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考古学——第一部分 第二章 乌托邦孤岛

如布洛赫所做的那样，在所有地方都发现乌托邦冲动的踪迹，实际上是将乌托邦冲动普遍化，并且也意味着它是某种根植于人类本性中的东西。然而，在历史上，将乌托邦现实化的尝试显得断断续续，因此，现在对于一切有助于形成幻想的特殊的、奇异的东西，我们需要支持，因为正是这些幻想为乌托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借着这种支持，我们也更进一步地对乌托邦进行了限定。在白日梦中，我们可以在头脑中设想整个城市如何布局规划，可以设想组织制度如何被热心地建构以及法律体系又是怎样不断地被起草和修改，还可以设想节日或宴会时座位安排的调整细节，甚至垃圾处理也可以如行政等级般被组织化，家庭和儿童看护问题会被以别出心裁的新办法来解决—这些幻想不同于那些色情的白日梦，它们自身就足以保证对这些问题的特定的注意力。 不管是政治的、文本的还是解释学的乌托邦主义者，一直以来都是疯狂而古怪的：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变形。这种变形很容易被解释为某种堕落的社会，在那里乌托邦主义者不得不完成自己的使命。事实上，我希望我们能理解乌托邦主义，不要把它当作某种政治的释放，认为它是要退回到像古希腊城邦制度一样的合法的集中制；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本身完全不同的进程。作为第一步探讨，我希望涉及一些政治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似乎被假设为保持了其危险的和可疑的特征。我们必须让自己习惯于认为，在我们的社会，政治已经被成功与个人分离，政治是作为一种缺陷而存在的。为什么像马基雅维里和卡尔•施密特那样最优秀的典型的政治思想家，要永远被耻辱的氛围所环绕呢？但他们仍敢于以一种与犬儒主义截然不同的英雄主义姿态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而我们的乌托邦主义者，带着不缺少欣喜的、对使命或召唤的热情，以一种曲解而非偏执的方式，不那么正大光明地领会了这些政治思想家的主张。 不过，我们现在所寻求的并不是一个心理学的解释，而是一个历史学解释，它可以系统地阐述这些特殊幻想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乌托邦似乎是西方现代性的副产品，但它并不会出现在现代性的每个阶段。我们需要设想一下使得乌托邦建构得以可能的条件和形势，也需要弄清楚能够激励这种特殊使命或才能并同时为其运用提供素材的条件。 实际上，乌托邦召唤似乎和当代对发明家的召唤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它们将如何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不断提出并尝试解决方法的创造性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这和儿童游戏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也与旁观者的某种特殊才能相关，这种才能能够以一种新鲜的、不同寻常的方式来看待过于熟悉的现实，同时也将模型制造者极度简单化了。不过，在这一建构中，仍然有令人高兴的地方，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精神”就表达了很多奇妙惊人的东西： 因为每个人都会创造出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在其中居住着的是一些精神实体和如我们一样的众多精神主体，并且这个世界是头脑和理智可以理解的。不，不仅如此，他可以创造出他所想要的风格和政体，并按自己的喜好赋予其中的生命体以仪态、体形、外表、颜色和理解力等，还可以制造出他认为最好的旋涡、光源、压力和反应等等。不仅如此，他还创造出血脉、肌肉和神经，所有这些系统的运行可以由一个震颤或击打来控制：当然他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地改变这个世界，或是将其变为理念的自然世界、原子世界、光世界以及其他一切源于自己幻想的东西。因为这是属于你的力量（对于精神的总结），这力量“让你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到底是什么需要你冒着危险甚至以抛弃生命、名誉以及宁静生活为代价，来征服一个物质世界的全部呢”？ 不过，这种创造必然是被激发的：它一定是对特定困境的回应，或是对基本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乌托邦主义者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处理这些问题的钥匙。正是这种确定性，以及不懈而迫切地想要寻找出一个简单的、一针见血的方法来解决自己问题的努力，可以帮助人们识别出乌托邦召唤。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法一定是显而易见并且自明的，只要是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可以理解：就像一个人相信自己精心设计的陷阱可以使人都被定罪一样。 然而，这种解决方法，或者至少是它的可能性，必须被社会情境所认可：这正是乌托邦客观前提的一个方面。这种从特定的社会情境出发来揭示历史的观点必然激发这种过度的简单化；显而易见的痛苦和不公必然是因为特定的邪恶或错误造成的。对于乌托邦主义者而言，这种补救从根本上讲首先是一种否定性的补救，它也成为一种号角，预示着要将所有罪恶的根源彻底扫除和涤清，因为一切的错误和不公正来自这个源头。 这就是为什么以肯定性的期望来对待乌托邦是错误的，尽管乌托邦确实提供了对幸福世界的幻想、满足以及合作的空间。比起乌托邦来，它们所描绘的形象更加符合田园诗或乡村文学。