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人——猎鸭者斯卡利亚

猎鸭者斯卡利亚 并非所有人都会为劳伦斯诉得克萨斯案的判决欢欣鼓舞。事实证明，该案判决成为这场文化战争的关键契机。在各大报刊社论版，在法学院，在美国的大城市，乃至在外国的首都，肯尼迪的判决意见都得到人们的赞许与尊敬。但是，正如斯卡利亚迅速指出的，这些声音并不代表所有选民的意愿。在这场精英观点与大众意志的斗争中，没有谁能够稳操胜券。 劳伦斯案也进一步加深了肯尼迪与斯卡利亚之间的分歧。两人出生日期只差几个月，被同一位总统提名进入最高法院，且中间只有一年之隔；这对在同一时代的法学院读过书，还曾一同结伴慢跑的老伙计，过去仅有几次意见相左，但是，对斯卡利亚来说，后布什诉戈尔案时代的肯尼迪已渐行渐远。事实上，肯尼迪在劳伦斯案中的判决意见，几乎囊括了现代宪法中所有令斯卡利亚深深厌恶的观念。与罗伊诉韦德案一样，劳伦斯诉得克萨斯案的判决基础也是“隐私权”，一项斯卡利亚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的权利。肯尼迪还用很大篇幅讨论了凯西案。1992年，他通过与奥康纳、苏特的秘密合作，造就了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件，他亲自撰写的一段话后来曾被反复引用：“这些问题涉及到人一生中所能做的最私密的选择，与人的自主和尊严息息相关的选择，它们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的中心。自由之核心，是个人对生存、生活意义、宇宙乃至人类生活奥秘的概念进行自我界定的权利。”斯卡利亚在为劳伦斯案撰写的异议意见中，嘲笑了肯尼迪在凯西案中那段话，称之为“有关人生美妙奥秘的那个著名段落”。 斯卡利亚当然不会只是奚落肯尼迪的言词那么简单。作为一名宪法原旨主义者，劳伦斯案反映出斯卡利亚最厌恶的法院形象--一个不按照制宪者们设置的不变条文行事，却根据现代潮流变换立场的最高法院。对社会问题，斯卡利亚有着更深入的洞察。肯尼迪在其判决意见中，曾提到世界与1986年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斯卡利亚十分了解，很多美国人--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同性恋抱有与他同样的反感。劳伦斯案的判决并非顺应了公众在此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只是迎合了其中某一种意见。“法律界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已接受了所谓的同性恋议程，我是指由一批同性恋激进分子推动，试图消除传统上与同性恋行为相伴的那种道德羞耻感的议程；这种文化进而衍生出一个做出今天这样判决的最高法院。”斯卡利亚在他的异议意见中写道，并补充说：“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最高法院已偏向其中一方。” 斯卡利亚知道，至少在某些问题，甚至大部分问题上，公众--真实的公众们--是站在他这边的，尤其是对劳伦斯案判决中明确流露出的潜台词--同性恋婚姻问题。肯尼迪也非常警觉，为防止自己的观点被人误读，他在多数意见中特意表示此案“与政府是否必须正式认可同性恋者间所试图缔结的某种关系等问题无关。” 但斯卡利亚仍然穷追不舍，他以更加直白的语言回击道：“别信这个……要说本案与同性恋婚姻'无关'，就像相信原则、逻辑与最高法院的判决完全无关一样可笑。许多人盼着如此，最高法院也作出了安慰性保证，过不多久，它就会那么做。”斯卡利亚的预测果然得到印证，仅仅5个月后，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也裁定同性恋人群也应当被允许结婚，判决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劳伦斯案这一先例。 此刻，肯尼迪已决定向下一个同样极富争议的议题推进，那就是--死刑。 尽管深受萨尔茨堡夏天之旅的影响，肯尼迪仍算不上最高法院里最狂热的国际主义者。布雷耶才是。 在美国，演员们说话都热衷于带一口完美的中大西洋口音，而布雷耶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中大西洋式完美生活。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布雷耶获得了马歇尔奖学金，并前往牛津学习。返回美国后，他先在哈佛法学院任教，接着搬往华盛顿，担任大法官阿瑟·J.