 此言一出，屋子里顿时静了下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到福特身上。 “还有一个问题。”所长终于开口了，“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件事吗？” “眼下我没把握。”我说，“但我知道，芝加哥和丹佛警察局会复核我做过的调查。只要没发现什么破绽，他们就会通知FBI，再由FBI接手。” 福特点点头，说：“麦克沃伊先生，你能先在休息室稍等片刻吗？我想私下跟弗雷德里克小姐和沃伦先生谈谈，再作出决定。” “没问题。”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我在门口迟疑了一下，望着福特说：“我希望……我是说……我希望咱们能把这件事做起来。但无论结果如何，谢谢你们。” 没等迈克尔•沃伦开口，他的脸色已经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坐在休息区粗劣的合成面料沙发上等待结果，只见他垂着眼睛，从走廊那头过来。看见我后，他只摇了摇头。 “这是福特说的？” “不是，是从奥莱恩那儿听说的。福特没向巴克斯报告，只告诉了雷切尔•沃林。他说，她——” “等等，雷切尔•沃林？”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我想了想，记起来了。特里萨•洛夫顿一案中，发给肖恩的罪犯心理分析形象报告上署的就是这个名字。 “对，雷切尔•沃林。她是FBI的罪犯心理形象分析员。怎么了？” “没什么，这个名字挺耳熟的。” “她是巴克斯的手下，算是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和研究所自杀项目之间的联系人。据奥莱恩说，她告诉福特，说想看看全部档案，说不定还想和你谈谈。” “说不定我会抢先一步，和她谈谈呢。”我站起来，“咱们走吧。” “听着，还有件事。”他也站起来，“这件事我没干过，懂了吗？这些材料，你只能用在调查上，不能在发表的文章中说你查阅了研究所的档案，甚至不能承认你见过这些档案，一份都没见过。要不然，我的工作说不定就报销了。你答应吗？” “绝对没问题。” “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答应，答应你刚才所说的全部条件。” 我们朝门口走去。 “想想真有意思。”他说，“当记者时跟消息来源打了这么多交道，我从来没意识到那些线人为我担了多大风险。现在总算明白了。还真有点吓人呢。” 我只望着他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惟恐一句话不合适，让他改变心意，径直回家去了。 我们乘他的车去研究所。路上，他又添了几条规矩。 “你的文章中不能提及我这个消息来源的名字，行吗？” “行。” “得自我的线索也不能说成来自‘研究所内部的人士’，只能用‘熟知这项调查的人士’，行吗？这种提法还能替我遮掩一下。” “行。” “你想找的是一些名字，这些名字或许跟你所追查的凶手有关联。如果真的找到了，很好，但你的文章中不能说明你是怎么查出这批名字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这些咱们早就谈妥了，你是安全的，迈克。我不会透露我的消息来源。绝对不会。我想做的只是利用在这里查到的东西引出更为确切的线索。这些都是不见报的幕后工作，没问题。” 他安静了一会儿，但没过多久便再一次疑神疑鬼起来。 “不管怎么掩饰，他肯定会知道泄露消息的人是我。” “要不，咱们就此打住？我不愿害你砸饭碗。我还是走FBI那条路好了。” 我实在不愿那么做，但我不得不给他这种选择。我还没那么过分，单为一篇文章就让一个人丢掉工作。我的良心过意不去。反正我手里已经有不少好材料了。 “有沃林插手，你甭想从调查局打听出什么。” “你熟悉她？她是个不通人情的人？” “是啊，硬得跟爪子一样，还是磨利了的爪子。有一次，我想跟她套套近乎，结果干干脆脆吃了一碗闭门羹。奥莱恩告诉我，她前一阵子离婚了。估计到现在还抱着那种‘男人全是猪’的想法没松手。照我看，她这辈子是松不了手了。” 我没再说下去。沃伦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不想劝阻他。 “你也别担心福特。”过了一会儿，他说，“就算他认定是我，照样拿我没什么辙。我反正一口咬定不是我。所以，除非你背约，他只能怀疑，干不了什么。” “我这边，你用不着担心。” 他在宪法大街离研究所半个街区的地方发现一个车位，停下车。下车之后，我们呼出的气成了一团团白烟。我很紧张。其实，担心饭碗的不止他一个，我也一样。 没有需要应付的门卫，也没有突然蹦出哪个熬夜加班的员工，我们用沃伦的钥匙打开前门。他知道地方，熟门熟路。 档案室大约有两个车库那么大，里面是八英尺高的钢制文件架，上面是一摞摞马尼拉纸卷宗，卷宗上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 “咱们怎么着手？”我悄声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打印纸。 “自杀案全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咱们查名字，把报表拿到我的办公室，再把需要的部分复印下来。我走的时候没关复印机，咱们连预热都不需要。还有，你也用不着压低嗓门，这儿没人。” 他两次用了“咱们”这个词儿，我注意到了，但什么都没说。他领我走进文件架之间的一条过道，手指指点着架子上打印出来的项目名称，总算找到了存放自杀案的地方。这些卷宗上贴着红色标签。 “在这儿。”沃伦抬手一指。 这些卷宗都很薄，但足足占据了三个文件架。奥莱恩•弗雷德里克说得对，这类案件真的有好几百桩。标签从卷宗里凸出来，每个标签都是一条命。这些架子承载着多少伤痛啊。现在，我只希望其中一些并不属于这里。沃伦将打印纸递给我，我扫视着上面列出的十三个名字。 “这么多自杀案里，只有十三个负责凶杀案的警官？” ?对。这个项目收集的警察自杀事件有一千六百桩，平均每年三百来件。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巡警。侦破杀人案的警官当然也能看到尸体，可我想，等他们赶到时，凶杀的第一波冲击已经过去了。再说，这些警察一般都是最聪明、最坚强的。看样子，开枪自杀的大多数都是片区巡警。我只找到十三例，你哥哥和布鲁克斯不算在内。他们的材料也在这儿，但我猜，你手头已经有了。” 我没作声，只点了点头。 抽出卷宗只花了不到五分钟。沃伦从我的记事本上撕了一页纸，记下抽取档案的位置，放回去时一下子就能找到地方。这活儿可真够紧张的。虽说不像在哪个停车场里跟“深喉”那种可以将总统拉下马的线人会面，但我的肾上腺素分泌量仍旧大大增加了。 不过，我的线人虽然不是“深喉”，但线人就是线人，无论他提供的线索重不重要，他总有他的理由、他的动机，这才会冒险跟你站在同一阵线上。可我却猜不透沃伦的动机。这是个重大报道不假，但并不是他的报道。帮我的忙，除了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件事之外，他什么都得不到。单单参与就够了吗？我不知道，但我决定，虽说我们之间已经有了线人和记者的这种神圣契约，我还是得防着他点儿——直到我了解到他的真实动机为止。 拿到档案以后，我们穿过两条走廊，回到三○三室。前面的沃伦骤然止步，我差点一头撞上他。办公室的房门没关，开着一道两英寸的门缝。他指指门缝，摇摇头，示意他离开时并没敞着房门。我耸了耸肩，以此表明由他决定该怎么办。他侧过脑袋，一只耳朵冲着门缝，听着里面的动静。我也听见了，像揉纸团的声音，还有一阵刷刷声。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紧。沃伦朝我转过身来，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就在这时，房门向内一拉，开了。 就像倒下一列多米诺骨牌。沃伦惊得一跳，接下来是我，第三个吓了一跳的是出现在门口的那个亚洲男人。他一只手拿着掸子，另一只手里是个垃圾口袋。半晌之后，我们三人才缓过气来。 “对不起先生，”那个亚洲人说，“我在打扫您的办公室。” “自杀案中，有看上去合适的吗？”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你从哪儿打电话？” “家里，怎么了？” “你不是说你住在马里兰州吗？”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从你家往这儿打算长途，对吗？你的电话单上会留下记录，伙计，显示你往这儿打过电话。你怎么不想想？” 我不敢相信他竟如此疏忽，特别是在联邦调查局和雷切尔•沃林特工已经盯上我的情况下——这还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呢。 “哎呀，他妈的。我……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没人会调查我的电话记录。妈的，我泄露的又不是什么国防机密。” “我不知道，你比我更了解FBI。” “别在乎他们了。你发现了什么？” “跟你说了，我还在分析。有几个名字看上去挺有希望。几个名字而已。” “哦，那好。没有白白冒险，我很高兴。” 我点点头，之后才意识到他看不到。 “是啊。还是那句话，多谢。我得继续工作了，得趁精神头儿还行时赶紧弄完。” “好吧，我就不打扰了。有机会的话，明天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的进展。” “这样合适吗，迈克尔？我觉得咱们最好还是保持低调，别引起旁人注意。” “好吧，你说了算。反正我最后能从报上读到。你有截稿期吗？” “没有，编辑还没跟我提过截稿期的事。” “你的编辑对你真不错。继续干吧，狩猎愉快。” 我又回到诗句的包围中。诗人已经死了一百五十年，但仍从坟墓中伸出手来，紧紧攫住我。爱伦•坡是位擅长营造氛围、控制节奏的大师。他的诗调子极其阴郁，节奏常常近乎癫狂。我发现自己时常用他的诗句对照我的生活。“我孤身一人 /独居在一个呜咽不已的世界，”爱伦•坡这样写道，“我的灵魂是一片静止的潮流。”至少在这一刻，这些极具穿透力的句子完美地写出了我的生活。 我继续读下去。读到那首《湖》时，我已经完全沉浸在诗人自己的忧伤情绪中。 夜色铺开它的柩衣 笼罩一切，笼罩这里， 神秘的风一阵阵拂过， 发出忧伤的低语—— 这时——啊就在这时，我会遽然惊起 被这片孤独之湖的恐怖攫住 爱伦•坡复活了我自己可怕的记忆。我的过去恰如诗中所说，如噩梦般纠缠着我。他越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伸出一根冰冷的手指，触到了我的心房。 怨毒的波涛挟带着死亡， 喷涌的波峰恰如坟丘 凌晨三点，我读完了最后一首诗。我又找到了一处和自杀者遗言相符的诗句，只有一处。报表中所述那位达拉斯警探加兰•佩特里的遗言——“悲哀啊，我知道，我的青春遭人褫夺”——引自爱伦•坡的《致安妮》。 但那位萨拉索塔县警探贝尔特伦的遗言不见于爱伦•坡的诗作。我最初还以为我太疲倦，读漏了。转念一想，尽管一直读到深夜，但我读得非常仔细，不可能遗漏。“上帝怜悯我可怜的灵魂”，确实没有这一句。我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位自杀者最后的祈祷，那句充满痛苦的遗言确实是他自己的话。我从名单上划掉了贝尔特伦的名字。 我强打精神抵抗睡意，专心研究我的笔记。我最后认定，巴尔的摩的麦卡弗蒂一案与芝加哥的布鲁克斯案实在太过相似，无法忽略不计。现在我知道明天我要做什么了。我要前往巴尔的摩，进一步了解情况。 那一晚，我又做了那个梦。一生之中，只有这个噩梦一遍又一遍在深夜萦绕不去。和往常一样，我梦到我穿行在一片封冻的湖面上，脚下是蓝黑色的冰层。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觉得四野茫茫，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天边只有刺眼的白色。我低下头，继续走。我听到一个女孩呼救的声音，于是放慢脚步，犹豫不决。我四下看看，看不到她，于是转身继续前进。一步，两步。就在这时，一只手穿过湖面的冰层，紧紧抓住我，将我朝冰面不断扩大的窟窿下拖去。它是想把我拖下去还是想借着我把它自己拖上来？尽管我无数次做过这个梦，但这个问题我始终没弄明白。 我所看到的只有那只手，还有一只细细的胳膊，从黑沉沉的水中伸上来。我知道，那是一只死人的手。然后，我醒了。 灯和电视仍旧开着。我坐起身，四周望望，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接着，我记起这是哪里，我在做什么。我坐了一会儿，直到噩梦带来的惧意彻底消去。