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速度——第三章

当我回到家时，我的MSN闪个不停，发话者是拉尔斯，他要我立即上线。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不想睡过头，以至于明天上班迟到。但拉尔斯知道我在周三要上击剑课，通常他在这个时候不会与我联络，他一定有重要的事。 我登入了MSN，发现了拉尔斯留给我的信息，他帮我摘录了一篇期刊文章，这是一篇有关如何治疗成年灵长目动物类似自闭症征候的文章。我浏览这篇文章，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治疗婴儿遗传而来的自闭症，或者治疗幼儿脑部损伤所导致的类似自闭症的症状，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有人曾告诉我，这种治疗对我而言为时已晚。如果这篇文章所言不假，一切为时不晚。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这点，并强调这项研究可能适用于人类，建议再做进一步研究。 在我阅读这篇文章之际，其他的图标又在我的计算机屏幕闪动，这是我们自闭症协会的标志，卡梅龙和戴尔的标志，那么，他们也读过这篇文章了。此刻，我没有答理他们，继续读这篇文章。即便文章谈及的内容与我的大脑有关，由于不是我的专长，我也不是很了解治疗该如何进行。作者在详述治疗过程的时候，不断提示说自己参考了哪些其他文章，我无法取得这些文章，至少今晚不行。我不知道“何和戴葛拉西亚的方法”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我的字典里也查不到。 我看看时钟，原来早就过了午夜十二点，应该上床睡觉了，我必须得睡了。 我关掉计算机，设定闹钟，然后爬到床上，我在床上想着，光虽然追逐着黑暗，却从未追上。 隔天早上到公司上班后，我们全都来到大厅，不用注视别人的目光，就明白大家都知道文章的事了。 “我认为这篇文章是捏造的。”琳达说，“文章提到的治疗不可能有效。” “然而，如果治疗有效……”卡梅龙说，“如果治疗有效，我们就能变回正常人了。” “我不想变回正常人。”琳达说，“我就是我，我很快乐。”琳达看起来并不开心，表情十分激动和坚决。 “我也是。”戴尔说，“如果这种治疗对猴子有效，那又怎么样——而且，这又意味了什么？猴子不是人，它们的思考结构比我们简单，而且它们也不能说话。”戴尔的眼皮抽搐得比平日频繁。 “我们的沟通能力比猴子好。”琳达说。 当只有我们几个聚在一块时，我们可以把事情讨论得比平常更好，我们拿那些正常人开玩笑，笑他们如何想方设法抑制我们的能力，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也知道如果我们在别人身边开这种玩笑，他们会认为我们肯定患了被迫害妄想症，不然就是发了疯，而且病情严重，他们不会明白这只是个笑话。当他们说了笑话而我们没有意识到时，这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然而，当他们没有意识到笑点时，我们却明白，而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想象力。 “我不想每隔三个月就去见精神科医生一次。”卡梅龙说。 我不想见弗洛姆医生，如果可以不见她，我会十分开心；然而，如果不用再见到我，她是否也会很开心？ “罗尔，你的看法呢？”琳达问道，“你有半只脚跨进正常人的世界之中。” 我们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在这家公司工作，也各过各的生活。但琳达不喜欢与非自闭症者共事，她以前对我说过，她认为我不该与汤姆和露西亚的击剑课的学员交往，也不该与教会的教友往来，如果琳达知道我对玛乔莉的真正感受，她会说更为刻薄的话。 “我与他们相处……我看不出来有改变的理由。”我听到自己的口气比平常尖锐，我多希望自己在心烦意乱之际，口气不要变成这样。我没有生气，我不想让别人听出我在生气。 “看到没？”琳达望着卡梅龙，而卡梅龙正瞥向他处。 “我得工作了。”说完，我朝办公室走去，然后打开小电风扇，注视着舞动的光线，我需要弹跳，但我不想进健身房，怕在那里遇见克瑞修。我感觉全身仿佛正被某种重物压迫，很难不去思索这个困扰我的问题。 我想知道变成正常人是什么滋味。当年我从学校毕业时，就逼自己甩掉这种念头，之后，每当这种念头在脑海中浮现，我总是设法挥之而去，然而现在却不一样。以前，每当我结结巴巴地说话，或者完全无法回答而需把想说的话写在小簿子上时，我总是担心别人会当我是疯子，如果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今后再也不用在口袋里放那张小卡片，可以到处走马看花，可以凭借着察言观色，就能了解别人的心思，其中的滋味又会是如何？ 我正在处理的符号区块突然之间变得毫无意义，就像我习惯听到的声音那般毫无意义。 真的是这样吗？难道正常人不做我们所做的这种工作，原因就是如此？难道我必须在我熟悉精通的工作以及变回正常人之间做一选择？我环顾着办公室，螺旋型吊饰突然让我感到厌恶，它只是一味地旋转，同样的规律，一遍一遍又一遍。我伸手关掉电风扇，如果这样就是正常，我一点也不喜欢。 我处理的符号又活了起来，它们似乎充满了意义。我急着想搞明白这些符号的意义，故将心思完全沉浸其中，因而头连抬都没抬一下。 在我从全心投入的工作中稍作喘息之际，早就过了午餐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坐太久，又没吃午餐，让我的头发疼。我站了起来，在办公室绕了一圈，试着不去想拉尔斯告诉我的事，却又控制不了自己。我不太饿，但我知道该吃点东西了。我来到办公大楼的小厨房，从冰箱里拿出我的塑料盒。我们都不喜欢塑料盒的味道，但塑料盒帮我们把每个人的食物分开，这样，我就不必闻到琳达的金枪鱼三明治，她也不必闻到我的肉干和水果。 我吃了一个苹果和几粒葡萄，然后开始小口小口地咬着肉干。我的胃有点不舒服，我想去健身房跳一跳，然而，当我准备登记时，发现琳达和朱依已经待在里头。琳达弹跳得很高，但她的脸色阴沉，朱依坐在地板上，双眼注视着电扇所吹动的各式彩带。琳达瞄到我之后，在蹦床上转过身去，她不想谈话，我也无意发言。 这天下午似乎没有尽头，我准时下班，大步朝自己停车的地方走去，纷乱噪杂的音乐在我脑海中砰砰作响。我打开车门，滚热的空气从车里倾泻而出，我站在车子旁边，满心盼望秋天凉爽的天气。我看到其他人鱼贯而出，他们脸上或多或少流露出某种紧张，甚至避免注视着我，没有人说话。我们进入车子里，我率先开车离去，因为第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是我。 在炎热的午后，加上脑海中纷乱的音乐，我很难把车开得四平八稳，红绿灯在挡风玻璃、保险杆和车内装饰一闪而过，一路上，我遇到非常多的红绿灯。回到家时，我头痛欲裂，全身发抖。我带着沙发上的几个枕头走进卧室，将所有的窗帘拉紧，然后关上房门。我躺了下来，把所有的枕头压在身上，关掉电灯。 这是我从未告知弗洛姆医生的另外一件事，如果我告诉她了，她就会在我的档案中记上一笔，我知道结果肯定如此。当我躺在黑暗中，那些轻柔心枕头渐渐舒缓了我的紧张，脑海中纷乱的音乐也缓缓淡去。我在柔软、宁静的黑暗中漂浮，思绪慢慢恢复平静，不受快速移动的光的侵扰。 最后，我做好了重新思考和感觉的准备。我感到悲伤，我不应该悲伤的，我把弗洛姆医生会说的话说给自己听：我很健康，我有份待遇相当不错的工作，我有个可供安身的窝，也有干净的衣服可穿，我获得了高位阶的许可证，可以开自己的车子，无须与别人一起共乘一辆车，或者搭乘拥挤、嘈杂的公共交通工具。我的运气很不错。 然而，我却感到悲伤。我这么努力地尝试，却仍徒劳无功。