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全球史——序 言

1919年7月6日，星期日。这一天因为降临在全不列颠的和平，官方将之命名为“公众感恩节”（Public Thanksgiving Day）。在基尔代尔郡阿塞，一所爱尔兰卫理公会的小教堂里，约翰·英格兰牧师在进行弥撒，他因最近发生的世界大战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浩劫陷入了沉思：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他说），我们都无法逃脱战争。这种想法一直存在并压在人们心头—报纸、杂志、甚至电影院和小说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仍处在战争之中，我们的人民被迫放下各自的生活，远赴战地前线，青年人的宝贵鲜血和他们的男儿气概如水一般奔洒在佛兰德斯平原、北意大利的高地、美索不达米亚宽阔的地带、巴勒斯坦的圣地，以及非洲迄今仍未知的地方和公海之上。 这本书从爱尔兰写起，不仅是因为要有力地用证据说明为人所熟知的“伟大战争”（Great War）对爱尔兰当地和全球的影响，还因为1916年的事件是如今使爱尔兰岛上的这个国家在20世纪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关键。对爱尔兰而言，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两个时刻，一是众所周知的“复活节起义”，即1916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国家分裂主义者共和派发动了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二是1916年7月1日，在那天开始发动的索姆河战役的步兵突击中，第36师（乌尔斯特师）代表爱尔兰联合派，冲在最前面并惨遭重大伤亡。所有这些事件很快在他们各自的爱尔兰政治传统中被神圣化，并被编入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的建国故事中。 这场战争为这些爱尔兰人和乌尔斯特人（北爱尔兰人—译注）提供了时机和模式，使得他们向战争中所支持或反对的政治目标，显现出忠心、承诺和军事上的努力。从这种角度来看，这些特殊的爱尔兰事件不过是更为广阔的格局的一部分，这些当地人的忠心、分歧与对立无处不受其影响，并且常常被战争本身所放大。所以，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战役的经过是本书第一个要举例说明的事件，他们不是普通的地方冲突；而是波及全球、无法避免的全球危机。 《旋转木马》（1916年），英国艺术家马克·格特勒（1891–1939）绘。格特勒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战争期间，他是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画作体现了他对这场毫无意义、永无止境战争的绝望感。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正如被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解读，可以说是完全陷于西线的“泥潭”之中。几个世纪以来，这片横跨低地国家和法国东北部的浴血前线地带被彼此对抗的军队不停争夺。这样的视角足以让人理解法国和比利时人对“一战”的看法，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冲突首先是一场令人绝望的国土自卫战。美国（当然也包括加拿大）的军事干涉主要是在西线，因此对他们来说，视角同样清楚明了。在这里，服役、逝世的英国士兵比任何地方都多，因此我们有理由将注意力再次集中于这片战场。英国的许多学校都会组织去法国和比利时的旅行，去参观那些比较容易前往的战场，许多学生研究“战争诗人”（其中威尔弗莱德·欧文的诗作已经被深深地铭记于民族意识之中），使诗人们在法国和佛兰德斯对战争和“战争遗憾”的想象获得广泛理解。那些死去的英国战士尸体沿着昔日火线被埋藏于联邦战争公墓的沃土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部分死去的英国士兵来说，这里是在法国和比利时这样异国他乡里的“永远的英格兰”。当然，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是在他去东地中海而不是法国之前就已经创造了这些经典的形象，虽然他在还没来得及参加任何一场战斗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布鲁克最后向东的旅程有助于让我们将视角从西欧移开。对于任何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研究来说，将注意力只集中于西欧是有着相当的局限性的。我们只有将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战役放在全球环境中，才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更恰当的理解。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将1916年各月所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一系列线索交织起来；通过这些线索，将战争经历惊人的范围性、多样性和相关性一起表现出来。