我关掉电视，走到室内小酒柜前，扯开封条，打开柜门。我选了一小瓶苦杏酒，没用杯子，就着瓶口喝起来。我查了查房间里的酒水单。六美元。我研究着这份酒水单和上面昂贵的价钱，只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 最后，酒让我胸口暖和起来。我在床上坐下，看了看钟点。差一刻五点。我需要重新躺下，需要睡眠。我钻进床罩下，从床头桌上拿过那本书，翻到《湖》，重新读起来。我的目光不断落到那两句诗行上。 怨毒的波涛挟带着死亡， 喷涌的波峰恰如坟丘。 终于，疲劳战胜了纷乱的思绪。我放下书本，躺倒在床褥形成的小窝里。之后，我睡得像个死人。 到了乔治敦以南，交通情况终于缓和了一点。雷切尔•沃林稍稍放松下来，至少想起车里还有我这么个人。只见她伸手从烟灰缸那儿抽出一张白色卡片。她打开驾驶室顶灯，把卡片放在方向盘上，便于一边驾驶一边读。 “你有笔吗？” “什么？” “笔。我还以为每个记者都随身带笔呢。” “我有笔。” “好。我要向你宣读你的宪法权利。” “什么权利！你早就侵犯了我的宪法权利。” 她照读不误，然后问我是不是了解这些权利。我嘟哝着说了解。她将卡片递给我。 “好。我要你拿出笔，在卡片背后签上你的名字和日期。” 我照办了，然后将卡片交还给她。她吹干上面的墨迹，把卡片放进衣袋。 “行了。”她说，“咱们现在可以谈谈了，除非你打算先给你的律师打电话。你是怎么进入研究所的。” “我不是非法闯入。在和律师谈过之前，我只能说这么多。” “证据已经给你看过。你打算说那张纸不是你的吗？” “纸的事，我可以解释……听着，我只能说，在取得这些复印件的过程中，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继续说下去的话，我就会暴露我的……” 我没有说完。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不能透露我的消息来源——老一套把戏了。麦克沃伊先生，今天一整天，你在哪儿？我从中午一直等到现在。” “我在巴尔的摩。” “做什么？” “与你无关。这些报表是复印件，原件在你那儿。自己琢磨去。” “麦卡弗蒂案。你知道，干涉FBI的调查活动会给你另外增加几条罪名。” 我用我能发出的最冷的冷笑回答她。 “得了吧。”我嘲弄地说，“什么FBI的调查活动？要不是我昨天和福特说的那些话，你这会儿还待在办公室里数你手头有多少警察自杀案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调查局就是这么办事的，对吗？如果出现了一个好主意，噢，那是我们的主意。如果破了案子，那是我们破的案。除此之外，你们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任凭犯罪分子在你们眼皮底下活动。” “老天，你竟然成了破案专家了。难道有谁死了，鬼魂附在你身上了？” “对，我哥哥。” 她没料到这一句，一句话让她噎了几分钟说不出话来。这句话似乎击穿了她那层强悍的甲胄。 “我很遗憾。”她终于说。 “我也是。” 因为肖恩的遭遇而产生的怒火重新炽燃起来，但我硬生生压下火头。她是个陌生人，我不可能把这么切身的事与她共享。我压制住感情，另寻话头。 “知道吗，说不定你还认识他呢。他曾向调查局提交过报告，FBI返给他的罪犯心理分析形象报告上面有你的签名。” “对，我知道。但我们没谈过话。” “现在，你能不能回答一个我的问题？” “也许。问吧。”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我怀疑是不是沃伦向她招供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欠他什么了。我才不肯为了保护一个出卖我的人进监狱呢。 “这倒不难。”她说，“我从研究所的福特博士那儿知道了你的名字和来历。昨天你跟他那次小小的会谈之后，他就给我打了电话。我今天一早就去了研究所。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那些档案看严点。我猜得一点儿没错，只是晚了一步。你的动作还真挺快。我找到了那张记者记事本里的纸页，那以后，很容易就能猜出你去了那儿。” “我并不是非法闯入。” “这个嘛，研究所里你联系的所有人都表示没有给予你出入许可。事实上，福特博士特意指出，他告诉过你，在得到调查局许可之前，你不能接触那些材料。可是，材料竟然在你手里。真怪，不是吗？”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希尔顿饭店？难道你还找到了一张写着这个地址的纸条？” “从你的编辑那儿诈来的，容易，跟诈一个复印伙计一样。我告诉他，我手头有你需要的重要信息，他就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了。” 我露出了笑容，但把脸转向车窗，让她看不见。她刚刚犯了个错误。把我的地址告诉她的人是沃伦。明明白白，就跟她径直告诉我一样。 “他们现在不用复印伙计这个说法了。”我说，“有歧视嫌疑。” “改叫复印者？” “差不多。” 我不动声色，注视着她。自从上车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总算扳回了局势。现在，我以新的眼光审视她在饭店房间里的行为，还有她摆出的那副自信派头（装得真像）。现在占上风的是我，我可以把她摆弄于股掌之上。 “我还以为你们FBI总是两人一组值勤。”我说。 我们停在一处红灯路口，前面就是高速公路入口。我得马上行动。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她说，“但今天特别忙，许多人出任务去了。再说，离开匡蒂科时，我还以为只是去研究所一趟，跟奥莱恩和福特博?谈谈，取回档案，没打算拘捕什么人。” 她的把戏露出重重破绽。我已经彻底明白了。不戴手铐，没有搭档，还让我坐在前座。我一清二楚，格雷格•格伦不知道我在华盛顿的住址。我没告诉他，也没通过《落基山新闻报》的行程安排办公室预订房间，因为时间来不及。 我的电脑包放在我们两人之间，电脑包上搁着复印材料、爱伦•坡文集和我的记事本。我伸手过去，把东西拿过来，放在我的膝头。 “你在干什么？”她问。 “我要下车。”我把复印材料往她膝头一扔。“这些你留着吧。需要的信息我已经搞到了。” 我一扳门把手，打开车门。 “你他妈的敢动一动！” 我望着她，笑了。 “你知道吗？你说脏话，因为你想重新确立你凌驾于我的地位，可惜这种努力是白费力气。听着，这出戏你演得其实挺好，可惜你的正确答案用光了。我坐出租回饭店，不麻烦你了，我还有篇报道要写。” 我下了车，走上便道。我四下看看，发现了一家便利店，窗前放着电话。我朝那个方向走去。接着，只见她的车插进停车场，横在我面前。她一个急刹车，跳下车来。 “你在犯一个大错误。”她说，朝我急步走来。 “什么错误？犯错误的是你。你耍这套把戏，目的何在？” 她直愣愣地瞪着我，哑口无言。 “好吧，我来说说你的目的。”我说，“这是讹诈。” “讹诈？我为什么要讹诈你？” “‘诗人’。” “什么？” “我们称这个凶手为‘诗人’。每次成立专案组，都会给调查对象一个代号。” “老天啊。”我说，“小报准会爱死这个称呼的。我现在就能看到它们的通栏大标题，《诗人四处屠戮，既无韵脚，也无理智》。全是你们这伙人自找的。” “小报不会知道这个代号。巴克斯一门心思以最快速度抓住这个人，他不想让案子拖下去，成天担惊受怕，惟恐媒体打听出什么。” 一片沉默。我在想该怎么反击这句话。 “难道你不觉得你忘了点什么吗？”我终于说道。 “杰克，我知道你是个记者，而且这一切都是你开的头。但你得理解我们，一旦你掀起一场媒体风暴，集中火力报道这个人，我们永远别想抓住他。会打草惊蛇的，他会钻进石头底下再不露面。我们就没机会了。” “这个嘛，我花的不是纳税人的钱。人家付我薪水，就是要我报道这类事件……FBI无权吩咐我写什么、什么时候写。” “你不能使用我刚才告诉你的情报。” “这我知道。我保证过，当然会信守诺言。其实我用不着你提供的信息。我早已经知道了。大部分都知道，除了贝尔特伦一个人。我只需要读读这本书前面的爱伦•坡生平简介，就能看到他的遗言……我不需要FBI的信息，也无需得到它的许可才能发表文章。” 此言一出，沉默再次降临。我看得出她在生闷气，但我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必须精明地打出我手里的牌。这种游戏里没有反悔的余地。几分钟后，我看到了匡蒂科的路标。我们快到了。 “听着，”我说，“报道的事，咱们待会儿再讨论。我不会撒腿就跑，马上动笔。我的编辑和我会先好好谈谈，我会把我们的打算告诉你。怎么样？” “行啊，杰克。你和编辑讨论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能想想你的哥哥。我敢说，你的编辑是不会想他的。” “喂，你替我做件好事行不行？别老跟我提我的哥哥、我的动机之类。你既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他，更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 “好的。” 一片冷冰冰的沉默中，我们行驶了几英里。我的火气下去了一点，我开始寻思自己是不是太不客气了。她的目的是抓住这个他们称之为诗人的人，这同样也是我的目的。 “听着，刚才的话，我很抱歉。”我说，“我还是觉得咱们可以互相帮助。我们可以合作，或许能抓住那个人。” “我不知道。”她说，“无论我说什么，我的话都会登在报纸上，然后上电视、上小报。在这种情形下，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合作的必要。你说得对，我确实不知道你心里的想法。我不了解你，也不觉得可以信任你。” 她没有再说一句话，直到我们来到匡蒂科的大门。 “同意，但只限于这期间。” “行。如果你想改变现在这个安排，只需要告诉我或者雷切尔，咱们再商量该怎么办。到时候，你能签一份协议吗？” “没问题。但协议必须由我起草。” 巴克斯点点头，仿佛我在一个重大争议问题上赢了一分似的。 “很公道。”他将他的咖啡杯移到一旁，掸掉手掌上某些看不见的不洁之物，然后向我倾过身体。“杰克，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就将召开一个情况评估会。我想雷切尔肯定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正全力侦破此案。在我看来，这次调查中的任何懈怠都相当于渎职。我把我的全部人马都用上了，还从行为科学部的其他部门借了六名特工。以前从没有哪个案子投入过如此之大的力量。” “听到这些，我很高兴……鲍勃。” 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完全不介意这种尔汝相称的做法。这是一个小小的测验。他一直叫我杰克，而不是麦克沃伊先生，似乎把我当成了跟他地位相当的自己人。我想瞧瞧看，如果我也这么称呼他，他会有什么反应。看样子还行。 “你做的调查非常出色。”巴克斯继续说，“你的成果让我们有了一张清晰的蓝图。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想告诉你，我们已经在这个案子上花了足足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了。” 我发现刚才在沃林的办公室和我讲话的那个特工在巴克斯身后的一张桌旁坐下。他端来了一杯咖啡，一个三明治，一边吃，一边注视着我们。 “我们投入这个案子的资源相当惊人啊。”巴克斯说，“但现在，我们的首要问题是确保本案的情况不会向外界泄漏。” 这番谈话的发展方向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控制住自己的表情，没有让我对FBI及其调查活动的一贯看法反映在脸上。在这个案子中，我控制着局面。我是局内人。 “你想让我不写有关此案的报道。”我平静地说。 “是的，完全正确。至少现在别写。我们知道，即使不算我们告诉你的情况，以你手头掌握的资料，你也完全可以写出一篇惊人的报道。一条爆炸新闻，杰克。如果你在丹佛发表这篇报道，它必定引起全国媒体的注意。只需一晚，它就会进入新闻网，出现在每一张报纸上。然后是‘硬拷贝’之类专门耸人听闻的电视节目。无论是谁，只要他没把脑袋扎进沙子里，都会知道这个特大新闻。杰克，老实说吧，我们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一旦罪犯得知我们发现了他做的案子，他就会销声匿迹。如果他够机灵，他会彻底消失，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很机灵。到那时，我们永远也别想找到他了。你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我们所说的是杀害你哥哥的凶手啊。