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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是由从不同国家归来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历史先例等因素，以不同方式引发的。可是在清朝末年，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和后来的情形并不一样，他们差不多没有一个参与当时正在发展的改革运动。那时发起和领导改革的通常是那些不懂西方语言的人。梁启超曾说："坐此为能力所限，而裨败、破碎、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全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29〕但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和运动的新的方向则往往是与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相联系的。 19世纪后半叶在中国流行的改革模式，就其是受西方影响而发生这方面来说，主要是模仿当时最强盛的大英帝国。严复的所有著名的翻译都取自英国的著作，而林纾三分之二的译著都源自英国文学。但是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大陆26特别是法国学习的，而这三个国家成了对中国影响最重要的中心。每一个国家都在中国留下他们的文化模式、政治和社会信仰的印记。这些学生回国之后，通过他们所提倡的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显示了这三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五四运动也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影响。 美国是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国家。早在1872年，就有30名中国男童被送往美国受教育。但是直到1909年，中国在美国的学生人数都没有很大的增加。那年美国政府开始把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用于派遣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３０〕到了1915年，共有1200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专门学校和大学里学习。据美国官方报告的教育统计数字估计，有594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但是根据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更精密的调查，在大学学习的学生数是800人，在各类学校中的学生总数为1200人。〔31〕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在这些学生中间激起了极大的义愤，这种情绪在他们出版的刊物、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的喉舌--《中国学生月刊》(TheChineseStudentsMonthly)中反映出来。该刊1915年3月号几乎全部用于讨论这个问题。一部分学生声言，中国应当战斗，学习比利时的抵抗而不是朝鲜的屈服。另一些学生鼓动说，中国不应被"日化"。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当前的危机要求"作出巨大牺牲，彻底改变原定(学习)计划"。正如其中一篇社论所说："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生命。……中国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３２〕一些学生甚至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３３〕 当中国留美学生群情激愤时，也有少数人告诫要保持冷静。当时任《中国学生月刊》、《国内新闻》编辑的胡适(英文署名ShihHu)胡适，1891年生于上海。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一般认为他是提倡白话文学最有力的一位诗人。他原籍安徽绩溪县，其父为知名学者，在满洲和台湾当过官，死时胡适年仅3岁。从3岁到12岁，胡适从叔叔和堂兄学习了所有重要的古典文学，并阅读了大量白话体小说和故事。1904年在上海进学校读书，首次接触西学，受到严复的译著和梁启超著作的影响。1906到1909年在中国公学学习期间，他产生了用白话文从事文学写作的思想。1909年通过淘汰考试被派往美国学习，初学农业，后改习哲学。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17到1927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后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0至1937年任文学院院长。1938至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45至194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后在美国居住。1958年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生共获得过30多个欧美大学的名誉学位。〔34〕27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他说：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远东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我们立刻和日本开战，或者在于其他列强的干涉。……最后真正的答案，必须向其他地方寻求--也许比我们现在所想像的答案要深刻些。我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只知道答案不在这里。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去把它找出来。……〔35〕 这封信激起了激烈的辩论。胡适被同学们指责为"卖国贼"后来胡适在他的一篇英文自传里回忆这件事道："我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常常使我陷于严重的困境……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时，每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都主张立即向日本宣战。我给《中国学生月刊》写了一封公开信，告诫保持冷静和清醒的思考，故此我遭到来自各方的严厉批驳，并常常被指责为卖国贼。"〔36〕。当时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外交家的《月刊》主编邝煦堃写了一篇长文回答胡适的不抵抗理论。这种理论被编者认为是基于老子、耶稣和佛教学说的：在胡适思想的某些黑暗的角落里，他似乎同意我们的看法，即他对不抵抗主义理论的解释是不适当的，有朝一日要被放弃。他在公开信的一处说道："如果有必要的话，使她(中国)死后而复生!"他如何能够使中国死后复生?难道是靠一只胳膊夹着圣经，另一只胳膊夹着一本什么同样有用的书，比如说布朗宁(Browning)的诗集(因为胡适看来对布朗宁的诗比其他任何书都更为熟悉)就能办到的吗?他不得不承认，一旦日本在中国立足以后，就只能用武力驱除他们。使中国死而复生比在日本打进来之前就加以抵抗要困难得多。〔37〕 文章的最后断言，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28另一位中国学生在致《月刊》编者的信中宣称，虽然他承认学生的职责是学习，但他不认为一个学生密切注视国内当前的危机，就是忽视了他的职责。他们只有认真地考虑自己国家的民族危机，才能集中精力于自己的职责--为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寻找答案。〔38〕 对于在民族危机时刻中国学生应持什么态度这个问题的辩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也许应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它所触及的争论，正关系到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知识分子活动方式的问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在后来年代里中国的教育、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辩论双方所援引的原则都是基于冷静思索和严肃考虑的，而最后合理的因素占了上风。