我穿着和别人相同的衣服，在相同的场合说相同的话：早安，嗨，你好吗，我很好，晚安，请，谢谢，不客气，别麻烦了，谢谢，现在不可以。遵守交通规则；奉公守法；公寓摆着普通的家具；小声地播放与众不同的音乐，或者戴上耳机。但这样做还不够，我即便努力地尝试，那些正常人还是希望我改变，变得和他们一样。 他们不明白其中的过程有多辛苦，也不在乎。他们希望我改变，想把某些东西塞进我脑中，改变我的大脑，他们嘴里说没有，实际上却那么做。 我原本以为，我一个人安全地生活着，就像其他人一样，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我埋在枕头下的身体又开始发抖，我不想哭，如果哭太大声的话，可能会引起邻居的注意。我听到各种标签蜂拥而至，自孩提时代起，人们就把这些标签记在我的档案中，自闭症频谱异常、自闭症、感觉系统异常、听觉处理异常、视觉处理异常、触觉防御。 我恨这些标签，它们让我觉得十分苦恼，这些专门术语形影不离地纠缠着我，而我却无法打探它们的真正含义。 所有的婴儿在出生时就有自闭倾向，我们团体中的某个成员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安地笑了起来，我们虽然同意，但这么说却十分危险。 神经系统正常的婴儿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学习将进入的感觉信息统合为对周遭世界的连贯概念，我花的时间更久——我也毫不犹豫地承认，即使到了现在，我的感觉处理还是不太正常——但我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和其他婴儿是非常类似的，一开始，我们被未经过滤和编排的感觉输入团团围绕，我们以睡眠和漫不经心保护自己免受这些超载的感觉输入。 读这本书时，你可能会想，只有神经系统受损的婴儿才会这样做，事实上，婴儿会控制他们在感觉洪流中的暴露程度——在信息过多的情况下，借着闭上眼睛、避免注视、或熟睡来避开。婴儿随着时间渐渐理解这些庞大的信息，而后学会外在世界各种事件带来的视网膜刺激信号规律、人声带来的声音刺激信号规律——最后，他们可以理解说着母语的人声。 对我而言——对任何自闭症者而言——进行这个过程的时间非常漫长。当我的年纪到了应该可以了解这些的时候，我父母曾对我解释这点：基于某种原因，婴儿时期我的神经系统需要持续很久的刺激，最后它才能意识到这些刺激。其他自闭症者——和我——非常幸运，现代医学发展出的这种技术，可提供我的神经细胞所需的持续信号。因此，我未被贴上“注意力异常”的卷标（这个卷标现在使用得非常频繁），我只被提供一些我可以注意的刺激。 我还记得在使用计算机辅助初级语言学习程序之前，从别人嘴巴里发出的声音，似乎和田地里母牛发出的哞哞叫声同样的没有规则——不，也许更没有规则——许多子音我听不出来——它们持续的时间不够久。治疗帮助了我——计算机拉长人声的时间，以便我可以聆听。我的大脑渐渐学会捕捉短暂信号，但仍无法完全掌握人声，面对说话速度快的人，无论我多么专心，我一样没辄。 而且情况常常更糟。在使用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程序之前，像我这样的孩子可能永远学不会说话。在二十世纪中期，治疗师认为自闭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就像精神分裂症一样，我妈妈曾读过一位妇女写的书，这位作者被告知，是她把自己的小孩逼疯的。自闭症者的精神出问题或有毛病，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结束，几年前，我甚至在一本杂志中看过阐述类似想法的文章。那是我探访弗洛姆医生的原因，好让她帮忙确定我没有罹患精神疾病。 我想知道克瑞修先生是否认为我是个疯子，这是他与我谈话时，脸上露出光泽的原因吗？他怕我吗？