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引 言

定位式女性主义 你所绘制的是曾去之地的地图。但我们将去之地尚无地图。 ——奥德莉•罗德，《访谈》 然而我们继续挣扎于各种身份认同之间，边界的挣扎仍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葛洛莉亚•安莎杜娃，《边境/荒界》 边界话语随处可见——不论该边界是字面意义的还是比喻意义的，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象征性的。如今，面对快速变化的文化形态和全球地貌，国家疆界和个人边界变得越来越容易逾越，艾德丽安•里奇等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所开启的“对女性沉默的描绘”已经演变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空间实践。边界在承认联系的同时强调分离，就像桥一样。桥表现了通过的可能性，也标示了分离的事实和必须跨越的距离。个人、性别、群体和国家间的边界在各种身份之间树起了高墙。这种高墙既是概念性的，也是实际存在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某种想象的或真实的界线，身份简直难以想象。但边界也明确指出了间隙空间，即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交流的中间地带。边界强制实现了沉默、沟通失败和错误认知。边界也鼓励越界、瓦解、调和与混杂。边界有保护作用，但同时也有限制作用。正如内斯托尔•加西亚•坎西利尼所云，“每条边界上都既有牢固的铁丝网也有坍塌的铁丝网”（Hybrid Cultures 260—261）。他所说的并非只是美国和墨西哥等国边界所架设的电网和界墙，还包括那些心理上的和象征意义上的“铁丝网”，这些“铁丝网”无处不在，将全球的人们分割成各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牢固的铁丝网也会坍塌，接着重修，接着又坍塌。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化的大环境里，女性主义已经越来越敏锐地意识到边界作为地位和处境的标志物的意义。女性主义早期强调沉默与隐身，如今转而关注定位——在不断形成和转化，并永远处于区分运动之中的公共空间内探讨身份认同的地缘政治。○1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审视女性主义在文化理论领域以及高等院校的学术与教学实践中与其他进步运动的交流情况，为女性主义勾画未来的发展路线。本书综合了过去二十年中不断演进的学术论争，绘制出女性主义理论与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后结构主义交锋互动的图景。本书探查了相互交叉的各种文化理论的成就与局限，强烈主张采取新的思维方式，以超越存在于我们与他们、白人与他者、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男性与女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固定性与流动性等之间的传统界线。本书跨越了学科界线，探讨具有政治爆炸性与紧迫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并具体提出了性别、人种、族群、阶级、性征、宗教和国别所蕴含的含义，因为这些定位差异的座标轴构成了多元的身份认同，挑战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本书始终坚持认为，我们既要“超越”基要主义的身份政治，也要“超越”绝对论式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因为，二者在提出本质主义的身份概念的同时，又拒绝与身份有关的任何文化交往。本书主张，在纯粹差异与解构主义的能指自由嬉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边界地带，应去寻求一种对话的立场。本书还认为，不论是某些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理论还是后结构主义理论，都十分热衷于探讨差异，然而，这种对差异的热切关注却忽视了，在两种差异之间的边界地带，存在着种种共生、调合、互动的形态。女性主义与其他进步运动的未来，笔者认为，在于朝外转向，转而去拥抱矛盾、移位和变化。 在倡导对话沟通的同时，《图绘》一书也以论战的姿态提出，以往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多元化女性主义应该掉转方向，这并不是要回到一个消除差异、普适性的女性主义虚假概念中，而是重新创造一种一元化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能够包容全球范围内为数众多而且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和政治形态。伊莱恩•马克斯和伊莎贝尔•德•科蒂弗农于1980年出版了经典文集《新法国女性主义》，宣告美国的女性主义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这种转向要求人们承认，在一个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存在着差异性（存在于国家间和国家内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与运动）。