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逃避——童年是个乌托邦

从来没有见孟想穿过平常女孩穿的衣裳，上次见她，天气渐凉，她从衣橱里翻出件袍子出来，问，穿上这个会不会很像道姑？她住在东四的一个四合院里，算塔罗牌，煮毛豆子，种丝瓜，与一只叫常喜的暹罗猫在一起，她的朋友曾经问她，是不是你把你的男朋友变成了一只暹罗猫陪你睡觉啊！ 本想让孟想写写她的塔罗牌女巫生涯，但是她并不愿意，与那个神秘的世界相比，她大概更愿意躲回到她的童年时代去，她说她在山里长大，这段时间里，她很少看塔罗牌，却选择了记录梦的方式。 从梦里醒来的时候，不要挪动身体，不要睁开眼睛，这样才能够把梦记住，她说，梦总是在试图告诉你些什么。 在城市里生活了二十几年，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变得更驯良。他们仍会说我野，莽撞，或者太容易袒露感情。但我想这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许多年后，我仍旧像个野孩子，那也是值得庆幸的。 童年对我来说是个乌托邦。欢乐寂寞，有笑有泪，绿色山谷开满野花朵，我是徜徉其中的小孩。 捡柴、放牛、养蚕、缫丝、打猪草、采灵芝、捡橡子、摘桐油疙瘩、夏天会在深潭里洗澡…… 这些事列举不完，当时觉得寻常，长大后知道原来大部分人的童年并不是这样。 我也曾抱怨小时候没有得到父母长足的关护和爱，对他们把我寄养在小山村的事情耿耿于怀，但在许多年后，我知道生活在大自然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和庆幸。 更重要的，当我年岁渐长，当我在生活中遭遇困顿，我仍旧可以像小孩子那样躲在被窝中哭泣，可以闭上眼便重新回到那时候的山与森林中去。我想一个人生活过的土地，是可以不断给予他力量和勇气的。 从两岁到七岁，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虽然已是八十年代初期，但在我们那里，仍是不通电的。每家每户都用煤油灯，而且都是自己做。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地遥远，因为在城市里，比我大十来岁的人说他们从记事起就在用电灯，哪里用得着自己做煤油灯！ 其实做煤油灯很简单。把用完的墨水瓶洗干净，添满煤油，瓶口上放一枚铜钱，弄一段棉线从铜钱中间穿过去，一头儿放进瓶子里，一头露在外面当灯芯就可以了。不过，为了防止灯芯从钱孔掉进去，一定是要打个结的。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棉线不会被烧掉呢？ 在那些没有电的年月里，听收音机、看电视当然更谈不上了。也因此，山民们发明创造了许多属于自己的娱乐方式。 山里的村庄一般都是依河而建的，夏天的夜晚村民们就端着饭碗坐在河崖上的大石头上边吃边聊天。聊庄稼、各家的猪和牛、要采集的药材，或者邻村或更远的村庄的人事八卦，常常能聊到半夜。 小孩子们有他们的事情。抓萤火虫、捉迷藏，或者趁着月光玩“斗鸡”，就是板着腿互相撞击。你不知道，那时候萤火虫真是多，吃饭时不小心，还会一下子掉进你饭碗里！一晚上每人都能很容易地捉上几十只，睡觉时弄个网兜挂在蚊帐上，半夜起来尿尿不用点灯了！ 另一个好玩的是捉螃蟹。虽然那时候山里不通电，但所幸还可以用手电筒。天黑以后拿着手电筒去河里照螃蟹，螃蟹们本来在河底沙滩上移来移去的，你一照，它居然就不动了！一晚上弄上十几二十只，扣在灶房里，第二天吃油炸河蟹，好吃死了。不过遇到向我这么馋的，常常是耗着大人，点着油灯当夜就烧火弄来吃了。 家族中的爷爷辈曾有过一段光辉历史——占山为王当土匪。