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五四运动的文学和思想骚动是在二十一条事件后不久、中国政局日益沉重的时期发生的。自1915年冬至1917年夏季，整个中国受到两次复辟帝制运动的骚扰。反动官僚忙于为登基作准备；旧士绅曲解和宣扬过时的正统儒教学说，为帝制运动提供它惯常的理论基础。"真龙天子"回归的谣传充塞着没有文化、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头脑。这样，刚刚成立不久的民国一方面外受国辱，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国内旧军阀、旧官僚、旧士绅阴谋的威胁。在这种动乱之中，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翘盼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良策。 就在这时，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从国外回国，带回了新的思想。陈独秀1915年自日本回国后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标志着一个根本性改革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由于蔡元培1916年从法国回国并随后着手重建北大的活动而得到加强。1917年夏季，胡适也从美国回国，加入了这些新知识分子领导人的行列。他们的改革努力在理论上只受42到来自旧士绅、旧文人软弱无力的驳难。但是由于军事和政治当局固执传统伦理和制度，他们遭到军阀政府的强硬压制。 1916年冬季日本开始实行新的对华政策，企图以收买政策增强对中国政府的影响，日本的行动正好适应了北京政权以武力统一全国的需要。但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在不断增长，日本经济和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之间的冲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而日益加深。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寺内政权和段祺瑞政权先于财政后在军事上的密切勾结，很快在一般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引起怀疑。结果，当知识分子逐渐用外交政策作为打击政府的棍子时，新的改革运动便由民众与日俱增的反日情绪而推波助澜，并成为年轻爱国者倾心尽力的中心。 一《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留学生归国的热潮一起，当时流亡日本的老资格革命家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县人，与托洛茨基生于同年，其名后来常被与托 派相联系。陈的家族在本乡算是富户，其父曾是清朝的一位官员，在陈出生几个月后便去世了。陈自5岁到12岁从祖父和长兄那里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1897年通过了清朝科举县试，次年又通过乡试而中举。接着进入杭州著名的求是书院，学习法国海军建筑。后因发表反清演说受警察通缉，逃往南京，在那里遇到著名政论作家和记者章士钊，与章一起开始了编辑杂志的事业。1902年时赴日学习，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与冯自由等朋友一起组织了中国青年会。同年返回上海。1903年在上海与章士钊、张溥(后改名张继)、苏曼殊、何梅士等创办《国民日报》。后回家乡安徽省，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06年与诗人苏曼殊一起再次赴日，同年回国，与章士钊、刘师培(另一位著名学者，后成为与章同样的保守派，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运动)等一起在安徽芜湖的一所中学任教。在此期间陈创办了另一种白话文杂志。由于不赞同民族主义，陈在日本期间拒绝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亦有人说他可能加入过该会)。有报道说，陈于1907年赴法，深受法国政治、文化思想及文明的熏陶。1910年回国，任杭州陆军小学教员，次年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被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任命为安徽省都督府教育委员。1913年陈联合柏一起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当年革命失败，不久逃往日本，直到1915年才又从日本回到上海。〔1〕1915年夏天回到上海，创办了在五四运动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陈曾参加过流43产的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接着他又协助章士钊编辑著名的《甲寅》杂志。章士钊1914年(甲寅年又称虎年)5月在东京创办的月刊。该杂志鼓吹自由立宪政府，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作为一名在日本和英国受过教育的律师，章深受拜格豪特(WalterBagehot)等英国思想家的政治理论的影响。他的政治论文被认为是在中国首次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现代西方逻辑思想。1916年后不久他改变了立场，开始反对把西方体制用于中国，并转而提倡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明，以对抗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1949年章成为中共政权的支持者。 