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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 2004年2月12日，早上9点，北京西客站，Z18次列车。 我和粟智在喧闹中醒来，他有一个CD机，整个旅途都在听西村由纪江。他有轻微的神经衰弱，听钢琴曲容易睡着。我没有，摇摇晃晃，却也睡得安稳。四处打听，找到行李仓库，一共九个大包裹，连DVD和音箱都被运过来，决绝的态度，破釜沉舟的意思。他账户上有4000元。我刚出一本新书，版税不高，买了车票和行李箱，还剩八千多元。网上查过北京的租房标准，先对付几个月，应该没问题。 我们在西客站外的路边站着，等我素未谋面的出版社编辑来接。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工作无从谈起，落脚的地方只有三天期限。 少年不识愁滋味，似乎并无顾虑。那天风很大，莫名的悲壮。西客站人来人往，编辑迟到很久。我们站累了，坐在包裹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之前，我在长沙一家新闻网站上班，那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2003年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其中一本还带来一些另类的声誉，所以我以为自己在当地算个有些名气的人，找一份体面的文职类工作，应是手到擒来。做了花哨考究的简历，一份看起来耀眼的大学成绩单，两本著作，趾高气昂地去了很多地方应聘。 唯一心虚又惶恐的，是我没有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幸运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事，也没有人相信。辅导员待我如同亲兄弟，能帮我的只是出谋划策。他说，如果问起，你就说因病耽误考试，推迟发证，我给你开证明，理论上不会为难你。有过经验的学长偷偷教我，不参军，不考公务员，问题不大，入职时蒙混过关，基本上之后也不会查，你履历优秀，没人会注意这个。 在电线杆上找了个办证的电话，平常厌恶极了这些随意张贴的广告信息，没想到有天竟然用上了。联系了三个，选了一个听起来更靠谱一些的，谈了价钱，50元一个，毕业证加学位证一共100元。告知相关信息，约好第二天下午在东塘一家超市门口交易。 做了多年乖学生，第一次做这种事，心慌慌的，便叫粟智陪我。他听说后骂我，大学四年，一千多个日夜，花了家里不少钱，最后就值100元？ 好像一直就在等这么一个人出现，制止我。我马上打电话跟办证的那人说，不用帮我办，我不要了。对方骂骂咧咧地挂了电话。 我不是个坏学生，循规蹈矩，从来都是其他同窗的榜样，没有抽烟喝酒的陋习，四年一共只爬过两次围墙，甚至还拿过两次一等奖学金。幼儿园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都喜欢我，除了体育老师。大一时考引体向上，没有过，补考也没有过，过不了就是过不了，十二个算达标，我只能做两个。体育老师见我没辙，有些同情，让我找家人开个病假条，说骑摩托车摔伤过胳膊，无法进行传统体育锻炼，可以转去特殊班学气功或推拿来补体育课的学分。我照做，去了趟特殊班，都是一群考不过传统项目而装病的校友，也有真正的轻度残疾，待在其间装病人，实在有些不舒服，上了两次便翘课不去了。拖拖拉拉，四年累积了不少未补齐的学分。毕业时，系里查出来，便扣下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还算给我面子，系领导未曾对外透露，还托辅导员告诫我，只是暂时扣下，待我毕业后申请补考，两年内修满欠下的体育课学分，便补发给我。 很奇怪，尽管感激，但好像并没有很想要。这个想法很邪恶，不可以让爸妈知道，保不准真会气病的。 