古德伯格（ArthurJ.Goldberg）的法官助理。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乔安娜·海尔（JoannaHare）的年轻英国女士，后者当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Times）驻华盛顿办公室任助理。乔安娜来自一个英国贵族（同样富有的）家庭；她的父亲约翰·海尔（JohnHare），布莱肯汉姆子爵一世，是一位英国贵族政治家，1950年代至1960年代曾担任保守党领袖。布雷耶夫妇在英国结婚，乔安娜·布雷耶后来成为一名心理医生，在波士顿的达娜-法布尔癌症研究所帮助治疗年轻的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布雷耶大法官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鉴于布什行政分支和法国的恶劣关系，他很少宣扬这一点。） 无论是在哈佛法学院，或是在其1980年至1994年供职的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还是在最高法院，布雷耶都热衷于与他的外国同行们建立友谊。他是当代第一位借助外国法律阐释美国宪法的大法官。刚开始这样做时，他非常小心谨慎。1999年，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一名死刑犯的上诉，这位死囚将自己等待死刑执行达20年之久的遭遇，诉称为一种违反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残酷且非同寻常的惩罚”（cruelandunusualpunishment）。与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相比，拒绝发出调卷令的裁定并不怎么引人注意，但是，布雷耶还是针对这一裁定撰写了一份简短的异议意见，这也是大法官们尝试提出新观点的惯用方式。在这份对奈特诉佛罗里达州案（Knightv.Florida）的异议意见中，布雷耶引用了来自牙买加、印度、津巴布韦和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律意见，并评述称“在美国之外，越来越多国家的法院……已认定死刑程序中的漫长延宕将使最终处决显得野蛮、可耻与异常残酷。”布雷耶小心翼翼地指出，这些观点虽然对美国法院没有约束力，却非常值得关注。不过，尽管他引用外国法律的方式如此审慎，却仍然招致克拉伦斯·托马斯的迅速反驳，他也很快拿出一份简短的意见，表示最高法院永远也不应该“把外国的情境、潮流或风尚强加在美国人头上”。伴随这次短促交锋，战斗打响了。 肯尼迪把死刑之争带至下一个层面。对他的外国同行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2004年10月13日，最高法院就各州能否处决未成年犯--即犯罪时未满18岁的青少年--听取了口头辩论。 这次的议题显得格外具有争议性，因为与劳伦斯案的情况一样，最高法院几年前也曾审理过类似的死刑案件。1989年，斯卡利亚在为史丹福诉肯塔基州案（Stanfordv.Kentucky）撰写的判决中，允许各州对16岁和17岁的罪犯实施死刑。但在2003年的洛波诉西蒙斯案（Roperv.Simmons）中，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却又裁定，考虑到史丹福案之后，法律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对未成年犯适用死刑应该属于违宪行为。 围绕与死刑相关的一系列议题，整个社会的情感指数也正不断变化。刚到最高法院时，伦奎斯特曾致力于加快美国境内死刑的执行速度，却受挫于自由派反对者们--主要是布伦南和马歇尔--设置的程序性障碍。在死刑问题上，比尔·克林顿倒是和首席大法官理念一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之后，克林顿签署了1996年《反恐与有效死刑法》（AntiterrorismandEffectiveDeathPenalty）。这个名称古怪的法案本意是为限制死刑犯上诉，但其影响却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克林顿执政期间，犯罪率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因被误判而获释的囚犯--往往是死刑犯--的数量也在增加。（新的DNA技术的应用催生出许多无罪判决。）