但这个杂志迫于袁世凯的压力于1915年停刊。袁自1913年后一直扼杀任何反对派舆论，只是在对其利益有利时例外，例如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谈判结束不久，反帝制的报纸遂被勒令停办。 陈独秀创办杂志的气候是极其不利的。当时舆论自由为许多严厉的法律所禁止。表面上，1912年的临时宪法允许有言论集会自由、组织自由和舆论自由，〔2〕但是依照日本宪法(第二十九条)的榜样，宪法同时又规定，为了有利公众福利、维护和平安全或在紧急时刻，公民的权利可由法律加以限制。〔3〕由于对这个限制性条款可作广泛的解释，法律和政令由总统及其精心挑选的国会认可时可很容易地通过，于是在1912到1914年那段时间公布了一系列限制大众权利的法律和政令，其中包括"戒严法"〔4〕、"治安警察条例"〔5〕、"预备戒严条例"〔6〕、"报纸条例"〔7〕和"出版法"1918到1919年期间，许多报纸和学生刊物在这种法律下被勒令停刊，理由是它们公布了与日本的秘密协定或批判了政府的政策。〔8〕。根据这些法律和条例，紧急状态可由总统和地方军事首领宣布，人们的人身、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讯、迁徙、财产和商业自由可被侵犯，警察有权控制一切政治和社会团体及其出版物，妇女被禁止加入政治党派或参加任何涉及政治讨论的会议，煽动工人44废止合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或"有损良好习惯"均在被禁之列，"有伤社会风化"、"有损地方福祉"这类定义不明确的行为也被定为犯罪。所有出版物都要向警方交保证金，得到警方许可方能发行，凡违反这些规定者便要受到严厉惩罚。 在袁世凯统治下以及几乎整个五四运动时期，这些法律都是有效的。在如此专横的政权下，中国的新闻事业1915年后大为倒退。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的新闻事业一度迅速成长，新创办的报纸达500种左右，其中北京50种，上海15种，汉口6种；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期间，北京的报纸减少到20种左右，上海减少到5种，汉口减少到2种。1913年后的两年，全国报纸的发行量也从4200万份减少到3900万份。〔9〕 这便是《新青年》创刊的背景。一开始陈独秀曾是反袁的狂热分子。但他由时运不济的二次革命所得到的经验认识到，只有当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当旧社会和旧文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才能摆脱军阀的控制。他感到只有创办一份刊物才能实现这一点。因此他与一位过去的同窗的儿子、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汪原放)谈起了这件事。〔10〕在这位出版商及其他一些人的支持下，陈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期《青年杂志》，该月刊后来改名为《新青年》或"LaJeunesse"(法语《新青年》)月刊第1卷出版时名为《青年杂志》，该卷包括6期，第6号于1916年2月15日出版。其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克按期出版"(见该刊第2卷，第1号，第1页)，停刊半年。之后，第2卷1号于1916年9月1日出版，改名为《新青年》。头两卷由上海求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印行。1918年1月编委会成立以前，由陈一人独自编辑。新成立的编委会包括6人，除了陈独秀以外还有钱玄同、李大钊、刘复、沈尹默(高一涵等后来加入)。自卷4，1号起(1918年1月15日)，月刊每月由编委会中1人轮流编辑。每月举行1次讨论会，参加者有6位编辑和主要撰稿人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王星拱等。自1918年1月起，该杂志刊登的绝大部分文章都用白话文写作。从卷3，1号到卷7，6号，杂志由上海求益书社印行。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一期(卷6，1号)起附法文刊名"LaJeunesse"。杂志1919年6月因"五四事件"而停刊，直到11月始恢复出版(因而卷4，5号于1919年5月出版，而6号于11月1日出版)。1919年9月，刚出狱的陈独秀组织了"新青年社"，发表了杂志"宣言"和"社章"，所有编委和大多数主要撰稿者入了社。从1917年到1919年冬，《新青年》在北京编辑，上海印刷，其时陈在北京。1920年夏季以后，该社发生分裂，编委会解散，陈再次独自一人编辑。1920年5月的一期(卷7，6号)出版后再次停刊。在共产国际代表格利高利·沃廷斯基(当时在中国)的协助下，陈于1920年8月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杂志于9月1日复刊，由重新组织的新青年社自行印刷和管理，该会重组后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机关。经过这次发展后，胡适、钱玄同、刘复、鲁迅、周作人和其他所有自由主义者都离开了新青年社。卷7，6号的手稿(预计1921年2月1日出版)被上海秘密警察查获。杂志遂转移到广州，1921年4月1日，卷8，6号在广州出版。新青年社于1921年10月解散。月刊最后一期即卷9，6号出版日期为1922年7月1日，后来《新青年》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任编辑，从1923年6月到1924年12月出版了4期。这之后杂志从1925年4月到1926年7月不定期出版了5期，季刊和不定期杂志都是在广州出版的。〔11〕。陈是唯一的编辑者，许多早期撰稿人如李大钊、高一涵都曾为不久前停刊的《甲寅》杂志撰写过45文章。 《新青年》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出现整整100年后创办的。