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孝武帝元惰的即位仪式与“代都旧制”

（本书只有4篇长文，2附录，1引言。4篇长文每篇的篇幅均达几十页，故仅摘取其中第一篇的一节，以飨读者） 孝武帝元惰的即位仪式与“代都旧制” 　　北魏后废帝安定王元朗中兴二年(即孝武帝元脩太昌元年、永兴元年、永熙元年，西元五三二年)四月戊子(二十五日)，孝武帝(即出帝)即位于洛阳东郭。魏收《魏书》仅记“即皇帝位于东郭之外，人自东阳、云龙门，御太极前殿”。《北史》记即位及之前事远详于《魏书》。关于即位的仪式，《北史》有曰: 　　　　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高)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 　　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是最早深人研究这条材料的学者二他一九三九年在《哈佛亚洲学报》（HJAS)发表著名的《北朝史旁注》(Marginaliato the Histories of Northern Dynasties)一文，其第四节即专论拓跋不I}之即位仪。卜弼德的研究中最具启发之处，除了把这一仪式与后来突厥和契丹的类似仪式相联系以外，还特别指出这条材料仅见于《北史》，为《魏书》所无，而《北史》多出来的部分是二十四个字，似乎与中国古书每行二十二至二十四字的格式相关，也就是说，《北史》作者从另一史源获取这条材料后，在不破坏《魏书》书写格式的情况下嵌人了这一材料。 　　卜弼德强调这条材料源于何书已不可知，不过，我认为《北史》这一条可能取材于隋代魏澹所撰《魏书》。 　　《隋书•经籍志》有魏澹《后魏书》一百卷，少于魏收书三十卷。f}〕魏澹此书之撰作，据《隋书•魏澹传》，是因为隋文帝杨坚“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故“诏澹别成《魏史》”。可见包含北魏和东西魏历史的魏史著述，在魏澹之前，除魏收书之外，还有平绘《中兴书》。平绘《中兴书》不见于征引评议，大概是西魏北周时所撰，专记自孝武帝开始的北魏末年至西魏史事，以有类《晋中兴书》而得名。《隋书•经籍志》不载平绘《中兴书》，也许因为该书的文字和编次技巧都较弱，“事不伦序”的问题很严重，因而在魏澹书成后随即不传。而魏澹《魏书》虽流传至唐宋，亦不为世所重，唐刘知几就说“今世称魏史者，犹以(魏)收本为主焉”。 　　魏澹书的最大特点，自然是以西魏为正统，如刘知几所说，“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也就是说，西魏的文帝和恭帝都列人本纪，而东魏的孝静帝却只能进人列传。隋文帝下令重写魏史的动机，应该就是要为西魏争正统。虽然魏澹书最终不传，但西魏诸帝得列《北史》本纪，且位在东魏孝静帝之前，节阂帝、孝武帝等得以西魏所上溢号为称，应该主要是魏澹《魏书》的功劳。 　　魏澹书一些不同于魏收书的记事，得为《北史》所采。《资治通鉴》叙孝武帝即位前后事，亦详于《魏书》，甚至有逸出《北史》者，‘“一这逸出的部分极可能直接来自魏澹书。前引有关孝武帝即位仪式的记事，如果不是由《北史》和《资治通鉴》所转载，此一重要的历史线索就会永远沦没，而这条记事的史源，应即魏澹《魏书》。至于魏澹是否取材于前人著作如平绘《中兴书》，现已无从考证。 　　魏收《魏书》语焉不详的孝武帝即位仪式，在西魏史料中却得到细致记载，也许因为关西方面一则需要强调孝武帝的法统，一则也要讥讽高欢行事之不合中原传统。这两个动机固然是相互矛盾的，却也彼此混融共存，昭显了那个时代的北方社会，在价值观、文化情感和传统认同方面，存在着多么深刻的破碎和分裂。 　　孝武帝(出帝)本避难于洛阳城西，高欢派人绕了一个大圈子把他接到城东，即位于东郭。尔朱荣死后其子侄们所立的前废帝(节阂帝)元恭也一样即位于东郭，长广王元哗建明二年(前废帝普泰元年，五三一年)二月己巳，“(尔朱)世隆等奉王东郭之外，行禅让之礼”。必须看到，虽然这两次即位仪式都在洛阳城东郊举行，不过在制度传统的意义上，东郊即位并没有可深人探讨的地方，无论是在华夏礼制传统中，还是在内亚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比如，尔朱荣立孝庄帝，即位仪式是在黄河南岸举行的，“南济河，即帝位”，而高欢立后废帝安定王元朗，“即皇帝位于信都城西”，〕都没有刻意在东郭举行。 　　在洛阳东郭举行的这两次即位仪式，有着同样的背景，即必须在进人洛阳之前完成禅位(诸尔朱以节阂帝元恭取代长广王元哗，高欢以孝武帝元惰取代节阂帝元恭和后废帝元朗)，以避免仓促而立又即将废黯的皇帝在进人洛阳时仍然保有皇帝的身份。因此，孝武帝即位的地点并不具有文化与制度的意义。 　　具有文化与制度意义的是孝武帝即位的仪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