小布什上任时，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陪审团判决死刑的频率、死刑执行的实际数字都在下滑。1999年，全国仅执行了98起死刑，算是达到了历史高峰，之后的死刑数字很少再高出这个水平。 即使没有了那些彻底反对死刑的大法官们，如布伦南、马歇尔以及（最终转变的）布莱克门，布什任期内的最高法院仍旧对死刑执行施加了新的限制。2002年，最高法院宣称，法官在未经陪审团附议的情形下，不得径行判决死刑；同一年，大法官们裁定，对智障者执行死刑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实施残酷且非同寻常惩罚的规定。尽管上述判决都遭到伦奎斯特、斯卡利亚、托马斯--有时还有肯尼迪或奥康纳（她是死刑的坚定支持者）的强烈异议，但可以确定的是，最高法院在死刑问题上的整体立场，已发生了明显转变。 尽管已有之前变化作为铺垫，但是，肯尼迪在洛波诉.西蒙斯案中的表现仍然令人震惊。 “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非同寻常'这个词上，暂且先不管'残酷'这一说法，”肯尼迪对杰斐逊城地方检察官詹姆斯·R.雷顿（JamesR.Layton）说，后者负责为密苏里州一项法律辩护。“我们已能从很多例子中看出，国际上对死刑的观点，至少如欧盟领导人们所说明的那种观点，与我们是不一致的。这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对”非同寻常“的界定？假设美国是世界上非常非常有限的处决未成年犯的国家之一，当然这也是事实。这是否意味着对未成年犯的死刑是'非同寻常'的吗？” 不，雷顿说。“既然问题涉及的是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判决就不应当以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为依据。而是应基于美国社会的道德风尚。” 斯卡利亚继续打他的民意牌，插话道：“那些欧盟成员国废除死刑有没有经过全民公决？”问题一下绕到了国外，雷顿顿时犯了愁，只好推说不知道。问题是，斯卡利亚对此了解得非常清楚，他很快指出，欧洲“不少国家的民意调查明明显示公众支持死刑”，但那帮政治精英们还是贸然废除了本国的死刑。 肯尼迪很清楚斯卡利亚问话的意图，他说：“我已经在之前的提问承认了这一点。的确，许多国家的领导层反对死刑。但让我们做个假设，如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于道德原因，拒绝对未成年犯执行死刑，而且已成为广为接受的惯例。这难道与我们界定什么是'非同寻常'完全无关吗？” 没有任何关系，雷顿说。 这时，布雷耶出面支援肯尼迪来了，他指出，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和他的同事们在起草宪法时，也曾参考过外国资料。布雷耶说，认为制宪者们“觉得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与'非同寻常'全然无关”当然是毫无理由的。亚伯拉罕·林肯就曾研究过著名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的学说，“我想，林肯这么做，肯定是因为开国之父们也曾研究过布莱克斯通，而且英国发生的事也确实与我们有关；现在难道是有什么特殊原因，使国外发生的事与本案又完全无关了吗？”（和通常的口头辩论一样，当大法官们互相交谈时，律师们最多只能做个旁观者。） 肯尼迪干脆把问题反过来问：“我们是否曾持有这样一种立场，即我们在本国的作为，应当对其他地区人们的思考造成影响？”在过去十年中，肯尼迪如同一个传播民主与法治准则的传教士，耗费大量时间尝试影响“人们如何思考”。但就像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他在传播思想的同时，自己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在你看来，杰斐逊先生是否也认为我们的行为对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影响？”肯尼迪接着问。 雷顿说他无法代表托马斯·杰斐逊讲话。 金斯伯格指出，《独立宣言》（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她说：“但他不是说过为了领导世界，我们必须展现出'对人类观点诚挚的尊敬'吗？” 所有这些关于国际思想交流的讨论，都远远超出了斯卡利亚所能承受的底限，他只好用一句俏皮话打断了讨论：“约翰·亚当斯是怎么看法国人的？”