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谎言——的真实来历

试想一下，实质上，感恩节的那些标准食谱，没有一项包含了哪怕一盎司的真实性、历史准确性和任何跨文化观念，那么，为什么感恩节还会如此深入人心呢？对于美国人的心智来说，难道有必要去不断压榨并贬低受害者来为自己的历史正名？ ——迈克尔•多瑞斯 试想一下，实质上，感恩节的那些标准食谱，没有一项包含了哪怕一盎司的真实性、历史准确性和任何跨文化观念，那么，为什么感恩节还会如此深入人心呢？对于美国人的心智来说，难道有必要去不断压榨并贬低受害者来为自己的历史正名？ ——迈克尔•多瑞斯 欧洲探险者与入侵者发现了一个已有人居住的陆地。如果那块陆地当时真的那么荒凉，那么它现在还会是那样；因为，欧洲人无论是凭其16和17世纪的技术还是他们的社会组织，都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资源去维持一些远离自己的家乡数千公里之外的殖民地前哨基地。 ——弗朗西斯•詹宁斯 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征服美洲，并非由于他们的军事天赋，或者他们的宗教动机，也不是由于他们的野心或者贪婪。他们征服美洲，靠的是发动人们始料未及的生化战。 ——霍华德•辛普森 注意这些事物是令人痛苦的。我们的先辈们，虽然英明、虔诚、真挚，但在基督的仁慈方面，却总是让人心生疑云；在历史学中，真理应该保持神圣，不论付出什么代价……特别是要批驳那种狭隘、琐碎的爱国主义，那种爱国主义非但不去追寻真理，反而以为先人们盖上最后一块遮羞布而感到自豪。 ——托马斯•阿斯平沃尔上校 最近几年，我问过几百个大学生，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个国家在什么时间开始有人定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心胸开阔的表现。“我们现在称作……”这一提法的确暗指在合众国建立之前美国就有人定居。我原以为，当然我更希望，学生们会说是公元前30000年， 或者哥伦布之前的某个时代。 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回答。他们一致回答：1620年。 很明显，我的学生们满脑子都是那个关于美国起源的神话，即，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教科书就是这种神话的传播者之一。 问题部分出在“定居”（settle）这个词上。一次，学生向我指出，“定居者”是白人，“印第安人”不定居。“定居”这个词带有误导性。被误导的还不仅仅是学生。那部向旅客推荐参观“普利茅斯种植园”的电影就讲述了“殖民者们如何驯服了充满敌意的蛮荒环境”。最近，在一个感恩节的周末，我听一位导游在自由女神像前介绍说，欧洲移民“散布在蛮荒的东海岸”。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要不是美洲印第安人已经先行居住在新英格兰，欧洲人可能举步维艰。 以“始祖移民”为起点去写美洲的历史，被遗漏的不只是印第安人，还有西班牙人。“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个国家”的第一批非土著居民是西班牙人在1526年放弃一项定居企图时留下来的非洲奴隶。1565年，西班牙人屠杀了在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定居不久的法国新教徒，并在那建立了自己的城堡。1565至1568年间，西班牙人探险至卡罗莱纳，建立了一些要塞，但那些要塞后来被印第安人烧毁。一些后来到达的西班牙定居者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始祖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找新的宗教、确保宗教自由才来到这里；他们是西班牙犹太人，在16世纪定居于新墨西哥。美国很少人知道，今天合众国的三分之一的土地，从旧金山到阿肯色到纳齐兹到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人的时间远比属于“美国人”的时间长；也很少人知道，“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最早祖先离开英格兰之前，西班牙裔美国人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了。而且，西班牙文化在美国西部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西班牙人引进了马、牛、羊、猪以及美国牛仔文化的基本元素，如牛仔文化的词汇：野马（mustang， bronco）、套牛（rodeo， lariat），等等。西班牙人的马匹逃到别处，并大量繁殖，这导致一种新的文化在大平原印第安人中快速繁荣。詹姆斯•阿克斯特尔写道：“我们发现，如果有一本教科书在讨论传统的东部殖民地之前，先讨论一下西海岸的事情，那将多么令人耳目一新啊。” 