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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跟中国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这是一个无法忘却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300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代，有人指出4只麻雀能消耗500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 “除四害”运动转移了人们对全国食品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的注意。我的同学主要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后代。尽管被他们视为“阶级”异类，我仍然参加了那场狂热的“大跃进”。就在那时，我目睹了“大跃进”政策所带来的普遍营养不良的恶果：饥饿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当中，它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与我一起玩耍的邻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营养而四肢浮肿。浮肿的情形也发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邻居身上，他们在1954年的全民国有化浪潮中占据了原本是我们家私产的庭院。（我们家族的财产包括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给她作嫁妆的房子。）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20克猪油，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随着情势更加恶化，父亲安排我回到了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据称有许多人饿死。回到香港后，我学习了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年，我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这一学期成就了我以后的生活：毕业后，我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做起了实习生。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为《时代》（Time）杂志北京首个办事处的一员，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其实在那之前，我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与中国的接触就已经在震惊中开始。1976年的大地震将唐山摧毁，就连唐山以北150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传过来的时侯，我正在欧洲拍摄在里斯本作竞选巡回演说的葡萄牙共产党候选人。随后，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传来，我前往西班牙拍摄社会党候选人菲利普•冈萨雷斯(Philippe Gonzalez)。当时他正领导学生集会，要求结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时代。接着在巴黎，我计划拍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Ragmond Barre)，却在离开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从当日《费加罗报》(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泽东已经离世，就联系了在纽约的经纪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为我搞到了一份为《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但我进入中国后却滞留在了广州，于是我开始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要从这里开始拍摄“毛以后的中国”的旅程。 四年后，我加入美联社。1980年，美联社北京分社由传奇人物约翰•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领导。罗德里克是美联社资深的首席记者，他曾于1943年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与周恩来。1971年，他被指派报道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的访问——也就是知名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为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中国的里程碑式的访问铺平了道路。后来，周恩来告诉罗德里克：“你打开了大门。” 很自然地，当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时，美联社便委派罗德里克从东京前往北京，重建新闻分社。在罗德里克的游说下，我接受了美联社的雇用，成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个驻华摄影记者。我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五年时间，后来又成为驻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记者。 1984年夏天，我接到在洛杉矶的新任命，带着我的家人离开北京。在北京旧机场，我的司机小张对我说“再见”，那是一次让人感动的告别。小张是一个大个子，有些腼腆，但很容易被有趣的笑话逗乐。他由中国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委派到美联社分社，是分社里唯一的司机。我的工作要求我不断在外奔波，随时准备奔赴新的消息来源进行拍摄，因此他几乎成了我的专职司机，长期伴我左右。我们通过西单电报大楼把每张照片归档，将做好说明的照片送往邮电部办公室，并由无线电传往东京分社。直到80年代中期，美联社分社才获准使用自备的图片传送机将新的图片直接传送到东京和纽约。1981年，中国许多军工厂被解散，工人们制造的产品被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购买了一辆带挎斗的国产三轮摩托车，它的原型是德国的宝马，后来通过东德和苏联进入中国。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小张替我找来一位驾驶老师。可惜的是，在尝试了三次路考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由公安系统签发的车子执照：他们只给汽车发黑牌，不办理摩托车牌照。 在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的那天晚上，我去天安门广场拍摄随后的群众游行。就在按下快门触发闪光灯的瞬间，兴奋的群众把我从我所站的交警指挥台抛入空中。我落入人群，压在了好几个人身上。第二天，小张让我签署一份报告。我自己当时没有发现，而他告诉我，欢庆那天晚上有人在我的衣服上泼硫酸，几乎毁掉了我的外套以及车子的座椅和白色的棉布座套。小张担任着我可靠的司机，直到1984年我们在机场分别。 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65%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 提勒（Mike Thieler）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我从未想象过《毛以后的中国》 （China After Mao，企鹅出版社，1983）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出中文版。我毕生，或者说至少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多么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纵使我知道这终会成为现实。在中国，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这与30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现代化之旅而走向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本书的出版，不仅是我的一小步，也是人民开始回顾毛泽东去世后岁月的巨大标志。与毛泽东的去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相比，1978年承诺的经济改革所施加的新担子，远没有那样沉重和具有挑战性。这个过程恰被随后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准确地表述为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本书所有的照片均拍摄于1976—1983年。那时我居住在北京，正处于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中。许多照片都是我在工作时拍的。这段时间里我见过艺术家如王克平、马德升、摄影师王志平（他是“四月影会”的创立者之一）、作家钟阿城——他们都参与了 “星星画展”的组织，并投入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新感觉艺术表达当中。在最近一次与查建英的访谈中（《八十年代访谈录》），钟阿城谈到了“中国历史的断层”。他痛悼中国人民“失去的岁月”，无论是民族还是家庭方面。访谈中他回忆了在北京度过的童年，以及四合院生活里的那种悠闲自在。阿城说他主要的教育来自他那位身为著名影评家的父亲，以及在旧书店里的自学。当时新华书店里绝大部分讲述现实题材的书已被撤掉，阿城便在专卖旧书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东西看。他没能逍遥多久，在下乡插队的大潮中被分配到云南当了农民。90年代初，我在洛杉矶再次遇到了阿城。我记得他描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还记得他提到修理一台老式的德国大众甲壳虫汽车时的巨大快乐。阿城后来成了驰名中外的作家。经过旅居欧美的数年，他明白人类常识仍然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它们似乎从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2000年初他回到中国，描述了所看到的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价值的缺失。本书照片中反映的年代，正是我作为摄影记者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到，先前时代的许多社会政治动荡和创伤便是由于失去常识所造成的。 1976年到1983年的重大事件包括：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捕、邓小平的复出和他旨在恢复被破坏殆尽的国家和国家经济的改革政策。这期间，我带着儿时的记忆和在西方受到的政治科学与艺术教育返回中国。那时这个国家正迈出它最初的试探性步伐，以恢复和重建阿城所称的“常识”。我试图以摄像机作为工具，来解释中国这一独特的社会政治历程。 我在那个时代所接受并将始终铭记的感触和印象的更深层面来自于阅读，以及对一本书的永恒追寻，这本书将能提供一种有关中国的洞见，而这种洞见能就中国承前启后的变化的本质加以阐释和说明。有这样一本书与此目标非常接近。90年代早期，我在巴黎圣日尔曼的一家旧书店里与林语堂的文字重逢，这是一件有趣的事。1936年，赛珍珠（Pearl Buck）在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所写的导言中观察了那些有过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但最打动我的却是她下面的这段评价，它和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最终我用照相机努力去做的事情产生了共鸣： 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又一本的出版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而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她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声音，对此我深表赞同。正如她所指出的：“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在筹备本书的中文版时，我重读了林语堂的这部经典之作，发现自己沉迷于作者在自序中的话： 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是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因此我将照相机对准人们的日常生活，来避免落入夸夸其谈的宣传。30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1978年所采取的那些重大步骤的确开启了重建这个国家“常识”的进程，那是一种曾经暂时失去的意识。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现在我们已无法回头，而我们中那些经历过共和国前30年生活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为何中国人民现今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1976年到1983年是少见的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社会缓慢地抛弃它的过去，并思考着随改革政策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代，中国人真正有了思考的自由，而不再是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行动。现在，30年已经过去，如此巨大的变革已经发生。有一件事情则仍待解决：中国必须坦诚面对自己近代的历史，真正开始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仅仅拥有悠久而复杂的文明是远远不够的。 2009 年 9 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