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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银行业传统的押汇、侨汇及汇兑业务日渐衰落。香港经济向来为中国内地的形势所左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事件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并对香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实施极严厉的外汇管制，所有与中国的业务往来只能通过指定的若干家银行进行。这样一来，香港贸易额大幅下降，原准备运往内地的货物大量积压，押汇业务每况愈下。及至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迅速萎缩，银行的押汇业务更加一蹶不振。 1950年代港岛北岸风貌，居中央的高等法院右侧为汇丰银行大厦。 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侨对国内的形势心存疑虑，不敢放心前往投资，加上各国政府实施外汇管制并限制华侨汇款归国，由世界各地汇来香港或转入内地的侨汇锐减。据统计，1950年寄到香港的海外侨汇总额仅及前两年的3、4成，到1951年海外侨汇的总额进一步萎缩至1950年的2、3 成，而1953年海外侨汇又比1951年减少60%。〔7〕汇兑业务的情况也大体相若。这对香港的银行业，尤其是那些一贯以来依靠内地业务往来的银号，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有不少就此一蹶不振。 1953年的中国银行及汇丰银行大厦。 第二，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房地产业迅速崛起，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受到中国内地解放战争的影响，上海以及中国内地其他城市的一批企业家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估计价值约5亿美元的资金，以及一大批从海外订购的机器设备（特别是纺织方面的机器设备）、相应的技术、企业人才及市场联系。这些企业家以及所带来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市场联系，加上大批涌入香港的廉价劳动力，使香港经济在资源的组合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香港的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香港经济迈上工业化道路。这一时期，香港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人口激增至超过300万，经济起飞使市民收入提高，刺激了他们对自置住房的需求，地产业蓬勃发展，物业交投畅旺，地价、楼价、租金大幅上涨，而商业楼宇、厂房货仓则成为新兴的地产市场。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香港每年的物业交投平均在12000宗以上，比50年代的8000宗，大幅增加 50%。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推动下，从20世纪50年代起，香港银行业的业务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战前以押汇、侨汇及汇兑为主逐渐转向为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和新兴的房地产业提供贷款。正如经济学家古斯（T. K. Ghose）所指出：香港的工业化“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无论消费领域还是本港企业，都成为了银行的主要市场”。〔8〕 汇丰银行是香港银行界中首先转型的银行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汇丰在中国内地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撤回香港，重新调整发展战略。〔9〕当时，香港的工业化已经起步，不但纺织业、制衣业生气勃勃，塑胶、电器业也在发展，香港正经历着从贸易转口港到远东出口加工中心的急速转变时期。