听众们都被逗乐了。 既然肯尼迪已预先表明了立场，投票结果自然顺理成章。大法官会议以5-4的投票推翻了对未成年犯的死刑判决，并随之否定了斯卡利亚过去撰写的，已持续了十五年的判决意见。史蒂文斯是多数方中资历最深的大法官，多数方成员还包括苏特、金斯伯格与布雷耶，斯蒂文斯明智地把意见撰写任务分配给对此已表现出极大热情的肯尼迪。事实证明，肯尼迪的这份判决意见将完全不同于最高法院历史上任何一份判决意见。尽管国内仍有20个州维持这类死刑规定，他还是以“反对判处未成年犯死刑已成全国共识”作为开头。不过，判决意见的核心内容--当然也是最不寻常的部分--在于肯尼迪的结论完全是靠国际性论据来推导的。 “我们认为，适用于未满十八周岁罪犯的死刑是一种不恰当的惩罚，同时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官方支持处决未成年犯的国家，”肯尼迪写道，“当然，这个事实并不能决定什么，因为阐释宪法第八修正案仍旧是我们的职责。”来自外国的论据或许“不能决定什么”，但明显对肯尼迪及多数方大法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在意见中指出，1990年以来，在处决未成年犯问题上，美国与之为伍的多数是这样一些国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尼日利亚和民主刚果。即便如此，这些国家也先后废除了这类规定。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一个整体倾向于反对处决未成年犯的世界里，美国是惟一支持这么做的国家。”肯尼迪写道，并补充说：“国际社会的意见，尽管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判决结果，但为我们的结论提供了极端重要而又令人敬服的佐证。”肯尼迪以他一贯高调、晦涩的高谈阔论作为判决意见的结语：“我们之所以尊敬宪法，其中有一点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其他国家和人民对于某些基本权利的明确肯定，只会强化这些权利在我国自由传统中的核心地位；承认这一点既不会减低我们对宪法的忠诚，也不会削弱我们对宪法原创性的自豪感。” 这一次轮到斯卡利亚来质问肯尼迪了，他想弄清楚，采纳这些外国资料的意义所在。“尽管本国公民的意见现在都很难影响到最高法院的判决，”斯卡利亚以他特有的刻薄语气提到，“其他国家和所谓国际社会的观点却能在法院里唱起了主角。”的确，肯尼迪并没有提出任何类型的标准，来决定美国何时应该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何时又不必如此。斯卡利亚开具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列出美国法律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领域：依靠陪审团裁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政教分离。一如既往，他最后又把话题绕回自己的眼中钉--堕胎，他说：“我们可还别忘记了最高法院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那使得我们允许了所有在胎儿体外存活期之前的堕胎，世界上仅有6个国家有类似规定。” 斯卡利亚语气严厉，毫不留情地指出，最高法院对外国法律的关注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按照某些大法官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法律。他在意见结尾处警告说：“与自己看法相同时就引用外国法律，反之则将其忽略，这不是理性，是诡辩！” 这场关于外国法律影响的争论，反映出肯尼迪和当代共和党价值观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大。与奥康纳一样，肯尼迪也曾经历过支持低税制与有限政府的共和党时代，但他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议题已成为界定这个党的重要标志。正如肯尼迪迅速意识到的，对国际法--以及如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的敌视，也已成为共和党的核心宗旨。肯尼迪曾经热忱地，甚至是天真地相信，他对外国法律的承认，正好与那套布什向全世界传播自由的福音主义相符。