○2女性主义的多元化迫使人们承认差异，否认某一种女性主义具有凌驾于其他女性主义之上的霸权。20世纪70年代末，在各国内部以及国际之间的各式女性主义内部，存在着多变和深刻的分歧，催生了这一转向。这种多元化政治有力地中止了一些人（尤其是白种的、异性恋的西方女性主义者）试图为一切人代言的倾向；这些人错误地认为，父权制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文化形态，全球的女性没有差异，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体都是同质的。这场多元化运动极大地发展了女性主义并使其多样化。笔者坚信，这场运动对于发展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化的、超越国界的女性主义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它的成功本身却凸显出，有必要发展一种新型的一元化女性主义的必要性，这种新型女性主义接受差异，但并不使其物化或异化。不同女性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界线，但与之同样确凿的是，这些边界必然也必须被跨越。它们并非固如磐石，而是随着文化形态、环境和联系的改变而改变。女性主义的生存与传播正是取决于这种流动性。 我所倡导的一元化的女性主义采取一种定位式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并非建立在静态或抽象定义的基础上，而是认为，历史和地理特性的不断变化催生了形色各异的女性主义理论、目标和政治实践。○3女性主义的定位式研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形态，因为它的定位分析需要一定的地缘政治素养，为了培养这种素养，就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产生了各不相同而且变动不居的社会性别体制，而这些社会性别体制与其他各不相同而且变动不居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运动交叉互动，以追求社会公正。定位式女性主义因而鼓励研究差异的各种表现形式，但同时又不仅限于此，它也不会去建构一道难以逾越的边界，去阻挡方兴未艾的跨文化交流与杂合的产生与可见性。 定位式女性主义还承认，女性主义在跨越多重边界和适应新环境之时，要付出舟车之劳与种种艰辛。借用爱德华•萨义德对“理论旅行”的论述，我们必须承认，女性主义很少是纯粹土生土长的，与文化本身一样，它是在与他者的跨文化互动中融合发展而来。借用萨义德的话，女性主义的迁移“从未畅通无阻”。“它的再现和制度化过程必定不同于它在原初之时。这样一来，有关理论与思想的移植、传递、循环和交流的论述就变得复杂起来。”（“Traveling”226）定位式女性主义关注时间与空间的特异性，但与基要主义的身份政治不同的是，它并不褊狭地局限于某一种女性主义形态，它看到了异质性女性主义运动及其产生条件具有多样性，并以其为基本原则。《图绘》本身就是一个恰当例子，可以说明打破美式地方主义的意义，因为，一部作品，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还是非女性主义的，如果书中人物或该书作者的思想传统植根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它的影响就可以无处不在。 定位式女性主义需要一种地缘政治素养，这种素养承认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叉，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总是互为补充渗透。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英德帕•格鲁沃和凯瑞•卡普兰在界定“跨国女性主义”（Scattered Hegemonies 1—36）这一术语时所提倡的东西，以及加亚特•夏克拉瓦特•斯皮瓦克用“跨国人文素养”（Outside 255—284）这一概念所倡导的内容。《图绘》认为，理解女性主义，需在全球语境下进行，既要联系历史又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涵括它在各地所呈现的各种形态以及这些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地，《图绘》也抵制某些过于简单化的全球化元叙事。其中一种叙事认为，女性在所有社会中都遭受同样的性别压迫。这种叙事虽然将女性主义国际化了，但它却将女性之间的联系完全建立在性别受害的基础上，从而压制了女性的能动性，忽视了文化的具体背景，妨碍了读者理解性别与身份的其他构成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女性争取普遍权益的努力（我亦有此追求），不应该割裂女性与其具体环境之间的联系，从而认为她们遭受了千篇一律的性别压迫。 还有一个不足为训的元叙事，则将其全球化策略建立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或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大谈白人/西方人（总是已经）统治有色人种/非西方人这样一种单向霸权的故事。