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必不可少的诗意

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达到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一部理想的历史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本书中的某些章节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第89节）。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那是一名男性在初次遭遇枪弹时仓皇丢下的。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加勒比海的泰诺人、澳大利亚土著、非洲的贝宁人和印加人，这些出现在本书中的民族如今能够空前有力地通过他们制造的物品来讲述昔日辉煌：一部用物品讲述的历史使他们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所有的一手材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公正的：它们只记录了对话中的一方。想了解另一方，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已发展出一系列帮助我们阐释的重要手段。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例如对如今仅存活在考古记录中的秘鲁莫切文化，武士形状的莫切陶俑（第48节）是为数不多的切入点之一，它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例如，西班牙人征服了阿兹特克人，这就为我们了解阿兹特克人如何征服瓦斯特克人增加了难度：由于这些历史巨变，如今，瓦斯特克人的声音是通过西班牙记录中阿兹特克人对他们的描述而留存下来的，想要恢复它们，必须移除双重影响。到底瓦斯特克人自己曾有过怎样的思想？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其物质文化却通过一点五米高的石制女神像（第69节）被留存下来。人们一开始认为，它和阿兹特克人的母亲神特拉佐尔特奥特尔地位相当，之后又将其与圣母马利亚建立了联系。这些雕像便是瓦斯特克人宗教思想的最原始记录。虽然目前还无法确知其含义，但其神圣的存在为我们看待阿兹特克人和西班牙人的二手记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但最终，我们还得依靠自己的直觉来揭开其中人与神的对话之谜。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也是大英博物馆的创立者们所熟悉的方式，在他们眼中，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人在做同样的工作。中国的乾隆皇帝是与英王乔治三世几乎同时期的统治者，他在十八世纪中期同样致力于网罗收藏、分类整理、探索历史、编撰词典与百科全书，并记录自己的发现，从表面上看，他无异于一位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学者。他的藏品中有一枚被称作“璧”的玉环（第90节），非常类似发现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的中国商朝殉葬品中的玉璧。它们的用途至今仍无人知晓，但可确定的是，它们是贵族用品，做工精美。乾隆帝十分欣赏玉璧独特的美感，进而开始揣测它曾经的用途。他所采取的方式既表现出研究式的严谨，又充满想象力：他知道它年代久远，于是对比了一切他所知的类似物品，但仍陷入了迷茫。因此，他依照自己一贯的作风，作诗来纪念为研究此物做出的努力，并做出了或许会让现代人十分震惊的举动：将诗文刻在了诗中所赞美的文物上。在诗中他得出结论，这块美丽的玉璧是个碗托，因此又为它配了一个碗。 尽管乾隆帝对玉璧用途的推测是错误的，但我承认，我很欣赏他所采取的方法。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乾隆帝并非这部历史中唯一的诗人。雪莱为拉美西斯二世雕像所作的诗《奥兹曼迪亚斯》并不能告诉我们这座雕像在古埃及时期的制作方法，却展示了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对帝国无常命运的思考。萨顿胡的船葬（第47节）也涉及了两位诗人，《贝奥武甫》中的故事在历史现实中得以呈现，而谢默斯•希尼对其武士头盔的评论也为这身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盔甲增添了更为迫切的话题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