你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对吧？” 我点点头。这是个左右为难的局面，我理解。我静了一刻，寻思着该怎么回答。我的目光从巴克斯移到沃林，最后又回到巴克斯脸上。 “我所在的报纸在这个案件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我说，“而我已经把这篇报道攥在手心里了。请你明白，我完全可以今晚就把它写出来，说有关当局正在开展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侦破活动，以捕获一个潜在的连环杀手。此人以警察为对象，很可能已经连续作案长达三年时间，却一直未被人们发现。” “我说过，你的调查做得非常出色。没人会否认这篇报道的份量。” “那么，你的提议是什么呢？我将这篇故事一毙了之，然后走开，等着你们哪一天召开记者招待会？如果你们最后破了案的话。” “这是一剂苦药，我也不会给它裹一层糖衣来哄骗你。”巴克斯说，“你说得对，我就是想请你暂时扣下这篇报道。” “直到什么时候？‘暂时’是多久？” 巴克斯四下望了望这间餐厅，仿佛以前从没来过一样。回答我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直视我。 “直到我们抓住那个人的时候。” 我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 “还有，如果扣下这篇报道，我有什么好处？《落基山新闻报》又有什么好处？” “首先，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是在破案过程中尽了你的一份力。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我敢肯定，我们可以作一番协商，让你们独家报道捕获这个疑犯的过程。” 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说话，因为球显然已经到了我的半场。开口之前，我仔细掂量着我想说的话，这才朝桌子对面倾过身体，说： “鲍勃，我想你也知道，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情形是非常罕见的：牌不全在你们手里，你们没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懂吗，这是我的调查，是我开的头，我不会半途而废。我不会乖乖地回丹佛去，坐在办公桌后等你们的电话。我是局内人。如果你们想把我赶出局，我转身就回去写我的报道，星期天一早见报。我们的报纸，周日发行量最大。” “你就这么对你的亲哥哥？”沃林气愤地说，声音绷得紧紧的。“你就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吗？” “雷切尔，别这样。”巴克斯说，“他的话也有道理。我们—?” “我在乎，”我说，“而且我是唯一一个在乎他的人。甭想让我觉得内疚什么的。无论你们能不能抓到这个人，无论我写不写文章，我哥哥都不能死而复生。” “好了，杰克，我们并没有质疑你的动机。”巴克斯抚慰地抬起双手，“我们的立场看来有点对立，我不希望这样。你能明明白白地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吗？不等咖啡变凉，我们肯定能想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很简单，”我当即说道，“让我参与调查。作为一个可以接触调查活动方方面面的观察员。在抓住那个杂种、或你们放弃之前，我一个字都不会写。” “这是敲诈。”沃林说。 “不，这是我提出的合作协议。”我反驳道，“事实上，这么做我已经作出了让步，因为我手里本来有了报道材料。扣住文章不发，既与我的本能相悖，也不符合我从事的职业的要求。” 我看着巴克斯。沃林气呼呼的，但我知道她生不生气无关紧要。作决定的人是巴克斯。 “我想我们不能这么做，杰克。”终于他说，“让外人进来，这不符合局里的规定。同时也会给你本人带来危险。” “规定和危险我都不在乎。这就是我的条件。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如果你需要上司批准，打电话吧。但我不会改变条件。” 巴克斯把咖啡杯挪到面前，低头望着黑色咖啡上冒出的白气。这杯咖啡，他连一口都没喝过。 “这种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他说，“我得先向上级反映，再通知你。” “什么时候？” “我现在就打电话。” “你刚才说的情况评估会怎么办？” “我不到场，会议不会开始。你们在这儿等等好吗？不会耽搁太久的。” 巴克斯站起身来，小心地把椅子朝身后挪了挪。 “有件事我得先说清楚。”没等他转身，我抢先说道，“如果调查局批准了观察员的事，在逮捕疑犯或你们认为本案无法破获、于是将力量转用于其他案件之前，我不会写这个案子。但有两个例外。” “什么例外？”巴克斯问。 “一、你们要求我写这篇文章。到了一定时机，你们或许希望我发表一篇报道，把这个疑犯震出洞来。这种情况下，我会写；第二个例外：如果消息走漏，其他报纸或电视开始报道这个消息，那么我们的协议便告终止。立即终止。哪怕我只听到一丝风声，说有人打算爆出这个新闻，我就会自己引爆。这个该死的故事是我的。” 巴克斯注视着我，点点头。 “我去去就来。” 他离开后，沃林盯着我，轻声说：“如果由我决定，我会认为你在虚张声势。” “不是虚张声势，”我说，“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你就是破坏抓住杀害你哥哥的凶手的机会，以此换来一篇报道。真要是那样，我会认为你非常可悲。现在，我要再去添点咖啡。” 她站起来，离开了我。我望着她走向餐厅柜台，脑子里想着她刚才说的话。我的思绪最后落到爱伦•坡的一首诗上。这是我昨天读到的，这些诗句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桓不去。 我孤身一人 独居在一个呜咽不已的世界 我的灵魂是一片凝定的浪潮 西班牙裔，男性。生于1956年9月14日，死于1994年9月24日 武器：警用左轮，史密斯&韦森.38型 两枪，一枪命中——头部 死亡地点：家中，无目击证人 5、肖恩•麦克沃伊，丹佛警察局，杀人案调查组 白人，男性。生于1961年5月21日，死于1995年2月10日 武器：警用左轮，史密斯&韦森.38型 一枪——头部 死亡地点：车内，无目击证人 我首先注意到，他们还没有把麦卡弗蒂列入名单。要列进去的话，他就会排在第二位。接着，我意识到房间里许多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我，因为他们读到了最后一个名字，显然明白了我是谁。我只好两眼紧紧盯着我面前的文件，盯着我哥哥名下的说明。他的一生被缩成短短几句叙述，加上几个日期。最后，布拉茜莉亚•多兰总算把我从窘迫中拯救出来。 “好了，我作一点说明。这些材料是确认第六起案子之前打印出来的。”她说，“如果你们想现在就补上，这件案子应该排在贝尔特伦和布鲁克斯案之间。受害者名叫约翰•麦卡弗蒂，巴尔的摩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警探。其他情况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案件的手法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很少。武器不同，死亡地点不同。受害者中三名是白人，一名黑人，一名西班牙裔……对了，新增加的那个案子，麦卡弗蒂，他是白人男性，四十七岁。 “但从现场与证物上看，共同点还是有的。每位受害者都是负责杀人案件侦破的男性警探，死因都是头部的致命枪击，而且没有目击证人看到开枪时的情形。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两个关键性的相似之处，我们希望以这两处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每件案子中都引用了埃德加•爱伦•坡，这是第一点；第二、每个受害者的同事都认为他们死前情绪抑郁，被某个特定案件所困扰。这些受害者中，有两名曾在心理医生处就诊。 “请大家翻到下一页……” 会议室里响起翻动纸页的声音。我能真切地感觉到，这番叙述抓住了在场特工们的心。但对我来说，这一刻却显得有些不真实。我的感受大概就像一个编剧，最终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播出。在此之前，这一切只存在于我的记事本上和电脑里，以及我的头脑中，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可能性。但现在，满满一屋子办案人员盯着打印资料，把这一切宣之于口。这个场景最终证明，我所设想的那种可怕的凶案实实在在存在着。 下一页是死者的遗书，全部出自爱伦•坡的诗。我前一晚才找到它们，并在记事本上写下这些句子。 “这些遗书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些案子的关联。”多兰说，“我们这位‘诗人’热爱爱伦•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但你们外出执行任务时，我们会在匡蒂科这儿研究这个问题。现在请布拉德谈谈这个问题。” 听了这话，紧靠多兰就座的特工站起来。我翻到资料的第一页，找到了布拉德利•黑兹尔顿的名字。我想，布拉斯和布拉德，真是好一对儿。布拉德是个瘦高个儿，脸上满是粉刺留下的痤疮。说话之前，他先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 “嗯，把巴尔的摩一案包括在内，这儿一共有六条引语，分别来自爱伦•坡的三首诗和他的遗言。我们正在仔细研究这些诗，看能不能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以及罪犯为什么选择它们。总之，一切相关情况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罪犯是用这种方法和我们玩游戏，而且为此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这家伙不搞爱伦•坡引语这一套，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麦克沃伊先生也不会发现这些案件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些诗就是他留下的签名。我们打算弄清的是，他为什么选择了爱伦•坡，而不是，呃，比如说，沃尔特•惠特曼。但我——” “我告诉你为什么。”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一个特工道，“因为爱伦•坡是个病态的杂种，我们这位‘诗人’也是。” 几个人笑起来。 “呃，对，从总体上说，你很可能说得对。”黑兹尔顿完全没意识到人家这话只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但我和布拉斯还是会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我很愿意听听。至于现在，我先抛砖引玉，谈谈我的几点看法。爱伦•坡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因为他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莫格街凶杀案》。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篇推理小说。所以，这个罪犯很可能将他的活动视为一个解谜、推理的游戏。他想用他制造的谜团来嘲弄我们，同时向我们提供一条线索，这就是爱伦•坡的诗。我还读了一些著名的有关爱伦•坡的评论和分析论文，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内容。我们这个伙计引的诗中，有一首名为《亡魂出没的宫殿》。这首诗本身又出自一个短篇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我想大家都读过这篇小说，或者听说过。学者们一般是这样分析这首诗?：从表面上看，它是在描述这幢厄舍古屋，但同时，它又隐晦地刻画了小说的中心人物，罗德里克•厄舍。如果各位参加过昨天的简报会，就会知道，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第六号受害者的案件中。对不起，我应该说肖恩?麦克沃伊的案件。