因此我的研究将从1916年1月的加里波利半岛（就是鲁伯特·布鲁克始终未到达的目的地）写起—在那里，英国未来的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帮助制定了撤退的计划（也是这场战役唯一明确的成功之处），并结束在12月底，即格里高利·拉斯普京被沉于冰冷的彼得格勒涅瓦河之时。 在加里波利，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形色色的参战者—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塞内加尔人、马耳他人、印度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澳新军团（安扎克人，the Anzacs）—这是许多其他战场的特征，也是这里的特征，我会在此尽可能地叙述战争中被边缘化的参战者，将非战斗人员和士兵、女人和男人都纳入这本书。在2月和3月的章节中，我们将要到法国—人所周知的凡尔登大战中去，德国企图让法国在那里流尽鲜血（并几近成功）。再沿着多罗米蒂山脉和伊松佐河，抵达意大利人和七拼八凑的哈布斯堡军队彼此打得精疲力竭的作战前线。 在4月的章节中，我将叙述重点放在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上，都柏林（不仅是在爱尔兰）通常很难理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但实际上，由于大战的爆发，以及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军事动员的长期战时状态，这场战争为一些分裂主义者提供了为自由而斗争、脱离大英帝国的有利时机。民族主义在1916年最富有感染力的表现尽管被暂时挡在爱尔兰境内，但它仍然持续地发挥影响，最终构成了对奥斯曼和哈布斯堡帝国体系的挑战。接下来，1916年5月的日德兰之战让我们将注意力从陆地上移到海上，这一冲突伴随着战争最初几个月南美海岸外海军介入，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战争。我们还可以研究至关重要的海上封锁（尽管其效果仍有争议），这一封锁过去被认为在协约国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而不是仅仅），由于封锁，海战比战争的其他方面更广泛地影响了中立国家及其普通居民。例如，尽管挪威是中立国，但作为一个靠海为生的国家，挪威人无法逃脱战争带来的苦难。甚至在南挪威以捕鲸业格外闻名于世的桑德尔福德港，也有一块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上面镌刻着32位当地人的名字，因为这些人牺牲在他们所服役、却在战争中覆没的舰船上。 6月，布鲁西洛夫突破把我的叙述带到从一开始就有数十万大军参战的东线，这场战役影响到大量平民，使得他们被卷入战争时期的动荡岁月中。布鲁西洛夫的突破是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帝国最成功的进攻，但是也是最终削弱了同盟国持续参战能力的进攻。除此之外，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绝不是在1916年唯一反抗帝国统治的抗争。7月，在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一暴乱是由于当局不断强迫使该地区帝国属民参战所导致的。这场暴乱引起了当局对穆斯林忠诚的怀疑，这一疑虑同样困扰着此时统治着世界上最多穆斯林的英国人。和俄国人一样，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战时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开发，有时会成为颠覆帝国统治的严重威胁，正如约翰·巴肯（John Buchan）在1916年的小说《绿斗篷》（Greenmantle）中所描述的那样，政客和军人们正对一场由德国人在背后支持、针对协约国的伊斯兰圣战可能带来的威胁忧心忡忡。 到了1916年8月末，英国的罗得西亚和印度军队占领了德属东非的莫罗戈罗镇（今坦桑尼亚），这里自1914年底便是德国的殖民地的行政中心。罗得西亚人和印度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该镇的陷落会标志着敌军抵抗的终结。然而事实上，德国人在非洲抵抗的时间最长，他们直到1918年11月25日才投降。尽管被用于非洲的白人军队数量相当少，但非洲土著却数量惊人—总计达200万人—他们被征召和动员起来，主要履行非战斗人员的职责，大概有20万的土著阵亡。本书中对非洲战事的探讨使得这群被遗忘的人们得以被铭记，也使得战争的伤亡人数和西欧记录的死亡人数更接近真实。 尽管6月1日不能（也不应）被忽略，我还是选择从9月份的索姆河战役开始我的研究，我要强调的是，索姆河是一场持续了几个月的大型会战，这同凡尔登一样。在9月15日的弗莱尔—库尔瑟莱特战役中，英国人首次使用了坦克，这在当时是一件引领未来战争的武器。同样，索姆河战役也因其乃英国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标志性的作战，被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描述为“最后的爱之战”，也是一场将交战双方仅存的公德良知都残忍剥夺的战役。10月，协约国占领了雅典—这个在1917年参战之前，被英国和法国狠狠欺负的弱小中立国希腊的首都。在南巴尔干半岛一场对抗奥匈和保加利亚的大战中，希腊为长途跋涉、却没取得多少战略效果的英法联军在塞萨洛尼基提供了主要基地。