以现代杂志形式出现的第一份非官办中文期刊据信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由英国新教牧师米尔尼(WilliamMilne)和莫里森(RobertMorrison)及一位叫梁亚发的中国人在南洋马六甲创办。这个月刊在广州和南洋群岛的华人中秘密发行。〔12〕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陈独秀尽量避免直接卷入政治。该杂志声称其目的是要改变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是开展政治批评。在第一期发表的一个通告中，陈独秀拒绝了王庸工提出的杂志应发出反帝制运动警报的建议，虽然尖锐的反帝制评论随处可见，特别是在"通信"、"国外大事"、"国内大事"等栏目中。 与胡适的观点相同，陈独秀认为，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源比人们一般想像的要深得多。胡适主要注意的是学术、教育和文学领域，陈独秀则强调必须打破陈腐的旧传统和在思想上唤醒中国青年，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寄托着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希望。陈为《新青年》第一期写的题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是这样开头的：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youngwhilegrowing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以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13〕 陈独秀接着写道，中国所需要的是青年们"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14〕，他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有迁就依违之想，而必须"利刃断铁，快刀理麻"。他提出了青年行为的6条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是攻击保守主义，提倡摧毁毫无价值的旧传统。他接着写道： 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陈独秀在力图打破偶像的时候并没有忘记陈述自己的理由。由于帝制派和其他保守派常常用传统教导特别是儒家学说来47支持他们的信念，这使陈独秀感到，更重要的是摧毁其"根基"，而不是批判其政治上的表面现象--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摧毁，要在几百年来社会和经济陷于停滞状态的中国进行正面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当《新青年》的一位读者、后来成为少年中国党领导人之一的常乃惪问他，为什么他不鼓励中国人像西方国家的人一样维持一个小的家庭，而去促进传统大家庭的解体？陈回答道，由于大家庭制度的基础是儒教伦理，只有推翻儒教伦理原则，小家庭的观念才能扎根。儒教原则认为，儿子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是不孝、不德。〔15〕家庭制度和帝制运动只不过是中国旧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两个例子，而陈独秀所要批判的乃是构成后者基础的那些传统伦理和思想意识。 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的一些撰稿人直到1917年以前一直致力于实行这项批判传统和唤醒青年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从1915年到1916年底，陈独秀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上海，而国内外新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如吴稚晖、胡适、李大钊、高一涵、刘复(刘半农)等之间的关系很不密切，也没有什么组织。但到了1917年初，文学革命开始逐渐显露。1916年12月26日，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自由派人士、新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领导者48蔡元培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1940)，浙江山阴人。1889年通过科举乡会试，1892年通过殿试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升补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辞去编修职，致力于教育、宣传革命和俄国的虚无主义，后入同盟会。1907到1911年就学于德国莱比锡大学。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次年被任命为孙中山内阁教育总长。袁世凯任总统后，蔡辞去总长职务，1912年夏返德，学习近代文明史。1913年夏回国，同年秋季又去法国学习，致力于在法华工和工读学生的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改善。1911年冬，根据浙江省一些议员的提议，北京政府提出任命蔡为浙江省省长。蔡自法国回电拒绝。不久政府又任命其为北大校长，接替因去美而辞职的胡仁源。据说这次任命是蔡的朋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的。〔16〕，被袁世凯的继承者黎元洪大总统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7〕在蔡的鼓动和保护下，新知识分子领导人云集北大，改革运动得以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