他不仅仅是个数字。” 他朝我望来，点点头。我也向他点了点头。 “这首诗是这样描述的……请稍等。”黑兹尔顿翻查着他的笔记，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又推了推眼镜，接着说，“好了，找到了。‘辉煌的旗帜啊，黄色、金黄/ 在古屋的屋顶流动、飘扬。’再往下看，‘沿着凄凉的墙垒’。好，下面隔几行又提到‘两扇明亮的窗’，等等。总而言之，把诗歌翻译成描述性的句子，意思就是：一个孤独的白人男子，金发，或许有些长，还带卷儿，戴眼镜。你们可以从这个外貌描述出发，寻找你们的罪犯。” 会议室内顿时一片哄堂大笑。黑兹尔顿看上去挺委屈。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他抗议地说，“我是当真的。我觉得可以从这里入手。” “等等，等等。”外圈就座的特工中间响起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站了起来，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他的岁数比大多数特工都大，有一种少说废话干实事的老特工气质。“我们这儿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黄色的旗帜飘扬——这都是什么破玩意儿？爱伦•坡的线索够耸人听闻，估计能帮那边那个小伙子多卖出去不少报纸。可我在这儿干了二十多个小时，有个问题怎么也想不通：外边有个混蛋，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他是怎么干的，竟然制服了五个，不，六个有经验的干探，把他们自己的枪塞进他们嘴巴里。我不信这个邪。怎么都不信会有这回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你们怎么想？” 会议室里一片赞同的嗡嗡声，许多人不住点头。我听到有人管闹出这场乱子的特工叫“史密提”。我查了查，那摞材料头一页上列着一个查克•史密斯。他的任务是前往达拉斯。 布拉斯•多兰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是个难点。”她说，“罪犯的作案手法，这是我们目前最没法着手的。但我认为，各案中爱伦•坡的关联确实存在。鲍勃也这么想。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哪里开始调查？难道我们能说，这个案子太困难，所以干脆撒手不管吗？不，我们要调查下去，就像在拯救其他警察的生命。是的，某个警察的生命极有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你所提出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答。至少我们希望如此。但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提出疑问是对的。你所说的，其实是一个控制的问题。‘诗人’用什么方法控制了那些警察？” 她转头扫视着屋内众人。史密提不作声了。 “布拉斯，”巴克斯说，“先从警察之前的受害者谈起吧。” “好的。请大家翻到下一页。” 我们翻到的那页是已经定性的谋杀案的有关情况，正是让遇害警探们生前饱受困扰的那些案子。材料中称这些谋杀案的受害者为二类受害者，尽管他们实际上死在警探们之前。我注意到，这一页的材料同样没来得及更新，没有包括波莉•阿默斯特被害一案。巴尔的摩警探约翰•麦卡弗蒂绞尽脑汁未能破获的就是这个案子。 托马斯表示，真正铸下大错的是佛罗里达司法机关，是它释放了格拉登。 “你抓住了他，这个显而易见的恋童癖，可这个法律体制却把他放走了。”托马斯说，“体制失灵的时候总会发生这种事：某个无辜者为体制的失误付出代价。” 格拉登很快翻到下一篇报道。读着自己的故事，他感到一种奇特的喜悦之情。他欣喜若狂。 佛罗里达疑犯绕开法律制裁 《洛杉矶时报》撰稿人 凯瑟•拉塞尔 据当局说，威廉•格拉登是位颇有才华的大牢律师。他用自己在狱中学到的狡计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然后销声匿迹——直到本周。 八年前，格拉登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小鸭子幼儿园工作。他在那里被捕，罪名是在三年里对多达11名儿童进行性侵犯。 这次逮捕之后的案件审理过程极受瞩目。两年后，针对格拉登的二十八项指控被判成立。从各方面来看，此案最关键的证据是一批九名受害儿童的拍立得照片。照片中，这些儿童身处幼儿园（现已关闭）的厕所内，不同程度地裸露身体。 负责此案的希尔斯巴罗县前任检察官查尔斯•亨切尔表示，这些照片中最有说服力的并不是裸露身体的儿童，而是他们脸上的表情。 “所有孩子都十分惊恐，”周五对他所作的电话采访中，现在坦帕私人开业的亨切尔说，“他们不喜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这种情绪显露在他们的表情中。照片证实了这个案子。他们在照片里的表情与他们告诉律师的事完全一致。”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照片比律师和孩子们告诉律师的话更加重要。格拉登反对将照片作为呈堂证物，因为它们是一名警官（他的儿子也是受害儿童之一）非法搜查他的公寓时发现的。但法官仍旧批准将照片作为证物。 后来，陪审员们表示，他们几乎完全根据这些照片判定格拉登有罪，因为从孩子们那里取得口供的两名律师受到了格拉登的律师的质疑。格拉登的律师认为他们诱导孩子指控格拉登，于是他们取得的口供没有被法庭采纳。 裁定有罪之后，格拉登被判七十年监禁，并被押往位于雷福德的联邦感化监狱服刑。 在狱中，本身已有英语文学学位的格拉登又学习了诗歌、心理学和法律。他学得最出色的学科看来是法律。据亨切尔说，这个被判有罪的虐童犯很快便掌握了大牢律师的种种花招，不仅自己写上诉材料，还帮助其他犯人写作类似材料。 他在性犯罪监区的“顾客”中很有一些知名人物，如被称为“枕头捂嘴强奸犯”的唐尼尔•福克斯、前迈阿密冲浪冠军艾伦•詹赖恩和在拉斯维加斯表演催眠术的霍拉斯•冈贝尔。这三个人都因多起强奸案被判有罪。格拉登在服刑期间为他们写了许多上诉材料，但没能让他们重获自由，也无法使他们的案子获得重新审理的机会。 但亨切尔说，服刑一年内，格拉登彻底研究了自己的案子，写了一份上诉材料，再一次指出使他获罪的那些照片的获取过程不符合法律程序。 亨切尔解释说，发现照片的警官名叫雷蒙德•戈梅斯。他五岁的儿子告诉他，有个在幼儿园工作的男人调戏了他。勃然大怒的戈梅斯当即前往格拉登的家。 这位事发时不当值的警官说，他敲了门，却没人应门。房门没锁，他便直接进去了。戈梅斯在有关此事的听证会上作证说，他发现这些照片散放在床单上，于是立即离开房间，向警探报告了他的发现。后者从法院申请到了搜查令。 警探当天便带着搜查令来到格拉登的家中，并且找到了藏匿在壁柜中的照片，于是逮捕了格拉登。在法庭上，他坚称离家时锁好了房门，也没有把照片散放在外。他还抗议说，无论房门和照片的情形如何，戈梅斯进行的搜查明显破坏了他的宪法权利，即不受非法搜查和监禁的权利。 尽管如此，法庭仍旧认定戈梅斯进入房间时的身份是一个父亲，而非警官。在这一过程中，他碰巧发现了本案的关键证据。因此，这一行为并非违宪。 但后来的上诉法庭却支持格拉登的说法，说戈梅斯受过有关搜查和逮捕程序的警察训练，理应明白不能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进入他人住宅。佛罗里达州立法院拒绝驳回上诉法庭的裁决，于是本案开始重新审理，不再将这批照片作为呈堂证物。 缺少这一被上一个陪审团视为至关重要的关键证物之后，当局只好同意格拉登以认罪换取撤销其他指控。他于是承认对一位儿童犯下了猥亵罪。 这种罪案的最高刑罚是五年监禁加五年保释。到这时，格拉登已经在监狱中服刑三十三个月，还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法庭对他作出了最高刑罚的判决，但他仍旧当即获得保释，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法院。 “这是用狡计逃避法律制裁。”检察官亨切尔回忆道，“我们知道他犯下了这些罪行，但却无法运用我们掌握的证据。判决下来以后，我很难面对那些为人父母者，还有他们的孩子。因为?知道，一旦这个人逍遥法外，他很可能会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 获释不到一年，格拉登便消失了。他因违反保释条例被列入通缉名单。本周，他终于在南加利福尼亚露面了，随之而来的是被当地警方称之为“致命后果”的谋杀案。 “为什么不干脆从这儿调走？” “我刚才说过，在FBI中央部门工作是个美差。我不愿走，他也是，要不他就是有意待在我附近，让我不自在。鲍勃•巴克斯有次找我们谈过，说他觉得我们中最好有一个主动提出调离。但我们谁都不肯。他们无法强行调走戈登，因为他是老资格，匡蒂科中心刚成立他就在这儿了。调走我也做不到。我一走，这儿就只剩下两个女性特工了。再说他们也知道我肯定会闹得不可开交。” “你能怎么闹？” “只说我是因为性别因素被调离就足够了，跟《华盛顿邮报》说说。中心是局里的亮点之一。只要下到地方帮助当地警察，杰克，我们可一个个都跟英雄似的。媒体巴不得这儿出点儿丑闻，局里可不想让亮点变成污点。所以，戈登和我只能隔着桌子坐着，朝对方甩脸色。” 飞机开始下降，我能从舷窗看到前方的景象了。远处西方的地平线上，熟悉的落基山脉遥遥在望。快到了。 “跟邦迪和曼森这样的连环杀手面谈，这种工作你干过吗？” 我以前听说过，或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行为科学部正在访谈全国所有服刑的系列强奸犯、连环杀手。通过访谈搜集心理分析数据，用于绘制其他凶手的心理分析形象。这个项目已经开展了好几年，我记得什么地方提到，跟这类魔头见面，对FBI特工们的心理造成了相当大的挫伤。 “出过一趟这种差。”她说，“我、戈登、鲍勃，我们都去了。到现在我还时不时接到一封那个著名强奸犯查理的信，大多是圣诞前后。他虽然身在监狱，但很善于操纵那些为他着迷的异性。我觉得他肯定是这么想的：如果有可能在FBI内部发展出一个同情者，此人一定是个女性。也就是我。” 我看出了其中的逻辑，点了点头。 “说到强奸犯，”她说，“他们的许多心态和杀人犯是一样的。告诉你，这些人真是够瞧的。进去的时候，那些人直勾勾地打量我，那种眼光，我身上都能感受到。我看得出来，他们在揣摩自个儿能有多少时间。什么时间？制服我以后我的救兵多久能进来呀。从这里就能看出他们的心理模式。他们想的只是我的救兵什么时候到，完全没想过我的自卫能力。在他们眼里，所有女人都是他们手中的牺牲品。就这么简单。猎物。” “你是说，你一个人进去跟那些人谈话？而且和他们待在一起，没有隔开？” “那种访谈没那么正式，一般都在犯人和律师见面的房间里。没有隔离，但通常都有个黑洞。规定是——” “黑洞？” “一扇小窗户，警卫可以朝里面望。规定是每次访谈都必须有两名特工，但实际做的时候，犯人人数太多，我们的人手配不过来。大多数时候，我们几个人去一家监狱，进去之后就分头访谈。这样来得快些。访谈的房间当然一直有警卫监视着，但那些犯人还是时不时地让我起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我又不能朝黑洞那儿望，看有没有人盯着。如果访谈对象看到我的动作，他也会扭头去看，如果他发现黑洞那儿没人，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真他妈的。” “如果访谈对象的暴力倾向太重，我的搭档和我就要一起上。要不就是戈登，要不就是鲍勃，或者其他什么人。但分头行动、各自采访总是快得多。” 我心想，这种访谈搞几年下来，你自己都很可能受到连累，背上心理疾患的包袱。不知刚才说到她和索尔森的婚姻时，她所说的“包袱”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总是穿同样的衣服吗？”她问。 “什么？” “你和你哥哥。你知道，时常看到双胞胎这么做，穿得一模一样。” “噢，你说的是这个呀。不，感谢上帝，我们父母从没逼着我们这么干。” “对了，你和你哥哥，谁是家里的坏小子？” “我，绝对是我。肖恩是崇高的圣人，我是罪人。” “你的罪孽是什么？” 我看着她。 “太多了，数不过来。” “真的？那，肖恩做的最崇高的事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想起这个问题的答案，笑容从我脸上消失了。就在这时，飞机猛地左转，停止下降，开始爬升。雷切尔顿时忘了自己的问题，朝过道斜过身子，向前望去。只见巴克斯沿着过道走过来，两手撑在舱壁上保持身体平衡。他示意汤普森跟上，两人来到我们身旁。 “怎么了？”