同样在东地中海，英国人于1916年6月支持阿拉伯起义，从而激起了民族主义者更大的野心。但就在怂恿他们起义的同时，1916年，英法两大列强，也达成了瓜分奥斯曼土耳其中东地区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这一协定为该地区的现代政治地图奠定了基础。 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使我们得以讨论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影响，而这场选举也的确对战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尽管威尔逊凭借“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立场当选，但最终使得协约国方面发生变化的，却恰恰是1917年4月美国的参战。在战争开始的前两年，许多美国人的看法开始向协约国这边逐渐倾斜，早在1917年之前就有许多美国人为了打仗和人道主义加入了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也是因为英国和德国特工的幕后活动而参战的，后者包括了旨在截断跨大西洋的军需品和其他战时物资供给的破坏者。1916年末，格里高利·拉斯普京被谋杀于彼得格勒（圣彼得堡）。这一戏剧性的事件非但没有取得始作俑者们所希望的稳定政局，反而还成了俄国失控的征兆。鉴于后来所发生的事，这一事件清晰地表明，旧政权的灭亡已是命中注定，正如1917年所发生的那样，革命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作为增进对“一战”全球影响的理解的一部著作，本书得益于同行们最近的学术研究。早在“一战”100周年大量出版物面世之前，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的权威性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就已经奠定了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研究基础。在《战斗的“一战”：全球通史》（Fighting the Great War：A Global History）中，迈克尔·S·耐伯格（Michael S. Neiberg）向我们展示了单本著作中可以做到的极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英国历史学家的研究为后来“一战”研究的“全球转向”的倾向奠定了基础。安德鲁·泰特·扎博（Andrew Tait Jarboe）和理查德·S·福格蒂（Richard S. Fogarty）在帝国史观上绝不退让，他们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些帝国决定另一些帝国命运的一场冲突”，描述了这一领域的“帝国转向”。罗伯特·格瓦斯（Robert Gewarth）和埃雷兹·曼尼拉（Erez Manela）还有他们的出版商所编辑的论文集被认为是“第一部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帝国间全球战争的历史著作”。当然，这样说对于那些成长于帝国时代国家、并且对这场战争在帝国间造成的后果有着更深理解的老一辈作者而言，可能有些不公平。西里尔·福尔斯（Cyril Falls）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1960年出版）就是这种早期研究的一个好例子，而像约翰·巴肯（John Buchan）和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这样的作者，对他们而言，不了解“战争是帝国必不可少”的特性，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而格瓦斯和曼尼拉1911年至1923年的年代表则提醒我们，这样一种更具广度的视角，将有助于把我们带入到具体情境中。在本书中，我将探求1916年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发展的长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遵循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为英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定位为“帝国危机”时期，这一时期起于1916年，一直持续到1922年为止。1916年（不是1914年）同样也是亚当·图兹（Adam Tooze）绘制战后随之而来的全球政治新格局的起点。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将围绕1916年进行时序上的研究。这一年发生了太多撼动历史的转折事件，让人产生了一种“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错觉，导致各交战国政治团体开始分化，更加剧了战争的紧张程度。然而，大规模的战争可以使国家遭受毁灭。这毫无疑问就是“一战”的真相，正如俄罗斯帝国，以及德意志、奥斯曼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英国不能避免这种压力所带来的伤害，也无法从战争及其余波中全身而退。