它对世界历史的讲述，无论是透过西方现代性的有色眼镜（殖民主义）还是西方后现代性的有色眼镜（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市场），这种叙事都陷入了它所谴责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泥潭。它掩盖了这一事实：时至今日，武力征服和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始终存在，而且，它不仅产生于西方，也产生于其他的诸多强权社会。它忽略了亚洲、非洲、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亚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崛起的主导文化与文明，包括目前有“世界亚洲化”之称的亚洲崛起现象（Edward Friedman，“Rise of China”）。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差不多所有社会（即便不是全部）中都存在的社会等级划分，这种社会不公将这些社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极大地复杂化了。更有甚者，它并没有考虑到个人和群体的历史能动性、跨文化交流与共生在一切文化形态中的作用，以及“西方”和“非西方”两者都是由混杂成分构成的这种异质特性。 在抵制过分简单化的普适主义和二元主义叙事的同时，《图绘》一方面力主权力在全球范围内多向流动，一方面继续警惕西方特有的支配形式，并在两者之间艰难沟通。鉴于我本人的美国公民身份（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种族主义结构）以及白人女性的立场，我在呼吁美国人拓展种族对话，打破白人/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压迫者/被压迫者这种主导思维模式之时，必须承认种族特权的实际效果，我发现这一点尤具挑战性。我深信，一个具有广泛可比性的全球/定位式的女性主义能够改变我们对“本土”与“他乡”的分析，它从新的视角去考量本土状况，揭示出那些联接本土与他乡的结构，从而有助于打破一成不变的思维僵局。 笔者在《图绘》中提倡将女性主义置于全球背景中加以研究，这与斯皮瓦克为了将女性主义国际化而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类二元划分方法进行诸多批判的目标一致。“我认为我们应当看到西方也存在个体差异，”她在一次访谈中如是说。“其实我不太赞同那些将接触双方均视为同质化的观点”（Post-Colonial Critic 39）。她坚持认为“跨国女性主义既非打着革命旗号的旅游观光，也非单纯地寻找证据”（Teaching Machine 39）。她担忧，如果我们将“美国的多元文化和多种族身份这一令人吃惊的建构”当作“全球性研究的基本原则，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279）。○4相反，她建议，“关键在于在国内的、全球的、历史的以及当代的流散人群之间进行沟通。我们既要对西方进行人类学研究，又要研究非洲、亚洲、亚太和美洲的各种文化体系，将那些地方的居民看作具有历史能动性的主体”（278）。具有地缘政治意识的定位式女性主义，在思维上着眼于全球，从而避免用一种文化状况去生搬硬套另一种文化状况；它接受地方性的能动作用和观念化的产物，并持续地关注，这些差异是如何在形式多样、方向不一的全球交流体系内部通过互动而不断进行调整改变的。 自始至终，本书集中关注的只是高校内部的女性主义，而且笔者对此并不感到不妥。这样做的依据是，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知识工作十分重要。通过研究、出版和教学来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此举并非置身研究对象之外，故作中立之态去反思世界，它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并以这个世界为服务对象。高校生产、保存、收集、整理、传承新旧知识，并不断地对其加以重组——以供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去消费。高校的确有它遗世独立、自成一体的一面：例如，终身聘用制度（在施行之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终身受聘者的思想自由；大学校园（当其存在时）在某种程度上使学生在“回到”“现实世界”工作之前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和机会。○5但是高校并非象牙塔。它对知识的关注绝不意味着它可以远离形形色色的人群，远离相互冲突的态度、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所有大型社会性机构都有的阶层划分。此外，作为培养一代新人的主要机构，高校的社会影响力不可低估。不论公众认为高校与“现实世界”如何脱节（高校传授的知识是神秘的，甚至是可笑的，常常是无用的；高校教授心思散漫，行为利他，工作太少而又特权过多；高校的价值观要么太精英化，要么太革命化；高校学生都热衷于参加各种派对），高等教育机构都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参与者。高校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一直是可逾越的，在网络空间革命降临之际益发如此。