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

为了理解五四运动的情感和观念，必须追溯中国人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反应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国外留学生的活动。关于前者，存在着两个本质上可明显区分的派别，他们表达了中国公众的民意，构成五四运动的两个主要力量。一派人对于近代帝国主义的反应是怀着救国的愿望，积蓄起强烈的爱国感情，另一派人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影响，提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措施。前者包括有文化的人，也包括文盲，他们为运动提供了感情上的动力；后者主要是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赋予运动以思想内容。 的确，一般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以及知识分子改革的热望，在19世纪后期就已显现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和行为的结果，中国民众的屈辱感才以一种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新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必须振奋起来，率领同胞们去实现彻底的现代化。 另外，这个时期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与西方的密切接触给了他们新的思想，这种新思想后来又激发了其他新知识分子，并促发了五四运动。 一国内爱国者的民族屈辱感(二十一条的影响) 清朝末期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使命只是"富国强兵"，对于帝国主义的根本危险毫无察觉。20"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则不同，他们迫切地意识到，必须把中国从屈从的地位中拯救出来。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后，中国人第一次发出的团结民众的"救国"呼唤，此时被更广泛地使用起来。这个口号的流行，反映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国家在现代世界的生存斗争中所面临的危险。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随后发生的事件所激起的民族屈辱感，更大大加速了这种觉醒。 那是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在与中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时，提交了几页用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写的文件。文件上所载的便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公使在将二十一条原文递交袁世凯以前，要求"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随后以一种极端神秘的架势开始了谈判。〔１〕日方文件使用这种特别的水印纸绝非出于偶然，它暗示了文件的内容和意图。二十一条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的伤害，实胜过任何真正的坚船利炮。 二十一条实际上要求由日本人来控制中国的满洲里、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接受这些条件就等于让日本人在所有这些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掌握整个中国的经济和行政控制权。根据日本政府最初对其他列强秘而不宣的第五组要求，日本实际企图剥夺中国政府对国内事务的任何有效控制权。它要求中国政府在政治、财政、军事事务方面聘用有影响的日本顾问；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建造日本医院、教堂、学校的土地所有权；要求重要地区的中国警察由中日共同组织和管理；要求中国所需的军火50％以上从日本购买，或在中国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此外还有其他种种类似的控制中国的要求。〔２〕 中日双方随后进行了为时近4个月的谈判。最后，日本于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向中国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受一、二、三、四组内所有要求和第五组内有关福建的要求"〔３〕。第五组内那些更苛刻的条款被删去了。面对这种威胁，同时2１事实上面对日本在提交二十一条时就已派往中国的军队，袁世凯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宪法要求国会的批准，但袁世凯此时解散了国会)，于5月9日下午1时，接受了日本在最后通牒中提出的所有条款，并以此为基础于5月25日签订了条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利用外国和中国新闻界争取道义上的支持。〔4〕中国官员不顾日本要求保密的警告，把二十一条的性质，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了新闻界。由于中国报纸一致抗议二十一条，政府放松了历来的审查压制政策。在谈判的第二阶段，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男爵要求中国政府实行新闻审查。〔5〕在与中国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1871-1949)第三次会见时，日置益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它帮助中国在谈判中取得进展。陆对这种责备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6〕陆的答辩当然是似是而非，在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下，并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在与日本的这次谈判中，袁世凯采用的是临时争取公众舆论支持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当时事实上是被公开承认的。中国外交次长、谈判的实际负责人曹汝霖1919年3月5日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信 中，承认顾维钧是这种"舆论政策"的策划人。〔７〕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 aulS.Reinsch)也说"中国人依赖公众舆论"，他特别把袁世凯本人包括在内。〔8〕很清楚，袁的"舆论政策"主要目的是煽动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而不是针对国内舆论 。但由于其个人野心，他也希望得到中国公众舆论对他的政府的支持。此外，在回答日本提出的中日共同管理汉冶萍煤铁公司的要求时，袁世凯借口该公司是私人企业，中国政府无法干预。〔9〕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公众舆论第一次在政治混乱、落后、军阀统治的条件下，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传达公众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处处可闻。谈判在北京进行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方群情激愤。几乎所有中国报纸都表现出强烈的反22日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全国各地充满爱国忧国的情绪"的报道时，兴奋异常。