高三时本来想出国，后来因为政策问题没去成，然后又办保送，手续办完，我已经彻底放弃复习，天天走街串巷，还假惺惺跟同学得瑟，唉，其实挺想高考，检验一下我的实力。这话可不能乱说，看吧，让我给说中了，我们那所中学正好当年评选省重点，考察升学率，省里临时下规定，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高考，取消了连我在内八个学生的保送资格，霉运走到头。那时我已经玩足了两个月，有的教材都已经弄丢了。慌慌张张找回复习资料，又开始埋头苦读，可只剩一个半月就要考了。最后只是勉强上了本科线。 若他们知道这四年寒窗，毕业时竟两手空空，不知作何感想。 粟智说，你办了假证，即便看着能以假乱真，但只要上网一查编号，立马就可知真假。你苦心经营，大堆的奖状和荣誉证书，若最后查出毕业证是假的，便功亏一篑，任你多么优秀，没有诚信，让人看低，获得工作又如何？ 垂头丧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又说，不如大大方方承认，我没有毕业证，但我没犯过错，能力也不输他人，愿意要你的单位，会珍惜你，为难你的单位，不去也罢。 辅导员主动找到我，开了个延缓发放毕业证的证明，上面附带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的编号，说，拿着这个，用人单位打电话来查，我会告知真实情况，他们上网按编号查，也会显示你的毕业证信息，只是你还没有拿到，先把工作搞定，其他以后想办法，不碍事。你简历漂亮，我想，会另当别论的吧。 一瞬间像找到了救命稻草，踏实了，于是又骄傲起来。 脑子里自动过滤掉毕业证的困扰，觉得自己优秀极了，挑剔得很。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打来电话，说电信部门招聘，待遇优厚，他推荐几位不错的学生，其中有我。我听后皱眉头，礼貌地婉拒说，体制内的工作，不适合我，硬生生推却了。 宿舍的兄弟骂我，傻啊，放着铁饭碗不要，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我不屑，勉强自己才傻呢。 没有目标单位，大致的幻想是：光芒照人，毫无市井气，吟风弄月，咬文嚼字，即是一天的工作。倘若真实现，那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才能。 奔走来去，现实很残酷。每家看起来都对我有兴趣，问长问短，我表现也诚恳积极，他们说会联系我。每个这样说的单位，我都在本子上小心翼翼打上一个勾，表示可以静候佳音，但事实上，他们最后都没有联系我。 辅导员暗示我，有些事业单位招聘只是形式，纵使再优秀，也是很难的。你是师范生，干脆随大流去教书。你实习教课评分不错，回老家或许可以拿到正式编制，国家养你到老。末了，他还劝我，人生嘛，不过是个不断认命的过程。 连番打击，疲惫不堪，所以还真的心动过。但想想中学时的那些老师，同一个讲台站一辈子，送走一批又一批，任学生们天涯海角追逐梦想，自己却站到头发落雪，腿脚弯曲。于是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倔强制伏了，坚持留守长沙。 可以认输，但不认命。 第一个单位是在学校官方招聘信息上找到的，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叫《当代商报》。先从实习做起。投简历，草草面试，也没有要看我的毕业证，复印了身份证就通知我第二天来上班。 报社在曲折的巷子里面，陈旧简陋，摇摇欲坠的两层楼。编辑室与发行部也并未划分开，感觉粗糙随意，彼此间也没有交流。没有我的工位，就四处找琐碎的事情做，以免尴尬地呆坐着。 有几个编辑部。我所在的编辑部主任一口浓郁的乡音，办公室的人分别是他的女儿、侄女和情人。他们上班也无所事事，抽着烟，聊着只有他们懂的八卦，我这个外人显得分外格格不入。大约两周后，主任调我去广告部，说如果能谈到两单就给我转试用。我骄傲又倔强，却也得无奈地对着黄页一个个拨过去，说着一样的话，边说边环顾四周，声音越说越小。