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20世纪——序

蒂莫西·斯奈德 这是一本历史、传记和道德论著。 这是一部有关欧美现代政治理念的历史。其主题是权力和正义，一如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那样。它也是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托尼·朱特的精神传记，他20世纪中期出生于伦敦，彼时“二战”和大屠杀的动荡刚刚过去，而共产党则正在东欧夺取权力。最后，这是一份关于政治理念之局限（和更新能力）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之道德失败（和道德义务）的沉思。 在我心目中，托尼·朱特是有能力对观念的政治进行如此广泛探讨的不二人选。截至2008年，托尼著有多部热烈而富有论争性的法国史研究著作，并发表了多篇论述知识分子及其介入的评论文章，他还是一部取名为“战后欧洲史”（Postwar）的宏伟的1945年后欧洲史的作者。他运用其教化和史学的天分，来探索介于简短评论与长篇学术研究之间的独特表达方式，并使这两种形式都完美至臻。不过本书的产生，某种程度上缘于那年11月我明白托尼将再也无法写作了—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如此。在我意识到他再也无法运用双手之后，我提议我们共同来写一本书。托尼患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这是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它一步步让人瘫痪，并终将（且通常迅速地）致人死亡。 本书采用的是我与托尼之间长时对话的形式。2009年的冬、春和夏三季，每个周四，我都搭乘8点50分从纽黑文到纽约中央车站的那班火车，然后换乘地铁到托尼所在的街区。他和妻子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及两个儿子丹尼尔（Daniel）、尼克（Nick）一起住在那里。我们的会面安排在上午11点，通常我会在咖啡馆里花个10分钟左右来整理有关当天话题的思路，并做一些笔记。 我在咖啡馆里用热水洗一遍手，然后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况使他饱受冰冷之苦，我希望能握一握他的手。 我们的对话始于2009年1月，当时托尼还能行走。他虽然无法转开公寓门上的把手，但还能站在门内欢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欢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头部都被呼吸设备罩住了，他的肺已经不能工作了。夏天我们在他书房里碰面，被群书包围，托尼在一架高大的电动轮椅上俯视着我。我有时会操纵它，这当然是因为托尼操纵不了。托尼此时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几乎完全动不了了。但对本书的目的来说，这已足够。 亲眼目睹这一毁灭性疾病的进程，着实让人难过，尤其在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2009年4月，看到托尼的腿和肺短短几个星期内就相继失去功能之后，我确信（据我的印象，他的医生亦如此认为）他已活不过几个星期了。我始终很感激珍妮（詹妮弗的昵称）和两个孩子在那样的时候还能将托尼分给我。不过对话也是精神支撑的重要来源，它带给我们专注的愉悦、交流的和谐及工作顺利进展的满足感。致力于手头的话题，跟上托尼的想法，是一项很有趣也很快乐的工作。 我是一名东欧史学家，在东欧，口述作品有其深厚的传统。这一类型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与托马什·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的系列访谈，后者是两次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哲人总统（philosopher-president）。该书恰好也是托尼从头到尾读过的第一本捷克语作品。也许最好的口述作品是《我的世纪》（My Century），一部关于波兰犹太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宏伟传记，由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加州根据录音记录整理而成。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一趟从华沙到布拉格的火车上，当时我刚开始历史学的博士研究。当我向托尼提议写出一本口述作品时，并未想到这几个实例，我也不自视为恰佩克或米沃什。作为一名读过众多此类作品的东欧研究者，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些经久不衰的东西出自对话。 我向托尼所提的问题有三个来源。我最初或者说大体的计划是从头至尾讨论托尼的作品，从其关于法国左派的历史著作再到《战后欧洲史》，探寻有关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历史学家的职业技艺的一般性论争。我感兴趣的是诸如托尼作品中对犹太问题的回避、法国历史的普遍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局限性这样的话题，它们事实上在本书中都居于重要位置。直觉告诉我，东欧拓宽了托尼道德和精神的视野，但我不知道这一直觉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了解了一些托尼在东欧的熟人的信息，而且，因为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和马尔奇·肖尔（Marci Shore）的建议，并经过托尼本人的同意，我们把一些会面用于讨论托尼的生平而非其作品。最后，托尼透露他一直想撰写一部关于20世纪智识生活的历史。我利用了他的章节梗概来作为第三类问题的基础。 本书的对话特征要求其作者必须熟悉成千上万本其他著作。因为我和托尼是当面交谈的，我们没有时间查阅参考文献。托尼事先并不清楚我要问的问题，我也无从预料他会做出何种回答。这些文字所反映的是两颗心灵有意通过言谈来介入的自发性、不可预期性和偶尔的趣味性。但每一处，尤其是历史部分，它都依赖于我们的大脑图书馆，尤其依赖于托尼那不可思议地广博而井井有条的头脑。本书为对话进行了辩护，但或许也是对阅读的更为有力的辩护。