刚解放时家族也曾因此遭遇许多变故，但血液中无法改变的是，我的叔叔也热爱枪支，并且用火药自制了一把土枪，当然，是用来打猎的。 所以那时候我经常有很多野味可以吃。野鸡野兔是常有的，但因为野生的动物个头儿都不大，常常很容易就被我吃光了。我奶奶说我那时候常有的动作就是把那个洋瓷碗扣在脸上舔碗底儿，然后是吮指头。 因为打猎的缘故，我叔叔常常会带小鸟回来给我。曾经有两只画眉，我养了一段时间，但可能它们太小了，吃东西很成问题，不久就死了。后来有一天，叔叔兴高采烈回家，让我猜他的夹克衫里藏的是什么。猜来猜去没猜中，掀开一开，居然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鹰！ 鹰有多神气？可是那些普通的鸟所无法比的！你看它的眼睛、它的爪子、它的神气，你就知道了。这只鹰我很小心地喂养它，每天都带着小伙伴们去挖蚯蚓、捉蚂蚱、逮河虾给它吃。有时候栓根儿绳子牵着，有时候直接让它站肩膀上，然后去村子里的学堂上课，或者放学时带它去蚕山上巡逻、收鸟。 说到“收鸟”，就不得不说那些蚕宝宝们。每年育蚕时每家都买好几张蚕纸，那上面挤满了黑色的小卵。等那些卵出来之后，就放不下了，然后就见爷爷奶奶把它们一个个放进顶筐里，转移到后山的柞树嫩叶上。蚕宝宝们就这样一点点长大，但有很多嘴贱的鸟儿会来啄食它们，所以叔叔做了很多“缩弓”在蚕山上，像机关一样，鸟一碰到就会被夹住，所以每天傍晚都要去“收鸟”。 而我养的这只老鹰，我奶奶也常常把它拴在菜园子里吓唬那些小鸡。因为小鸡总是喜欢去啄菜，人总跑过去赶太麻烦，把老鹰往地里一拴，那些鸡刚一过去就被吓得屁滚尿流了。 长大后曾有很多人问我这只鹰的下落。实际上是，它在我8岁回城后不久，便丢了。是被人偷走了，还是终于回到了它所想去的森林之中了？我奶奶说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们那个村庄也就七八户人家，离集市也远，蔬菜粮食自己种，肉类也大多是自给自足。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按规矩是家家都要杀猪的。一头猪从开春儿喂到年尾，图的就是年底吃个肉不缺。一过小年（腊月二十三），就能听见大人们站在自家院子里互相喊话，有时候还是隔着一条河，说的差不多都是：你家什么时候杀？明儿早起！你家呢！我家那头最近掉膘哩！ 猪不是谁都能杀的，每村都有一个“杀猪的”，也就是屠夫。杀猪要排队，要跟屠夫预约。先是在村里的打麦场上支口大铁锅，铁锅有多大呢，直径差不多有两米了吧？锅里烧上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滚着浪花。 排好号的人家一大早就把自家猪赶来，然后村里的叔伯们协力，把猪给捆上。捆住要捆好，不然猪急了也咬人。但捆的时候猪也太可怜人了，惨痛的样子就像是知道自己要奔赴刑场似的，一万个撕心裂肺。但小时候很奇怪，好像从没觉得这声音有多凄惨，因为小孩子们常常是在被窝里正赖床，一听猪叫就兴奋得不得了。“杀猪了！杀猪了！”棉袄棉裤一套，灶房抄起个馍馍就直奔打麦场了。 小孩子兴奋啥呢？一个个挤在“杀猪的”旁边，为的却是那个猪膀胱！猪膀胱有什么好玩的？城里的孩子在这方面可就太孤陋寡闻了。拿到猪膀胱的小孩，会在一堆孩子的簇拥下，到河边挤掉猪膀胱里面散发着馊味的尿，然后从麦秸垛上抽一根麦管，插到膀胱口上往里面吹气。使劲吹使劲吹，使出吃奶的劲头吹，一直吹得腮帮子通红、下巴骨散架，猪膀胱就被吹成一个气球了。 这个气球和你在大街上买到的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你的是橡胶做的，俺的是肉做的。 关于禹三伟的故事，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写。