对胡适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某种比建立一支军队还要重要的事情上。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39〕他在致一位美国教授的信中解释了他不愿意支持一场革命和提倡把教育作为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基础的理由，正如他所说的，这是"由底层做起"〔40〕。这种通过教育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思想，被胡适和其他许多受过美国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领导人在五四运动时期大力提倡并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另一个运动正在形成，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文人学士一直在谈论"文学改革"的思想，但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直到1915年9月17日，胡适才就文学革命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41〕但是他仍然认为这个革命局限于"诗歌革命"，而这不过是指"以散文词汇写诗"〔42〕。照胡适的说法，在所有中国文学中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更广的概念是稍后在1916年夏季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中与一些同学辩论时才产生的。〔43〕讨论的结果后来被赵29元任和胡适在一系列用英文写的文章中加以描述，发表在《中国学生月刊》上。但是这些文章并没有引起读者们的特别兴趣。直到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月刊发表了用中文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和陈独秀所写的支持文章，文学改革的思想才被热烈地加以讨论。〔44〕 中国的文学革命实际是从新诗革命开始的，新诗革命在中国已被提倡了多年，几乎所有参加戊戌变法的政治改革者都是年轻诗人，其中有一些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45〕胡适的纲领在某种意义上使这个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他自己1919年回忆，他的新诗革命的思想，主要是基于他自己从中国文学史和欧洲文艺复兴所得的经验而形成的"试验主义"和"文学进化思想"〔46〕。应当指出的是，胡适多半也受过本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运动的影响。自从1912年哈莱特·蒙罗(HarrietMonroe，1860-1936)的《诗杂志》，(Poetry：AMagazineofVerse)刊行以后，新诗运动震撼了整个美国文学界。到了1917年，有些人甚至认为新诗是"美国的第一国家艺术"〔47〕。在这些年间，草原诗人(prairiepoets)、意向诗人(theimagists)、新抒情诗人(thenewlyricists)和实验主义者(experimentalists)纷纷出现。〔48〕这个时期开展的美国新诗运动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摆脱了传统诗矫揉造作的词汇，而采用朴实流畅的语言写诗。从1912到1918的那几年被说成是"诗的复兴"年代。〔49〕的确，20世纪20年代不仅是诗的新时代，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的新时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它是美国的文艺复兴--如庞德(EzraPound)所说，它将使意大利文艺复兴看起来像是茶壶里的风暴。这是一个一切都是新的时代：新的义性、新的人文主义、新的艺术、新的民族主义、新的自由，甚至如罗宾逊(Robinson)和贝亚德(Beard)所说，新的历史。"〔50〕胡适和"五四"改革中的中国的文学和教育领导者正是在这种富于创造性和鼓舞人心的时代在美国受教育的。胡适1910年8月到1917年6月在美国学习。蒋梦麟留美时期是1908年9月到1917年6月。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指导下写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17年，后来在中国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为题发表(1924，上海)。〔51〕 类似的改革精神后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又融进了中国的新时代。 当然，胡适在形成他的有关中国新诗和新文学的思想时，受了美国这个运动的多大影响是难以判断的。但是看来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美国的最后3年期间注意到了这种文学方面的发展，虽然他更多地注意的是沃茨沃斯30(Wordsworth)和布朗宁。他与他的文学上的反对者所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围绕着俗语和俚语是否能入诗和文学作品这个问题展开的。〔52〕在他1916年7月22日完成了第一首以新词汇试写的诗后，一位反对者(即梅光迪--译注)指责他"剽窃"毫无价值的欧美"新潮"作品。这位反对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可言。"写信的人解释他所说的"新潮主义"包括文学上的未来主义(Futurism)、意象派(Ｉmagism)、自由体诗(FreeVerse)；艺术上的象征主义(Symbolism)、立体主义(Cubism)和印象派(Impressionism)；宗教上的巴哈主义(Bahaism)、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Science)、震教派(Shakerism)、自由思想(FreeThought)、社会革命教会(ChurchofSocialRevolution)和比利·孙德(BillySunday，1862-1935，美国的福音主义传道者)。〔53〕胡适对这一攻击只简单地答复说："老夫不怕不祥，只怕一种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为人间之不祥之物，乃真人间之大不祥矣。"〔54〕 指责胡适模仿西方新潮看来是有几分真实性的。甚至他提出中国新文学应做到的"八不主义"，大概也是受庞德3年前发表于《诗杂志》上的"几个不要"(AFewDonts)一文的影响。〔55〕20年后胡适发表他的日记时提到他对意象派的了解，其中包括他在1916年所作的表白：意象派诗人的许多原则是与他自己关于诗和文学的思想相类似的。这从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也可明显看出。〔5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新诗是基于他的试验主义，而这种试验主义便是受当时的西方文学潮流启发而来的。的确，他的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用白话写成的诗集《尝试集》(1920年)，书名便是受了这种影响。 类似的，在哲学、教育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领域中，中国新知识分子主要也是受从美国回来的中国留学生所领导的。胡适重新估价中国哲学和逻辑的开拓性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第一卷，也是唯一完成的一卷(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发展的研究》为基础而写的。该论文是1915年9月到1917年4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的31指导下写成的，后来1922年由上海东亚图书公司以《先秦名学史》为题出版。杜威的实验主义及教育哲学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郑晓沧等的活动和他本人到中国讲学的结果。杜威于"五四事件"前3天即1919年5月1日携夫人抵达上海，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他的讲演和文章在中国新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