我从未和托尼一起做过研究，但他大脑图书馆里的卡片目录与我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我们此前的阅读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在这里面，托尼与我一道探险，当别无他路可行时，我们会注意到路标和远景。 不过，言谈和出版纯属两码事。这些对话究竟是如何成书的？每一次会面我都做了录音，并保存为一个电子文档。青年历史学者耶迪达·坎费尔（Yedida Kanfer）之后承担了文字转录的工作。这本身是一项艰巨的脑力活，因为要从不尽完美的录音中搞清楚我们所说的内容，耶迪达必须了解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没有她的奉献和学识，本书的完成将困难许多。按照一个经托尼首肯的方案，从2009年夏至2010年春，我将文字稿分成了九个章节。2009年的10月和11月，我从维也纳飞到纽约，在那里度过了2009—2010学年，如此我们便能就进展进行讨论。我在维也纳用电子邮件将各章的初稿发给托尼，他加以修改再返还给我。 每一章都有一部分传记和历史的内容。因此本书贯串了托尼的一生，并穿越了20世纪政治思想中某些最为重要的场景：作为犹太问题和德国问题的大屠杀（Holocaust），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及其欧洲起源，英国例外论与法国普遍论，马克思主义及其诱惑，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作为伦理学的自由主义在东欧的复兴，以及欧美的社会规划。在每一章的历史部分，托尼的话均以纯文本出现，而我的则以斜体表示。尽管传记部分也产生自对话，但我将自己的内容已尽数删去。因此每一章都以一小段托尼的传记开场，采用托尼的口吻，并以纯文本表示。在某些时候，我以提问者的形式出现，用斜体表示。接着便进入历史部分。 将传记和历史拼接在一起的意义，显然在于托尼的关切和其成就可以用任何简单的方法从其生平中推演而出，仿佛是汲自同一口井的许多桶水。我们更像是连自己也未曾涉足的巨大的地下涵洞，而非直接掘入土中的小孔。那种坚持认为复杂只是简单之假面的冲动，是20世纪的通病之一。在询问托尼其生平之时，我并没有指望平息对一种简单解释的渴望，而是轻叩墙壁，寻找地下暗室间的通道，这些暗室的存在，我最初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托尼并没有因为是犹太人而写犹太人的历史。他从未真正写过犹太人的历史。跟他那一代许多有着犹太血统的学者一样，他避免让大屠杀成为自身论题中明显的核心，虽然他关于大屠杀的个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他的研究方向。同样，托尼也没有因为是英国人而写英国。除个别情形外，托尼从未对英国有过多论述。英国性，或更准确地说他独特的英国教育，赋予了他一种文学上的品位和一套参照标准，这使他度过了（我认为这很重要）自己的智识情感和同时代人—68一代—的政治信念上的混乱。他跟法国的密切关联也与其出身无关，而（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热望，他渴望找到一把解决普遍问题或至少是欧洲问题的钥匙，和一个无论拥抱或唾弃都可能产生真理的革命传统。托尼是东欧式的，主要是因为他跟东欧人的交往。但正是这些友情让一个大陆向他敞开。托尼是基于偶然和公民权而成为美国人，他对美国的认同似乎是对一个需要不断批评的伟大国度的认同。 我希望这一特殊的形式—用传记来引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主题—能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甚或一个一直在成长与进步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段思想史都已存于托尼心中：这是我在每个星期与他的对谈中能够明显感觉到的。这里的每一页内容都一定已存于他（或我）的脑海里了。历史如何进到人心里，又如何再次显现，或许是这一类书可以解答的问题。 托尼告诉过我，要想回报这两年来他对我的帮助，便是在必要时帮助年轻人（托尼比我年长21岁）。起初，我将此书当作无视其建议（这不是头一回）而直接回报他的一种方式。但这些对话如此让人满足和富有成效，使我觉得自己无法将完成这本书的工作视为任何一种报偿。无论如何，我究竟该回报谁？不管是作为读者还是作为同行，我已经清楚了托尼在这里呈现的所有形象。在我们的对话里，我个人始终感兴趣的是（尽管我从未明言）托尼如何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思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一般而言，他对这些问题更愿采用的回答是，在其各式各样的身份和历史方法中，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 真是如此吗？作为一名原本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犹太人里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作为一名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知识分子中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他还是一名获奖学金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生时，他在英国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博士研究究竟使他成为了欧洲大陆的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他跟波兰知识分子的友谊和关于捷克的学识使他在东欧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在纽约主持一个欧洲研究所，在其他欧洲人眼里，这究竟是局内人的标志还是局外人的标志？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针砭史学同行，这在学术圈中是局内人身份的象征还是局外人身份的象征？承受晚期退化性疾病之苦却无权享有公共医疗保障，我们究竟该将托尼理解成美国人中的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有两个答案。 我认为真相更为有趣。