但教科书为什么没这样做呢？这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教科书作者都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的46位作者有姓“鲍尔”（Bauer）的，有姓“伯金”（Berkin）的，有姓“威廉姆斯”（Williams）的，还有姓“伍德”（Wood）的；但是只有两个人是姓西班牙姓氏的，一个是《自由的挑战》的作者琳达•安•德利翁（Linda Ann DeLeon），另一个是《美国人》的作者J.克洛尔•德•阿尔瓦（J. Klor de Alva）。并非偶然的是，后两位所写的书籍都提供了对“今天所称的合众国”里的早期西班牙定居者的最为完整的叙述，包括提到了西班牙人建立的传教机构遍布从卡罗莱纳到墨西哥湾、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的广大地区。我们这代人可以看到，美国的学龄人口将注定以少数民族居多，而西班牙裔、非裔、亚裔以及土著美洲人总体上将占51%之多。在这一点上，或许，在经过多次痛下决心之后，历史教科书将给予我们的西班牙史更多的关注——这是它们终将会做的。此外，西班牙人总被视为入侵者，而英国人则被视为定居者。 从1620年写美国的历史也忽略了荷兰人。荷兰人在1614年以前就居住在现在叫做奥尔巴尼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准确地说，1620年也不是英国的第一批永久性居民到来的时间，因为早在1607年，伦敦公司就派人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定居。 这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称为合众国的这个国家”的神话起源在于普利茅斯岩，时间是在1620年。下面是摘自《美国的传统》的一段代表性描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险之后，“始祖移民”们在普利茅斯港口选了一块陆地定居下来。不幸的是，他们到那的时间是12月，他们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然而，印第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印第安人为他们提供食物，教他们种植粮食。天气转暖的时候，殖民者们开始种植粮食、钓鱼、打猎，并为冬天做准备。在收获了第一季庄稼之后，他们与自己的印第安朋友庆祝了第一个感恩节。 我的学生们还都知道，在英格兰，“始祖移民”们曾因宗教信仰的不同遭受迫害，后来迁到荷兰。据学生们所说，“始祖移民”们乘坐“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并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这是宪法的雏形。岁月艰难，直到他们遇见了斯宽托（Squanto），他们的生活才有所改善。斯宽托教他们在种庄稼时怎样以小鱼做肥料，以确保获得大丰收。但是，当我问到瘟疫的时候，我的学生们对我瞪大双眼，什么瘟疫？黑死病吗？——不，我叹息，黑死病比这要早300年呢。 然而，黑死病的确值得一提。威廉•兰格曾写道，黑死病（或淋巴腺鼠疫）“无疑是有史以来降临给人类的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它从1348年蔓延到1350年，30%的欧洲人死于此疫。由于是灾难性的，疾病本身带来的更多是恐惧。根据兰格的研究， 在中世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所犯的罪恶的一种惩罚。一想到审判的日子即将来临，农民不种植庄稼，许多人酗酒堕落。文化和经济的衰落较疾病本身造成了更大的死亡，整个欧洲文化都受到了影响：恐惧、死亡、罪恶感成了艺术家的主要题材。较轻的瘟疫，像伤寒、梅毒、流感以及鼠疫等继续在欧洲肆虐，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 历史上，欧洲、亚洲、非洲的比较温暖的地带一直是大多数人类疾病的繁衍地。人类在热带地区发展，热带疾病伴随着人类进化。人类移居到寒冷地带时，要借助文化上的发明物——衣服、住所、火等维持自身及周围环境的温度。居住在人类宿主之外的微生物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要适应欧亚北部的气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考古学界目前的看法是正确的话，当人类跨过新干涸的白令海峡迁移到美洲时，气候和物理环境的变化甚至还威胁到那些早期从非洲向北慢慢迁移过来的耐寒的寄生虫。第一批移民是通过严格的低温消毒的考验才进入美洲的。西半球的第一批定居者的健康状况可能空前绝后的好。而长期困扰他们的许多疾病根本不可能熬过这漫长的旅途。 一些动物也是如此。在1492年后欧洲人及非洲人到达之前，西半球的人没有牛、猪、马、绵羊、山羊和鸡。