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接受我们关于自由的理念，那么其他国家和人民至少也可以用一种对我们有所启发的方式，来定义与阐释他们的自由。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 事实上，肯尼迪的所作所为，恰恰显示出他与当代共和党的疏离。洛波案之后，五十四名众议员联合提起一项议案，谴责最高法院使用外国文献资料。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蒂夫·金（SteveKing）发起了一项针对大法官们出境记录的调查，资料主要来自大法官们出国前必须填写的相关信息表格。“在1998至2003年期间，大法官们总共进行了93次出国访问，”金说。“调查显示至少有那么几位大法官，尤其是肯尼迪和布雷耶，更倾心于世界对他们的'启示'，而不怎么情愿受我们自己宪法的约束。” 每一年，总会有一至两名大法官到国会作证，协助国会对最高法院年度预算进行审核，肯尼迪经常承担这项工作。洛波案结束后，肯尼迪曾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无意间提到自己经常使用互联网进行法律研究。这使得众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Delay）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台访问时大发牢骚：“我们的肯尼迪大法官撰写判决意见时，依据的不是美国宪法，而是国际法。这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不仅如此，他还在一次会议上说自己借助互联网进行法律研究，这简直难以置信，太过分了。”（迪莱显然不太清楚，所有的法律研究，无论是对美国法还是对外国法的，现在大都在因特网上进行了。） 几周后，肯尼迪对迪莱的无端攻击进行了反击。他为伦奎斯特历届助理的一次聚会制作了一盘录影带。录像中，肯尼迪端坐在电脑旁，说自己正在做一点研究。最后，他在录像带结尾用好几种语言说了“再见”。 借助这盘录像带，肯尼迪只是俏皮地眨眨眼，就彻底摆脱了迪莱的批评。但是，毫无疑问，尽管最高法院内部气氛如常，但周边环境正因形势收紧而逐渐恶化。自从在凯西案的堕胎议题上临阵倒戈后，肯尼迪迅速成为保守派势力诅咒的对象，这一次，他由于援引外国法律，又激怒了右翼本土主义势力，几乎成为千夫所指。在此之前，苏特曾是共和党的主要攻击对象，但肯尼迪在许多重大案件中的表现，使他很快沦为保守派眼中的叛徒。 洛波案后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保守派会议上，资深的反女权主义领袖菲莉丝·施拉弗利（PhyllisSchlafly）称，肯尼迪的判决提供了“一个发动弹劾的好理由”。家庭学校法律保护协会（HomeSchoolLegalDefenseAssociation）主席迈克尔·P·法里斯（MichaelP.Farris）则表示，热衷于援引外国法律的肯尼迪“应成为弹劾宣传画上的男主角。”“如果我们的国会议员们没有弹劾肯尼迪大法官并撤除其职务的勇气的话，他们也应当一道被弹劾”。关注家庭协会（FocusontheFamily）的创始人兼主席詹姆斯·多布森则将肯尼迪称为“全美国最危险的人”。考虑到肯尼迪在一系列文化冲突类案件中的立场，对保守派来说，多布森这一界定绝对算不上不夸张。 对大法官进行派性攻击，绝不是右翼势力的专利。左派一样有自己热衷于批判的对象。鉴于安妮塔·希尔事件及其他不良记录，托马斯早就被批倒批臭了。此后，由于他的交际圈子仅限于亲信好友，在法庭上也不发言，政敌们自然无从骂起。如今，反倒是斯卡利亚因其脸皮够厚、胆子够大、说话够狠、斗志够猛，已成为自由派们最惯于攻击的活靶子。 1990年，拜伦·怀特对督导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任务逐渐生厌，甚至力不从心，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斯卡利亚。位于新奥尔良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下辖部分南部地区，全国多数死刑案件都来自此地。这些案件往往衍生出许多提交给最高法院的紧急申请，相关大法官必须及时处理这些申请，并交给其他同事传阅，怀特显然不想再从事这项工作了。一般来说，负责督导上诉法院的大法官还应当定期前往法院辖区出席会议，并参加聚会、宴请及其他社交活动。