汇丰银行从这种转变中看到香港经济的发展前景以及它对汇丰重建的深远意义。1948年，汇丰首次对香港纺织业提供贷款，1950年它打破了近百年的传统惯例，直接和来自上海的华人实业家打交道，向他们提供发展工业所急需的资金。〔10〕 柯立斯在《汇丰银行百年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香港的工业化来得那么快，1963年当地制成品的出口总值（38.31亿港元）竟超过了1948年的贸易总值。汇丰银行充分地参与了这一发展的全过程。从一开始，它就带头资助工业，每当一个新的行业，如棉纺织、搪瓷、热水瓶、塑胶、拆卸废船、羊毛和毛线的编织和编结等创办起来，汇丰总是提供指导、鼓励与资助。它设立一个专门部门，在提倡工业多样化的尝试中共同承担风险；它也参加商品博览会，并派出职员参加贸易代表团，在促进市场多面化中起了一份作用。”〔11〕这一时期，汇丰银行在对香港工业贷款及进出口贸易融资中所获取的利润，抵消并超过了它丧失对华贸易的全部损失。 素以经营稳健著称的华资银行——东亚银行，也开始调整其经营方针。20世纪40年代后期，香港的工业化开始起步，工业界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日趋迫切，但当时香港的银行鲜有愿意贷款给工业。东亚银行的总经理简东浦看到了银行业发展的新方向，成为当时少数重视工业贷款的银行之一。战后头两年，东亚银行的工商贷款比以往大为增加，它一方面保持原有的客户，另一方面逐步吸收新客户，其中包括新一代的贸易商、制造商、地产商等人，以及计划进军香港的外国商人，如日本商人。 1960年代中期汇丰银行大堂。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东亚银行向从事饮品制造业的香港豆品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据香港豆品有限公司大股东兼总经理罗桂祥后来的回忆：“我们盖厂房和买机器需要港币40万元。我去找简东浦先生商借，他欣然允诺。除了那幅地之外，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作抵押，而那幅地只值港币20万元，可是他却借了40万元给我。据我所知，他平时放款不超过抵押品价值的3成，所以这次实在是非常慷慨。当然，后来所买的机器和货车等流动资产，也都成了抵押品的一部分。”这笔贷款推动了该公司的起步发展，使之成为日后香港最主要的工业企业之一。〔12〕 为适应经济发 1969年东亚银行总行庆祝50周年盛况。 恒生长者——何善衡 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何善衡。 及至20世纪50年代韩战发生，联合国与美国对中共实施禁运，内地商贾大举南下，纷纷逃往海外避世。年届半百的何善衡，于是要思量恒生的发展路向，他在这两年间，远赴欧美等先进国家考察，由利国伟随行任翻译。 “善大佬觉得外地享福就得，揾食就难，都系香港好。喺1952年嘅11月，佢打电话番嚟，叫我为恒生办理注册手续……”何添忆述恒生向政府银行牌照的过程。 恒生锐意发展全面性的银行服务，善伯本着“服务大众、人客至上”的精神，主攻草根阶层，开当时银行风气之先。他的至理名言是：“咕喱着住对屐入来，仲要礼貌哋对待，事关低下阶层平时受气多，佢帮衬恒生，我当佢系上宾。佢哋对恒生有好感，返去同事头宣传，我哋就因而得益。”而当时汇丰银行的做法，是华人借钱先要过买办这一关，令恒生这间大众化银行获得街坊捧场。 1953年，恒生位于皇后大道中163号的首间总行大厦正式启用，恒生踏入规模化。1960年，恒生迈向新里程，正式转为公共有限公司，并把银号正名为恒生银行。1964年时已是本港最大的华资银行。利国伟总结恒生迅即发大的原因，是得力于善伯的眼光，他对恒生两大贡献：“其一系立足香港，其二系对人客好。” 作风稳健的恒生银行，却敌不过1965年由广东信托银行引起的银行挤提风潮。最先出事的，是香港仔分行。当时身为总经理的何添，今天还记忆犹新，呼吁存户不要提钱走，个别存放20、30万的大户，如警司韩森等，要何添签名担保才应允不提款；但小存户却通宵排队拿钱，试过一天内共提走8000万，占银行总存款1/6。 当恒生的现金快遭提清时，4月8日下午5时，善伯即紧急召开董事会，当机立断决定把银行大股卖给汇丰，洽售事宜交由利国伟全权负责。利Sir以恒生股本值1亿计，开价5100万，出售5成1股权。初时汇丰大班桑达士嫌贵，其后顾虑到恒生“唔掂”，汇丰势难独善其身，终在4月12号答允。 苦心经营逾30载的恒生话事权就此断送，成为善伯毕生的憾事，为此而哭了两晚。不过他出售当天，仍亲自主持会议，不断向员工解释，藉此稳住军心。 