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序言

序言 1981年秋天，我的出版商问我是否愿意见一个有故事的人。在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后，我们的会面被安排在北美的某座城市里进行。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他，他向我讲述了参加以色列秘密反恐战争的主要经历，那是1972年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被杀害后，以色列组建了一支反恐分队的事。 在联系我之前，出版商毫不怀疑这个男人的诚意。当会面结束，我问了他一些自己关心的问题，最终也得到了和出版商一致的结论。很显然，据我们了解，这个从孤独中走来的男人，是我们采访到的第一个以色列特工。 于是，我答应在做进一步研究后会写一本关于这位特工的书。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周游欧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还花了不少时间待在两个铁幕背后的城市里。一段时间里，信息提供人和我不停地在世界各地会面。在他的指引下，我又采访了身在德国、法国、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六人。此外，有幸还采访到了一些人，包括专家、官员和旁观者，他们能够为我提供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或其他资料。很多旁观者我都可以公开致谢。不过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人我是无法公开致谢的。 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也不能说出主要消息提供人的名字。当然，他自己也做了很多防范措施以免我在言语上百密一疏，说漏了嘴。他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以便完成现在这本书。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细节，联络人安排我去看一些小型野外作战行动。我陪着特工们在欧洲工作，了解到了常规特工工作的一些基本内容，比如购买和使用非法证件，建立安全隐秘的住所，以及特工之间的联络方式和把钱交给线人的方法。虽然我的研究还远不够全面和彻底，但对于我将要写下来的这个世界来说，算是有了第一手资料。 我要写的绝大多数事件在当时的报纸上都会见到一两篇短报道。尽管从未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但这些被报道的事件从一开始就被怀疑是以色列反恐分队干的。近来一些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的书籍和新闻纪实也多少暗示了这方面的意思，写过这方面的一部分真实情况，比如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的《以色列秘密机构》（The Israeli Secret Service）、斯图尔特·斯蒂芬（Stewart Steven）的《以色列间谍大亨》（The Spymasters of Israel）、大卫·B. 廷宁（David B. Tinnin）和德格·克里斯滕森（Dag Christensen）合著的《突击队》（The Hit Team）。埃德加·奥巴兰斯（Edgar O’Ballance）在他的名作《暴力语言》（Language of Violence）中概述了一些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头目在欧洲被暗杀的情况。尽管主要情节都已经很明了了，但我还是希望能从中找到新的视角。 尽管我没有虚构任何事情，但我也不指望自己能够达到历史学家的严谨程度，因为我的写作不得不依靠那个我不能说出名字的某人提供的一面之词。他所说之事的具体细节我难辨真假。更多的信息我是满意的，但为了保护我的线人和其他消息提供者，有些信息也做了适当的修改。当用一份保密的信息为蓝本写作时，最理想的手法是将两个相互独立的信息来源在一起印证：但在本书中，我并不总能达到这一标准。同样，针对没有留存谈话相关资料的情况，我不得不凭着线人的印象来还原当时的情景，这就要冒些风险了——因为人们的记忆可能是不完整的，或是倾向于自己的。 我决定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讲述这位特工的故事，就像用绳子的两端把他和我的想法连在一起。在这本书里，我用了同样的方法处理不同的人物。与第一人称叙述不同，这种方法能够使我用消息提供者的眼光看待问题，进而避免我对任何观点都照单全收。就像陪审员一样，我可以从事实中推出结论。 当然，这个故事里也有不少“第三类线索”：也就是一些二手信息证据，这些已经在文章和注释里做了标记。当有时候事件原先的报道与我的理解有出入时，我会在不一致的地方加上标注。 因为书中涉及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况且也没有什么评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解释一下我的个人倾向。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并不赞成因政治原因而进行的恐怖行动。而且，我也不认同“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斗士”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政治目的，而是因为他们为达到政治目的所使用的那些手段。 同时，我对“恐怖主义是无能的”这种普遍的谬论也不敢苟同。我相信提出这种谬论的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恐怖主义往往会失败，或者难以达到目的，但常规战役、外交斡旋或者其他政治努力也是如此。如果这么说，那么人们就该认为战争和外交等手段也没什么用了。我觉得，不管成功与否，恐怖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 然而，反恐往往也是血腥的。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在祖国政府的授意下，最终亲手杀死12个人，其中7个人是被冷血地谋杀，故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一系列种族问题，在这里我不想过多讨论，因为这些问题都会在书里找到答案。 在以色列及其敌人之间，我支持以色列。除了我是犹太人之外，还有两个理由。第一，我相信自由民主制度要优于其他已知的社会组织制度，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接近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第二，在武装冲突方面，尽管以色列的记录，特别是后期记录不那么完美，但是在整个中东冲突期间，以色列一直坚持以适当的更高标准打击对手。我并非不同情巴勒斯坦人，我只是不同情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人。 乔治·乔纳斯 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