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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集中营坐落在山顶上，俯瞰与之同名的古老的毛特豪森市。集中营是用花岗岩石块建造的，看起来像是建筑了防御工事的小镇。那些堡垒、古塔与枪眼，使这里从远处看起来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 要是石头上再盖上一层生长了好几个世纪的青苔，或者在经年风吹雨打的作用下变得灰白斑驳，那这将会是一幅多么罕见而美丽的画面啊。相反，他们将这座建筑刷上了与周围风景极不和谐的耀眼的白色，在黑暗森林的映衬下格外显眼。因为“城堡”是最近才修建的，它的墙上还没有形成那种古老建筑特有的朴素的美丽。第三帝国把它建成了一个集中营。4万名西班牙共和派和法国难民在他们的家园被占领后来到了这里，这里还有几十万德国犹太人。就是他们在毛特豪森的采石场切割石块，就是他们沿着7公里长的小路将石块运上山顶（那里以前只出现过野山羊），就是他们在自己那凝聚着悲伤的家园附近修建起坚固的城墙，而他们自己住的不过是破木屋罢了。为了完成城堡的修建，他们付出了难以置信的痛苦代价，但他们却没能活着住进去。在修建这座由石头和水泥建成的城堡的途中，他们就像古埃及的奴隶一样，都死掉了。 然而，这座集中营没有空多久。数千名曾在南斯拉夫地下活动中战斗过的人，全欧洲各种各样抵抗运动的成员，当然还要加上在劫难逃的民族——犹太人，成千上万地涌入这里，不到几天的时间就占满了堡垒里的营房。他们只在死前一段非常短暂的日子里在此居住。 现在另一支队伍正在险峻的、被积雪覆盖的山路上慢慢向上爬，这就是我们的队伍。经过长途跋涉与难以忍受的寒冷之后，我们的人数少了很多。我们的力气几乎耗尽了，最终我们在苍茫的夜色中走进了集中营的大门，在“集合操场”上列队站好。 我四处寻找我的同伴。实验室助手费舍尔已经失踪了。自从普拉绍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那时候他正躺在雪地里，他的力气已经完全耗尽。从他已经收缩的面部表情来看，我猜测他的末日快到了。他已经55岁了，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五个年头，他的身体无法适应长时间的行军以及深入骨髓的寒冷，这一点毫不奇怪。科尔纳博士状态还不错，但另一方面，高洛克博士正处于危急状态。他的精神问题正在逐步恶化，在焚尸场的每一天，为他的精神问题保守秘密已经成为我不断烦恼的来源。我已经尽我所能确保他不被门格勒博士看到。墨斯菲尔德也很危险。如果任何一个人看到他的状态，他的性命就连一个铜板都不值了。 在离开焚尸场之前，他已经告诉了我他的遗愿。 “尼斯利，”他说，“你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有一天你一定会活着离开这里。对我来说，我知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我想反驳他，但他挥了挥手，把我那鼓舞人心的话挡了回去，继续说：“我已经确定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死于毒气室了。但我把我12岁的儿子留在克塞格（Koszeg）修道院的修道士身边。要是你真的能回到自己的家，去找他，然后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我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说这些话，因为我知道我活不久了。” 我已经答应他我会遵守他的遗愿，我成功地活了下来，而他却没有。 庆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了那个必死之处。当自由的希望刚刚充满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如此地接近自由的时候，人却死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点名之后，我们穿过一段弯曲的走廊去沐浴。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从其他营地新来的几组人：这么狭小的地方估计挤进来一万多人。强风在城堡的墙缝中呼啸。集中营所在的这座山峰就是阿尔卑斯山脉的起点，这里的冬天极其寒冷。我们了解到我们被编为40人一队去往浴室。我算了算，照这个速度，要是每个人都去洗的话，需要三天时间。 驻扎在这里的警卫是从德国囚犯里招募的，都是因谋杀、盗窃等罪名入狱的。不用说，他们是党卫军忠实的仆人。今天，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被驱逐者分组送去沐浴。雅利安囚犯先去。事实上这里有如此多的雅利安人，我想轮到犹太人去洗至少得三天以后了。在这里等待沐浴的两天是生死攸关的两天，因为没有经过沐浴的囚犯是不能进入营地的，也不能被点名，只有名单上的人才可以拿到吃的。要是一个囚犯已经筋疲力尽了，两天没有食物的等待就意味着几乎死定了，因为他的腿会弯曲，他会闭上眼睛睡觉，他会陷入厚厚的积雪里，再也站不起来。已经有大约100名囚犯躺在我周围的地上。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因为每个人都用尽一切办法先挽救自己。这是我们向着生命终点线最后的冲刺。 