有些悲。但每一次回忆，想起这个男孩子，我还仍旧觉得怀念、温暖，也许还有一些欠疚吧。 我们村的学堂很小，就在打麦场的旁边，一所老房子，土打墙，前后各有两个小窗户。总共有三个年级，附近两三个村子的孩子，加起来不到二十人，而且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其实除了这三个年级之外，还有个“半年级”，相当于城市里的学前班。 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完一个年级讲另一个年级，一会儿学数数儿，一会儿学加减乘除；一会儿念aoe，一会儿看图说话写作文……总之，老师把我安排进半年级没多久，我就把乘法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了，后来他就让我读一年级了。 禹三伟则是笨一些，半年级上了两年，还一塌糊涂，问啥啥不会，老师说他这是“吊猪娃”，反正养不肥，吊着呗。 我那时候太神气，说起来还是个城里人，又养着一只老鹰，我奶奶还开了个小卖铺，有吃不完的糖，所以就很受大家拥戴。禹三伟也想拥戴我，但他总是脏兮兮的，鼻涕拖着，裤子掉着，头发像鸡窝，还总没骨气的样子，所以我爱欺负他。 禹三伟家在邻村，他们村没有小卖部，他常常从家里偷了鸡蛋，去我家小卖部换糖吃。有时候早上刚偷了，还没来得及换，就在课间被我追打的当儿，啪嚓一下掉地上。看着地上碎裂的鸡蛋壳和一摊黄，同学们嘻嘻笑，他就很无措，还害怕有人向他妈告状。 有时候我们一帮孩子会在打麦场上打着玩。禹三伟爱找我玩，但不知为何，这个男孩子总打不过我。我常常一个扫荡腿，就把他扫翻了。听大人们说，我那时候也很乖的啊，但自己想起来，怎么那么凶悍，那么坏啊！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有一天我们在河对面的树林子里玩，禹三伟上了树，因为那树上有一窝新生的喜鹊，他想掏了幼鸟回家养。我还记得那是一棵很高的鬼柳树，旁枝丛生，稍微歪斜，长在一块很大的青石板缝里。 禹三伟瘦，个子小，灵巧，爬树很厉害。爬到鸟窝处的时候我们大概只能看见他的屁股，然后看他从窝里掏了一只幼鸟在衣服兜里，大家就叫，这个说，我也要一只，那个说，我也要一只。禹三伟继续伸手掏鸟窝，这时候听见嘎嘎两声叫，母鸟回来了。母鸟看到有人伤害她的孩子，就使劲扑过来。我们在树下也看不清，只是叫他快下来。 所有的事情就是在这一瞬间发生的。禹三伟踩空了树枝，从高处掉下来了。 之所以悲，是因为这个孩子掉到石头上，摔到头了。流了很多血。可是，最近的医院，也要走十里的山路。 后来听大人们说，禹三伟的母亲抱着她走到半路，就已经断气了。但她还是把他抱到了医院。然后又把他抱了回来。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放学时她的母亲都来学堂，拎着他的黄挎包在打麦场上喊：三伟！三伟！回家了，孩子，回家了，我的娃……”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在她旁边站立，心里觉得涨涨的，老想掉眼泪。但村里人都说她疯了，大人们呵斥我，不要我再靠近她。 而我后来知道，禹三伟其实是抱养的。他妈妈，并不是亲妈妈。 写到这里，忽然又有些想掉泪。童年的伙伴在那个年纪永远地消失，生命对于他来说只有八年。而许多年后，我成为一个成年女子，并且生活在远离那个山村的繁华的城市里，而他，永远都是一个孩子，永远都在那片山野。 或许，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怀念，都是一次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