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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之后，我也不见了。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继续逗留在那里。我匆匆又检查了一遍那个地方，想着万一那两个人并没拿走资料夹，而只是拿起来狠狠敲了对方一下。我确定资料夹并没有藏在梳妆台后面的地板上，或壁炉旁的一堆书里面，或者——的的确确——任何地方。 然后我就离开了。在公寓的时候，我始终戴着手套，所以没有留下指纹，如果其他访客留下了指纹，那是他们的问题。我把所有东西恢复原状，打开门锁，硬逼着自己用那些小钩子做了他们之前用钥匙所做的事——出来后把门锁上。 我回到十二楼，按了电梯。现在快一点了，服务员是午夜十二点换班，但今夜显然不是碰运气的好时机。结果电梯服务员是个新面孔，但我宁可毫无必要地多爬四层楼，也不想让人怀疑我为什么坐电梯到十二楼最后却去了八楼。 但他没跟我说半句话，也没多看我一眼，接待员也一样。门房则一路盯着我，直到确定我不用他帮忙叫出租车。我走到列克星敦大道，朝上城方向而去，威克斯福德城堡还在原来的地方，看起来跟上次一样又脏又臭，丝毫没有好转。吧台前有六个醉鬼，他们对我的兴趣都不会超过那个接待员或电梯服务员，谁能怪他们呢？ “差不多一个小时前，我来过这里，”我告诉酒保，“我不会刚好把手提公事箱掉在这里吧？有没有？” “你是说像公事包的那种？” “对。” “差不多这么宽这么高？有个黄铜锁？” “你没看到吧，有吗？” “恐怕是没有，”他说，“我不敢发誓，可是我想你刚刚来的时候没带着。我记得你，因为你和另一个家伙一起来，他匆匆喝了杯双份的，好像急着要去赶火车似的，而你没点东西喝。” “呃，此一时，彼一时。”我说。 “你要喝什么？” “跟我那位朋友一样，双份伏特加。” 我出去闯空门时是不喝酒的，一滴都不沾，连啜口啤酒都不行。但今夜的活儿已经干完了——如果你想称之为干活儿的话。我是想称之为浪费时间，而且一点都不好玩。 他从同一个瓶子倒出酒来，就是那个标签上有个家伙戴着俄罗斯毛皮帽、露出野蛮笑容的瓶子。酒的牌子叫路德米尔，我没听说过。我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觉得自己简直快死了。 “耶稣啊！”我说。 “怎么了？” “居然有人喝这种东西？” “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你打算告诉我酒里掺了水，那就不要浪费你的口舌了，行吗？因为没这回事。” “掺水？”我说，“如果这里头有加任何稀释的东西，我猜那会是甲醛。路德米尔，嗯？没听说过。” “这玩意儿我们刚卖了一个月左右，”他说，“我不负责进货，不过老板命令我把这玩意儿拿来当招牌伏特加，你猜这表示什么？” “很便宜。” “说对了。”他说着举起酒瓶，研究着标签。“保加利亚产品，”他念着，“进口的，反正是。这里说是百分之百纯伏特加。” “那是起码的。” “标签上那家伙看起来很快活，对吧？好像他要跳舞，就是手臂抱在胸前、蹲着像要坐下、可是下面根本没椅子的那种。要是你我去做那种动作，会一屁股摔在地上。” “很可能。”我说。 “这酒是便宜的烂货，”他说，“可是我卖了这么久，你是第一个不喜欢的。” “我没说不喜欢，”我说，“我只是说里面一定加了指甲去光水①。” ①一般指甲油去光水的主要成分为丙酮。 “你刚刚说是甲醛。” “是吗？”我想了想。“你肯定是对的，”我说，“我说，再给我来一杯怎么样？” “伙计，你确定吗？” “我什么都不确定，”我说，“不过再给我来杯一模一样的吧。” ＊＊＊ 第二杯比较容易入口一些，第三杯可能更容易，但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亲身实验比较好。我走出威克斯福德城堡时，感觉比我走进去时要好，而对于一瓶伏特加，你所能要求的也莫过于此了。 我来到胡戈•坎德莫斯的褐石公寓，在门前找到了他家的电铃，试着确定刚刚按铃时有没有把手提公事箱换手。琢磨了半天，我觉得这要看我一开始是哪只手提着公事箱而定。如果是左手提，那没问题，我可以轻易伸出右手食指按铃。而如果是用右手提，我就得极度尴尬地将左手食指横过整个身子去按铃。因此—— 因此没有结论。那个公事箱可能在楼上也可能不在，我马上就会知道了。此刻我两手空空——没带着那个手提公事箱，而且，可惜呀，也没有那个淡褐色皮面烫金的资料夹。我随便挑了一个手指头，按了电铃。 没反应。 