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论战证明了，由高校主持或在高校内部展开的文化工作非常重要。时至今日，论战热度依然不减，因为收益颇高。非常高。而且，随着加速发展的知识革命迎来了信息时代，论战的热情会更加高昂。在这个信息时代中，无论何人，无论何物，谁掌控了知识并且渴求知识，谁就可能在权力的结构与运作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新千年的到来和工业时代的结束，无论此种说法让人感到多么陈腐，我仍认为它们很重要。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各国本土，人类社会正在快速穿越变化的门槛。就影响程度而言，这种变化足以媲美于五百多年前活字印刷术的传播和航海技术大发展给全球带来的变化。当年，这两项革新作为主导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东西方经济体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思想、货物和人员交流的速度。○6由计算机带来的虚拟、真实和象征的知识地貌，引用奥德莉•罗德的话来说，“目前尚无地图”来描绘。和H.D.一样，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航行者，发现/未知领域，//没有记载的地域；/我们没有地图”（Trilogy 59）。在未来，知识会是怎样被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组织起来和传播开来，面对着这些范式转型，我们无地图可循。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各种知识工作者，包括高校中的人士，将会变得越来越关键。 因此，聚焦于学院派女性主义，正如我在《图绘》一书中所为，就是探索女性主义在解构和重构象征秩序及其实际影响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学院派女性主义是由高校体系内部的一种反对派话语发展而来。它一直认为，高校掌握着非常重要的规范性力量，塑造了人们乃至整个文化对于女性和社会性别体制的看法。另一方面，学院派女性主义同样认为，高校具有培养新知识的潜力，可以抵制各种意识形态的侵袭。因此，知识及其传播也就成为高校的女性主义者积极行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用武之地。和霍米•巴巴一样，笔者也完全抵制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这一对立经常把女性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主义教育者的“抽象”工作，另一种是“在社区”工作的女性主义者的积极行动，此处的“社区”是指诸如强奸危机救助中心、受虐女性庇护所、女性健康与堕胎门诊以及其他宣传性组织。巴巴在《理论的奉献》一章中呼吁，在“沟通而非否定”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交流政治”，“沟通相互矛盾、相互对抗的事物，开辟杂合场所，开发斗争目标，消除知识与其对象、理论与实践政治理性之间势不两立的状况”（Location 25）。作为知识、教育和积极行动的“杂合场所”，强奸危机救助中心等类似机构产生并传播知识；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与课堂教育参与可以产生实际影响的政治行动，改造和改良象征秩序和社会秩序。然而，作为女性主义的不同用武之地，社团组织与学术机构需要采取不同的运作模式。为了取得成功，知识工作必须保持开放态度，随时接受变化与挑战，尤其要抵制任何正统观念，其中包括女性主义和其他进步实践的正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笔者才强调学院派女性主义内部存在的矛盾与争论是女性主义未来发展的肥沃土壤。 叙事，作为表意思维的一种多重性表现形式，始终是本书描绘女性主义论战态势之时的中心话题。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些论战以故事的形式呈现，表现了对立与和解的争斗情节，同时展示沟通的反复进行，编织出对话性的和性质不同的调查叙事线索。在另一层面上，如果没有叙事，身份事实上是无法想象的。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通过讲述自己和他人的故事来进行的。作为变化不已的现象，身份本身即是人为建构的叙事，是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经历过发展、演变与革新的系列事件。第三，叙事文本——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影像的，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虚构的还是确有所指的，想象的还是历史的——构成了文化表达性的主要文献。叙事是面向文化的窗口，也是文化的镜子、建构者和征兆。