托尼的才智似乎源于他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他先进入内部，用心看，留心听，然后又退回到外面去思考和写作。托尼的生平清楚地表明，这一锻炼可以重复无数次。当托尼将自己视为局外人时，他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局外人含蓄地接受既有的论争，并为成为正确一方而竭尽全力：卸除旧有的防卫，渗入内部的庇护所。在我看来，比托尼在很多时候都属正确一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更为有趣的，是他不断增强的某种能力，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称之为“理解力”。要理解一起事件，要求历史学家抛开一切框架，同时又能接受某些框架的有效性。其直接的满足乏善可陈，但其成就却远为长久。正因为托尼在这个意义上对多元主义的接受，他最优秀的作品—尤其是《战后欧洲史》—才得以产生。 也正是在这里，围绕着多元主义这一问题，托尼自身的理路与20世纪思想史相遇了。本书的传记与历史这两个部分，它们的轨迹在1989年碰到了一块儿，是年东欧发生了剧变，而托尼则在该年开始思考如何撰写他那部无与伦比或许也是无法超越的战后欧洲史。 也正是在大约这个时候，我与托尼初次相识。我在小托马斯·西蒙斯（Thomas W. Simons, Jr.）开设于布朗大学的东欧史这门课上，读到了托尼一篇长文的草稿，他在文中论述了东欧不同政见者在1990年春的困境。此后不久，因为玛丽·格卢克（Mary Gluck）的引见，我和托尼私下见了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卢克教授和西蒙斯教授，我迷上了东欧史，而它将成为我在牛津大学真正研读的方向。随后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阅读和写作生涯，这使我得以进行这些对话。托尼在1989年（在我现在看来这至关重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在对另一位重要论辩家（《未竟的往昔》中对让-保罗·萨特）的最后一次论辩之后，虽然托尼仍偶有片面性的文章问世，但他逐渐转向了一种更温和也更富有成效的真理观。 那些对1989年的东欧剧变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比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他们都关心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本书作为一部知识分子史和政治史，有很多内容都牵涉到大真理（big truth）与小真相（small truths）之间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对伟大事业与最终目标的信念，这些事业和目标似乎不时地需要谎言和牺牲，而小真相则指能被人们发现的事实。大真理可以是一场将临的革命的确定性，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怀有的；或是明显的国家利益，如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期间的法国政府或伊拉克战争时的布什政府所捍卫的。但即便我们选择了小真相，就如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及托尼在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那样，真实在于何处仍不得而知。 21世纪的一项智识挑战可能是：如何在捍卫真理本身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基础。在本书结尾，托尼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做的辩护便是这一挑战可能样貌的一个例证。托尼出生在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灾难刚刚散去之时，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演变。他成年时适逢复兴自由主义的多次尝试，但没有一次得到普遍接受。在欧洲大陆与其理念的残骸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幸存了下来，并作为一种方案得到实现。在托尼的生命历程中，社会民主主义被建立起来，时而又遭废止。他为社会民主主义重建所做的辩护依赖于几种不同的论据，根据不同类型的真理诉诸一些不同的直觉。这里面最强有力的论据是，社会民主主义使一种体面（decent）—借用以赛亚·伯林爱用的一个词—的生活得以可能。 这些不同类型的真理中，有一些贯穿本书始终，且常常成对出现。譬如，历史学家的真理不同于评论家的真理。历史学家对过去某一时刻的了解，能够且必定多过评论家对今天发生之事所可能的了解。评论家远比历史学家更多地考虑其时代的偏见，因而必须做些夸张。可靠性的真理不同于诚实的真理。做个可靠的人是按别人希望的那样去生活，而做个诚实的人则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类似地，仁慈的真理不同于批评的真理。激发起我们自己和他人心中最好的一面，既需要仁慈也需要批评，但它们无法一道出现。我们无法将这些成对的范畴中的任何一个简化为某种根本性的真理，更不用说将它们都简化为某种最高形式的真理。因而存在着多种探究真理的方式。这便是多元主义：它不是相对主义的同义词，相反是其反义词。多元主义接受不同类型的真理的道德实在性，但拒斥了这一观念，即它们能够用某种单一的尺度来评判，用某种单一的价值来衡量。 有一种真理在寻找我们，而不是反过来，这一真理不需要任何修饰：我们每个人都终有一死。其他的真理就像恒星围绕黑洞一样围绕着这一真理，它们更亮、更新，也更轻。这一终极真理帮我赋予了该书最终的形式。若无特定时刻下的特定努力，本书本无以面世；这些努力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而对托尼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身体考验。但这不是一部关于抗争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与用心生活（the mindful life）的著作。 2010年6月5日，于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