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法国形成和发展的革命政治思想及活动

这一时期法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自20世纪初以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年轻的革命者和改革者中成了独步一时的时尚。在20世纪初的20年里，它影响了相当一批36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者，如梁启超、陈独秀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陈独秀在20多岁时学习了法语，成为法国文明的崇拜者和宣传者。〔７9〕在《新青年》创刊号上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宣称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创始者。他没有准确事实的根据而认为法国"创造"了他所认为的三个最重要的近代学说，即拉飞耶特(Lafayette)在他的《人权宣言》(Lade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一文里提出的人权学说(陈还断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拉飞耶特起草的)；拉马克(JeanBaptistdeMonetdeLamarck)比达尔文早50年于1809年在他的《动物哲学》(PhilosophieZoologique)中已发表了进化论的创见；近代社会主义则源自法国作家巴贝夫(Babeuf)、圣西门(SaintSimon)和傅立叶(Fourier)，至于德国的拉萨尔(Lassalle)和卡尔·马克思不过是把其发展光大而已。〔80〕更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的中国文学革命理论是他学习法国文学史后得出的。事实上，在后来年代里，五四运动有时被称为中国的"法国启蒙运动"。 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受18、19世纪法国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思想所支配的。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常常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痕迹。当时引进中国的还有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早在1907年，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就创立了《新世纪》周刊，宣传社会主义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81〕在随后的15年中，由中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学习法文运动吸引了很多有能力和有志向的中国青年学生。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当时任教育总长)等无政府主义者和汪精卫在北京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和帮助学生们到法国去学习。北京、上海、天津、保定也都成立了以此为目的的预备学校。在一年时间里(1912至1913年)约有120名学生到法国去留学。〔82〕但不久这个俭学会在袁世凯的压力下被迫解散了。 但到了1914年，鉴于一些工人也参加了学习，李、蔡、汪和俭学会其他领导人如吴玉章等，把他们的计划扩大为"工读"计划。37他们还于1915年6月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会，目的是鼓励和帮助穷苦学生通过劳动维持在法国的学习。在大战期间，这个范围的学生人数开始增加。为了适应这种形势，蔡元培和他的中法朋友1916年3月在法国组织了"留法校友会"，蔡当选为主席。到1919年底，在法国这种类型的学生已达400人，第二年又增加了1200人。这些学生中大多数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受过大学或中等学校的教育。有一些曾是教师、店员、技术员和记者。实际上，只有不到半数的人在法国进了学校，其余的则被工厂和其他部门所雇用。〔83〕 除了这种"工读"计划，在大战期间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法间的移民活动。1916年初，由于缺乏劳动力，法国和英国政府大概是在俄国使用华工的启示下，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招收中国工人到法国和其他地方去工作的合同。根据这个5年合同，一个普通华工一天最多工作10小时，每日可得5法郎(约合中国银元0．96元)工资，其中半数作为食、宿和医药费扣除，一天总共剩下2．5法郎。第一批约8000名劳工1916年冬抵达法国。〔84〕到1918年底，共有14万中国工人被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所雇用，分布在100多个劳动营地。法国政府雇佣4万，英国政府雇佣10万，美国援外军团(theAmericanExpeditionaryForce)1917年从法国借用了1万人。〔85〕根据1918年驻华盛顿中国公使馆所收到的报告，参加协约国军队在法国、埃及、法属殖民地、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工作的中国工人总数达17．5万人，分布情况为：替英军工作的12．5万人，替法军工作的4万人，替美军工作的4000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非洲工作的4000人。〔86〕到1919年初，据报告这个数字已达20万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兰辛(Lansing)在十国委员会(CouncilofTen)报告说："中国提供了20万人。"〔8７〕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被送往西方国家工作。 必须指出的是，招募华工的合同是在"留法俭学会"的协助下签订的，招募工作基本上是在政府监督下，由中国地方教育行政人员和中国许多村镇的小学教员担任的。〔88〕开始时，招收的都是没有文化的劳工，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有许多学生和教师参加进来。