我还偷偷发短信给父亲，有没有朋友是做生意的？有钱吗？需要投广告吗？帮帮我吧。幼稚得可笑。 常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变得如此糟糕？ 自然不会待太久。那报社没多久竟真的倒闭，主任的去向我当然不得而知，也许会在另一个办公室，和他的侄女聊着彩票，吐着烟圈，悠然依旧。这世上本就有各种活法。 我有些急了。找《都市报》副刊部的编辑明明，问她有没有适合的工作，打杂跑腿均可，只要让我待下来。大学时常投稿给她，对我亲和委婉。我们约在附近的餐厅吃饭，她说，多写稿来，稿费可以补贴一些生活开支，至于工作，编制已满，无能为力。记得后来，我离开长沙时也与她在同一家餐厅吃饭。她鼓励我，在外漂泊，练就一身本领便回来，到时再试试能否帮上忙。记得她一直微笑说，年轻时也曾向往北京，因为爱的人在那里，却没有勇气去追寻，于是变成悔至今天的痛。 终于，父亲拜托了省委的朋友，让我去一家新闻网站面试。离我住处很远，需要转两趟公车。正是烈日当头，我被烤得无精打采。或许是连番的打击，让我并没有太多信心，只是觉得既然有了希望，不去争取一下会是个遗憾。那时，同学们都陆续找到了教书的工作，黄瑾和童童都考上了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我形单影只，觉得自卑。 面试后第二天，他们竟然打电话给我，说可以直接试用，想必是父亲的关系有些用处吧。 办入职手续，填了一沓表。人事部的负责人把我的相关证件复印了一份，然后问我，毕业证呢？我不敢出声，把辅导员开给我的证明小心翼翼地递给他，他看了看，头都没抬，又还给我。 我手足无措，问，办完了吗？ 他懒洋洋地说，办完了。 我有些不敢相信，老老实实地问，我毕业证还没拿到呢，这也行？ 他有些不耐烦，证明不是让我看了吗？快回去吧，下周一来报到。 开开心心地走了。 几年后看《奋斗》，开篇便是没拿到毕业证的大学生跳楼自杀，有些不解，不知是他太偏执，还是我缺心眼儿。连死也不怕，为什么害怕缺了一个小小的证？这么大的勇气，还不够打败这么不值一提的挫败吗？也许我天性乐观，所以也能换来些好运气，之后的每份工作，似乎都未在意我的学历，我也大胆地在履历表上本科那一栏打上勾，从未被质疑过。多年后创业，生意场上驰骋，更不会有人再留意我的学历，只是偶尔会想起我的辅导员。他在我毕业后几年，每年都会提醒我回去重修体育课的学分，语重心长地说，四年啊，为的不就是这个证吗？我心怀感恩，却一直未能赴约；直到今天，我仍是一个没有大学毕业证的人。不知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现在是不是还被锁在哪个冰冷的抽屉里，怨恨主人对它们残忍的遗弃。 正式在这家网站上班了。同事谦和，领导体贴，都很好。在我看来，只要不拿毕业证为难我，就千恩万谢了。 只是我面试的新闻部，却把我安排在最不受重视的社区管理部，理由是新闻部编制已满，应届生应从低做起，循序渐进，能更快了解企业文化。每天的工作是管理论坛后台，有些不得当的帖子及时删除。试用期月薪800元，转正后1000元，但扣除税费和保险，竟然比试用期还要低。早上8点半打卡，晚上12点才能离开。没有周末，没有班车，打车回家，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尽管如此，当时看来却是一份极好的工作。网速够快，没有业绩压力，空调吹得犯困，闲暇时写写小文，也没人管。传说员工都是干部子弟，来养老赋闲，所以少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偶尔还换来领导的意外赞许：咦，你的东西写得不错嘛，听说你以前是个作家？ 竟然也待下来了。 早上起来在街口买两个包子，一杯绿豆粥，边吃边等车。每个月微薄的薪水剥夺了我血拼唱K的权利，于是多了时间创作。写专栏，出书，我尚算勤奋，所以每个月尚有结余。平时可以看电影，买双好看的鞋，回老家在父母面前显摆，还拿出红包塞给他们，不要，硬退还给我，我也厚着脸皮狡黠地笑着收好，觉得省了钱可另作他用。 