2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政府呼吁，不要向二十一条屈服。据说，人民表达愤慨心情的来信每天都像潮水一般"涌入"总统府。〔10〕 当日本的条件由于最后通牒而被接受时，中国人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勿忘国耻"的标语在全国触目皆是：它被刷在墙上，附入商标，或印在信纸信封上。〔11〕5月7日和9日很快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12〕，这个屈辱的历史也被写进教科书。〔13〕 中国的官僚阶层和民众对二十一条有不同的反应。就政府方面说，中日条约签订后，许多官吏立即提出了一个救国计划〔14〕，并得到袁世凯的认可，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置之脑后。〔15〕在人民方面，则必须指出二十一条的两个重要影响。首先，一种新的民族主义逐渐发展起来，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为了生存必须反对外国侵略。这种情绪反映在后来几年提出的"外争国权"的口号中，这个口号后来又常为"外抗强权"所代替。它成为"五四事件"的两个主要口号之一。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指出，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例如有一则报道说："中国青年眼见他们的国土被侵吞。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所表现出的态度，毫无疑问地表明，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中国人民采取有生气的、进取的民族主义政策。"〔16〕 其次，由于被视为侵略的外部压力的存在，一种民族团结的精神在中国普遍盛行，至少暂时是这样。许多政治派系团结起来支持袁世凯。1914年在东京作为地下革命党重新组建的国民党是最强有力的反对党，它宣布了对北京政府的支持。该党的一位领导者说："让我们停止一切内部斗争，下定决心，面对共同敌人。"〔17〕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提到的袁世凯不愿意干涉新闻界的反日运动一样，他还想通过讨好革命党人以增强自己的威信。据报道，在中日谈判期间，袁世凯政府宽恕了孙中山、23黄兴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党人，并且答应，如果他们回国并声明效忠政府，将封以高官显爵。〔18〕最后，由于每一次危机形势都会给心怀野心的独裁者的出现提供机会，袁世凯事实上也为公众舆论和他在政治上的反对者自发的支持而感到鼓舞，因而设想他做皇帝的美梦得到了人民的支持。〔19〕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妄想，向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发出了告诫：为了挽救国家，必须消灭军阀和卖国贼。由于这种情绪的增长，后来便形成了"五四事件"时流行的两条口号中的第二条："内除国贼。" 虽然民族主义和反军阀情绪直接间接地都是从二十一条激发起来的，但反军阀这一面只是在几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就当时来说，民族主义的激情在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1915年1月26日，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首次向中国人民披露后不久，公众便举行了集会。2月19日，反对二十一条的"市民爱国会"在上海成立。2月底，旧金山的中国商人致电广州南方军政府，要求抵制日货，但广东方面人士借口这可能会给政府在谈判中造成被动而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在同一时期，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同志会"。该会于1915年3月18日在公共租界举行了公众集会，参加者达数万人，决心开始抵制日货的活动。抵制活动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甚至专营日货的商人也参加了这一活动。这立即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觉。在日本的压力之下，袁世凯3月25日下令停止抵制活动。〔20〕但是，中国民众的愤怒情感是禁止不住的。4月，抵制活动传到长江口岸和一些北方城市。5月13日，在听到政府将允许日租界举行提灯游行以庆祝日方在谈判中取得胜利的消息后，汉口商人开始了游行和抵制日货活动。商店的门关了，3家日本店铺遭劫，两名日本人被殴。英国和俄国军队在中国军队一个团受命赶到之前，就子弹上膛，驱散了集会的24中国人。日本驻军也受命出动，但不久又撤了回去。〔21〕 抵制日货运动很快就遍及中国南方。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及在旧金山的华人中成立了抵制运动的特别组织。〔22〕这引起东京的极大不安。6月中旬，日本就中国境内的反日运动向中国提出了正式抗议。〔23〕6月29日，袁世凯再次向所有省政府发出命令，要求禁止抵制日货活动。〔24〕结果商人们放弃了"抵制"这个名称，但却在"振兴国货"的口号下，继续拒绝买卖日货，并成立了"劝用国货会"。抵制活动从3月一直延续到年底。最有效的时期大约是在4月到8月这5个月的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五次抵制外国货的运动，但却第一次表明了这个武器在被众多的人使用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在最严厉的抵制时期，日本的对华贸易遭受了空前的损失。 这次抵制对当时正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失调而得到促进的中国本国工业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知耻社"5月份在上海成立时，另一个叫作"救国储金团"的组织也成立起来，其目的是募集5000万元资金以发展国内工业。据报道，各行各业，从最富有的到最穷的人都为之捐了款。〔25〕经过这次抵制日货运动，许多本国的轻工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增长。〔26〕中国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后不久，一位美国记者便意识到二十一条对于唤醒中国人民民族团结意识以及"经济和商业的潜力"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发展本国工业特别是棉纺工业的运动可能会"长盛不衰"，因而将会"致命"地影响日本的主要贸易。他写道："国耻的感情、深刻的怨愤以及心灵的创伤，使得已没有必要开展一场抵制日货运动，因为中国人已下决心尽一切可能拒买日货。"〔27〕 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可能是过于乐观了。虽然中国人确实觉悟到必须实行民族自救，但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努力还是很初步的。此外，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很少正面考虑采取何种步骤挽救中国的问题，25更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了。当时出现的危机并没有使一贯对政治事务和民族问题态度冷漠的中国人很快有所改变。这个事实为一位日本作家在一篇题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和社会组织》的文章中指出，也为当时的一些中国作家如陈独秀等所悲叹。〔28〕 尽管如此，少数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归国留学生和那些仍在国外学习的人，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他们开始思考：传统的中国文明是否应经历一次根本的和彻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