当斯卡利亚开始负责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时，一些律师和法官决定邀请他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体育活动--打猎。 斯卡利亚看起来可不像一个猎手。他1936年出生于特伦顿，从小在纽约皇后区的埃尔姆赫斯特长大，是一个文雅的城市家庭的独子。斯卡利亚的父亲绝不像一个会在丛林中窜来窜去的人，他是一位翻译家，同时也是布鲁克林学院罗曼斯语的教授。据玛格丽特·塔尔博特（MargaretTalbot）回忆，斯卡利亚曾经说过：“我的父亲是一个远比我聪明，也更具学者风度的人。”“他面前总放着一本书。”斯卡利亚接受的是传统的天主教学校教育，要学4年拉丁文和3年希腊文。他后来考上乔治城大学，在辩论队表现出色，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致辞颇能显示其文学风格与个人兴趣。“我们的时光都花费在打猎上了，但我们的猎物却比任何森林里的鹿或深山里的熊都要来得珍贵，也更加难于捕捉，”他说，“因为我们孜孜以求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他接着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任法律评论编辑，之后在克利夫兰一家律师事务所短暂工作过，并先后在几所主要法学院执教。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先后在尼克松与福特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职。在此期间，他和妻子莫琳生育了9个子女，其中一个后来成为牧师。 如果因此把斯卡利亚看成一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从高中时起，斯卡利亚就是校来复枪射击队的成员，他还擅弹钢琴，曾在校园演出中献唱。为捍卫自己的观点，他常常不惜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在斯卡利亚的父亲看来，无论当代知识潮流如何变化，都绝不能改变对宗教与政治的确信，这应当是力量而非软弱的象征。斯卡利亚十分乐于接受天主教教义义所秉持的真理，对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相对主义不屑一顾。“说上帝之子是一个处女生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还要相信他死而复生，最后肉体还升入天堂。这简直是太荒谬了，”斯卡利亚在哥伦布骑士会（KnightsofColumbus）的一次聚会上说，后者是一个天主教的兄弟会组织。“上帝从一开始就设想，世界上所有聪明人都会把基督徒当作傻瓜看，他也从未因此失望过”。 斯卡利亚就是这样看待来自批评者的质疑的。“为了基督，甘愿做（他人眼中的）傻瓜，”他这样鼓励自己的教友们，“要有勇气去忍受这个复杂世界对你的漠视。”斯卡利亚的思维模式与肯尼迪截然相反，个人遭遇也各不相同，肯尼迪只是被保守派攻击，斯卡利亚受到的却是全球知识精英们的嘲讽。 正是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斯卡利亚迷上了打猎。他对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访问点燃了他对这项运动的热情。他迅速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标本博物馆：他的猎物越来越多，战利品都被陈列在墙上。在斯卡利亚的书桌背后，悬挂的是他从史密斯国家博物馆借来的一幅宏伟画像，这是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Stuart）绘制的乔治·华盛顿肖像。不过，若是和房间里陈列的那个驼鹿头相比，画像顿时显得黯然失色，驼鹿的鼻子几乎横跨了整个办公室，像是要凑过去跟开国总统套近乎似的。在斯卡利亚接待访客的沙发前有张小桌子，上面摆放的是一间更小、也更令人振奋的玩意儿--一只木鸭，这是在提醒人们，斯卡利亚大法官很可能已成为全国最富盛名的猎鸭能手了。 迪克·切尼就是行政系统里的尼诺·斯卡利亚，一个同样能招致政敌无数明枪暗箭、憎恨猜疑的家伙。而最高法院里一宗同时涉及他俩的案件，颇能折射出当代华盛顿的政治生态。 乔治·W.布什上台没几天，切尼就成立了一个能源问题特别工作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大概5个月之后，特别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接着就宣布解散。