很多疾病——从炭疽热、肺结核、霍乱到链球菌、癣菌病、各种梅毒——在人和牲畜之间传播。然而，西半球的早期居民没有牲畜，因此也就不会从它们身上染病。 不管怎样，当1606年塞缪尔•德•尚普兰试图在马萨诸塞定居时，土著美洲人赶走了他。第二年，阿本乃吉（Abenakis）带人把第一批普利茅斯公司的定居者赶出了缅因。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推断，如果挪威人当时不是时运不佳，迁出了远离欧洲疾病中心的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话，他们也许已成功地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殖民了。但这只是“如果”历史。新英格兰的瘟疫不是“如果”。它们继续向西推移，在与文化接触的赛跑中一路领先。 在美洲各地，第一批欧洲探险者所到之处遇到的印第安人要比后来者遇到的印第安人多得多。在赫尔南多•德•索托游历今天美国东南部一个半世纪之后，到达这里的法国探险者发现当地人口还不足德•索托走后的四分之一，这场人口锐减对土著的文化与社会组织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样，在著名的1804至1806年远征中，刘易斯与克拉克在俄勒冈遇到的土著人要比仅20年后居住在那里的人多得多。 亨利•杜宾斯罗列了1520至1918年间发生的93场悲惨的瘟疫。他记录了41场天花、4场鼠疫、17场麻疹、10场流感（这些都发生在土著印第安人身上），还有25场肺结核、白喉、伤寒、霍乱及其他疾病。这些疾病很多都流行极广，始于佛罗里达或墨西哥，一直蔓延到太平洋和北冰洋才停止。疾病在墨西哥、秘鲁与在马萨诸塞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当年是如何设法征服现在的墨西哥城的呢？“当基督徒厌倦了战争时，上帝觉得，应该为印第安人送去天花病毒，于是城里瘟疫横行。”当西班牙人行进到特诺奇蒂特兰城时，尸横遍野，他们不得不从尸体上踏过。大多数西班牙征服者都对疾病具有免疫能力，而这一事实本身又有助于挫败阿兹特克人的士气。 如今，瘟疫继续流行。矿工和伐木工人又把欧洲疾病带到巴西北部和委内瑞拉南部的雅诺马莫人（Yanomamo）身上，1991年，雅诺马莫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死去。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以一种接近诗体的语言写道“欧洲人所到之处，死神仿佛追逐土著。” 欧洲人一直未能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或者非洲的大多数地区“定居”下来，因为那儿已有太多的人居住。当年瘟疫在美洲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关于人口的简单估计中略知一二。一个是威廉•麦克尼尔的推测，1492年美洲的人口是1亿。另一个是威廉•兰格的推测，哥伦布出航时，欧洲的人口只有7千万。欧洲人在军事、社会技术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征服了美洲人，就像他们最终征服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但是，他们最终没能在东半球“定居”。从这个角度说，瘟疫是必需的。因此，除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入侵外，瘟疫的确是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第一批瘟疫不仅给美洲印第安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且也使对前哥伦布时代土著美洲人口的估计困难重重。结果是，在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中间，争论持续不断。1840年，乔治•凯特林估计，在白人到来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土著人口也许是1400万。他认为，幸存的只有200万。到1880年，由于战争、衰退和疾病，土著人口降到25万，下降了98％。1921年，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推断，1492年，在今天的美国所在的区域，土著人口只有100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穆尼的推断一直被人接受，虽然它不那么可信，因为支持它的观点是建立在推论而非证据基础上的。科林•麦克伊夫迪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较高的估计认为，土著人口由于天花病毒、麻疹和其他从欧洲带来的疾病，已减至较低水平（大约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实际上，他们的确可能也就那么多。