考虑到我所处的形势，我决定如果我的生存没有受到严重威胁，那么我今夜不能在外面度过。我今天必须到浴室里去。可怜的丹尼斯漫无目的地四处徘徊，他没戴帽子也没戴眼镜，就像一个睡着的人。他双眼混浊，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拉着他的手，拖着他跟我一起走，希望能通过某种方法使我们到浴室里去。但是我们还没走几步，他就偷偷溜走，消失于茫茫人海中了。我叫着他的名字，声嘶力竭地喊着，但根本没有用。风刮得如此猛烈，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 我感觉到了危险，就用力推开人群，接近向下通往浴室的台阶。最终我排除万难，站在了前排。几个拿着橡胶棍的党卫军守在入口处。一个40人的小组已经集合好，等待进去。他们全都是雅利安人。 我再一次作了一个突然的决定：我离开人群，走近一个党卫军的二级小队长，用很自信的语调告诉他： “二级小队长先生。我是奥斯维辛的医生。请让我到浴室去。”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也许是因为我体面的衣服，也许是因为我坚决的态度，或者最有可能是因为对他那完美的命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怎样，他转向了站在入口处的他的同伙，说：“让这位医生进去。” 我独自一人，在这一组等在楼梯边的40个人之前走下了台阶。安全了！这是多么容易啊！是的，有时候一时冲动下决心是划得来的。 浴室温暖的空气很快就给我几乎冻僵的双腿注入了力量。经过日复一日的寒冷之后，最后终于到了温暖的房间！沐浴本身对我也有极大的好处。我们的衣服弄得太脏了，不得不放弃它们。我很遗憾要交出我的外套、西服和温暖的羊毛衫，但最后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让我留着我的鞋子。在集中营里，一双好鞋对于挽救一个人的性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穿回我的鞋子，加入了刚刚结束沐浴的这一组人。我们浑身赤裸，背对着通向浴室的小路，在那里我们等了半个小时，直到人数足够填满整个营房。经过温暖的沐浴之后，又裸露在户外冰冷的寒风中，气温接近零度，这真是玩命！ 终于，另一组40个人加入了我们，我们出发了。党卫军警卫让我们在前进的时候齐步走，刚走了50米我们就到达了33号营房，隔离营。 一个囚犯站在入口前面，他佩戴着熟悉的刑事犯的绿色徽章，他是我们的营房首领。他给每一个新来的人发四分之一块面包，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一名囚犯办事员在面包上抹一勺动物脂肪制成的黄油。我们每个人也都得到了半品脱热气腾腾的咖啡。 经过了十天食物匮乏，这些看起来就像是皇家盛宴。我吃完食物后，环顾四周，想找个合适的地方躺下，最终选择了一个隐蔽的角落，我断定我在那里被人踩到的机会很小。我躺在地板上，因为隔离营里没有床。即使这样，我还是熟睡到起床号吹响。 我醒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些还站在外面的人——假如他们还在站着的话——他们在瑟瑟寒风中等着进入浴室。我们在33号营房里待了3天，在此期间我们无事可做。我们的食物不算太坏，因此，我们或多或少都从三周的逃亡中复原了。 在我们停留的第三天，一名上将在一个党卫军的陪同下查看了我们的营房，他命令任何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人站出来。 我的血液凝固了。日耳曼民族真是“严谨”的民族，他们肯定有一份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人的名单，上面记载着人员的名字或编号。好像的确有这样的名单。但是……想到这里，我意识到这些不过是诡计罢了，只是试着从一大群人中挑出那些可能泄露焚尸场肮脏秘密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有名单的话，他们只需要检查我们的文身编号就可以了。这里没人认识我。我等待着，血液在我的耳边澎湃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营房中一片寂静。接着他们离开了，我又一次赢了。死亡的车轮又一次旋转着与我擦身而过。 那天晚上，我们拿到了无袖条纹囚服，然后顺着山路走到了毛特豪森火车站。在那里，我们被装上闷罐车，然后被送到多瑙河畔的梅尔克集中营（Melk Concentration Camp），总共有7000人。这是一段很短的路程，只是为了换换环境，路上相当舒服，因为我们没有挤得像沙丁鱼那样，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坐在地板上。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爬下了车厢。 梅尔克集中营就像毛特豪森集中营一样，也坐落在山顶上，俯瞰周围的乡村。这里原来是个监狱，继承了冯·比拉伯（Von Birabo）男爵的名字，它的数量巨大的营房足可以一次容纳1.5万名囚犯。乡村如画的美景舒缓了我们巨大的痛苦和不适。 巴洛克风格的修道院从岩石山上探出来，下面是蜿蜒环绕的多瑙河，形成一幅令人难忘的美丽画面。多瑙河与我们的家园和故土有着深厚的联系。看到它就使我们感觉离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