雷切尔问。 “改变航向。”巴克斯说，“我刚刚接到匡蒂科的电话，我们下发的通告有答复了。今天一大早，菲尼克斯分局报告，一周以前，一个负责杀人案的警探死在家里，按说应该是自杀，但有些情况不太对头。他们最后定性为谋杀。看样子，我们的‘诗人’犯了个错误。” “菲尼克斯？” “对，最近一桩案件的发生地。”他看了看表，“我们得抓紧时间。四个小时后下葬，我想抢在这前头看看尸体。” “你能跟我们说说这种无法确定的物质吗？”汤普森问。 “某种动物脂肪提炼物，还有碾磨成粉末的硅。都在给你的尸检报告里。” 我觉得汤普森似乎瞥了巴克斯一眼，然后迅速转开视线。感觉有点儿意味深长。 “你们知道这种东西？”看样子，格雷森似乎也有这个感觉。 “一时想不起来。”汤普森说，“我会取一些你们的样本，在匡蒂科实验室的电脑上查一查。一有结果就通知你们。” “第三个原因呢？”巴克斯接口问道，迅速转移了话题。 “第三个原因是占边提出来的，奥瑟莱克的老搭档。他现在退休了。” “占边，这不是酒的牌子吗？他叫这个名字？”沃林问。 “是啊。听说比尔的事后，他从图森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们找到弹头没有。我说找到了，从他脑后的墙上挖出来的。然后，他问我是不是一颗金子弹。” “金子弹？”巴克斯问，“你是说黄金？真正的金子？” “对，黄金子弹。我回答说不，就是普通的铅弹丸，和他弹夹里的其他子弹一样。从地板里起出来的另一颗弹头也一样。我们估计，地板上那一枪是第一枪，用它给自己鼓鼓劲儿。但占边告诉我，这肯定不是自杀，是谋杀。” “他怎么知道？” “他和奥瑟莱克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了。他知道，奥瑟莱克偶尔会……妈的，其实也不算什么，有这种想法的警察不止他一个。” “有自杀的念头。”沃林说。这是个陈述句，不是提问。 “对。占边告诉我，有一次，奥瑟莱克给他看一颗金子弹。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的，或许是邮购之类。他对占边说，‘这是我的黄金降落伞。到再也受不了的那一天，我就一跳了之。’所以占边才会这么说，不是金子弹，肯定不是自杀。” “你们找到那颗金子弹没有？”沃林问。 “找到了。接到占边电话之后，我们找到了。就在他床边的抽屉里。仿佛他有意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一有需要就够得到似的。” “于是你们就认为这是谋杀案了。” “三件事加起来，是的。三件小事，都指向凶杀，谋杀。但我刚才也说过，我并没有彻底信服，直到你们进来，把你们的调查告诉我。这会儿，我只想日死这个诗——对不起，沃林特工。” “没关系，我们都恨透了这家伙。现场是不是留下了遗书？” “对。正因为这个，我们才那么犹豫，不敢定为凶杀。是有份遗书，千真万确是比尔的笔迹。” 沃林点点头，仿佛他的话早在她意料之中似的。 “遗书上怎么说？” “闹不清，看不明白，像首诗什么的。上面说——等等，汤玛斯特工，那份文件先借我看看。” “汤普森。”汤普森道，把文件递给他。 “对不起。” 格雷森翻过几页，找到了他想找的内容。他读道： “‘山峦倾塌/泻入无边无际的大海。’就这样。” 沃林和巴克斯望着我。我翻开那本文集，在诗歌部分翻查着。 “我记得这句，可一时想不起在哪儿。” 我翻到“诗人”曾经引用过的那几首，飞快地读着。我找到了，是《梦幻之国》。这首诗用过两次了，留在我哥哥挡风玻璃上的也是这一首。 “在这儿。”我说。 我举起书，让雷切尔也能看到。其他人也挤了过来。 “狗杂种。”格雷森轻声道。 “你们觉得案发情形是怎么样的？能向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吗？” “当然可以。我们的推测是，不管凶手是谁，他进了屋子，趁比尔睡觉时制服了他，然后用比尔自己的枪逼他起来，穿好衣服。这个过程中，比尔把头发梳错了样式。我是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也许他猜到了。不管怎么说，他用这个办法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线索。然后，他被押进起居室，在椅子上坐下。凶手逼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这句话。这张纸是从他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本子就放在大衣口袋里。之后，凶手开枪杀了他。嘴里一枪。接着他把枪放进比尔手里，朝地板上开了一枪，在死者手上留下射击残留物。干完这一切以后，凶手离开。三天时间里，我们一直没跟可怜的比尔联系。” 格雷森扭头看了尸体一眼，发现没人摆弄它了，又看了看表。 “喂，殡仪馆的人在哪儿？”他说，“谁去叫他们一声，说我们已经完事了。你们检查完了，对吗？” “对。”汤普森道。 “我们得让他下葬了。” “格雷森警探，”沃林说，“奥瑟莱克警探死前是不是正在办某个特定案件？” “哦，对，是有个案子。乔奎恩案。八岁的小男孩，上个月被绑架。他们只找到了他的头。” 提起如此残忍的凶案，这个停放尸体的房间顿时一片沉默。在此之前，我已经确信奥瑟莱克之死与此前的各案有关联，听到对孩子犯下的这种罪行之后，我知道，我们要找的千真万确就是那个凶手。一?我已经十分熟悉的愤怒搅动着我的五脏六腑。 “你们都要参加葬礼？”巴克斯问。 “是这样。” “我们可以安排个时间再见见面吗？我们也想看看那个男孩乔奎恩的案件报告。” 他们约定星期天上午九点在菲尼克斯警察局见面。格雷森显然觉得把会面地点安排在他的地盘上，他就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我有一种感觉，FBI已经准备全面接管，会把他一把扫到一边，像巨浪掀走一个小小的救生棚。 “最后一件事，媒体。”沃林说，“我刚才看到外面停着一辆电视台的车。” “没错，他们感兴趣得很，特别是知道……” 他没有说完。 “知道什么？” “呃，这个嘛，有人在警察通讯频道里提到我们要在这儿跟FBI的人见面，诸如此类的事儿。” 雷切尔呻吟一声。格雷森点点头，像是预料到了这种反应。 “听着，这件事一定不能外泄。”雷切尔说，“只要把我们刚才告诉你们的情况透露出去，哪怕只是一星半点，‘诗人’就会躲起来。我们也就再也别想抓住做下这件案子的人了。” 她朝那具尸体点点头，几个警察的目光也随着她转过去，仿佛想看看尸体是不是还在那儿。殡葬员这时正好走进屋里，正从衣架上摘下奥瑟莱特这一生的最后一套西装。他望着这伙执法人员，等着他们离开房间，好开始收拾尸体。 “我们就走，乔治。”格雷森说，“你这就开始吧。” 巴克斯说：“告诉媒体，说FBI只是走个过场，来瞧瞧。这件可能的谋杀案仍由你继续侦破。话说得模糊些，别说得太死。” 我们走向停着我们公务车的停车场，一个头发染成金色、神情严肃的女人走过来，手里拿着麦克风，后面还跟着一个摄影师。她把麦克风凑到她自己嘴边，问道：“FBI的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她转过麦克风，把它一下子戳到我的下巴底下。我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真不知道她为什么选中了我，但我马上就明白了，是因为我穿的衬衣。上面FBI三个字母让她确信自己采访的正是调查局的探员。 “我记得那个案子。”汤普森点点头，“催眠师哈里案。” “不，不叫哈里，是催眠师霍拉斯案。”雷切尔说，“系列强奸犯访谈项目中，我们还跟他谈过。在佛罗里达雷福德监狱。” “等等，”我说，“他会不会——” “不，凶手不是他。他还在佛罗里达监狱里，好象判了二十五年。那个案子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他还在里面，出不来。” “我得再查查，”巴克斯说，“弄确实。不过你明白我们的想法了吧，杰克？我希望你能给你嫂子打个电话，这件事最好由你跟她说。告诉她重新验尸是多么重要。” 我点点头。 “好极了，杰克，多谢你。好了，咱们还是先休息休息，看看这儿有什么吃的，怎么样？再过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得跟其他分局召开电话会议了。” “另外那件事呢？”我问。 “什么事？”巴克斯说。 “那个侦探嘴里发现的不明物质。你们似乎知道那是什么。” “不，我只是安排他们把样本送回去好好查查。但愿能查出来。” 他在撒谎，我看得出来。但我没有追问下去。大家都站起身，朝门外走去。我告诉他们我还不饿，得找个地方买些衣服。我说如果附近没有商店，我会找辆出租车去。 “我想跟杰克一块儿去。”雷切尔说。 不知她是真想跟我在一起，还是工作要求她时时盯着我，保证我不会跑掉、把我的文章发表出来。我摆了摆手，作了个“随便你”的手势。 他打开一个文件夹，把传真复印件散发给会议桌周围的人。我也得到一份。大家埋头读着，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亲爱的FBI特工鲍勃•巴克斯： 你好呀，先生。我无意间看到了菲尼克斯的新闻，在上面发现了你这个滑头。我认识你那张脸，鲍勃。你是来对付我的，而我渴望着你的光临。但是，我的朋友鲍勃，务请小心在意！别跟得太近！瞧瞧可怜的奥瑟莱克和其他警察落了个什么下场吧。他们今天把奥瑟莱克埋了，我这件干得挺漂亮的活儿于是正式结束。但像你这种地位的FBI特工，捕猎起来就更有档次了。呵呵。 别担心，鲍勃，你现在还是安全的。我的下一个目标已经诞生了，我已经作出了选择。就在你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正盯着他呢。 你这会儿把你的人马召集起来了吗？是不是正在猜测你的对手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真是神秘呀，对吗？估计就跟手掌心里的小针眼一样让人恼火。我给你提供一条线索。（谁让咱们是朋友呢？不然要朋友干啥？）我是谁？我是“好伙伴”的害群之马。寻找答案时，把这句话好好念几遍，你就会明白的。你是个行家，肯定有能力迎接这样的挑战。相信你不会辜负我，鲍勃！ 我孤身一人，独居在一个充满哀伤的世界，鲍勃，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知道吗，鲍勃？我们之中，愿强者胜出。 我没法写下适当的结束语，没法写上“你的朋友某某某”，因为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搞的嘛，鲍勃？我会在电视上留意你，等着你说出我的名字。在那个时刻来临之前，我只好这么写：排头砍去，杀个精光！ 祝 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读了两遍，每一遍都看得心里直冒寒气。我现在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说这种人是从外星来的。从信中的口吻来看，写下它的人来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不是这里，不是这个星球。 “大家是否都同意这份传真的确来自‘诗人’？”巴克斯问。 “有几处可供确认的标志。”雷切尔说，“针眼，引用的爱伦•坡的诗句。这里提到了‘好伙伴’，大家怎么看？传真的事通知佛罗里达方面了吗？” “通知了。‘好伙伴’显然成了他们追查的头号线索，那边暂时没理会其他事，正集中全力追查这条线。” “布拉斯有什么想法？” “她认为，这份传真证实了这些谋杀警察案之间的联系。里面涉及了几桩案子，既有被害警探，也有其他遇害者。她和布拉德当初的推测是正确的，作案者只有一个人。她现在将佛罗里达案视为原初案，其后各案的步骤都与佛州的案子相同。凶手在不断重复他自己那套手法。” “换句话说，只要找出他为什么杀害贝尔特伦，我们就会明白他杀害其他人的原因。” “是这样。布拉斯和布拉德已经和佛罗里达方面谈了一早晨了。但愿他们很快就能得出一些结论，总结出凶手的模式。” 每个人似乎都在想着这种前景。 “我们仍旧留在这儿？”雷切尔问。 “我觉得最好留在这儿。”巴克斯说，“佛罗里达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找到答案，但只是静态的答案。毕竟佛州的案子发生在很久以前。我们这里仍然是他最近一次作案的地点，离他也最近。” “这上面说他已经选定了下一个目标。”我说，“你觉得是指他想杀害的下一个警察吗？” “我正是这么想的。”巴克斯阴郁地说，“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坐在这儿讨论的时候，他就在什么地方，盯着另一个人，另一个警察。如果我们找不出那是什么地方，我们手上很快就会有另一具尸体。” 他一拳砸在桌子上。 “各位，侦破工作一定要有所突破，必须作点什么。一定要找到凶手，否则一切都太晚了。” 