实际上，从洛克到罗尔斯的自由政治理论的标志，正是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肯定性标准，而不是像乌托邦主义者那样试图进行治疗性干涉。这种肯定性建构的理想，和那些重大的革命一样，都是旨在缓和和消除剥削和痛苦的根源，而不是为了制定一个旨在取悦资产阶级的计划。这些文本形式上的特性造成了一些混乱，而这一混乱似乎又提供了某种蓝图：即使消灭和扫除了不义，这些仍然都是否定性的图景或计划，当那些不太重要的邪恶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自由主义的理想是人类所与生俱来的。 头脑里有了这个基本的判断，我们就可以从莫尔中规中矩的要求废除金钱和私有制的解决方法开始，把最有影响的乌托邦公式列出一个目录来。莫尔迈出的第一步并没在后期的乌托邦中消失，而是被提高到关注更多层面的高度，也因此有了新的主题和布置。这正是康帕内拉所强调的要通过僧侣社会的普遍化来实现的秩序。对于温斯坦利而言，他更希望在新的公有制社会中废除工资劳动，结束社会苦难。而卢梭关于自由的所有观念引发了依赖的痛苦体验。傅立叶和欲望、圣西门和管理、贝拉米和工业武装、莫里斯和他称之为艺术的非异化劳动—所有这一切都提供了某种乌托邦规划，而这种规划都可以用一个口号来总结，并相对较易产生成效。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婚姻和“妇女问题”成了主要问题，虽然在当代不仅仅是主体性使得乌托邦生产复杂化。《生态理想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在生态主义基础上的企业家式的乌托邦，来回应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缺陷，而勒奎恩的“道”也同样是对于从本质上来讲具有侵略性和破坏性的现代性的一种弥补，一种生态主义的治疗。在斯金纳的思想中，教育学备好了其他一切（不管他称之为什么），而在玛吉•皮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中，当代社会为我们所熟悉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三元组合已经取代了莫尔的贪婪、骄傲和等级的旧三元组合（见本书第一部分第3章）。并且，这个新的三元组合提供了一个简明的、相互关联的批判对象。然而，尽管我们就乌托邦分析家的奇奇怪怪的主张谈了很多，但这些主题和对社会的诊断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出于某种执着或个人的古怪念头而一厢情愿地被发明出来的。或者我们毋宁说，这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执着，它作为一种记录特定社会现实的仪器，它的认同有望与集体性认知相吻合。但是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一个特定的乌托邦所关注的东西可以针对所有问题。它并不一定能体察到所有真实存在的社会因素，更别说让其他人都明白它们的情况。因此，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随意列举的传记章节，但实际反映的却是一段乌托邦原素材的历史：与表现形式密切相关的不仅仅是发展到危急时刻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正如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异形》（1979）中的异形怪物的生长阶段］，还有这些矛盾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过程。换句话说，不管是以认识论的方式、以社会分析或经济分析的方式，还是以喜剧或美学的形式，命名、主题化或表现的能力以及与它们密切相关的政治平台和口号，都能够很好地支配想象力，并面对更普遍的社会群体。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从异形自身来看，它表现形式中的每个因素都和他的前辈从根本上不同：工业化的困境从而不再和由圈地运动所引起的痛苦相同—它成为一种巨大的集体性痛苦的根源。 然而，为了表现的需要，社会或历史阶段必须将自己展现为一种情境，它要允许人们以效果和原因、困难和解决、问题和答案的形式来解读自己。它一定已经达到了一种复杂性的高度，以至于可以预见到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也可以吸引社会理论家们对某些特定的主题形成概括性的见解。即使对于极少数的群体而言，社会总体也总是难以表现的；但它有时也可以被描绘成形，并被构造成一个小比例的模型。借助于这个模型，可以认清一些基本的趋势和逃亡路线。在另外一些时候，这种表现过程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把历史和社会总体当作一团令人困惑的混沌，根本无法识别它们的力量。不论好坏，这第二种乌托邦前提—素材，与第一种前提—召唤，完全区别开来，它们的关系就如同客体与主体，社会现实与个体感知之间的关系一样。然而，这两者间的传统对立只不过是出于某种方便，而我们现在更加感兴趣的是它们在乌托邦文本中无法摆脱的神秘的相互作用。要将它们分离开来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形象处理，即使是在如社会学这样的客观性学科内。因此，如果在一开始我就把乌托邦和其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其产生的原素材之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历史阶段究竟提供了哪些类型的素材。法律、劳动、婚姻、工业组织和制度建构、贸易和交换，甚至是像性格形成、行为习惯、才能、性别态度这样的主观性素材：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乌托邦传说的这个或那个部分，成为乌托邦这个石磨下被碾碎的谷物，成为乌托邦建构赖以形成的物质基础。 