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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在我的叔伯辈中，发现了一些愿意将他们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浪漫化的人。在他们眼中那十年贫穷却信仰坚定，艰苦却刻骨铭心，甚至在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春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 in 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奸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春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 “报纸上说，他是应我们周总理的邀请才来访问的啊!” 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班主任什么都没干，只是努力向脸部充血，就像一条被激怒的河豚： “姓熊的，你总有一天要去坐牢!”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只不过在三十多年后，偶尔会被我爸爸讲起，用来炫耀他当初是多么的刻薄，并有足够的天资去实现这种刻薄。这绝对不是一个初中生对政治事件表现出的天真懵懂，而是我们熊家的一种神秘遗传：对现实不满，并伺机挖苦，时刻准备着。 在当年，“对现实不满”可是一桩重罪。这种危险的遗传给我爸(以及我)惹了不少麻烦，几乎让他班主任的预言成真。在所有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中，永远漏不了这五个字。十年文革时期，社会虽说混乱归混乱，淮海路上大字报满天飞以至于环卫工人可以天天发横财，但是合法的“对现实不满”只有一种统一的格式：只许火上浇油，不许逆潮流而动。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是切忌别出心裁。你可以是一万个起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别当在平静课堂里举手提问的那个白痴。 那年人们口口相传的，是关于曾经的“林副统帅”的消息。这种大规模的信息蔓延，与报纸上的风平浪静相映成趣。我爸说他当时倒无所谓，没明白“亲爱的林副统帅”这一称谓从新闻广播里消失的微妙含义。直到一份编号以“中发1972”开头的秘密文件传达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这一问题才开始公开。 这份秘密文件从高层干部传达到中层干部，再传达到各级单位，再传达到各个地市的各个党委，一直到某市某区的某所中学。当校长通过大喇叭朗读这份文件的时候，“秘密”二字依然光彩熠熠——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内容早就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但是你将其复述转达给任何其他人都是泄密行为，那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时代。 文件的内容大致是通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事实，以及他们应有的可耻下场。同学们心领神会，偶尔打打瞌睡。是的，不会有任何人产生“啊!天啊，毛主席真是看错了他!”或者“林彪这个反革命怎么可以这么辜负毛主席?”的疑问，因为孩子们都不会质疑。 同样性质的事情，我们不也是从小就在做吗?时代不会走得太快，它会留有尾巴，让下一代去踩。我小学时候，旧课桌上甚至还能依稀找到前辈学长镌刻在上面的革命豪言壮语，让我颇受感动，甚至有发现死海卷轴一般恍若隔世的错觉。父辈们少年时代是白纸一张，绝密的爱恨情仇任人填写。 嗯，祝你们永远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