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大陆（欧洲）人口减少比例的记录，只提到从2000万减到200万或100万。即使是黑死病，欧洲人口也只不过减少了三分之一。 请注意，麦克伊夫迪既忽略了数据，也没有对上述疾病进行推论，仅凭类似于常识的东西对它们一并排斥。实际上，他辩称：“没有什么能和常识抗衡。”但是“始祖移民”到来之前的美洲流行病学并非人人知晓的领域，不能用“常识”代替多年的相关研究。麦克伊夫迪所说的“常识”，其实就是指传统的说法，而这一传统说法是“欧洲中心论”的。我们塑造出“大陆处女地”及其必然衍生物“原始部落”等概念模型，这些对我们估计土著人口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那些视土著美洲人文化为原始文化的学者们，出于这些概念模型的需要，会降低自己对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人口的估计。因此，穆尼的低水平估计“合乎情理”——与这一概念模型相呼应。它从不在乎，这块土地其实从不荒芜，恰恰相反，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抛荒。 对于这一死亡率，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当年的“始祖移民”们都知道那是真实的。比如，威廉•布莱德福德曾这样描述荷兰人——普利茅斯人的对手——到康涅狄格的一个印第安村落旅行和做生意的情景：“但是他们的生意失败了，因为按上帝的意志，这些印第安人遭到了如此要命的疾病，1000人就有950人丧生，尸横遍野，无人掩埋……”这个95％的死亡率，正是麦克伊夫迪所拒绝承认的。在相对的海岸，加利福尼亚的土著人口在1769年为30万（到此时，由于西班牙携带来的各种疾病，人口已经减半），到一个世纪后降至3万；这主要是由于淘金热所导致的“疾病、饥饿、仇杀以及出生率下降”。 在凯特林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没注意到”“始祖移民”们及其他早期编年史家们所提供的证据。然而，自1947年开始，P. M. 阿斯本等研究者们提出了更加准确的估计，这些估计立足于对欧洲人初次到来时的情况的细化研究、对全大陆范围内的仔细汇总，以及早期瘟疫的相关证据。现在大多数人推断，欧洲人到来之前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数为1000万到2000万之间。 我最初考察的12本教科书大多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没有一本将读者引入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的那场激烈辩论之中，并介绍各种关于人口数的估计是怎样变化，为什么变化的；相反，它们仅仅提供数字，而且是彼此大相径庭的数字。《美国的经历》认为“有1000万人之多”；《美国的传统》认为“只有大约100万北美印第安人”，“大约500个不同的族群分布在北美大陆，他们大都过着游牧生活。”像其他没有研究过这些文献的美国人一样，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仍摆脱不了“处女地”及“原始部落”等概念模型。他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口的最为常见的估计是100万——有五本教科书都提供了这一不可信的数字。在那些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提出了1000万到2000万的估计，这才基本属于当时学界所认可的范围之内。有两本教科书信誓旦旦地说人口数为100到1200万——这或许会在课堂上引发激烈的讨论：为什么书中的估计这么模糊。有三本教科书完全不提这一问题。那些新版的教科书情况更糟：它们无一触及人口数估计问题。 问题如其说是出在数字估计上，不如说是出在态度上。提出争议似乎总有点过分。那要求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教科书作者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向孩子们展现“事实”，好让他们去“背”，而不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们忽视推理、辩论，不重视在社会科学中引入证据。 关于瘟疫，我最初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提的更少。仅有三本提到印第安人所患的疾病，并且只把它作为普利茅斯等新英格兰某地的问题。现在，大多数新版的教科书确实把“旧世界”的疾病视为“哥伦布交换”的一个部分。这一天总算是等来了！毕竟，在殖民地时期，每个人都知道瘟疫。甚至在“五月花”号启航之前，英王詹姆斯感谢“万能的上帝赐予我们伟大的善与慷慨”，“将这一非凡的瘟疫投向蛮族。”