但我们已经制造出一个由发明家组成的工厂，这样一个厂房可以容我们把所有的机器都拿回来休息，以便重新组装它们。空间形象在尼克拉斯•卢曼以“分化”概念作为根本动力的所谓系统理论中已经被综合地论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暂时遵循这一形象。于是，卢曼所鼓吹的形而上学将提出一种未被分化的实体，它能够从内部产生分化性因素，从而发展成为许多相互联系但彼此不同的半独立的“系统”。我们可以把这些系统想象成任何我们喜欢的形式：通过诙谐地将大学的各种学科与更古老的精神官能传统相等同，康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随机的起点，因为它比较了专业学术学科的不同团体间日益增长的分化，与精神的各个“部分”—如认知或愿望—之间的分离。这些正在发生并且不断增长的复杂的分化其实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历史：传统学科不断分化出新学科，包括社会学或心理学，或我们当代的分子生物学。同时，现代文学也见证了各种各样新的精神官能的兴起，而这些，是在传统的文学类别中所没有的。但是现在，这两个并列展开的领域（学术学科，精神）提醒我们，在社会总体［或曰系统］中还包含着很多其他这样的领域：例如，社会阶级，它作为一个母体，分化成社会阶层、专业群体以及诸如此类的层次体系；还有生产活动，它伴随着工业自身细化成更多不同的技术和科学程序，而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及对产品的需求）实际上就可以无限增长。同时，政治体系自身也分化出法理学家，他们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有着自己独特的专业知识领域。而之前这些人可能是行政管理者或官僚，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州、市政和联邦雇员。不仅如此，福利机构的多元化，社会工作者的出现，公共医疗机构不同分支的出现，以及科学研究的分化，都可能带来类似的情况。卢曼正是用这一过程的开始来定义现代性的。而后现代则可以被看作一种辩证式的饱和，在这种饱和中，这些半独立的、不同社会层级的子系统有可能一下子变得完全独立，从而产生一幅与之前的现代性的渐进方式完全不同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图景，即无所不在的多样性和无限延伸的裂变。 这个有趣的社会分化图景必须为乌托邦生产理论提供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命题开始，即乌托邦空间是社会真实空间中的一块假想的飞地，换句话说，乌托邦空间的可能性正是空间分化和社会分化的一个结果。但这是一个脱离了正常轨道的副产品，它的可能性有赖于在普遍的分化过程及其貌似不可逆转的前进运动中暂时形成的一种漩涡或独立的逆流。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变革力量中的这一块静止区域，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孤岛（enclave），一个乌托邦幻想可以运行在其中的孤岛。借助这样的比喻，我们就可以把迄今一直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乌托邦和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它显示出大部分乌托邦正是由许多动荡的“过渡阶段”所组成的（这里的“过渡”传达出暂时性的意思）；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显示了乌托邦和实践政治之间的距离，不仅存在于似乎永恒不变的社会总体性的基础之上，也存在于社会变革之中。而这种社会变革，被我们认为是时代的内在特征。例如，法庭就提供了一个超出社会之上的封闭空间。但除了整个社会建构被革命所动摇的极少时刻，法庭的权力总被认为是遥不可及和不可更改的。其实，对于早期乌托邦而言，在政教分离的喧嚣运动以及国家和商业的发展中，法庭成了一个与历史无关的孤岛，它也提供了一种精神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整个体系被想象得完全不同。但显然，这个保护空间不过是环绕在四周的、不断前进的分化运动中的一个小停顿罢了，它终究会在数十年之后被分化运动一扫而空（至少也是被重整并纳入世俗社会和社会空间）。然而，乌托邦主义者却思考了这个关于权力体系修正的静止的、非革命性的盲点；这个盲点将赋予他们力量，使他们有可能假想出一个越过革命阶段而建立的完全不同的“后革命”社会。 同时，为了确定另一个这种类型的孤岛，让—雅克•卢梭在讨论更普遍（也更具有分化性的）的产生幻想的启发性语境时注意到，18世纪对于起草新宪法的爱好，从另一个方面阐明了将行政和官僚权力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意义，也阐明了这种分化出来的孤岛对于乌托邦重建所开启的可能性。然而，到了19世纪，该孤岛突然扩张到社会领域本身，丧失了其对于乌托邦思考的意义，它四处散播开来，并真正和新兴的工业社会本身建立了联系。圣西门可能是最后一个提出重建官僚体制的乌托邦学者，直到我们在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中又重新看到制宪运动，银河系国家联盟和多星际公司体系反映了新的无国界官僚机制的出现。 这种孤岛就像是社会机体中的一个外来体：在这些孤岛中，分化过程暂时地停止了，因此它们在社会所能影响到的范围之外暂时保留了它们原来的形态，并见证了其在政治上的无力；也正因为这样，它们同时提供了一个空间，使得关于社会的新的希望图景可以在其中被详细阐述和试验。 