声音充满力量，斩钉截铁。他在向他的手下作战前动员。这以前，他也曾要求办案人员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但现在，最大努力都不够了，他要求大家做得更好。 “鲍勃，”雷切尔说，“传真上提到奥瑟莱克的葬礼时说‘今天’。它是发到哪个单位的？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方面戈登查过了。” 说话前，索尔森先清了清嗓子。他既没看雷切尔，也没看我。 “传真是通过匡蒂科一条供FBI学院使用的线路发进来的。”索尔森说，“不用说，发送者信息是伪造的，这方面查不出名堂。接收时间是今天早晨八点半，东部时间。我让黑兹尔顿调查了接收传真时的情况。发送者拨了匡蒂科的总机号，接线员听到了传真信号声，但不知道该把这个传真请求转到哪个部门，也无法询问发送方，因为电话里只有传真信号的声音。所以她胡乱把信号转到FBI学院的一台传真机上。传真于是一直躺在收件篮里，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交到分析中心。” “幸好总算有人发现了，没让它一直扔在收件篮里。”巴克斯插了一句。 “对。”索尔森说，“黑兹尔顿把原件送到实验室进一步分析，那边发现了些情况。他们认为，这份传真不是以传真机对传真机的模式发过来的。它来自板载传真卡。” “一台电脑。”我说。 “加上一个有传真功能的调制解调器。我们已经知道，这家伙是个四处流窜的‘旅行者’，所以他不可能把一部台式苹果电脑塞在背包里到处跑。估计他用的是一台手提，加一个有传真功能的调制解调器，很可能是和手机相联的无线调制解调器。这样最方便。” 大家都在认真思索。但我却觉得这些发现没什么要紧的。在我看来，调查过程中掌握的许多信息都毫无用处。就算能用上，也只能是在捕获疑犯之后，用于起诉材料。但要说到逮捕罪犯，这些玩意儿实在派不上用场。 “也就是说他有一台功能很强大的电脑。”过了一会儿，雷切尔说，“他有可能还会发来传真，我们对此作了什么准备？” “通过总机进来的所有传真信号都可以实时监控。”索尔森说，“但最多只能追踪到发出传真的手机信号，不能更近了。” “追踪到手机信号是什么意思？”我问。 看样子，索尔森不想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雷切尔只好替他回答。 “意思是说，如果他用手机发传真，我们无法实现直接定位，或者查出这个手机的号码。但我们可以查到信号是从哪座城市、哪个发射站发出的，最佳情况下，也许只能把搜索范围缩小到十万多人。” “但我们能发现他藏身的城市。”巴克斯说，“然后找到当地警察局，寻找可能被他用作诱饵的案子。这个案子只可能是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奥瑟莱克之后。” 他看着索尔森。 “戈登，把我们已知的情报发给各地分局。要他们调查各自所在地近期发生的所有凶杀案。所有未破获的凶杀案都要查，重点放在与儿童有关的案件上，还有分尸案、受害者死前或死后肢体遭暴力切割的案件。今天下午就要把我们手头掌握的情况汇总起来，发出去。要求各地主管特工明天下午六点整之前报告进展。我不希望出现任何疏漏。” “明白了。” “阳光大地？”汤普森说，“阳光半块地还差不多。” “营地这个词儿也不准确，这儿根本算不上什么营地。”我说。 雷切尔没听我们说话，正琢磨着什么。她走过办公室，进入市区公路。公路是四车道的，这里是城市的工业区。拖车营地正对面是一家连锁仓库，两边都是库房。只见雷切尔观察着四周情况，记在脑子里。她的眼睛盯着半个街区外的唯一一盏路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里一到晚上就是一片漆黑。 她紧靠路沿走着，目光搜索着沥青路面，寻找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东西。也许是一个烟蒂，也许是一点儿好运气。汤普森在我身旁站着没动，一只脚踢着地面。我的视线无法从雷切尔身上转开，只见她停下脚步，低头看着脚下，轻轻咬着嘴唇。我走了过去。 路边像钻石般闪闪发亮是一堆碎裂的挡风玻璃。她踮起脚尖，走过这堆玻璃渣。 我们推开那间所谓办公室的房门，走进这个狭窄拥挤、堆得乱七八糟的房间。到这时为止，营地的经理已经喝过当天的第三轮酒了。一看就知道，办公室同时也是此人的家。他坐在一张灯芯绒面的懒汉沙发上，双脚高高地翘着。沙发被猫爪子抓坏了不少地方，但它仍旧是屋子里最体面的家具——除了那台电视以外。电视是松下牌，内置录像机，看样子还是新的。他正在看一个电视购物频道，里面推销的是一种自动化切菜机。好半天工夫，他才把眼光从屏幕上转开，瞧了我们一眼。 “你就是经理？”雷切尔问。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警官？” 够机灵的，我想。这人大约六十岁，穿着条军绿色的工作裤，上身套了件无袖T恤，胸口的地方被烟灰烫得到处是窟窿，一撮灰色胸毛从窟窿里支楞出来。他已经有些谢顶了，长了张酒鬼的大红脸。这是个白人。我在营地这么长时间，看到的白人只有他一个。 “是特工。”雷切尔说，翻开皮夹，朝他亮了亮徽章。 “FBI？调查局什么时候管过这种打碎车窗偷东西的小案子？瞧，我读过不少书，知道你们管自个儿叫调查局。我挺喜欢这名字的。” 雷切尔瞅了瞅我跟汤普森，接着目光又转回这个人身上。从她的语气中，我听出了一丝急不可待。 “打碎车窗的事，你知道多少？”雷切尔问。 “瞧见你们上那儿去了，我长着眼睛。你刚才不就盯着地上那堆碎玻璃看吗？是我扫成一堆的。清洁工一个月都不一定上这儿来一趟。夏天灰尘多的时候能稍微勤快点儿。” “不，我是问你怎么知道有打碎车窗这回事的？” “我睡觉的地方就在这后头，听见他们敲碎车窗来着。还看见了，在车里鼓捣来鼓捣去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想，上个星期四吧。我还想车主什么时候才会报案呢，就是没想到会惊动FBI。你们俩呢，也是调查局的？” “先别管他们，你是——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艾德金斯。” “好吧，艾德金斯先生，你知道那辆车是谁的吗？” “不知道，从没见过车主。只听见砸碎玻璃的声音，还看见了那帮小鬼。” “车牌号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没报警？” “这儿没电话。本来可以用三号停车场那边的公用电话，可当时半夜三更的，再说我知道警察不会为车内物品被盗的事儿上这儿来。他们才不会管这一片的小案子呢，手头的活本来就多。” “这么说，你一直没见过车主，车主也没上你这儿敲门，问你是不是听见什么动静、看见谁偷了他的车子？” “是这么回事。” “砸碎玻璃钻进车里的那伙小鬼呢？”汤普森抢在雷切尔前头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特金斯先生，你认识他们吗？” “艾德金斯，是个D，不是T，FB先生。” 几个字母合辙押韵，艾德金斯得意地笑了起来。 “艾德金斯先生，”汤普森改口道，“你认识吗？” “认识谁？” “钻进车里的孩子。” “不，我不认识他们。” 他的目光落到电视上。上面的购物节目正在推销一种掌心带橡胶小毛刺的手套，是抚弄宠物时替它们梳毛用的。 “我知道这玩意儿还能派个别的用途。”艾德金斯说，做了个手淫的姿势，朝汤普森挤了挤眼。“知道吗，卖这个其实是干那事儿的。” 雷切尔一步跨到电视旁，关掉。艾德金斯也没抗议。雷切尔直起身，盯着他。 “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一桩警官被害案，所以请你注意听好。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看见的那辆被人盗抢的汽车属于本案的一个疑犯。我们对追究那伙偷车小孩不感兴趣，但我们需要和他们谈一谈。艾德金斯先生，你刚才撒了谎。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了。那伙小孩就是这个营地的人。” “不，不，我——” “让我说完。是的，你撒了谎。但我们准备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现在告诉我们实话，也?以继续撒谎，我们则会回去，带来更多FBI特工和当地警察，我们会把你称为营地的这个垃圾堆围个水泄不通，翻个底朝天。好好想想，我们也许会在那些破烂房子里找到一些被盗物品，也许会发现某个上了通缉名单的人，也许会发现某些非法移民。这里有没有违反治安条例的行为？我们刚才就碰到过一起，从高压线上擅自拉了电线，进入那些棚子。棚子里住了人，对吗？我敢说，为了偷来的电，你和你的雇主向他们收取了额外费用。或者，收来的钱都被你独吞了。如果你的雇主发现了这种事，他会怎么说？如果这个营地的进项减少了，他会怎么说？进项会减少的，因为向你们缴费的人被遣散了，或者因为没给小孩付抚养费被逮捕了。还有你自己，艾德金斯先生，你想让我在电脑上查查你这台电视的序列号吗？” “电视是我自个儿的。正经花钱买的。你知道你们FBI是什么东西吗，女士？狗屁东西。” 雷切尔没理会对方的评论，但我觉得汤普森转过脸去，掩饰脸上的笑意。 “正经花钱从谁手上买的？” “算了算了。是泰里尔家的那几个小鬼，行了吧？抢车的是他们。你们要是敢碰我，我非告你们不可，懂吗？” 在艾德金斯指点下，我们来到离入口处四个单位的拖车屋前。司法人员来了的消息已经在营地传开了，各家门口和屋外破沙发上的人比刚才更多了。我们来到14号时，泰里尔家的小鬼们正等着我们呢。 加宽型拖车屋一侧支着个蓝色帆布雨篷，他们坐在雨篷下一张简易沙发上。门边放着一台联体式洗衣烘干机，上面也搭着块蓝色帆布，免得机器被雨水淋湿。这两兄弟都是十来岁，黑白混血儿，相差大约一岁左右。雷切尔来到雨篷投下的阴影边，汤普森站在她左侧五英尺的地方。 “你们好。”雷切尔说，对方一声不吭。“你们的妈妈在家吗？” “没，不在，警官。”大的那个回答道。 法院大楼到了。她将车子驶进联邦雇员停车场。 会议室里只有巴克斯和索尔森两个人。 会谈一开始，巴克斯先对走漏消息、让我没能抢先发表独家报道表示歉意。他说的好像是真心话。刚才我还对雷切尔说过对他的怀疑呢，我觉得自己似乎错怪了好人。 “你这儿有那篇文章吗？如果能用用这里的电话线，我可以用电脑把它下载下来。” “尽管用好了。我一直在等洛杉矶分局把报道传真过来。我也是布拉斯告诉我才知道的，她说其他媒体已经开始给匡蒂科打电话了。” 我联好网线，打开电话，拨号进入《落基山新闻报》的系统。我没理睬那些发给我的留言，径直进入我的存储夹，翻查着文件目录。有两份新文件，“‘诗人’拷贝”和“催眠师报道”。我这才想起我请劳莉替我查找有关催眠师霍拉斯的文章。这些文章我只能待会儿再看了。我调出“‘诗人’拷贝”，还没读完头一行，只觉得心头一震——我早该想到的！ “该死的！” “怎么了？”雷切尔问。 “是沃伦写的。他从执法研究所辞职了，一转身就用了我的报道，好打进《时报》。” “记者！”索尔森毫不掩饰幸灾乐祸之情。“都是些信不过的家伙。” 我尽力不理睬他的评论，但很难。发生的事让我怒火中烧。我恨沃伦，也恨我自己。我早该想到的。 “读出来，杰克。”巴克斯说。 我读了。 FBI与警方联手缉捕以警察为目标的连环杀手 猎捕对象反噬猎手 《洛杉矶时报》特约记者 迈克尔•沃伦 FBI目前正在追捕一名凶手，据称，早在三年前，此人便开始了他的犯罪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杀害了多达七名负责调查杀人案的警探。 之所以给这个凶手冠以“诗人”的代号，是因为他每次都会在杀人现场留下纸条，上面引用了埃德加•爱伦•坡的诗句。此前，凶手一直精心伪装，将谋杀案乔装改扮成自杀事件。 据与本案相关的消息来源透露，在长达三年时间里，他的受害者一直被视为自杀身亡，直到上周，这一系列案件中的相似之处——包括引用爱伦•坡的诗句在内——才被人发现。 这一发现促使联邦调查局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力量，以查明诗人的真实身份，并将他逮捕归案。该案的侦破工作由FBI行为科学部负责，参加者包括七个案发城市的数十名FBI特工和当地警察。目前，调查工作的焦点是菲尼克斯。据消息来源透露，这是“诗人”最近一次凶案的案发城市。 这位以匿名身份向《时报》透露消息的线人拒绝说明当局通过何种途径才查明“诗人”的活动，但他表示，一项由FBI和执法研究所联合进行的自杀警察研究课题提供了关键情报。 文章接着列出受害者的姓名，还有各案的一些细节情况。然后介绍了一番行为科学部，作为文章的背景材料。最后以那位匿名消息来源的一句话结束全文：目前，FBI尚不清楚“诗人”的身份和所在地。 读完报道时，我已经气得满面通红。你自己遵守约定，而别的人却压根儿不把约定当回事——没有比这更让人气愤的事了。在我看来，这篇报道很不扎实。写了那么多，过硬的事实却只有那么几句话，而且全都来自某个匿名的消息来源。