自幼认识善伯，对他推崇备至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说他“人认真客气，对人好有礼貌，又非常谦虚……而他一生最失败是把恒生的控制权卖给汇丰”。 “何伯（何善衡的昵称）一生最成功系令恒生成长，揾到一班好伙计帮佢，好似何伯（指何添）、利国伟等。最失败，就系将恒生卖俾汇丰，自己丧失控制权。”李国宝坦言。 东亚银行比恒生早10余年成立，但前者未够恒生大众化，20世纪60年代的恒生，早已是本港最大的华资银行。然而李国宝觉得，恒生以5100万，出售5成1股权是卖得平，“你有件嘢系好嘅，你都想keep住……当时恒生以咁嘅价钱卖，可能生意做得好差。” 但利国伟重申，以当时恒生流动资金紧绌的情况下，根本是别无选择，善伯为大局着想，所以忍痛割爱。而汇丰也信赖恒生的管理层，购股后依旧由何善衡掌舵，何添、利国伟辅助，汇丰只派四位董事入局。 “当时市传汇丰始终有日会食晒恒生，但善伯同班伙计讲，只要恒生做得好，汇丰一定要靠我哋，劝大家要同汇丰紧密合作。”利Sir回忆说。 而据Frank King教授著作的《汇丰银行历史》第四册中，亦提到汇丰大班桑达士，认为恒生 的成功，在于其华人管理层，所以汇丰毋须插手。亦由于善伯敢于向汇丰开口求售，足证他那不可思议的想法（think the unthinkable）令人赞赏。 得到汇丰做后盾，恒生业务大为发展，成就规模仅次于汇丰，这与善伯抓住时机，集中火力专向小企业埋手有关。 那时本港经济步向转型期，工业开始起飞，惟小厂户创业初期，普遍缺资金拓展，大银行多不愿通融。反观恒生，却给予财务支持，提供信用证及出入口融资服务。如华资大户郑裕彤未发达时，由他打骰的周大福珠宝，得力于恒生的资助，往后得以由珠宝业进军地产。 而长实与恒生亦素有渊源，当年李嘉诚经营塑胶花厂时，曾设法与何善衡接触，后来获得接见，善伯对诚哥留下深刻印象，曾写信吩咐下属，说李嘉诚做事干练，是有潜质的客户。 “小公司”演变为大企业后，顿成为恒生的长期客仔。例如长实不少楼盘，皆由恒生提供按揭安排；而郑裕彤主政的新世界，恒生至今仍是主要往来银行之一。 善伯明白到广开客路的重要性，皆因银行除需要有雄厚的存款基础外，还要不断寻找贷放市场，才可茁壮成长。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衣食父母，反而客户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随着香港工业蓬勃发展，人口渐多，地产业亦兴旺起来，恒生力争中小型楼宇按揭市场。1967年暴动后，恒生首创为中等阶层提供长达7年的楼按，令夹心阶层得以置业，一改当时按揭年限顶多3年的做法。 恒生不断飞跃，何添说他与善伯的分工，是“善大佬钟意谂嘢度桥，我就负责对外应酬，最高峰时，我试过一日16单应酬，好似客人嫁女，朝早去家访，夜晚去饮宴……” 恒生快高长大，到1972年招股上市，以每股100元公开发售，首日挂牌涨至186元，足见市场对恒生的信心。 由始创时连伙头共11人，到1975年时员工已突破3000人的恒生，公司走向企业化，办公室政治难免。强调殷勤待客的善伯，仍十分重视员工关系，在高层员工的例会上，他亦庄亦谐地 训示大家：“老婆可以闹，但伙计就唔闹得，事关 你养老婆成世，闹吓都得，但下属帮我哋揾钱，唔应该仲闹佢。” 绰号“大头 仔”的善伯，一辈子忙于银，却不失其厚道，从恒生 不同时期的恒生银行行徽。 派财神的小逸事中可见微知著。原来，以前恒生一如其他银行，每当农历年就向客户派利是封，但当善伯眼见街头小贩，也是卖红封包为生，为免抢街坊饭碗，遂改派财神图。 常以德服人的他，曾著书《阅世浅谈》，把待人接物之道公诸于世；并信守忍恕，谈到用人时，绝不姑息庸才：“可以原谅一个吹毛求疵的主管，但却无法忍受既不损人，亦不利己的老臣子，对新同事不予指导，亦不大关心，做错了则叫他再做，绝不加以解释，使人暗中摸索，倍感困难，这种人存在，简直是事业上的绊脚石，应予铲除。” 晚年勤于捐献的善伯，1983年恒生度过金禧日，是他正式退休时，转任名誉董事长。然而，每天仍上班的他，督促高层紧守审慎的管理哲学，使恒生多年来得以累积丰厚的资本，以及严控成本；由来已久注重服务素质，更奠下该行“永恒长生”的根基。…… 作为恒生银行精神领袖的何善衡，于1997年11月宣布来年辞去恒生名誉董事长职务，与恒生64载情，正式画上句号；同年年底，他以97岁高龄，与世长辞。 这位本世纪以来香港最杰出的华资银行家，一生中总有遗憾事。跟他相伴半个世纪的利国伟，被问及此事时，欲言又止说，人生难免有憾事。而作为善伯老街坊的新法集团主席李世奕，就指善伯对长子何子焯未能子承父业，出任恒生要职，始终有点介怀，据讲是汇丰不太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