因此，尽管莫尔笔下的伦敦商业繁荣，在伦敦周围的农业世界中，金钱形式依然是相对孤立和少见的（圈地运动将是打开这个古老世界并使其迈入工薪劳动的一个关键性步骤）。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在莫尔的历史阶段，货币形式可以导引出孤岛的存在，这个形象也就类似于马克思在早前谈到金钱的世界性作用时所做出的著名的论断：“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里也是一样，在“现代性前期”的中世纪阶段，货币和商业依然是稀少的，它们一方面表现为装饰性的黄金，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型的展示：但是货币的这种孤立地位使得莫尔可以设想，在新的乌托邦幻想中，可以将货币从社会生活中全部清除。而当货币的使用在“现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内都极为普遍化的时候，这种货币的缺席就显得不可思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乌托邦设想将采用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印花，劳动证明，银币的恢复使用等等。这当中没有一种形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可能性。然而，莫尔展示给我们的这个悖论，指出了一条道路，即货币，这个需要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孤立物，这个奇怪的外来体，既可以被认为是所有罪恶的发端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能在新的乌托邦社会形式中被彻底消除。这种孤立物散发出邪恶的力量，但它同时也具有一种可以让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力量，因为它毕竟是被困在有限的空间之内。 在和莫尔差不多同时代的康帕内拉那里，这种孤立状态就扮演了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角色：正因为修道院在总体上分化且复杂的社会中处于孤立地位，它的普遍化就可以扩展到周围世界，从而使它成为社会单一化和规律化的一个乌托邦模型。韦伯是这样来解释这种在新教徒中产生的、令人感到讽刺的反革命乌托邦的成功的：新教徒消灭了修道院，但却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修道院。正如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所说，“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一生坚守修道士的生活”。 在培根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颠倒。世俗的科学的独立状态的出现及其松散的国际网络，预示着皇家学会的建立，也决定了由新的研究法则所确立的对整个世界的想象。 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运用旧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新形式，并以各种不同的现代方式对知识分子保持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一些孤立空间中的精英。这就是在其社会环境逐渐扩大和分化的情形下，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人所意识到的问题： 在我们最初到达这里以及其后的二十年时间里，火星就像南极一样，甚至比南极更加纯净。我们在世界之外，我们甚至一无所有—没有衣服，没有讲台，一切就是这样！……这种安排像极了史前生活，对我们来说也无比愉悦，因为我们的头脑已经用了三百万年的时间来习惯这种生活。其实，我们的头脑之所以长成现在这样的构造，正是为了适应现实生活。所以当人们有机会去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极度依恋它。它使你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工作上，即为了生存、为了创造、为了满足好奇心或是为了玩耍所做的一切事情。约翰，这就是乌托邦，尤其是对于原始人和科学家而言更为合适，事实上，它对于任何人都是合适的。因此，科研基地其实就是史前乌托邦的一个小小模型，它是由那些希望活得更好的聪明的灵长类动物所开创的无国界的货币经济雕琢而成的。莫尔的基本原则—货币的消失—是这个乌托邦孤岛的前提，但却不再是其主要关注的内容；而将乌托邦看作前货币时代生活的这种本能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生物学的—辩护则让人回想起弗洛伊德从无意识出发，对货币缺失的评论（哈贝马斯甚至将货币解释为一个交往系统内的“噪音”）。 人类学笔记同时提醒我们，乌托邦形式的下一步发展，是由地理大探险和随之而出现的游记小说所促成的。它结合了唯物主义哲学，创造出了新的地理学上的孤岛。在这个孤岛里，氏族社会的新知识及其乌托邦式的尊严和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论联系在一起。卢梭认为诸如波兰和科西嘉这样的封闭区域本身就近似于乌托邦。这样的想法和奇谈怪论的游记小说一起，发展成为具有不同影响力的后乌托邦意识形态：它们大部分都直接回到了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倡的原始主义，从而成了重构的原始共产主义或氏族社会；一方面它们之中也有很多间接地采取了民族主义式的独立，它们以特殊的种族来造成地理上和周围的脱离；另一方面也有的采取了生态主义的态度，以某个封闭行星的方式再度出现。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和傅立叶那里，一些新的东西开始出现：主观性领域。