两百年后，我收藏到的最早的美国历史书——1829年出版的J. W. 巴伯的《美国历史上的有趣事件》——仍能记得那场瘟疫： 在普利茅斯移民到来之前几年，一场致命的疾病以势不可挡之势袭击了居住在新英格兰东部的印第安人。“整个城镇人口大减。活人来不及掩埋死人；多年后，仍然尸横遍野。据说马萨诸塞的3万印第安人到最后只剩下300名战士。1633年，天花又使一大批人丧命。 “始祖移民”们来到马萨诸塞，但不幸的是，这又给后世教科书作者们造成了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史学难题。教科书说“始祖移民”本想去弗吉尼亚，那里已先期存在一个英国人定居点。《美利坚之旅》解释说，“他们所看见的第一块陆地是科德角，正位于他们的目的地的北方”，“由于时至11月，冬季很快就要到来，殖民者们决定在科德角湾停泊。”然而，冬季来临并不是原因，因为，弗吉尼亚的天气要比马萨诸塞暖和得多。而且，“始祖移民”们花了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一直到12月26日以前——在科德角附近四处寻找最佳落脚点。如果“始祖移民”们向弗吉尼亚进发，他们又怎么首先在马萨诸塞停了下来呢？一些教科书说，“强烈的风暴使他们的船只偏离了航线。”而另外一些教科书则指出那是一个“航海错误”。这两种解释都可能不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荷兰人贿赂“五月花”号船长，让他向北航行，以便“始祖移民”们不会靠近新阿姆斯特丹定居。另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始祖移民”们的目标就是科德角。 不要忘了，在102个“五月花”殖民者中，只有35人是“始祖移民”，其余都是一般老百姓，他们只想去新弗吉尼亚殖民地寻求财路。历史学家乔治•威利森论辩说，“始祖移民”领导们想远离国教的控制，从未打算在弗吉尼亚定居。他们曾经争论南美洲的圭亚那与马萨诸塞海岸孰优孰劣；并且根据威利森的说法，他们打算劫持“五月花”号。 当然，“始祖移民”们十分清楚马萨诸塞究竟能为他们提供什么，那就是，从科德角的优良渔场，到那场为英国殖民者们提供了难得的定居机遇的“奇妙的瘟疫”。据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当时一位名叫“斯宽托”的来自马萨诸塞的帕图西?（Patuxet，后来的普利茅斯［Plymouth］——译者按）村落的万帕诺亚格人，向一位名叫“斐迪南•戈杰斯”的英国普利茅斯公司的领导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的情况，戈杰斯甚至可能把这一地区回赠给了斯宽托与托马斯•德尔莫船长——这位船长先行到达那里等待“始祖移民”们的到来，只不过在“始祖移民”们滞留英国之际，他离开了这一地区。无论如何，“始祖移民”们是熟悉这一地区的地形的。塞缪尔•德•尚普兰1605年航行到这一地区时，曾绘有地图，补充了一些在16世纪探险者们之间流传的信息，这些地图最近已经出版。约翰•史密斯研究过这一区域，于1614年将它命名为“新英格兰”，他甚至为“始祖移民”领导人提供向导，只不过后者觉得索价太高，没有接受他的服务，只带上了他的旅行指南。 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始祖移民”领导人们也许是有目的地来到马萨诸塞的。但是不管哪种结论，证据都不很充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杰斯在定居马萨诸塞问题上功不可没。实际上，“五月花”号的确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教科书的作者写出两种或者更多种的可能性，这或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与往常一样，向学生介绍历史争议是教科书的一大禁忌。每本教科书只选取一种解释，并把它说成是事实。 感恩节的真实历史揭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始祖移民”们并没有引进新的传统，东方的印第安人几个世纪以来都懂得在秋天庆祝丰收。尽管乔治•华盛顿划出几天作为全国感恩的日子，我们现在的感恩节却只上溯到1863年。在内战期间，联邦需要一切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纪念仪式应能鼓起这种热情，于是林肯宣布感恩节为全国性节日。“始祖移民”们与感恩节没有关系，直到19世纪90年代，“始祖移民”们才被纳入这一传统之中。由此可见，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才以“始祖移民”为人所知。 美国历史书为感恩节赋予的意识形态含义加重了这种尴尬。关于感恩节的传奇导致了美国人的种族优越论情绪。毕竟，如果我们的文化有上帝支持，我们为什么还要考虑别的文化呢？这一种族优越论在上个世纪中期得到强化。