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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作恶 两位创始人的目标十分明确,他们公开宣布,希望将谷歌打造成一家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公司。 2004年春天,在谷歌上市前夕,它的创始人给所有投资者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指出:不作恶。 拉里·佩奇这样写道:“通过这句格言,我们希望能准确地表达出,最可贵的力量在于——永远只做正确的、符合道德观念的事情”,他更进一步的指出,“不作恶”会比“做好事”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们认真考虑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公司能为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即使会损失一些短期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仍将会获得丰厚的收益——作为股东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我们的员工也赞同这个观点”。 为了实践这种观念,谷歌发起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谷歌基金会每年获得公司利润1%的资金,并且表达了同样的雄心壮志:“我们希望基金会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以其创新精神和能够应对世界性问题的丰富资源,在世界上的影响超过谷歌公司本身”。 两位创始人的目标十分明确,他们公开宣布,希望将谷歌打造成一家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公司。的确,历史上以此为信条的商业机构非常罕见,也没有任何一家大型企业敢于提出类似的口号,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经常性地成为媒体讽刺或批评的对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获取金钱是企业家的原动力,在美国更是如此,这显然是非常狭隘的。的确,大部分信息产业的巨头都以追逐利润为目标,或许他们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这种观点的。但是有时候,还有其他某种因素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文化,例如将一项发明物质化的愿望,或者希望对社会事件施加影响的权力欲望。 Paypal的创始人之一麦克斯·拉夫琴以他的亲身经历阐述了获取金钱并非企业的唯一目的。他解释说,吸引他投入到极度紧张的研发工作中的——往往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是因为他从这项工作中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 在谷歌创始人的眼中,赢利似乎一直都是第二位的,甚至那些曾经帮助过谷歌的风险投资者都很难使他们认识到重视赢利的必要性。虽然随着企业的发展,他们开始逐渐关注利润问题,但“做好每一件事”仍然是谷歌的正式口号。 对于佩奇和布林,这种信念由于两人的自信而成倍增长。这使得他们可以将那些引起广泛争议的议题付诸于实施,而不用过多地担心外界的反应。最好的例子就是其世界文学遗产数字化计划,这项计划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 谷歌创始人对于一些设想的出发点其实并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的确是怀着某种无私的良好愿望,除了创立谷歌基金会之外,佩奇和布林的许多个人投资项目都表现出了这种愿望。作为公众慈善家,他们明确地表示愿意支持各种资助计划,无论资助的对象是某个程序员还是某个独立电影制片人。 这种源于内心良好愿望的自信使他们开始实施一项无可比拟的信息数据库建设计划: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数据储存系统。对此,他们也表示是出于良好愿望。 从2002年3月开始担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让·诺埃尔·詹尼内,对谷歌的世界文学遗产数字化计划持反对意见,他表示:“‘我们会在挣钱的同时造福人类!’,谷歌创始人的这种观点值得质疑。对于这种美国人身上常有的‘天真纯朴’,我们应该谨慎对待”。 谷歌的表现不得不令我们回想起索尼的例子。井深大在1946年创立索尼公司时,也怀有同样伟大的无私愿望。当时他曾表示希望推动“文化层次的提升”,“他考虑问题的原则是,公司的产品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和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任索尼公司总裁的出井伸之曾这样评价创始人井深大。与佩奇和布林一样,井深大的目光远远超越了企业的赢利活动,而更希望将索尼置于日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中。1997年12月井深大去世后,时任索尼公司总裁的贺典雄曾说:“即使是在索尼公司赢利非常少的时候,井深大仍然坚持拨款给索尼基金会,以支持在中小学中推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此外,其支持的领域同样也涵盖对幼儿的教育”。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井深大似乎意识到自己可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他在这段时间的思考显示出了某种怀疑:科技对于现代社会的真实贡献到底是什么?“高科技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有一种无法预见、模糊而抽象的世界性精神,那就是人类的创造性”,井深大解释说:“人类被物质观所包围,以至于内心被冰冻起来”。 假如这位索尼创始人2006年仍健在,他可能会惊诧于一位名叫霍华德·斯丁格的美国“清道夫”所进行的工作。霍华德·斯丁格2005年受聘于索尼公司,以改善这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赢利状况,这位务实的总裁一举切中要害,干净利落地剥离了那些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赢利的项目。不仅如此,他还将索尼公司撤出了家用机器人市场,此前索尼已经在该领域投资了十余年,其主导者是一位拥有诗人般梦想的工程师土井利忠,而他正是井深大思想的忠实践行者。通过Aibo机器人的研发,土井利忠希望不仅仅设计出一种实用的机器人,而且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娱乐生活方式。“就像人们买了一张桌子,而只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将其挂在墙上”,显然,索尼公司的股东们并不这样认为。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佩奇和布林所表现出的这些慈善愿望与股东们的要求能够长期并存、融洽相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