文化叙事以故事的形式将社会秩序的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和加密，这就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谓“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之中暗含的“政治无意识”，拉切尔•布劳•都布勒西斯在《超越尽头的书写》中称之为“文化叙事”，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征等制度即是围绕这种文化叙事而建构的。文化叙事也讲述了群体和个体与霸权主义的叙事和历史进行商讨和对抗的战略计谋，这当中有互动，也有抵制。横扫高校的后现代转向让许多领域敏锐地意识到了语言（尤其是语言文本性）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叙事与之同等重要。《图绘》试图推进许多领域（包括女性研究）的学人去了解叙事。叙事诗学——对故事形式和功能的全方位研究——不仅为解读叙事提供了策略，还为阐释叙事自身在一切文化形态中的意义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7 《图绘》围绕着有关交往的叙事来组织全书，各章之间形式独立但观念相联，规划相同，但主题不一而且互相交叉。然而，各章均可独立成篇，作为一个自足的实体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其独特贡献。它们写于1989至1997年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当时环境与时代的印记。○8交往这一比喻代替时间顺序，成为各章的组织原则。《图绘》沿着三条分析轴线，意在展示话语之间的越界与杂合。这三条轴线是：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全球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这么做遵循了巴巴所说的沟通的精神，斯皮瓦克称其为具有建设性的干扰和危机，而詹姆斯•克里夫特、鲁斯•弗兰肯伯格、拉塔•马尼、诺玛•阿拉尔孔和卡玛拉•维斯韦沃兰等人则都曾以不同方式将它与结合主义联系起来。○9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女性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完全有别于多元文化主义、地缘政治或后现代主义。我也不认为交往的双方只有差异。每一对名词之间的斜杠（/）表明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不同于拉康使用的“短线”：拉康在划分能指与所指之时，用它表示二者截然有别。）事实上，我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或者说，必须成为学院派女性主义内在的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对学院派女性主义的一种象征性补充，而是融入其基本预设之中。然而，我也坚持认为，女性主义与这三者并非完全对接。这四种话语各有其历史渊源、侧重方向、论争内容、内部分化、提问方式、知识基础、方法论和文化影响。甚至我用来指称各个话语的术语（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也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尽管这些话语互有重叠，但它们的知识目标和政治目标还是互有区别，套用斯皮瓦克的话，足以相互“干扰”。在采纳结合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我打算将女性主义与其他进步话语齐头并置，从而响应克里夫特提出的观念：“研究结合现象的一种现代‘人种志’”。按照克里夫特的说法，这门学问要不断地“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既关注本土又具有广泛的可比性”（Predicament 9）。一元化定位式女性主义，以全球为背景，涵盖了具体环境的差异，在它创造性的成长过程中，必然要与其他话语进行交往，本书通过考察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拟就描述这些交往的情状。 本书第一部分集中关注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交往，主要考察内容是，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学术话语与建立在人种、族群和（或）性征基础上的学术话语，二者是如何使对方陷入创作危机的。在这一部分，整个三章的写作重心，一是对女性主义僵局的观察思考，二是提出突破僵局的尝试方法，构建一种理论框架，以“超越”那些陈陈相因而且经常无效的思维模式。玛丽•路易丝•费罗斯和谢瑞恩•拉扎克称这种思维模式为“差异僵局”（“Seeking Relations”1051），这一术语反映的是，由于阶级、人种、族群、宗教、性征、国别等因素，女性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这样一来，以“女性”范畴为中心，将所有女性联合起来，统统纳入旗下，的确困难重重，虽说此举并非不可能，也并非不可取。《“超越”性别》（第一章）认为，应避免以性别为惟一分析范畴而罔顾其他，这就要求，我们对于身份的认识应发生重大转变，从发展型思维方式转变为地理型思维方式。我勾画了在过去20年中演变而来的6种身份的立场范式——它们各不相同但互有交迭，将定位式女性主义理论化，并且提出，女性主义有必要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和实践继续存在下去（写于1994年至1995年、1997年）。