这正是卢梭在坚持普卢塔克式政治幻想时所试图绕开的东西。这个主观性领域是一个关于主体或精神的真正的新建构。专门研究精神的心理学一直试图开拓该领域，但却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捷足先登。这种新个人主义及其主观性产物的特点在于，主观性本身，和不受个人影响的、较客观的社会建构问题及乌托邦管理，是不能够进行比较的。而傅立叶惊人的乌托邦置换理论正是试图解决这种不可兼容性的最后一个大胆尝试。在傅立叶的理论里，一组被女权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价值所主导的客观性任务，与新的主观性热情的多样性相一致，在这些任务中客观性和主观性达成了和解。经过了傅立叶这种伟大的综合（其复杂性可以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这个资产阶级的、现代的精神孤岛就从本质上被当作了所谓的文化革命的一个独立部分。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这一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所提出的所有有关女权主义和性别的话题对当代乌托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的协作经济革命的想法正是来源于由妇女劳动主导的乡村工业，即维拉•彼得罗芙娜的纺织工厂。 然而，新工业秩序的出现在极大程度上将再次肯定主观和客观之间所存在的基本的现代区别。贝拉米用乌托邦形式的成功范式面对并“解决”了工业和技术问题。但莫里斯却采取卢德分子的反动态度，他希望能将沉闷的工厂劳动（这种劳动表现为一种工业配置化的不同劳动，它的新的独立性正是现代分工的结果）变为非异化的劳动。 其他可能的乌托邦孤岛就在此时出现：宇宙空间和城市化。例如，田园城市乌托邦的出现，后来的鲍豪斯主义和极其不同的、具有革命性的现代建筑的乌托邦。和莫里斯不同，以上这些努力都显示了对于乌托邦脱离这一概念的一种新的影响：如各种无政府主义的合作，以及乡村公社，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类似形式。所有这些都来源于乌托邦隔离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在斯金纳的乡村乌托邦那里，可能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表达。工业化使国家财富极大增长（马克思所谓的“一般智力”在整个社会秩序中传播开来），但在现代条件下，它不可能拥有一个没有任何漏洞的、完全殖民化的社会空间，因此也不可能退回到一个孤岛式的空间内。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全球化）正是对这些漏洞的填补（也是具体的全球市场视角的出现），它宣告了这一类乌托邦幻想的终结。 同时，自贝拉米以降，当代开始重新出现了一种新的反分化趋势，即乌托邦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我们已经说过，莫尔最初要废除货币和私有财产的乌托邦主张实际上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整个乌托邦传统。现在它更是逐渐浮出了水面，以更加温和的方式或伪装出现。（事实上，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更加深入细致地来分析莫尔的文本。） 但是，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形式的融合显然也因为乌托邦本身的独立性而出现了一些问题，乌托邦似乎被降级到一个图解或宣传的次要地位。共产主义乌托邦是这类融合中的一个特殊子集，它反映了所谓“一国社会主义”式的孤岛所呈现出来的封闭以及与国际世界脱离的状况。并且，它们具有后革命性质：它们看起来或者表现了一种要从地理上和科学上征服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帝国主义（见波格丹诺夫和叶夫列莫夫），或者返回到一种我们认为只能算是乌托邦冲动的社会现实主义的田园状态。也有一些乌托邦以列宁的原初乌托邦的停止或变质来表达一种深刻的幻灭。事实上，《我们》这部难以理解的作品同时体现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 但是，共产主义的冒险史和类似的社会主义史并不是相连接的；并且，如果没有以社会主义为载体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法，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现代工业社会的问题要如何才能被解决。然而，以日新月异的控制论和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似乎已经走出了重工业和过时的现代化工厂生产的困境，并能够重新回到那些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类乌托邦有的以诺齐克的无政府主义为特征，有的则含蓄地体现在数字朋克作品中那些金融资本的传奇故事里。网络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孤岛，它是一种客观的主体性。就像卢曼的系统理论，或是结构主义以及取代它的后结构主义一样，它废除了“中心主体”概念，并以新的、后个人主义的方式发展开来。不过，这些方式并不仅仅是集体性的（尽管也是以无法辨认的新形式出现）。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试着重新确定乌托邦在今天仍然必须发挥的关键性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