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常识——第十五章 德国的互动模式

15.1 政党和选民 社会科学家们反复发现，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中，政治观点像一条钟形曲线：大量的人处于中间，而越向左或向右移动，人数就越少。如果想要科学一点的表述，你可以把它称作观点的单峰（unimodal）分布。（双峰［bimodal］分布暗示着极度的分裂，曾在魏玛时期发生过。）通常地，欧洲人被要求将他们置于一个 1—9 的意识形态量表中，1 代表最左端，9 代表最右端。像大多数西欧国家一样，德国也呈现出一个钟形曲线（图 15-1）。 这种现象将如何影响政党？政党领导人理解选民的分布有两种方式，要么是通过现代的民意调查，要么是通过选举的失败。他们通常会试图改变自身的政党形象，从而吸引观点光谱的中间部分。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将自己放在太左的地方，也就是说，在 9 分的量表中放在 2 分的位置，鼓吹对私人企业的国有化、退出北约的话，他们可能会取悦党内的左翼理论家，但是在选举中则会表现糟糕，因为几乎没有德国人处在 2 分的位置上。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会弱化社会主义调子，强调他们对民主国家的义务，并加以福利措施，从而可能移动到 4 分的位置。现在，他们在选举中做得更好了，但是社民党的左翼因社会主义信仰被削弱而变得不高兴。最终，嗅到成为德国执政党可能性的社民党抛弃了社会主义，并告诉选民，他们将在管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做得更好。现在他们大致处于 5 分的位置，但是，党内的左翼变得愤怒，指责社民党的领导叛变到了资本主义一边；一些左翼的社会党人甚至退出了社民党。但是，社民党在选举中做得很好。通过强调民主制和使社会主义最小化，他们获得许多中间派德国人的支持。但是现在，在左端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的空白区域，这一区域由绿党和左翼党来填补。 简要地说，前面描述的是社民党的历史。一个世纪以前，社会民主党员不是在理论上就是在实践中开始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看到基民盟成功地赢得中间派，他们决定摆脱他们的左翼据点。1959 年他们在巴特•歌德斯堡（Bad Godesberg，就在波恩郊外）召开会议。他们起草的基本纲领（Basic Program）是如此的温和，以至于人们几乎很难在其中找到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已是无效的（kaputt）；社民党宣称它自己“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之中”。 当社会民主党人向右边移动的同时，基督教民主派已经在意识形态光谱中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地带，它宣称代表一切，是一个全体德国人的政党，就像英国的保守党过去习惯于宣称代表全体英国人一样。基民盟压抑其保守主义，因为它也认为如果政党形象太右的话，它可能会失去中间的大赏。结果是，大体上试图成为中间派的两大政党这么做惹恼了各自的左翼和右翼（见217 页和 220 页的专栏）。它们也使政治变得无聊。 然而，游戏从未结束。当将自己转型成一个中左政党的时候，社民党允许其留下的空地被更新的、更加激进的绿党和左翼党占据。（在一项研究中，绿党的选民将自己置于量表的 3.4分位置。）部分是为了试图赢取这些左翼选民，部分是回应党内的青年左翼分子在社民党内的影响，以及部分是出于对里根政府鹰派政策的愤怒，社民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向左移动，很像英国工党在早些时候曾做的那样。社民党既反对美国在德国的核导弹又反对核电站，这是绿党的两项关键诉求。但是这种转变在选举中伤害了社民党；它们从 1980 年的 42.9% 的得票率跌到 1990 年的 33.5%，这是自 1957 年来最差劲的表现。 社民党依然被拉向两个方向。向左拉的是传统社会主义一翼，曾由前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领导。这一翼严重依赖于工人和老年人，希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保留福利国家。向右拉的一翼是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布莱尔派，希望改革，削减阻碍经济增长的税收、养老金、补贴、官僚机构、失业率和管制措施。两人的差异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拉方丹在 1999 年从内阁辞职，并辞去党的主席职务，然后在 2005 年加入新的左翼党。他的离去让商界舒了一口气。但是，施罗德并没能按照布莱尔的新工党模型把社民党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新中间党。到他第二届任期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厌倦了施罗德的没有条理和优柔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