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另一种可能——当我们谈论自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最近读到连岳的两篇好文章，讨论的是个人自由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自由主义。 连岳用了十年时间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在这十年间，他从一个谈论时事和政治的公知变成了他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这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用他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来刻画最为恰切，就是“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 连岳用了谈时事和政治的十年时间最终体认了个人自由这一终极价值，而我呢？我用不谈政治的二十年时间也体认到了。道路不同，不妨碍我们走向同一个终点。当然，也许你会问：“你确定这是真的终点吗？”我不敢肯定，但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个人自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而一切其他人类价值都建立在这个价值之上。 比如说集体价值，这一点不难理解，没有任何集体价值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集体的价值本来就是个人价值之和；但不能牺牲某一个人的价值来实现另一个人的价值，或者牺牲某一个人的价值来实现其他多数人的个人价值。价值不是简单的金钱相加，也不是零和游戏。这个话题让我想到哈佛公开课《公正：该如何是好》的第一节课“杀人的道德侧面”上谈到的一个故事： “你是一位有轨电车司机，你的电车正以每小时60英里（1英里=1.609千米）的速度行驶。你发现，在车轨的尽头有五位工人在那里干活，你想尽办法让车停下来，但已经停不住了——你的手刹失灵了。你感到十分绝望，因为你知道如果撞向这五位工人，他们必死无疑。突然你发现，在电轨的尽头，刚好有一条分岔，而在那条分岔路上只有一位工人，并且你的方向盘还没有失灵，所以你可以选择把电车拐向那条分岔路撞向那位工人，但救活了另外那五位，你会怎么做？” 课堂上的多数人选择了撞死岔路上的一位工人救活五位。后来桑德尔教授解释说，这样的选择就是边沁主义，或功利主义，其道德基础是结果性道德。多数人会自然地倾向于选择牺牲一人救活多人。之后桑德尔教授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假设你不是那位司机，你是一个站在桥上的旁观者，看到了司机将撞向五位工人。此时，你身边恰好站着一个胖子，如果你将胖子推下桥，就会恰好阻止电车前进，从而救活五位工人，你怎么选择？”课堂上的多数人选择不做任何事情，否则就是谋杀那个胖子。 其实，第二个故事中的旁观者面对的选择和第一个故事中的司机面对的选择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在类似的情形下，功利主义或结果性道德不再起作用了呢？教授解释道：因为第二个故事中起作用的是动机道德论或者说绝对道德论，它以康德的道德论为代表。 当然，我们通常不会处于类似上述两个故事的窘境中，连岳所谈的自由主义，也不涉及以杀他人的方式救人。他所谈的，是作为个体的我们，是否应该牺牲自己的自由去成全别人，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要求一个人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成全他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多数会支持连岳，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那个主体；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多数会要求他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因为此时我们不是牺牲的那个主体。这两种情形，和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讲的两个故事类似，只不过桑德尔的故事过于极端，因为涉及杀人。 为了清晰起见，我们现在重新表述一下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的最高原则，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政治道德，都是将公共利益最大化，或将集体幸福感最大化。 在这样表述之后，我们就知道，连岳反对的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当然，连岳在第二篇与朱建陵商榷的文章中解释了他选择自由主义的理由。他认为选择自由主义是最快最好的路，违反逻辑的事自然会消亡，例如苏联的极权。 也许我们不能同意自由主义总是最快最好的路，但我们不得不同意连岳对自由主义的定义，将任何其他价值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就是非自由主义。利益最大化本身就充满争议，同时也是无法真正计算的。牺牲个人成全多数，牺牲少数族裔成全多数族裔，看起来完全不同，却完全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于掌握计算权力的人来说，他还可以定义谁的幸福价值更高，这样就会导致完全无视个人，将社会引向地狱的悲剧。 换句话说，自由和生命一样，是无价的，无法计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还有什么比追求个人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还有什么比支持他人维护个人自由更好的选择？ 选择自由主义并不容易，同样在桑德尔教授的第二节课上，多数美国学生选择边沁的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