《“超越”肤色对立》（第二章）指明并辨析了主导女性主义关于种族和性别叙事的3种套路，这三种套路陈陈相因而且二元对立（否认、控诉和忏悔的套路），主张进一步发展关联性这一话语，赋予它充分的灵活性，以处理那些构造了不同女性生活的多维权力关系（写于1992年至1995年）。《“超越”差异》（第三章）认为，美国女性主义的“差异话语”霸权压制了跨文化交流和交融杂合的实际效果，也压制了在此基础上的乌托邦式愿望。该章描绘了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和全球化研究中有关杂合性的各种模式和论战，深入解读了安莎杜娃的《边境/荒界》，认为它是涵括了纷繁见解之全景的神话诗学叙事（写于1997年）。 在第一部分中，我对超越一词的使用，有其特殊含义，我并不是说，应当放弃性别和差异等范畴，我主张的是，应当对它们加以补充。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它们的霸权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笔者认为，学院派女性主义对性别的突出强调，会继续发挥其政治重要性，对差异的考虑，也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女性主义需要一块“超越”这些范畴的地带，以解释身份的矛盾性、流动性和复杂性。巴巴曾论述过文化研究中使用的“超越”这个比喻，正如他所说，“‘超越’领域既不是一个新领域，也不是过去的遗留因素……在‘超越’中，（会产生）一种迷向感、一种方向的混乱，‘超越’是一种探索性的、躁动不安的运动，这层意思非常精妙地体现在这个词的两个法语译文之中：au-delá——这儿那儿，各处；fort/da（去/来），忽此忽彼、来来回回”（Location 1）。○10 本书第二部分着手处理了近来女性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交往，这是后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和跨国研究的影响日益增长所导致。这部分探讨了地缘政治思考方式的内涵，即不仅思考“他乡”的他者，也思考全球环境如何影响我们对“本土”的思考。笔者认为，强调以人种、族群和国家为基础的集体从属关系，导致人们忽视了地理位置和空间迁移也是构成身份的特定成分，它们和这些想象的共同体通常密切联系，但并不同向延伸。“地缘政治素养”将空间思维理论化，拓宽了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而这种空间思维又可补充历时性所主宰的历史叙事。为了举例说明，本章还以异于常规的方式解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一些熟悉段落，以此来证明，女性主义的国际化会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地方性事物和本国事物的固有认识（写于1996年、1997年）。《讲述接触》纵横于文学研究与人类学之间，审视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互动如何为故事添枝加叶。这一章倡导定位/空间思维，改变以往的一些叙事理论的做法，后者主要依据家庭罗曼史的情节，着眼于分析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欲望所造就的三角关系。《路线/根源》这一章的标题引自詹姆斯•克里夫特的两个对立概念，其主要观点是，有关身份的叙事与叙事的自身身份，二者之间需要就维护差异（根源）和接受因跨越时空而导致的杂合性（路线），进行含蓄的对话商讨。该章将朱莉•达什的黑人流散影片《大地的女儿》与任璧莲的移民小说《莫娜在希望之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来考察在身份的形成和表现过程中“根源”与“路线”在叙事方面的变化（写于1997年）。 本书的第三部分回顾了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交往，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主宰了人文学科旗下的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活动领域，这一章还探讨了历史书写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由于批评理论从法国跨越大西洋漂流到美国，以极为不同的形式在此生根发芽，该部分的三篇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为地缘政治互动的一个例子。它们是较早发表的、探讨后殖民研究、跨国研究和全球化研究对女性主义产生理论影响的文章，因而还可以充当一个文化转换和移植的例子。在描绘法国后结构主义和美国女性主义的杂合与冲突的同时，本部分还讲述了我本人对后结构主义的杂合性接受与抵制。这段叙事构成了前面几章的基础，也构成了我的现代主义研究基础。○11为了避免照搬前人，我修改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形成了我自认为是颇有成果的话语混合，来反映我对自己的定位：借鉴异域思想，以重新思考地方问题的一位美国学院派女性主义者。 