沃伦提都没提“诗人”发来的传真，更重要的是，全文根本没有涉及他用作诱饵的那些杀人案。我知道，我要写的东西才真正算得上对“诗人”一案的准确报道。但这仍然无助于平息我的愤怒。怒气哽在我的喉头，怎么都咽不下去。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这篇文章有多少缺点，它仍旧表明，沃伦跟调查局内部的某个人谈过。我只能这么想，这个人现在就坐在会议桌对面。 “我们有过约定。”我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但有人向这个人走漏了消息。我周四去找过他，他只知道我那时掌握的材料。其他材料都是他从FBI内部的某个人那儿挖来的。很有可能是专案组里的什么人。这个人可能——” “你说的也许是事实，杰克，但是——” “他这些材料都是从你那儿弄来的。”索尔森打断巴克斯的话头，“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不对。”我恶狠狠地瞪着他，“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确实是从我这儿弄到的，但绝不可能包括‘诗人’这个名字。我去找他的时候，凶手还没有这个代号。这条消息来自专案组内部。就凭这个，咱们的约定从此告吹。不该走漏消息的某个人走漏了消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我只能把我现在掌握的材料写出来，明天见报。” 屋里一阵沉寂。 “杰克，”巴克斯说，“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无法弥补你的损失了。但我还是希望你知道，只要我腾出时间，我一定要查出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那个人绝不会再在我手下工作了，甚至可能无法在调查局继续工作下去。” “你说得对，现在说这些确实无法弥补我的损失。” ?“但我还是要说，因为我有件事想恳求你。” 我望着巴克斯。这人是真的傻到家了还是怎么回事？难道他还想劝我扣住文章别发？就算我不写，今天晚上、明天早上，全国每一家电视台、报纸都会集中火力报道这个新闻。 “什么事？” “在你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希望你心里别忘了，我们还没有抓住这个人，我们想抓住这个人。你手头的有些资料可以无可挽回地破坏我们抓住凶手的机会。我指的是某些细节：凶手的心理分析形象，催眠的可能性，安全套。如果你把这些发表出来，而他能看到的电视节目、报纸转发了这些消息，他就会改变作案习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难。” 我点点头，但仍旧毫不妥协地盯着他。 “你无权告诉我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这我知道。我只是恳求你想想你的哥哥，想想我们，在写文章时更慎重一些。我相信你，杰克，绝对相信你。” 我想了很久，这才再一次点了点头。 “鲍勃，我跟你做了笔交易，结果吃亏了。如果你希望我不要透露某些细节，咱们就得重新作一笔交易。从今天起，全国大小媒体的记者都会要求采访你，但我希望你把所有这些电话全部打发到匡蒂科公关处去。我要求独家采访你的权力，只有我能引用你的话。另外，‘诗人’传真的事也由我独家报道。答应我的条件，我在文章中就不会提到诗人的心理分析形象和催眠术的事。” “成交。”巴克斯说。 他答应得这么快，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念头：他早就知道我打算说什么，早就知道我会提出重新订一份协议。 “还有件事。”巴克斯说。“别把传真全文发出来，扣下一句话。如果有人跑来说他就是‘诗人’，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把假货排除出去。” “没问题。”我说。 “我一直在这儿，我会告诉接线员不把你的电话拦下来。其他所有采访电话都不接。” “会有很多这种电话。” “让公关处处理吧。你就是不提，我也会这么做的。” “如果他们发的稿子涉及这个案子最初是怎么察觉的，告诉他们别提我的名字。只说这一切是来自《落基山新闻报》的查询所引发的。” “不会是发现你有梅毒吧，杰克。” 是格雷格•格伦。 “我以为是别人打来的。听着，我正在等一个电话。非常重要，我一定得接。” “甭想了，杰克。我们这边还有活儿呢，得敲定你那篇文章。准备好了吗？” 我看了看表，第一截稿期已经过了十分钟。 “好吧，准备好了。赶紧说，越快越好。” “好。首先，干得漂亮，杰克。真是太……呃，虽说还不能完全弥补没有首先爆料的损失，但文章写得比那一篇强多了，而且扎实得多。” “好的好的，还需要作什么修改？”我立即接口问道。 我没理会他那套连捧带批，我只想赶紧做完，免得耽搁雷切尔的回电。房间里只有一条电话线路，我无法在打电话的同时让电脑连线上网，看看我那篇文章的编辑修订版。我只能打开电脑，调出我写的版本，格伦在电话那头读出他所作的修改。 “我想让开头部分更紧凑些，更有震撼力，更突出那份传真。我琢磨了一阵子，改成了这样：‘“诗人”一案出现重大变化：这个星期一，FBI特工收到了一份意义隐晦的传真，发文者正是那个他们称之为“诗人”的连环杀手。此人以妇女、儿童和负责凶杀案的警官为作案对象，挑选目标时似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目前，FBI正在对这份传真进行分析。’你觉得怎么样？” “行。” 他把我用的“研究”改成了“分析”。这种小事不值得争辩。我们花了十分钟检查文章主体，前后核实细节。他没作什么大改动，截稿期压在后脖梗，就算想改也没时间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些改动是对的，还有些纯粹是为修改而修改。我共事过的所有报纸编辑都有这个毛病。第二篇文章稍短些，以第一人称口吻写出，叙述我如何调查我哥哥的所谓“自杀”，本意是想理解他的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结果却查出了“诗人”的蛛丝马迹。当然，这是《落基山新闻报》趁机为自己表功。格伦没动这一篇。做完以后，他让我先别挂电话，他把文章发到负责文句修辞的编辑那里。 “我想咱们最好别挂电话，文字编辑可能还要和你交流。” “编这两篇文章的是谁？” “重头文章给布朗，另一篇由拜尔负责。” 交给他们我就放心了。布朗和拜尔是文字编辑中最棒的两个。 “对了，你明天有什么计划？”等待文字编辑意见的时候，格伦问，“我知道现在还早，但还是得提前谈谈周末版怎么安排。” “周末的事我还没考虑过。” “咱们必须再来一篇有力的后续报道，杰克。总得拿出点什么来。总不能大张旗鼓刊一个重头消息，以后就偃旗息鼓没音讯了吧。必须有后续。这个周末，我打算安排一篇场景描述式的文章。你知道，写FBI如何追捕这个连环杀手，或许具体写写你打交道的那些特工，写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需要照片。”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我只是还没想那么远的事。” 我没有把我的最新发现告诉他，也没有提我的新理论。像这样的消息落到编辑手里是非常危险的。你刚告诉他，转眼间，它便上了每日新闻编排表：我将发表一篇后续报道，将“诗人”和催眠师霍拉斯联系起来。就跟刻在花岗岩上一样，你别想再抹掉。我决定还是先等等，和雷切尔谈过之后再告诉格伦。 “调查局方面有什么情况？他们打算再让你进入内部吗？” “问到点子上了。”我说，“我怀疑。今天跟他们分手时，他们基本上跟我说拜拜了。事实上，我这会儿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我想他们离开这里了。出了什么大事。” “妈的，杰克，我还以为你——” “别担心，格雷格。我会找到他们的。找到以后，我这里还有点手段，完全可以逼他们一把。另外，我手头还有些不好用在今天这篇文章里的材料。不管怎么说，我明天肯定还有可写的，只不过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那以后，我再写那篇场景描述。不过照片的事说不准，那些人不喜欢别人给他们拍照。” 几分钟后，文字编辑那儿说没问题了，两篇文章开始排版。格伦说他会一直待在那儿盯着，直到付印，以免出现什么差错。但今晚没我的事了。他告诉我出去好好吃一顿，报社请客，明早给他打电话。我说我会的。 我正想着是不是再给雷切尔打个传呼，电话响了。 “你好哇，伙伴。” 嘲弄之意浓得快从话里滴下来了。 “索尔森。” “没错儿。” “你有什么事？” “只想让你知道，沃林特工这会有事脱不开身，一时半会不能给你回电话。所以给我们和你自己做件好事，别再传呼了。吵得人心烦。” “她在哪儿？” “现在你已经没资格打听这些事了，懂吗？这么说吧，你能用的手段已经用光了。你弄到了你的报道，现在你只能靠自己了。” “你们在洛杉矶。” “该传的话已经传到，我挂了。” “等等！听着，索尔森，我想我查出了些情况。让我跟巴克斯说话。” “没门，先生，你甭想再跟专案组的任何一个人说话了。你出局了，麦克沃伊。记住这句话。媒体对本案的所有采访请求都由华盛顿总部的公关处处理。” 怒气凝结在我胸口，团成一个拳头。我咬牙切齿，但总算还能抓住机会刺他一下。 “包括迈克尔•沃伦的采访请求吗，索尔森？要不，他有一条专线跟你直接联络？” “你错了，操你妈的。走漏消息的人不是我。你们这类人我见了就想吐。我送进监牢的某些人都比你们更值得尊敬。” “也操你妈。” “瞧见没？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荣誉感——” “你他妈放屁，索尔森。让我跟雷切尔或者巴克斯讲话，我有一条线索，他们也许用得着。” “有什么线索的话，你只好告诉我了。他们忙着呢。” 一想到告诉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但我强行压下怒气，做了我觉得该做的事。 “我这里有一个名字，有可能正是凶手。威廉•格拉登。他是个恋童癖，佛罗里达人，但他现在在洛杉矶。至少最近来过洛杉矶。他——” “我知道他是谁，干过什么。” “你知道？” “过去打过交道。” 我想起来了，行为科学部搞的那个监狱访谈项目。 “对系列强奸犯作的那个访谈项目？雷切尔跟我提过。他也是被访谈对象？” “对。别想这个人了，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你以为你能当个英雄什么的，只手破案，对吧？”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他的情况样样符合，而且很可能从霍拉斯•冈贝尔那里学了催眠术。既然你知道格拉登，肯定也知道冈贝尔。全都对得上。警察正在洛杉矶搜捕格拉登，他杀了个女佣。看出来了吗？那个女佣有可能就是他设下的诱饵。他在传真里提到的计划，下一个行凶目标，有可能就是负责侦破女佣被杀一案的警官，他叫埃德•托马斯。让我——” “马图扎克和迈兹马上动身上路追查这辆车，但车已经被芝加哥的某个人重新租走了，他们最后是从塞多纳把车取回来的。车已经洗过了，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车窗和音响已经重新换过，但不是赫兹公司换的。赫兹公司压根儿不知道有破窗偷音响这回事。是盗案发生时租车的那个人自己掏腰包换的车窗和音响。租车记录表明，一个名叫N.H.布里德洛夫的人那个月租过这辆车，一共五天，包括奥瑟莱克被害那天。凶案第二天，这个布里德洛夫退了车。马图扎克在电脑上查了这个名字，在姓名登记网络上找到了。内森•H.布里德洛夫这个名字七年前在佛罗里达调查格拉登一案时出现过。当时有人用这个名字在坦帕的报纸上打广告，从事儿童摄影。可在拍摄儿童的过程中，只要旁边没有大人守着，他就会对儿童进行性侵害，拍摄色情照片。当摄影师时他化过装，让人看不出真面目。格拉登一案，也就是幼儿园虐童案发案时，警察正在追捕这个布里德洛夫。调查人员一直坚信格拉登就是布里德洛夫，但由于化装的缘故，他们无法立案。当地警察也没有狠追这个案子，觉得反正格拉登会因为别的案子在牢里蹲很长时间。 “我们通过姓名登记网络从曾用名数据库里找到了格拉登的名字，又发现洛杉矶警察局上周针对他发布了通缉令，于是就上这儿来了。” “真是太……” “太容易了？有时候，运气也得靠各自的本事才碰得上。” “这句话你从前说过。” “因为这是一句大实话。” “他肯定知道这个名字在警察那儿挂了号，为什么还要用？” “许多人喜欢用老法子。再说，他是个傲慢自大的杂种，从传真上就能看出来。” “可他上周被圣莫尼卡警方逮捕时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假名，以前从来没用过的。