在《种族与昭昭天命》一书中，雷金纳德•霍斯曼证明，“上帝在我们一边”的思想如何被用来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认为的相对于墨西哥人、土著美洲人、太平洋上民族、犹太人，甚至天主教徒的优越性的。今天，当教科书以“始祖移民”们的历史来鼓吹种族优越论时，它们是在使学生不能向其他文化学习，也不能和其他民族相处。 有时，我们付出了更为直接的代价，那就是书刊审查。例如，1970年，马萨诸塞州商业部要求万帕诺亚格人派代表发表演讲，庆祝“始祖移民”登陆350周年。弗兰克•詹姆斯“被选上了，但是他必须首先提供一份演讲草稿，给负责这个仪式的白人审查。当他们看了他的演讲词后，却不允许他宣读它了。”詹姆斯是这样写的： 今天是你们的庆祝时刻，而不是我们的庆祝时刻。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我想到了我们的人所遭遇的那些事情……“始祖移民”们先是在科德角海滨探寻了4天，之后开始劫掠我们的祖坟，偷盗我们祖辈们的玉米、小麦和大豆……马萨索伊特，这位万帕诺亚格人的伟大首领，对这些事情是知道的。然而，他和他的族人依然欢迎这些殖民者，并和他们做朋友……他们不可能知道……再过50年，万帕诺亚格人……及其他与这些殖民者为邻的印第安人将死于他们的枪口之下，或因染上他们带来的疾病身亡……今天，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我们的语言几乎消亡，但是我们万帕诺亚格人仍行走在马萨诸塞的土地上……已经发生的一切，不能再改变。今天，我们仍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好的美洲，一个有更多印第安人的美洲，在这里，人与自然再次变得重要。 被马萨诸塞州商务部所审查掉的，并非无中生有的谎言，而是历史事实。如果允许詹姆斯演讲的话，那么他所说的没有一句话——除了“小麦”——是错误的。尽管盗墓、印第安人被卖作奴隶等行为在当时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我们今天的教科书大多数仍然不提它们。因此，我们今天关于“始祖移民”的普及性历史书籍已不再是为了获得真知，而是一种蓄意的遗忘。教科书对这些重要的事实只字不提，反而总讲那些令人舒畅的琐事，如：斯宽托的帮助、他的名字、谷物山里的鱼，有时甚至罗列第一个感恩节的菜单以及印第安人的出席人数。 我在这里紧抓住一些令人难堪的细节，这只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书对这类事实压制得太久了。“始祖移民”们在深秋出发，去开辟全新的大陆，其勇气可嘉。在头一年，“始祖移民”们也像印第安人一样，也遭受过疾病的折磨，如坏血病、肺炎等，一半的人都死掉了。“始祖移民”们接管了帕图西特，并非邪恶之举。他们并没有引发瘟疫，反而与深受其害的印第安村民一样，对其发病原因浑然不知。马萨索伊特当年非常高兴“始祖移民”们能利用海湾，因为帕图西特人正在死去，不再需要它了。“始祖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相当稳定地发展。新人们最终还是为自己挖到和带走的谷物向万帕诺亚格人付了钱。有些时候，欧洲人是受印第安人之邀才住在印第安城镇，以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部落或者附近强劲的欧洲势力的袭击。总的来说，合众国的历史不像英格兰、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布隆迪的历史那样充满暴力和压迫，但也不格外地少有暴力。 要反对自我吹嘘的历史，并非就是要去写自我贬低的历史，而是要诚实地、充分地再现历史。如果教科书作者们非进行道德说教不可——美国的起源神话就一直如此，那么，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那就是，让学生了解关于“始祖移民”们的正反两面的传说。这样，冲突就会变成故事的一部分，学生们也许会发现，他们所学的知识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很有意义。只要得到正确的讲解，第一个感恩节那个时代的各种问题就可以使美国人更善于思考，更加宽容，而不是有更强的种族优越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作为那一神话的发祥地，今天成为这种做法的榜样。在1970年的静坐示威中，土著美国人与非土著人联合起来抵制对弗兰克•詹姆斯演讲的压制。在那一年，以及此后的每年11月，他们都会组织一场反抗游行——“全国哀悼日”，以直接针对传统的感恩节纪念活动。经过多年的冲突之后，普利茅斯不仅允许双方游行，而且拨款建立了两个新的历史标志来讲述万帕诺亚格人一方的历史。 教科书需要向普利茅斯学习。美国起源的神话可不是便宜货。歌颂“始祖移民”是危险的。我们的教科书为兜售“始祖移民”的理想模式所做的任何善意的删减和蓄意的捏造，都与马萨诸塞州商务部剥夺弗兰克•詹姆斯的演讲权的做法十分相近。确实，在历史学里，“真理应该保持神圣，不论付出什么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