我不认为奥德林先生怕我——或我们其中任何一个。奥德林先生与我们说话时，把我们当做正常人，但克瑞修先生与我说话时，似乎把我当做一只桀傲难驯而他有权加以训练的动物。我常常感到害怕，但此刻躺在枕头下休息良久之后，我不再感到害怕。 我多希望能出去走走而且仰望星空。我父母曾带我到西南部露营，我还记得躺在星空下，仰望所有的美丽图案——那些永恒不变的图案的情景。我很想再次仰望星空，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群星让我心情平静，也向我展示了一幅秩序井然、图案分明的宇宙，而在这片广大的图案中，我可以是其中的一小片。我父母告诉我星光历经了多久的时间，才触及到我的眼睛——那有数十万年之久——那一刻我心中有说不出的舒畅之感。 在这里我看不到星星，紧邻公寓大楼的停车场上装设的安全灯是钠气灯，正发出粉红偏黄的灯光，让空气变成模糊的一团，在朦胧的黑色夜空中，群星无法露脸。 有时候，我会开车来到乡间，试着找到一块空地仰望星空，但难度很高。如果我把车停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关上车灯，其他的司机可能因为看不清楚路况而撞到我。我曾试着把车停在路边或者停在通往一处谷仓的无人使用的道路上，但附近的住户可能会注意到我，并且打电话报警。接下来，警察会赶到此地，想了解我在深夜将车停在此地的原因。警察不明白我想仰望星空的心情，他们说这只是一个借口。之后，我从未把车停在偏僻的小径，反而想办法存钱，等到钱存够之后，我就能到可以仰望星空的地方旅行。 警察常令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常遭到警察刁难。在圣安东尼奥长大的乔治曾对我说，如果你不是有钱人、白人和正常人，警察就会认为你是个罪犯。乔治在成长过程中，曾多次被警察拦检。乔治直到十二岁才学会说话，但即便到十二岁，他的表达能力还不是很好。乔治说，警察总以为他喝醉了酒或嗑过药，即便戴着解释他的身份和他不能说话的缘故的手镯，警察依然会把他带至警察局，然后将手镯仔细地检查。警察还会想办法找乔治的爸爸或妈妈来带他回家，而不是亲自带他回到市中心。但那都是乔治的爸妈的工作时间，因此，他通常得在警察局待上三四个小时。 我从未遭遇到这种情况，但有时候，我会被莫名其妙地挡了下来，例如机场的安检人员。当别人用严厉的口吻对我说话时，我会怕到不知该如何回答那些问题。我在镜子前面练习说：“我叫罗尔•亚兰戴尔，我有自闭症，我在回答问题时会有困难。”直到我可以说出这几句话，无论心中有多么害怕。当我这么说时，我的声音听起来急促又紧张，他们会问：“你有带身份证吗？”我知道我应该说：“在我的口袋里。”如果我试着拿出皮夹，他们可能会害怕到把我给枪毙了。我的高中老师西维尔小姐曾对我们说，警察会认为我们的口袋里藏着刀械或枪支，他们曾经枪杀过只是想拿身份证的无辜百姓。 警察枪杀无辜的人是违法行为，但我看过法院的判决，如果在事发之际，警察感觉到有威胁的话，他们的杀人行为就没有违法；然而，如果有人因为恐惧而杀了警察，就是违法的行为。 这实在没有道理，根本不符合平等原则。 高中时，造访过我们班上的警察曾说，警察是为了帮助我们，只有为非做歹的人才会怕警察。我同学珍•布洛查尔德说了我所想说的话：要我们不去怕会对自己大吼大叫，恐吓自己，还可能要自己面朝下躺在地上的人，比登天还难；即便没有做什么，一个持枪的彪形大汉站在面前，就足以让任何人吓得半死。这名警察红着脸说，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我想，他的态度也不怎么样，但我明白最好什么也别说。 然而，家住我们公寓大楼的警察总是对我和颜悦色，他叫丹尼•布莱斯，然而，他要我叫他丹尼。当布莱斯先生看到我时，会对我道早安和晚安，我也向他说早安和晚安，他夸我把车子保持得非常干净。当华生小姐必须前往养老院时，我们俩帮助她搬东西，一人一边扛着她的咖啡桌下楼，布莱斯先生常常爬回楼上再搬一次。