为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如果他像我们设想的那么机灵，他多半有好几套身份证明。这些东西不难搞到。我们让菲尼克斯分局申请了一张传票，检查赫兹公司的租车记录。我们想查查这个布里德洛夫的全套记录，向上追溯三年。告诉你吧，他还是赫兹公司的金卡用户呢。这又证明这个人有多鬼。在大多数机场，一下飞机，你都可以径直走到金卡用户停车场，在公告牌上找到你的名字，你的车就停在那儿，钥匙插在车里。绝大多数时候，你甚至用不着跟任何职员说话，打开车门上车就行。在停车场出口晃晃你的驾照，开走。” “好吧。另一条线索又是怎么回事？你刚才说有两条线索指向格拉登。” “‘好伙伴’。今天早上，佛罗里达的特德•文森特和史蒂夫?拉法总算从那个公益机构搞到了贝尔特伦的记录。这些年来，他当过九个男孩的‘好伙伴’。其中第二个就是格拉登，十六年前。” “耶稣啊。” “是啊，所有情况都对上号了。” 我半晌没作声，消化着她告诉我的这些情况。调查工作进展得真是太快了，快得让人非系上安全带不可。 “这里的分局怎么没有发现这个人？格拉登的案子就登在这儿的报纸上呀。” “问得好。鲍勃正打算跟这里的主管特工好好谈谈这个失误。格拉登的情况通报昨天晚上发到这里，本来应该有人瞧出名堂，把两个案子凑在一块儿，再简单不过了。可到头来，还是我们先发现的。” 典型的官僚机构的混乱拖沓。要不是洛杉矶分局有人比他们警觉一点儿，真不知道这里的人拖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现格拉登。 “你认识格拉登，对吗？”我问。 “对，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强奸犯访谈项目中有他。七年前的事了。他和冈贝尔，在佛罗里达那个鬼地方。我们那一组有戈登、鲍勃和我，我记得在那儿待了整整一周。访谈对象实在太多了。” 我很想趁机提起索尔森通过电话线路登录那所监狱的电脑的事，但转念一想，现在还是不提为好。这会儿她把我当个人看，谈得挺好。告诉她我偷看饭店账单的事之后，很难说她是不是还能保持这种好态度。真让人左右为难。但只要我想整垮索尔森，这个难题绕不过去。但这会儿，还是暂且不提他的饭店电话记录吧。 “冈贝尔据说会催眠术，这跟‘诗人’的案子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我提起这个话头，“冈贝尔会不会把他的绝招教给了格拉登？你怎么看？” “可能。” 态度变回去了。重新回到刚才那种一两个单词简短回答的冷淡态度。 “可能。”我重复了一遍，话里稍微带了点儿嘲弄的语气。 “反正我总归要去一趟佛罗里达，跟冈贝尔再谈一次。这个问题我会问他的。在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之前，只能是‘可能’。明白吗，杰克？” 我们驶进一排破败汽车旅馆和店铺后面的一条小巷。她总算把车速放慢到让我不再紧紧抓住扶手不放的程度。 “你这会儿去不了佛罗里达，对吗？”我问。 “得看鲍勃是什么态度了。但?们在这里更接近格拉登。我觉得，鲍勃很想把所有资源全部投入洛杉矶。格拉登就在这儿，或许是附近。我们全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一定得抓住他。其他事情以后再考虑，比如心理动机之类。到那时，我们才需要前往佛罗里达。” “那时候去干什么？在连环杀手研究项目里添点数据？” “不。我是说，对，有这个目的，但去那儿的主要目的是做起诉准备。他那种人，到时候准会用精神不正常的辩护理由。这是他唯一的选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研究他的心理，以此作为全案的基础。用他的心理证明，他作案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对错，诸如此类。” 可我还从来没想过在法庭上起诉“诗人”呢。我这才意识到，从一开始，我就先入为主地假定他不会被活捉。我知道，这个假定的基础是，做出那些事后，我希望他死。 “怎么了，杰克？不想在法庭上看到他？盼着我们能当场击毙他？” 我转头望着她。车子经过的路边，一扇窗口透出灯光，闪过她的脸庞。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的眼睛。 “这我还没想过。” “你当然想过。你想杀死他吗，杰克？如果你有机会，又毋须承担后果，你会下手吗？你觉得这么一来，就能补偿什么吗？” 我不想和她讨论这个问题。我感到，她的这些问话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不知道。”半晌后，我答道，“你呢？你下得了手吗？你以前杀过什么人没有，雷切尔？” “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杀了他，眼皮都不眨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跟他一样的其他人。我曾经望着他们的眼睛，知道那些眼睛后面藏着多么漆黑的东西。如果我有机会把他们全杀光，我想我照样下得了手。” 我等着，可她没再继续说下去。她在一座老旧的汽车旅馆背后停下车，紧挨着另外两辆同一型号的Caprice。 “你没有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 “答案是没有，我从来没杀过人。” 我们从后门走进一条走廊。走廊墙壁上涂着两种颜色，齐眉处往下是脏乎乎的柠檬色，之上是脏乎乎的白色。雷切尔来到左手的第一扇门前，敲了敲，里面的人让我们进去。这是汽车旅馆的一间房，要是在六十年代，或许勉强能算一间小厨房。看上去，它最近一次粉刷也是六十年代。屋里是巴克斯和索尔森，坐在墙边一张旧塑料桌旁。桌上放着两部电话，看样子是屋里新装的。桌子一头还放着一个三英尺高的铝箱，敞着盖子，露出里面的一列三个屏幕。箱子背后拖着电线，穿出窗户。窗户也只开着一道仅容电线通过的小缝。 “谁？” “不知道。往外看时已经没人了。也许压根儿没有谁。我这会儿冲澡吗？” “行。” 我脱掉裤子，走过她身边，又停住脚步。她扔掉毛巾，裸露出身体。我觉得她真是太美了。我走上一步，我们俩久久相拥。 “我一会儿就好。”最后我说，然后朝浴室走去。 洗完澡出来时，雷切尔已经穿好衣服，正等着我。我瞧了瞧搁在床头桌上的手表，现在是十一点。房间里有一台破破烂烂的电视，但我这会儿不想看新闻。我意识到我还没吃饭，但并不觉得饿。 “我还不困。”她说。 “我也是。” “要不还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找个地方喝点什么？” 我收拾停当后，我们俩悄悄离开房间。她先朝外望了望，看巴克斯或索尔森或者其他什么人是不是在外头。走廊、柜台都没遇上谁，外面的街道也空无一人，黑乎乎的。我们向南边的日落大道走去。 “你带着枪吗？”我问。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认真的。 “随时随地都带着。但这里很安全，附近有我们的几个人，说不定看着咱们出来的。” “真的？我还以为他们只管盯着托马斯呢。” “没错。但如果他们工作认真的话，也应该随时留意街上的其他人。” 我转过身，退着走了几步，望着马克•吐温旅馆的绿色霓虹灯。我扫视着两边停着汽车的街道，可还是没发现一个监视者。没有潜伏的黑影，也没有暴露的剪影。 “这附近有多少人？” “应该有五个。两个流动步哨，负责六个监视点，车里两个，定位监视。还有一个驾车不住移动。任何时候都有这么多人。” 我转过身，竖起衣领。外面比我想象的冷些，我们吐出的气变成薄雾，混在一起，然后消失。 来到日落大道后，我两头望了望，发现向西一个街区有个霓虹招牌，悬在一座拱门上方，写着“凯特•菲德尔酒吧”。我朝那儿一指，雷切尔便朝那个方向走去。到那里之前，我们没怎么说话。 我们穿过拱门，来到一个户外花园，几张桌子支在绿色的帆布伞下，但没有一个客人。花园另一头是几扇窗户，里头似乎还算是个生意不错、暖暖和和的酒吧。我们走了进去，在飞镖靶子对面找了个空座坐下。这是一家英国式酒吧。女招待过来招呼，雷切尔让我先点。我要了爱尔兰健力士黑麦啤酒与淡啤酒的混合啤酒，雷切尔也一样。 我们打量着这个地方，闲聊着。酒端上来以后，我们碰了碰杯。我望着她。真没想到她会点混合啤酒。 “淡啤酒重些，总是沉在底下，上头的是黑麦啤。” 她笑了。 “你说混合啤酒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你知道的牌子呢。这酒真不错，我喜欢，就是烈了点儿。” “要说爱尔兰人懂什么，那就是怎么做啤酒了。连英国人都承认。” “喝两杯这个，你就得请求增援，让人把我抬回去了。” “我想不至于。” 我们陷入一阵让人觉得舒服的沉默。后墙上砌了个壁炉，熊熊火光的热量涌满整个酒吧。 “你真正的名字是叫约翰吗？” 我点点头。 “我不是爱尔兰人，但我觉得好像爱尔兰语里管约翰叫肖恩。” “对，盖尔语就是这样叫的。我们俩是双胞胎，所以我们的父母决定给我们起这种名字……其实是我母亲决定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喝了几口酒后，我开始问跟案子有关的问题。 “跟我说说格拉登吧。” “可说的还没多少。” “可你见过他，访谈过他，对他肯定有些看法吧。” “他不太配合我们的访谈。当时他已经提出上诉，但上诉法庭还没作出判决。他信不过我们，担心我们把他说的话捅出去。我们轮流出马，竭力让他开口。最后，好象是鲍勃想出了个主意，格拉登同意了，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和我们谈，好像他遭到指控的罪行是别人犯下的。” “以前有个罪犯邦迪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对吗？” 我记得哪本书里这么写过。 “对，许多罪犯都这样。这个办法是让他们放心，相信我们不会利用他们接受访谈时所说的话来指控他们。这些人大都自我极度膨胀，想跟我们谈，只要让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就行。格拉登就是这种人。他的上诉材料很过硬，只是判决一时还下不来，所以他尤其需要这种保证。” “你竟然跟一个尚在作案的连环杀手有过个人接触。无论这种接触是多么短暂，这类事一定极其罕见。” “对，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无论是谁，只要能像格拉登一样从监狱里出来，一定会再次犯案，让我们再次追捕他们。这些人变不成好人，杰克，改造不了。他们就是这种人。” 她说话的语气像在对我发出警告，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想了想，猜测她是不是想暗示我什么。但或许她只是在告诫她自己？ “他说了些什么？说了贝尔特伦或者‘好伙伴’的事吗？” “当然没有。要不然，在受害者名单上一看到贝尔特伦的名字，我准会想起来。只说了些陈词滥调，为他的虐童行为辩护。他说他小时候也曾受过性虐待，而且是很多次。当时的他跟坦帕幼儿园那些受他侵害的儿童差不多大。看见了吗，就是这样的循环。这种模式我们见得太多了。他们这种人常常执着于他们人生中的某一时刻，就是他们自己……被毁掉的那一刻。” 我点点头，但什么都没说，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三年时间，”她说，“从九岁到十二岁。多次反复，包括口腔和肛门性侵害。他没告诉我们那个虐童者是谁，说这并不重要。据格拉登说，他一直没告诉他母亲，因为他怕那个虐童者。那个人威胁过他。在他当时的生活中，他的形象具有很大的权威感。鲍勃想抓住这个线索追查下去，打了几个电话，但毫无进展。格拉登对这个施虐者的描述太概括，查不下去。接受访谈的时候，格拉登二十多岁，他成为虐童受害者的时期是好些年前的往事。就算我们坚持查下去，这里还有个追溯时效的问题。我们甚至连他的母亲在哪儿都不知道，无法向她了解情况。在他被逮捕、案情公开报导之后，她离开了坦帕。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猜测性侵害者是贝尔特伦。” 我点点头。我那份啤酒已经喝完了，但雷切尔还在小口啜饮着她那杯。我示意女招待过来，为她点了一杯阿姆斯特丹淡啤酒。我说她那杯混合啤酒由我替她喝。 “后来呢？我是说对格拉登的侵害。” “常见的结局。后来他渐渐长大了，贝尔特伦觉得他太老了，于是甩了他，接着寻找他的下一个受害者。我们找到了他通过‘好伙伴’项目结成对子的所有男孩，会一一盘问他们。我敢说，他们全都受过他的性侵害。对所有那些孩子来说，他就是邪恶的种子，杰克。一定记住在你的报道中强调这一点。贝尔特伦的死真是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