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打响了分裂主义者摧毁1914年大英帝国的第一枪，并导致英国丧失了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国土。如果“英格兰的绝境正是爱尔兰的机会”（正如民族主义的颂歌所宣扬的那样），其他国家的绝境同样为被压迫的、不安于现状的民族主义者（或其他人）提供了利用战时形势的良机。 在所有的交战国家中，先进的集权化管理还不可避免地让“忠诚”面临压力。对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对统治者的忠诚会受到民族野心的限制。发生于1916年冬到1917年、影响哈布斯堡领土合法性的危机就是一例明证，尽管在这次事件中社会经济因素可能要和民族因素一样重要。强迫战斗人员或者非战斗人员在远至比利时、越南、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叙利亚或者塞内加尔等地义务劳动，任何中立、温和的反对意见都不得提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抗，甚至导致了武装起义。根据战时的情形，起义一旦爆发，当局几乎无法避免地会采取强硬对策。典型的国家暴力在有些地方遇上了挑战—如都柏林、特兰托、贝鲁特和大马士革—这些地方产生了许多烈士，对他们的怀念将会持续壮大反政府势力。 在另一种意义上，逐渐升级的战事到了1916年也产生了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西线的两场巨型会战，即凡尔登会战和索姆河会战，交战国都投入了巨大精力，甚至不惜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导致被卷入其中的国家在战后几乎无法接受任何妥协性和约。法国人在将敌人从国土驱逐出去之前，根本没想过停火，而且这些国土可能还包括了自1871年起便为德国人所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英国人虽有所不同，但在1914年和1915年在索姆河会战中大量志愿军的持续伤亡，也使得任何广泛传播的反战思想都被拒于千里之外，英国人似乎下定决心不计成本地要给事情做个了断。德国人也一样，虽然在凡尔登和索姆河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受到东线俄国人攻势衰竭和罗马尼亚意外崩溃的刺激，也打算为未来做长远计。 战事的升级绝不仅限于阵地上。渐渐地，各国居民也牵扯进来，以便战争可以持续下去。几个主要交战国在1916年都加快调动本国人力资源，动员所有社会资源来支持作战。妇女们无论是在家中还是阵地上都比以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非洲妇女和冯·莱托－福尔贝克的纵队待在一起，直到1918年战争结束。阿塞拜疆妇女企图阻止军队的火车带走她们的男人；法国妇女卸下马赛码头商店里的货物。美国妇女为和平发起运动。无畏而技巧熟练的英国护士和救护车司机也出现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阵地上。 纵观对于这一年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也还希望能从个人维度来解读（个人幸福层面，有时甚至是人道主义层面）战争经历的一个侧面。故事的核心是人类个体的私人经历，这些人有时以我们只能猜测的形式被卷入了历史，但他不仅改变了世界，同样也影响并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灾难性历史事件。军事史的长处之一便是军队一般总是保持着良好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其实经常局限于士兵自身。那些携带武器的人享有后代给予的特权；即便是那些在作战中牺牲的人也一样。在许多情况下，战败者也要煞费苦心地记录他们的命运，尤其是在受到精心照料的战争墓地里和主要交战国的纪念碑上。可能正因如此，对战死者的关注有时使我们忽视了那些幸存者的命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动员人数百分之九十的幸存士兵。然而，我认为一位历史学家必须像关注死者那样，也关注在世的人。 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活跃的参战人员身上，这种集中足以将注意力从大量模糊不清的非参战人员身上移开。但没有了这些人，军队就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这些男男女女中的许多人（虽然绝不是全部）都是被迫卷入一站的参与者，而我要试着把他们加入到我的研究对象和叙述“一战”的参与者中。这些人当中也有大量从印度、非洲和东亚跋涉千里，被带到如西线等作战区域的人，他们也应当有自己的历史。 由于我们无法对“一战”百年纪念避而不谈，本书的最后一个主题，是战争的“记忆”。我不时会对1916年的一些人和事的纪念进行研究。遍布世界各地残存的石制和铜制纪念碑（如果我们亲眼见到这些历史遗迹的话）依然在提醒着我们注意战争。这些历史遗迹中有许多是国家纪念馆—像无名战士们的公墓这样，让人们了解到这些公墓所代表的所有战死同志们—这些国家纪念遗址打算把纪念仪式印刻在对公众和国家无私奉献的叙事中。一些历史遗迹很远且没有受到太多保护或被参观，如在赞比亚维多利亚瀑布的北罗得西亚纪念碑，或者在斯洛文尼亚旧伊松佐河前线后的哈布斯堡墓地。可能还有一些还没有建好，抑或可能从未被建造过，因为在“一战”中，有成百上千的人员伤亡—男人，女人和小孩—而他们连个纪念碑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