我等了一会儿，再按一次。还是毫无反应，这时我发现自己充满渴望地盯着锁着的门。我知道打开这个锁不是问题，而且也不期待上面四楼的锁会构成什么挑战。我不明白坎德莫斯是怎么了，如果他是等我等烦了，跑到街角吃盘炒蛋呢？我可以趁女招待给他的咖啡续杯的时候进去再出来。 想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取回我的公事箱，不是说不过去。我早晚得跟坎德莫斯谈，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同时设法搞清为什么，但是没那么急。 我手放进口袋，手指贴近我那一小串窃贼工具。 慢着，我想。如果他在家，正轻松地躺在浴缸里或正在款待访客；或者他出去了，回来却碰到我正在行动。“哦，嗨，胡戈。我在薄伽丘大楼忽然来了灵感，所以想花几分钟偷你的公寓。” 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是抵挡不了顺手牵羊的冲动。我既不是极端反社会分子，也不是窃盗狂，我不偷朋友的东西，可是胡戈•坎德莫斯算朋友吗？他以前是埃博尔的朋友，或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我还挺喜欢他的，也觉得跟他意气相投，但那是在他送我出门、让我关在衣柜里、且两手空空地回家之前。这或许不是他的错，而且凭良心说，可能我动作不够快也是部分原因，但不管该怪谁，都会减损我们友谊的牢固程度。 此刻站在门口，我还可以保持冷静，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洗劫坎德莫斯的公寓。但如果我上楼，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我的目光、扯紧我的心弦，那我会有什么感受？不是那个华丽的奥布松织花毯，那太大了没法偷，但那块西藏老虎毯呢？或是极容易包起来扔进手提箱的那些日本根附呢？或者，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甜蜜蜜且无法追踪来源的现金了。我或许把持得住，可是我很痛苦，而且刚才的任务失败，我不想就这么算了，或放过五千美元亮闪闪的钞票，而且我又喝了两杯路德米尔，而且—— 哦。 我不能进去，能吗？我喝了酒，我是喝酒不开工、开工不喝酒的。 于是问题解决了。 我又按了一次门铃，别问我用哪个手指。我不期待有回应，也没得到回应。我离开那幢大楼，走了一两个街区，让自己的脑袋清醒点，一辆出租车经过，我叫住了。 我几乎要猜想自己会三度遇上迈克思•费德勒，但没有人那么走运。这回我的司机是个年轻人，边开车边吃开心果，扔得前座满是果壳。他一路横冲直撞地把我送到家，差点没把我的骨头颠散。 ＊＊＊ 回到自己的公寓，我收好工具和手电筒，脱掉衣服冲澡。我在莲蓬头下待了很久，想就这样洗掉一整夜算了，但出了浴室，黑夜依然。我穿上浴袍，给自己倒了杯睡前酒，好奇着喝过路德米尔之后再喝苏格兰威士忌会是什么感觉。 我喝了半杯，然后从皮夹里找出有胡戈•坎德莫斯电话的那张纸条。现在打去会太晚吗？有可能，但我还是抓起电话拨了号码，响了两声之后，有人接了电话：“喂？” 听起来不像是胡戈。 我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同样的声音又喂了一次，这回听起来有点暴躁。 肯定不是胡戈。 我把听筒放回电话座上。 我又啜了一小口苏格兰威士忌，在心里列了一个单子。第一项：我的薄伽丘大楼8B之行结果很凄惨。第二项：应该在家里等着我带资料夹过去的胡戈•坎德莫斯，在我去找他的时候不在。第三项：一个小时后，别人接起了他的电话，此人绝对不是胡戈•坎德莫斯，但奇怪的是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赫伯曼队长？不，想了一会儿我断定不是。肯定不是赫伯曼队长。但很熟悉，肯定是我听过的。 哦。 我拿起电话，犹豫着，然后拨了号码。这回响了一声那家伙就接了起来，一开始什么都没讲，光是这样就几乎足以确定我的直觉。然后他说：“喂？”然后又喂了两声。是他，没错。 我挂了电话。 “见鬼。”我大声说，拿起酒杯皱眉瞪着。我怎么会卷入这样一堆烦恼里？连续看了十五个晚上的汉弗莱•鲍嘉电影，就会有这样的下场吗？ 我该看劳莱与哈迪①的。 ①劳莱与哈迪（Laurel and Hardy），美国长期搭档演出滑稽片的两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