《沟通大西洋两岸的歧见》（第七章）的初稿完成于1989年12月，它追溯了高校先前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当时批评理论的霸权开始让位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贯穿文化研究之中，但二者又迥然有别，因为文化研究坚持回归历史，回归物质影响。那时候，我感受到一种突变，但未能完全预料到，在北美高校，（由英国移植而来的）文化研究竟会以惊人的速度取代后结构主义理论。《沟通大西洋两岸的歧见》考察了历史和“现实”对理论的回归，与此同时，它主张理论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理论化，融汇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和唯物论女性主义的真知灼见，重新引入诸如身份之类的概念。《创造历史》（第八章）首先论述的是，关于法国后结构主义引入美国女性主义话语这一段历史，各派女性主义说法不一。本章以此为例，说明女性研究的认识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遵循客观主义做法，搜寻有关女性和性别的所有被压制的真相，另一方面，采取建构主义的视角，认为一切真相都与产生和利用它们的主观因素有关。在呼吁两者相互沟通的同时，《创造历史》抵制了历史书写突出胜利者的倾向，并且确认，有必要以叙事形式创造“多元的”女性主义历史（写作于1994年至1995年）。后结构主义通常不信任长篇叙事，转而突出抒情短诗，以其为革命性话语，《渴望故事》（第九章）对此提出质疑，具体做法是，它将这些在法国首创的观点与20世纪末美国女性的长篇诗歌创作放在一起，进行比照。这一章以艾琳娜•柯蕾普费兹的《记帐者》为范例去论证，在女性创作的长诗中，并没有显示出叙事与诗歌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它们反倒显示出这两种模式的协作沟通，说明女性既有书写历史的能力，又有书写神话的能力。 一至三部分中提到的交往，涉及到多层次的越界现象，在这些被跨越的边界当中，既有学科之间的，也有理论上的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尽管学院派女性主义需要保持其独特身份：一种异质性的社会理论和运动，但是，它也要开发出跨学科策略，以便与其他理论话语和学科进行杂合、融汇和交叉。《图绘》一书反映了笔者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方面的立场，其阐释重点在于再现、文本性、叙事诗学，以及写作与阅读实践。本书反映了高校中日益增长的跨学科特性，大量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成果，尤其是人类学、地理学、电影和大众传媒研究、历史学以及心理分析等学科的成果。此外，本书的观点和方法论也包含了跨学科文化研究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女性研究、美国黑人研究、族裔研究、后殖民研究、社会理论、后结构主义、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和全球化研究。借镜其他学科来透视女性主义者争论的问题，这样做的同时，我并没有局限于其他学科的女性主义作品；相反，我发现女性主义学术之外的种种理论框架有助于打破学院派女性主义内部的僵局。 然而，本书最大的理论灵感源泉还是叙事文本——影像文本、文字文本、报告文本、历史文本、神话诗学文本等等。它们成了我的实验场地，我从中发现了新的思维途径，并对一些理论议题进行测试。《图绘》采取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有意地使用和平行比较各种叙事性材料，同时充分考虑各个材料的背景——盛期现代主义小说、畅销小说、流行电影和先锋电影、录像和戏剧、报纸剪报、理论、诗歌、散文和辩论文章。大量的文本是作为补充材料在书中被一笔带过，还有一些被挑选出来，用于展开讨论和例示说明，这方面的文本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第一章）；琼•乔丹的《来自巴哈马群岛的报告》，米拉•奈尔的《密西西比马萨拉》，和尼尔•乔丹的《哭泣的游戏》（第二章）；玛丽亚•鲁冈的散文，安娜•德维阿•史密斯的《镜中火》和《日暮洛城1992》，以及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边境/荒界》（第三章）；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及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眼望苍天》（第四章）；奈乐•拉森的《流沙》，简•里斯的《藻海无边》，以及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第五章）；朱莉•达什的《大地的女儿》和任璧莲的《莫娜在希望之乡》（第六章）；克里斯蒂娜•霍夫•萨姆斯、琳达•戈登、乔安•斯科特、伊莱恩•肖沃尔特、加亚特•夏克拉瓦特•斯皮瓦克、以及陶丽•莫依的作品（第八章）；以及艾琳娜•柯蕾普费兹的《记帐者》（第九章）。在力图尊重这些文本的丰富复杂性和无法调和的矛盾性的同时，我带着一种工具主义意图去使用这些文本，对此，我并不讳言：寻求它们对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启示教导，它们对当代热门论战的潜在影响，以及它们的集体智慧和乐趣。它们讲述的故事很重要，而我们讲述的关于它们的故事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