布莱斯先生从未对我认识的人大吼大叫，除了喜欢我把车子保持得很干净以外，我不清楚他对我的观感是什么，如果他知道我是个自闭症者，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我告诉自己不要怕布莱斯先生，因为我没有做错事，但我还是有点怕他。 我想问布莱斯先生是否以为别人怕他，但我不想让他生气，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还是有点怕他。 我试着欣赏电视节目里的警察，但我又因此怕了起来。警察似乎总是累得不得了，也常常发脾气，这些电视节目似乎也让警察的累和脾气成为理所当然。可即便很生气，我也不会表现出生气的模样，但警察就可以。 然而，我不想被喜欢我的人指指点点，也不希望布莱斯先生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我，他对我笑，我也回他一笑，他对我道早安，我也向他说声早安。我试着说服自己“布莱斯先生配带的枪只是玩具”，这样，我来到他的身边时，就不会满身大汗到让他以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的程度，其实我根本什么都没做。 我躺在枕头和被单之下，尽管流了一身的汗，心情却平静下来。我爬下床，换了枕头，到浴室洗澡。身体不该臭臭的，这点很重要，身体发臭的人会让别人生气或害怕。我不喜欢现在用的肥皂的香味——这种人工香味实在太浓了——但我知道，别人会接受这种香味。 当我离开浴室，穿上衣服的时候，时间已过了晚上九点。周四晚上，通常我会收看柯保特457的节目，但我已错过了播放时间。我很饿，于是我煮了一锅面条。 电话铃声响起，我跳了起来。无论我选了哪种铃声，电话声响起，总是让我吓一大跳；当我吓一大跳时，我就会跳起来。 电话是奥德林先生打来的。我的喉咙变紧，好长一段时间无法言语，但奥德林先生也没有继续说话，只是静静等待，他明白我的情况。 我却不太明白——奥德林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只会在办公室与我接触，从未打电话到我家，为什么现在他想见我？我感到进退维谷，奥德林先生是我的主管，他可以命令我做任何事，但也仅限于在公司，在家里的电话中听到他的声音，感觉非常奇怪。 “我……我没想到你会打电话给我。”我说。 “我知道。”奥德林先生说，“我打到你家，是因为我必须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与你谈谈。” 我的胃开始绷紧。“有什么事吗？”我问。 “罗尔，在克瑞修召集你们之前，你必须知道，现在出现了一项实验性的治疗，可以治愈成人自闭症。” “我知道。”我说，“我听过这个消息了，他们已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了实验。” “没错，但杂志上写的内容已是一年多以前的旧闻，目前……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公司买下了这项研究，克瑞修希望你们接受这项新的治疗方案，我不同意他这么做，我想这项治疗方案还不够成熟，我认为克瑞修不该要求你们接受治疗，至少你们应该自己选择要或不要，谁都不能逼迫你们，但克瑞修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无法阻止他向你们提起这项治疗方案。” 如果奥德林先生阻止不了，他为什么还要打电话？这是我在书上读过的，正常人因为不能阻止某事发生，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事，为了博取同情所使出的策略吗？ “我想帮帮你们。”奥德林先生说。我记得我父母说，“想做”与“做到”不是一回事，“尝试”与“做到”也不太一样。奥德林先生为什么不说“我会帮助你们”？ “我认为你们需要找个辩护人。”奥德林先生说，“你们需要找个比我厉害的人，帮助你们与克瑞修进行协商，我可以帮忙找到这个辩护人。” 我想奥德林先生不想担任我们的辩护人，这是因为他怕克瑞修先生会开除他，他这么做确实情有可原——克瑞修先生可能开除任何人。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把想说的话吐了出来：“难道……难道……我认为……我认为我……我们……应该找自己人。” “你们可以吗？”奥德林先生问，我听得出他的口气带有一丝怀疑。从前，如果听到奥德林先生的口气不太好，我就会以为他在对我发脾气，但我很高兴情况已经有所不同。我想我知道奥德林先生的口气为什么带有一丝怀疑，因为他明白我们可以做哪种工作，也知道我独自一个人生活。 “我可以到中心寻求协助。”我说。 “也许这样更好。”奥德林先生说。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一阵噪声，有个人正在说话，但我想这通电话并不是打给我的。“挂掉电话，我正在讲电话。”我听到另外一句人声，声音非常不高兴，但我无法听清楚话的内容。然后，奥德林先生放大的声音开始在我的耳际盘旋：“罗尔，如果你找人帮忙时有任何困难……如果你想要我帮忙，请通知我，我希望为你谋求最大的利益，你明白我的用意。” 我并不明白奥德林先生的用意，他是我们的经理，总是和颜悦色和耐心地对待我们，并提供一些使我们工作顺利所需的设备，但我不明白他想“谋求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意思。奥德林先生怎会知道我们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他希望我娶玛乔莉吗？他对工作之外的我们了解有多少？ “谢谢。”我说。在任何场合中，这是最安全和最客套的用语，弗洛姆医生会为我感到自豪。 “嗯，好吧。”奥德林先生说。此时此刻，我试着不被这些毫无意义的话语所困惑，这些只是客套话，代表着奥德林先生即将结束与我的谈话。“如果你需要帮助，请打电话给我，我家的电话号码是……”奥德林先生唠唠叨叨地说了一串号码，尽管我绝对不会忘记，但我还是用电话系统记录了他的电话号码。对我而言，记住数字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奥德林先生家的电话号码这组数字尤其简单，因为它是由一连串的质数所组成，不过，奥德林先生可能从未留意过这件事。“再见，罗尔。”最后奥德林先生说，“不要太担心。” 尝试不等于做得到。我也对奥德林先生道声再见，并挂断电话，准备吃有点煳掉的面条。我不怕吃煳掉的面条，这种面条吃起来反而更柔软更顺口。多半的人不喜欢在面条里加花生酱，我却特别喜欢。 我思索着克瑞修先生要我们接受新治疗的事，我不认为他能够逼我们就范，法律保障我们的人权，医疗研究若要转用在人身上也有相关规定。我不太清楚法律条文怎么规定，我不认为，有任何法律条文可让克瑞修先生逼我们就范。但奥德林先生对法律条文懂得比我多，因此他一定以为，克瑞修先生有办法这么做，或者尝试那么做。 周五早上，卡梅龙告诉我奥德林先生也打过电话给他，事实上，奥德林先生给每一个人都打了电话。克瑞修先生尚未约见我们。我的胃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以前，在我知道自己考试过不了关时，胃也会出现这种感觉。不过，在我打开计算机和开始工作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稍稍缓和了点儿。 一整天下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不过，我已完成新计划的前半段，测试过程和结果也十分顺利。吃过午餐后，卡梅龙告诉我，本市的自闭症协会将针对这篇研究报告在中心举办一场集会，他将会参加集会，也认为我们都应该参加。