38〔89〕此外还招募了4000名学生作为译员。这样，1918年在法国的中国工人中，已有约2．8万名有文化的、应被认为是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人。 这些中国工人被派到公路、铁路、矿山、农田、森林、制造大炮和坦克的军工厂、废弹药库、铸铁厂和兵营建筑工地。许多人从事挖掘和重新掩埋战死者尸体的工作。〔90〕 显然，这些中国工人在性质上与其他海外华侨有很大不同，他们中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但几乎都被派去从事艰苦繁重的战时工作，而且都是按计划暂时呆在国外，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将返回中国。此外，他们都是严格组织起来的，在每一个营地中有2500到3000不等的中国人，合同允许他们组织工会，并享有法国法律给予其公民的一切自由。〔91〕 在西方国家由西方政府所雇佣的这些空前数量的中国工人，对后来年代里中国的群众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生活并担任领导提供了机会。过去中国在外国的留学生多数出身于富人家庭，他们中很少有人做过苦工。与之相反，这批学生工人多出身穷苦或中产阶级家庭，第一次打破了属于有闲阶级的学生传统。〔92〕在他们的协助下，在法国的工人中成立了许多工业性和社会性组织，如职业介绍所、中法贸易公司、工会、工人社、中国劳工社，此外还有众多的储蓄会、读书会和"自治会"(SelfGovernmentClubs)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团体是由多数在法国长期居住的华人组织的"华人联盟"(ChineseFederation)。它是一个由战时在法国成立的六个华人协会组成的一个超级组织。其目的包括协助在法国的中国学生，改善在法国的中国工人的福利等。它所支持的"中华出版社"协助出席巴39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印发了所有中文文件。它还资助了一个旨在维护中国工人利益的中文周刊。 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工人的福利和教育工作始于战争初期。1916年前后，蔡元培是为华工学校编写课本的在法知识分子领导人之一(显然，由于教育在法华工实践所得的经验，使他后来鼓励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实行类似的计划)。1916年以后，这个工作主要是在拥有150名中、英、法、美、丹麦和荷兰书记的国际基督教青年会(InternationalY．M．C．A．)指导下进行的，经费主要来自协约国战时工作团(UnitedWarWorkCampaign)在华募集的141．6万元基金。许多职员，例如蒋廷黻，来自在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志愿人员。他们试验了教授中文的尝试性方法。结果，到1921年底，在法华工的识字人数从20％增加到38％。〔93〕1918年曾为青年会工作的人员之一晏阳初由他在法国教育华工的经验，形成了他的"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五四运动后期，这项运动在中国颇为流行。〔94〕 同时，在法华工和学生工人，由于他们所工作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种族和阶级意识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到了大战后期，他们的一些领导人便采取了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一种或几种态度。从1916年11月到1918年7月间，在法国工厂工作的中国工人举行了25次罢工。(在英国和美国军队中工作的中国工人罢工情况无法核查。但据报告说，与法国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比与英国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要满意一些，因为法国军官较少民族意识，实行的纪律也较松。)这些骚乱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粗暴的待遇、不付工资、严格的军事管制、危险的工作条件、因为小过失而受严厉惩罚，以及语言方面的困难等原因。〔95〕大战结束后，法国立刻陷入经济萧条，大批中国工人和学生被迫失业。1920年，1700多名在法国的中国学生靠各种来源的救济为生。这种救济工作当时在学生中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论。在国内的一些政治集团被指控为利用政府40的救济基金收买学生们政治上的支持。大部分工人和学生返回了祖国，一些工人回来时身无分文。〔9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法国回国的工人和学生带回了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许多工人学会了读书写字，接触了欧洲的劳工运动和欧洲人较高的生活标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十分强烈，以致一些人在从法国回国途中因为山东问题而拒绝在日本港口上岸。在五四运动时期，这些工人的经历，帮助了上海工会的组织和活动。在1920年秋季之前，就有人指责说，"曾经和欧洲最近的斗争有所接触的回国劳工，可说是中国工运的发难者。"甚至那时就有人担心这些回国的工人是"潜在的布尔什维克"〔97〕。公平地说，这些回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工人中，不少人在20年代初期把五四运动推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极端活动中是起过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中有一些人就曾是大战期间或大战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包括：周恩来、蔡和森及其夫人向警予、吴玉章、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瓒、李富春及其夫人蔡畅、王若飞、徐特立、罗迈(李维汉化名)、陈毅、邓小平等。〔98〕 就这样，中日冲突在国内的中国人中间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各国的留学生则提供了许多从国外汲取的新思想。这些留学生回国后便担当起当时正在广泛开展的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