两个公众利益组织，保守派赞助的司法观察员（JudicialWatch）与自由派环保组织西耶拉俱乐部（SierraClub），对副总统提起诉讼，要求他公布特别工作委员会全部工作文件和通讯记录。切尼拒绝了这一要求，宣称行政分支有权对这些记录保密。 这根本就是一项不涉及任何利益的争议。像首都许多所谓特别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一样，上述报告发布之后很快就被人遗忘，所提出的建议也基本上被束之高阁。切尼的这个委员会与众多能源公司频频交换意见的事实不仅广为人知，也是顺理成章与完全恰当的。即使是原告方这边，也不认为特别工作委员会的记录会泄露什么违法或者不合适的举动。这起名为切尼诉美国地区法院案（Cheneyv.UnitedStatesDistrictCourt）的案件只不过是华盛顿政治壕沟战的一部分。因此，该案在司法系统内默默无闻地漫游了两年。 在此期间，斯卡利亚继续在南部荒野上进行狩猎活动。每年12月，他都会和华莱士·卡尔林（WallaceCarline）去路易斯安那州乡下猎野鸭，卡尔林经营的公司负责向墨西哥湾的石油钻塔提供服务。2002年，斯卡利亚得知卡尔林素来敬仰副总统切尼，而斯卡利亚与切尼正好在福特时期就认识。按照卡尔林的建议，斯卡利亚邀请切尼加入他们的狩猎队伍。由于每个人的行程安排都很复杂，这次狩猎直到2004年1月才得以顺利成行。碰巧的是，这次旅行之前三周，最高法院正好受理了与切尼领导的特别委员会相关的那起案件。 这次狩猎远征开始于2004年1月5日，最终却一无所获，还掀起了连串政治风波。斯卡利亚与自己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婿一同买了三张往返机票，但切尼又邀请他们乘坐空军二号，直接飞往帕特森镇的小机场。当地居民从没见过切尼这么大的排场。政府在11月和12月预先到此打了两次前哨，副总统的专机降落在机场时，还有两架黑鹰空中战斗直升机在机场上空盘旋护航，接着降落的还有第二架空军的喷气式飞机，搭载的是负责副总统的幕僚和随从助手等。切尼、斯卡利亚一行13人乘一排装甲SUV离去，全程不准任何人拍照。 卡尔林的围场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狩猎露营地，但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驳船，长150英尺长，宽50英尺。这艘船抛锚在一片沼泽地中央，无论在船的哪边，都十分适合打猎。在驳船上方，则是一个房屋式建筑，里面有几间小卧室，大家两三人共住一屋，切尼独享一间。饭菜都是家常菜，打猎则是两人或三人一组分头行动。（切尼和斯卡利亚从未共处在同一组）。 切尼的专机抵达时，当地正在下雨，副总统接下来停留的两天里，雨就没有停过。（斯卡利亚和家人在当地呆了四天。）意外的是，这种天气显然潮湿得过了头，以至于喜爱潮湿的鸭子都不愿出来。人们连一只绿头鸭或水鸭都很难见到，猎到的鸭子就更是屈指可数。事后，卡尔林说这是他35年来最糟糕的一次猎鸭经历。 当月晚些时候，《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Times），以及路易斯安那州摩根市的当地报纸《每日评论》（DailyReview）都披露了这次猎鸭之旅。西耶拉俱乐部很快提出要求，请斯卡利亚在能源特别工作委员会的案件中主动回避。奇怪的是，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何时应当从特定案件中回避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规定。与下级联邦法院法官不同的是（对他们是有这类明文规定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不能被替换的（也没有人可以替换），如果因缺少一名大法官而出现4：4的平局，就意味着维持下级法院之前的判决。由于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大法官们往往不愿主动退出某个案件的审理。按照一般规则，大法官们应当在“公正性可能会受到合理质疑”的情况下申请回避，至于怎么界定这一前提，就众说纷纭了。 要求斯卡利亚主动申请回避的提议，反映了华盛顿盛行的一股不良政治风气，也就是把个案争议转化为对个人品德的无端攻讦。1990年代，共和党人专挑克林顿的“下半身问题”下手，就是这种政治风气的最好体现。布什当选后，民主党人因为失去了对国会两院的控制，报复机会少了许多，但这次对斯卡利亚的攻击--或者说是一种持续的折磨--正是报复手段之一。