这个周六除了洗车以外，我没有安排任何活动，而且几乎在每个周六早上，我都会去中心。 周六早上，我步行去中心，虽然路程有点远，但这天早上不太热，而且步行让我的双腿十分舒服。此外，在前往中心的路上有条红砖人行道，人行道用两种颜色的砖块——棕黄色和红色——铺成有趣的图案，我喜欢观赏这些图案。 抵达中心后，我发现参与集会者不只是我的同事，还包括来自本市的各路人马。有些人——多半是老人家——居住在受高度监护的成人赡养中心或庇护工厂，或者居住在团体之家。与会的史蒂芬教授在本市规模较小的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生物学。另外，玛伊教授是在本市规模较大的大学任教，她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数学和生物物理学。这两位教授很少参与协会办的集会。我也注意到，脑部损伤较严重的人最常参与集会，像乔里这样的年轻人几乎从未参加。 我喜欢和熟人聊天，有些是我的同事，有些则是其他公司的人，例如像穆瑞，目前他在一家大会计公司任职。穆瑞想了解我上击剑课的情况，现在，他正在练合气道，而且也没有告知他的治疗师。我知道穆瑞已听过这项新治疗，否则今天他是不会到中心来的，但我认为他不想与我讨论。穆瑞与我们不同公司，他可能不清楚这项治疗方案就快要在人类身上进行试验，也许他想接受治疗，也希望治疗会成功。我不想问穆瑞这件事，至少今天不想。 这个中心不是专为自闭症者设立的，我们还看到身体有各种障碍的人前来此地，特别是在周末。我不清楚这些身体障碍的名称是什么，也不愿去想这些可能会得罪别人的事。 有些来中心的人很友善，会和我们谈话，有些则对我们不理不睬。艾米今天直接走到我的面前，她几乎一有空就会到中心来，她的个子比我矮，留着一头乌黑的直发，脸上还戴着一副厚眼镜。我不明白艾米为什么不动近视手术，但问别人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行为。艾米好像总是板着脸，她的眉毛挤在一块，嘴角绷起小团的肉，而且还向下垂吊。“你交了女朋友？”艾米问。 “没有。”我回答。 “你有，琳达对我说，你女朋友跟我们不是同一类。” “我没有。”我重申前面的回答。玛乔莉不是我的女朋友——目前还不是——我也不想和艾米谈论到她，琳达不该对艾米说三道四的，而且实际的情况也不是琳达所讲的那样。我没对琳达说过玛乔莉是我的女朋友，因为她根本不是，这么说是不对的。 “你去练剑的地方。”艾米说，“有个女孩……” “她不是个女孩。”我说，“而是个女人，而且不是我的女朋友。”我想，至少目前还不是。一想到玛乔莉和上个星期她脸上的表情，我就觉得脖子发烫。 “琳达说她是你的女朋友。罗尔，她是个间谍。” 艾米很少叫别人的名字，当她叫我的名字时，我有一种好像手臂被人掴了一巴掌的感觉。“‘间谍’，你是什么意思？” “她在大学任职，你知道，这所大学正在进行那项计划。”艾米瞪着我，好像正在进行计划的人是我，其实，她指的是这所大学专攻发育性障碍的研究小组。孩提时代，我父母曾带我到这所大学接受评估，此后三年，我就到特教班上课。之后，我父母认为，这个研究小组关心的是发表研究论文，以取得更多赞助经费，对于如何帮助小孩反而是没什么兴趣，因此，他们让我参与社区诊所的另一项计划。本市的自闭症协会规定，研究人员必须公布他们的身份，我们不允许这些研究人员参与我们的集会。 艾米在这所大学担任管理员，我想这是她查到玛乔莉也在那里工作的原因。 “很多人在这所大学工作。”我说，“并非每个人都加入这个研究小组。” “她是个间谍，罗尔。”艾米重申，“她只想知道你的治疗情况，而不把你当人看待。” 我觉得心中好像开了一个洞，我应该确定玛乔莉不是研究人员，但又不是那么确定。 “对她来说，你不过是个怪胎，”艾米说，“一个实验对象。”艾米说实验对象的口吻时，好像这个词很下流。