我看上了一双三叶草限量版的鞋，一千多元，买了就没钱吃饭。每次去逛，逛着逛着就走到了那家专卖店，摸一摸，看一看，然后搁回原处。粟智说，要么就买，要么就不要看了。我开玩笑说，多摸几次，摸旧了，或许就能打折。 公司点盒饭，都点十块的，我点十五的，多一个荤菜和汤，因为觉得工作已经不如意，何必亏待自己的胃。他们啧啧议论，说我定是富二代，工资少得可怜，吃饭竟如此铺张。可明明只是多了五块而已嘛。 每晚12点下班，总能遇见趴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常德籍小哥。 他说，真羡慕你。 什么，羡慕我？ 对啊，这么高档的写字楼，里面很气派吧，真想进去看看。 有什么气派的，你自由自在不挺好的吗？ 他年轻骄傲，哈哈，谁想一辈子开出租啊。 沉默。心里在说，开出租也好，写字楼打卡也罢，还不都是漂泊人生。离开家那一天就变成了王家卫电影里的那只无脚鸟，一辈子也无法栖息，停止飞翔的日子就是生命的终点。 没有租房。粟智家在长沙，好友钟林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台里给他安排了住处，于是我在他们家轮换着住，居无定所。反正也没什么行李，几件衣服，几本书，再给我一把剑就可以浪迹天涯。 偶尔聚会看碟，聊着未来，还在家用电饭煲做火锅。没有砧板，铺一张塑料桌布，小心翼翼地切午餐肉；没有碗，用一次性纸杯，省了麻烦，还不用洗，吃完把桌布一裹，全部扔掉。缺了可乐和甜点，就打给千惠超市，麻烦送来会展中心员工宿舍，南栋605。 夜晚散步，走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也会隐约感到不对。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个命题太大，我不会去深究，总之先安稳，养活自己，已是幸运。即便明知心很大，梦想却很遥远，那又如何？无法反抗，甚至有点害怕改变，有点逃避的意味。当然也知道不会一直如此，只是不确定那一天何时才会到来。 这时最惊喜的收获，便是发现自己的底线无限，期待中光芒照人的生活并没有实现，卑微得像一粒尘埃，竟然接受了。日复一日，也无所谓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才能。因为，什么是才能，我已概念模糊。 粟智在湖南经视做实习编导，月薪500元拿了快半年。那时经视很难进，传闻有人实习一年，每三个月提出一次转正申请，却仍然只能倔强地留下来继续等，最后还是落魄离开。然而，他竟然转正了。当时《放肆娱乐》是省城知名的娱乐资讯栏目，收视极高。制片人郭晓华赏识他，觉得他审美能力不错，肯吃苦，低调温和，人缘好，视作得意门生。团队默契快乐，笑点一致，算是温暖的归宿，理应知足。 但他仍不甘心如此。后来，他说，好像有种奇妙的使命感告诉他，必须离开长沙。 他问我，去不去北京？ 我没听清，干嘛？ 他一字一顿说，去北京，工作。 我好像也有那种奇妙的使命感，几乎没有思考，就说好。隐约感觉有个巨大无形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传递给我特别的力量，觉得那一天就快来了。 辞职那天，依然站好最后一班岗。12点下班，出门，漫天星斗。回头看这栋大厦，夜色里竟然变得如此温柔美好。再见。 我上了常德小哥的车，他问我，怎么这么兴高采烈？我说，我辞职了，准备去北漂。他有些惊讶，说，今天不收你钱吧，我们这辈子怕是见不着了。 快十年，没再见过他，不知他是否还开着车，每晚在写字楼下趴活儿。希望他能有机会去气派的写字楼工作，西装革履，意气风发。 第二天，粟智说要庆祝我大胆离职，去附近一家海鲜大排档吃蟹，然后拿出一个盒子，说是送我的礼物，感谢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一同赴京的计划。拆开，就是那双三叶草的限量版球鞋。一时语塞。 过年。吃饭。告别。喝醉。拥抱。一路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