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切尼跟斯卡利亚讨论过这个案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因为这次与切尼的共同出行，斯卡利亚的立场受到了什么影响，而且，在涉及行政分支权力问题上，斯卡利亚向来立场鲜明。总之，要求斯卡利亚主动申请回避的论据是极其无力的。而且，切尼是以公职身份，而非个人身份被起诉的（这意味着即使切尼离职，案件也仍将继续），而且最高法院一直都在审理涉及重要政府官员的案件。最重要的是，从历史上看，斯卡利亚和切尼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不正常。其他行政分支的官员与部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关系，比他俩要热乎得多。 与很多人一样，布雷耶也敦促斯卡利亚尽量避免争议，主动申请回避，彻底甩掉这个政治包袱（布雷耶是典型的和事佬。）。斯卡利亚拒绝了他的提议。在被骚扰数周后，斯卡利亚干脆在特别工作委员会案件开审前，高调发布了一份公开备忘录。这份二十一页的备忘录就像一本百科全书，既插科打诨，又暗藏玄机，里面既包含一些常识观察（“许多大法官被提名进入最高法院恰是因为他们和时任总统之间的友谊”），也涵盖不少历史考据（好几位大法官经常和罗斯福、杜鲁门一起打扑克），以及对那些“调查记者”报道中出现的谬误的讽刺（《圣安东尼奥快报》（SanAntonioExpress-News）称那次猎鸭之旅一共持续了9天）。 备忘录还附上了那次旅行的详细帐目，甚至包括斯卡利亚的个人花销。（他的双程机票尽管有一半没使用，但花费仍旧比一张单程机票要便宜，所以搭乘切尼的专机根本没有给斯卡利亚省下一分钱。）斯卡利亚自以为是的性格，通过上述行径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提到自己已“成为了深夜喜剧节目里的笑料素材”。比如，杰·雷诺（JayLeon）在“今夜秀”（TheTonightShow）节目中就煞有介事地描述了切尼访问白宫时的“尴尬一刻”。“安检人员让切尼掏空口袋，结果口袋里掉出个人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 公允地说，斯卡利亚坚持参与审理的决定是正确的，该案最终以一堆众说纷纭的意见结案，判决意见总体上有利于切尼一方。（斯卡利亚投票支持了切尼一方；苏特和金斯伯格则持异议意见。）后来，斯卡利亚以其独具个性的虚张声势方式，当众将切尼案导致的争议称作他大法官生涯中“最为自豪的”一刻。“（应对）其他的争议需要的是聪明才智，而（应对）这个争议需要的，则是人格。”他说。这就是说，对于一贯以救世主自居的斯卡利亚而言，他更愿意选择这件无足轻重的小案子作为自己“最为自豪的”一刻--而不是其他诸如决定总统选举结果之类的案件，或是许多真正会决定犯人生死的官司。 斯卡利亚的同事们则早已习惯他在法庭内外的这些戏剧化演出，他们对于这件争议的集体反应，至多是转转眼珠子而已。就像奥康纳经常说的：“尼诺就这个德性。”数月后，金斯伯格在夏威夷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大法官们的新年团拜会上有一道美味的鹿肉，材料就是来自斯卡利亚的打猎战果，这可能是大法官们对那起争议最巧妙的回应了。“斯卡利亚大法官，”她语气平淡的说，“在猎鹿方面显然要比猎鸭成功得多”。 从针对肯尼迪和斯卡利亚的人身攻击可以看出，严重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氛围，正如何影响着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间仍旧充满热忱与友好，但法院之外的空想家们，已把他们当作另一批充满党派偏见的政治人了。大法官们对于自己置身政治之外的幻想，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 把最高法院扯进政治风波的这股回头浪，困扰着每一个大法官，但奥康纳受到的困扰最大。对奥康纳来说，妥协和折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能够这样处理。在布什担任总统的头几年里，曾有一起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最终完全靠奥康纳一个人说了算。在这起案件中，她既尽力使自己处在最高法院的中间立场上，也试图让最高法院处在美国人生活立场的正中。她在这起案件中的努力，成为她大法官生涯中最具标志性，也是最关键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