但我了解下流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卑劣的行为，比如把老鼠放进迷宫中，或者将猴子关进笼子里。我思索着这项新治疗：率先接受的治疗者就是被实验的对象，就像研究人员一开始对灵长类动物所做的那样。 “不是这样的。”我说。我能感觉到汗水自手臂下方和脖子上渗出的刺痛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全身轻微颤抖，这是我的身体面临外来压迫时的反应。“但不管怎样，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继续参与这场集会，因为如果我中途离开中心，艾米会向其他人提起玛乔莉和我的事。演说者对研究计划和研究意义侃侃而谈，但听众却听得云里雾里，我也没有懂。我还注意到演说者提出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内容，但我就是无法全神贯注。不过，稍晚一点的话，我就可以在中心的网页上读到演说内容。艾米不说的话，我还想不到玛乔莉，但现在我满脑子都是她。 玛乔莉喜欢我，我确定她喜欢我，也确定她喜欢的就是我本人，那个和她一起上击剑课的罗尔，那个她在周三晚上邀请一同前往机场的罗尔。露西亚说玛乔莉喜欢我，她没有说谎。 但喜欢有对象和方式的差别。我喜欢咬火腿，它是可口的食物，咬火腿时，我才不在乎它会怎么想。我知道火腿不会思考，所以咬火腿对我而言根本不痛不痒。有些人不喜欢吃肉，因为肉是从动物身上割下来的，而这些动物生前也许会思考，可能也有感觉，但动物一旦被宰杀以后，吃它们的肉对我而言根本无所谓。人类吃下去的所有食物都曾有过生命，并且包含有几克的矿物质，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与树沟通的话，也许就会知道树可能会思考，也会有感觉。 如果玛乔莉喜欢我的方式，就像艾米所说的，是把我当做一件东西，一个实验对象，就像我咬火腿时的感觉，那该怎么办？如果玛乔莉喜欢我，是因为我比一些实验对象还要安静友善，那又该怎么办？ 我不觉得自己安静友善，反而觉得想要揍人。 这场会议的顾问并未提到我们已在网络上读到的文章，他无法解释治疗的方法，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申请加入此项研究，更没有说我任职的公司已买下这项研究的专利，也许他不知道这件事，我不确定奥德林说的消息是否正确。 在会议结束后，其他人想留下来讨论新治疗，我却赶快溜之大吉，我想回家好好地想念玛乔莉，不希望艾米在身边多舌。我不去想玛乔莉是否为研究员，只愿想象那晚开车的她坐在我身旁的模样、想象她的笑容、她头发上的光泽，甚至她拿剑的方式。 我在清理车子的时候，玛乔莉的身影常常就滑进我的脑海里。我拆下羊皮椅垫，拿到车外抖干净。无论我多么小心，椅垫总会塞了一堆东西，例如灰尘、线——这次是一根回形针，天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将回形针放在驾驶座前方，开始用小刷子扫座椅，然后用吸尘器吸地板。吸尘器的噪声让我的耳朵很不舒服，但用吸尘器总比用小刷子扫地板来得快，而且鼻子吸到的灰尘也比较少。接下来，我仔细地将挡风玻璃各个角落擦过一遍，然后换成玻璃。商店有卖清洁汽车用的特殊清洁液，但这些清洁液的味道太浓，让我感到不舒服，因此，我只用湿布擦拭车子。 我把羊皮椅垫装回座椅上，并将垫子紧紧地固定好。在周日的早上，我的车子焕然一新，即便搭乘巴士到教堂做礼拜，我也希望我的车子在周日能有崭新的面目。 我匆匆地洗了热水澡，不去想玛乔莉，洗完澡后，我躺在床上，才开始想她。玛乔莉在我的脑海里动个不停，她总是动呀动的，很少停下来。我的脑海里闪过很多张脸，而只有玛乔莉的脸清晰地浮现出来，而且停驻良久，让我可以诠释她多样的表情。当我进入梦乡时，玛乔莉正对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