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

艾历克斯·英格尔斯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一生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有两个：其一是“人的现代化”或“现代人”研究，其二即是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国民性（Inkeles，1997）。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的转型日益加速，有关人的现代化或所谓“第五个现代化”的研究在此后二十年中曾一度成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显学”，而英格尔斯和史密斯合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更是谈论“人的现代化”时无法回避的“典范之作”（叶南客，1998）。相比之下，英格尔斯前后“求索45年”的国民性研究（Inkeles，1997:2），在中国却没有引起这样高度的关注。尽管不断有人提及他与丹尼尔·列文森在1954年、1968年两版《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有关国民性的研究（参见周晓虹、张致刚，1990），但一方面由于国民性研究在西方学界不断式微，另一方面由于自鲁迅之后在中国谈论国民性或国民性的改造日渐被视为“愤青”之语，除了社会心理学界（沙莲香，1989，1990），鲜有人再对这一主题表现出高度的兴趣。 其实，上述两个主题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涉及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始终关注的大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国民性研究关注的是群体心理的共时态差异，即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国家或民族成员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及民族间的社会心理差异；而人的现代化研究涉及的则是群体心理的历时态差异，即包括现代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变迁会在怎样的程度上重塑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对国民性的理解，一样要放到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的变迁角度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