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松山战役笔记——松山战役VS上甘岭战役

超链接之二十三：松山战役VS上甘岭战役 研究松山战役的时候，笔者时时忍不住要与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上甘岭战役作比较，因为这两场战役在形态上太相似了。上甘岭战役中，担任防御一方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进攻一方是美国和韩国联军。笔者比较后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防御战比日军打得好，而美韩军的进攻战比中国远征军差得远。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自豪的看法，但它不是没有根据：松山战役和上甘岭战役，都是写进了美国军校教科书的典型战例，前者说的是攻的成功，后者说的是守的成功。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通过对进攻和防御进行仔细的考察和比较后得出结论：防御是较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他认为，在战争中追求较高目的的一方，自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谁认为自己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形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要是给自己提出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 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占据的三角山、狙击兵岭 两个高地，楔入双方对峙线敌方纵深，我已占据有利态势，因而意在坚守防御确保优势；美韩军为在谈判中取得更多筹码，则倾力进攻欲图夺取。在松山战役中，我远征军以打通滇缅公路为总目标，拔除松山据点是为总目标扫清通道，因而积极进攻志在必得；日军迫于兵力劣势，则以拖延待变这一消极目的，凭借地利优势做消耗性防御。 松山战役与上甘岭战役比较 区 分 项 目 松山战役 上甘岭战役 进攻：远征军 防御：日军 进攻：美韩 防御：志愿军 阵地情况 阵地类型 准要塞式半永久性工事 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阵地体系 建设情况 耗时两年构筑 耗时两年多构筑 兵力投入 新28师2个团又1个营；新39师1个团；第8军军直，及所属6个团又2个营，近10个团，共2.4万余人 第113联队及野炮56联队第3大队部分兵力，合计约1300人 美军第7师，美军空降第187团；韩2师、9师等11个团；埃塞俄比亚营和哥伦比亚营2个营；加上补充的韩军第105编练师和4个新兵联队，总共6万多人 第15军5个团，第12军4个团，共9个步兵团，加上战役中陆续补充的2000余新兵，共4.3万余人 步兵支柱兵器 火箭筒54具，火焰喷射器81具，汤姆逊冲锋枪1500余支 轻重机枪约40挺，掷弹筒、枪榴弹筒约90支 全员为自动武器 基本装备苏式自动武器，手榴弹、手雷、爆破筒基本足量 作战支援 炮兵 炮10团、炮7团1个混合营及军属炮兵，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约40门，75毫米山炮36门 105毫米榴弹炮8门，75毫米以下山炮、步兵炮共12门，速射炮2门，迫击炮2门 105毫米口径以上300多门 7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114门（不含迫击炮），喀秋莎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 航空兵 美第14航空队约1个大队，间歇性支援约50架次 航空兵极少量支援，以空投补给为主 航空兵1个大队，飞机约100架，共出动约3000架次 无航空兵支援 装甲兵 无坦克 3辆坦克，仅深埋做固定堡垒 坦克2个营，170余辆 无坦克 作战时间 95天 43天 伤亡情况 新28师、第8军共伤亡7763人(含失踪人数) 死亡1250余人，被俘9人 伤亡2.5万余，其中美军5200余人（美方的统计是共伤亡9000人） 阵亡7100余，伤8500余，合计1.56万 战场英勇行为 团长亲率步兵冲锋，团长普遍负伤，营、连长阵亡比例达60%以上；军长何绍周，团长赵发毕、王光炜，营长谢梦熊（阵亡）、黄人伟获 "青天白日勋章"；第103师获军政部颁发"飞虎旗" 一面 组织"挺身爆破班"2次，战果不佳；伤病员全部参加战斗；无主动投降纪录；守备队长金光死后特晋两级，封号"军神" 未见纪录 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38位之多，诞生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3位特级战斗英雄 作战结果 赢得胜利 全军覆灭 只取得537.7高地前沿2个班阵地 赢得胜利 经验和教训 绝对优势之炮火及坑道爆破法、火焰喷射器、敢死队轮番突击，为致胜主要因素 失败无主观因素 战斗意志欠缺 胜利的"三大法宝"是坑道、火炮和手榴弹 通过列表对比，从防御的角度来看： 志愿军和日军赖以支撑的最大依据是防御工事，日军的松山堡垒是苦心经营两年完成的准要塞式的半永久性工事，可容纳联队（团）级规模的防御作战；志愿军也用两年多构筑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体系，可容纳营连规模的防御作战。需要说明的是，从上甘岭战役开始，志愿军就与美韩联军以反复拉锯的方式争夺三角山、狙击兵岭两个高地，所以，志愿军并不占有绝对的地利优势。三角山易守难攻，狙击兵岭易攻难守，双方都面临同样难题。因此上甘岭战役不完全是志愿军凭险坚守，打退美韩联军一次次进攻的那种阵地防御战。而松山战役中，基本上是日军凭借坚固阵地防御，远征军以进攻为主，很少以阵地防御优势予敌大量杀伤（仅在子、寅高地出现攻守易位的短暂争夺战）。因此，从防御作战的首要因素--阵地依托角度看，我志愿军不及日军占优势，充其量大致相当。 与日军相比，志愿军突出的优势在于兵力较充足。但是由于上甘岭阵地规模很小，仅为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在阵地上作战兵力始终局限于两个连左右；而松山核心阵地面积达18.5平方公里，相当于上甘岭阵地面积的5倍，日军即便在放弃竹子坡、阴登山等外围阵地后，仍能以1000人以上兵力依托主阵地同时投入作战。 与日军相比，志愿军的炮火是第二个优势。但炮兵的作用首先在于对3倍以上优势于我的美韩军炮火力量的部分抵消，其次才是拦截其步兵冲击或阻止其在占领表面阵地后扩张战果。 志愿军与日军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基本缺水断粮状态下作战的，靠的都是机枪、手榴弹等步兵武器。尤其是，在极端残酷的战斗中，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部队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硬骨头运动，并在强调"与阵地共存亡"的基础上，提出了阵地要存，人也要存，摸索出以"少、近、狠、快"为特点的一整套坑道战术。 在战斗中涌现出了许多以无比的英勇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危急时刻与敌同归于尽、以身体堵塞枪眼的英雄壮举。坚持坑道斗争中，在面临敌军破坏、缺粮断水、建制混乱的情况下，组织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领导官兵团结奋斗，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终于配合纵深部队恢复了阵地，达成战役目的。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志愿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并不输于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更何况，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绝非仅局限于战术、战役价值。"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较量……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 美第7师和韩第2师在战役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迫使美军将战略预备队美第25师和韩第9师调上来，进一步加剧了其后备兵力不足的缺陷，并彻底消除了中朝方面关于能否在美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坚守阵地的忧虑。当时敌我双方都在谈判桌上等待这场战役的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将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地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进程。 这些，岂是在松山战役中全军覆灭的日军可以企及的。 从进攻的角度来看： 中国远征军进攻兵力仅为美韩军的1/3。其他条件也无法与美韩军相比：炮火力量是美韩军的1/3；航空支援力量是其1/60；远征军没有1辆坦克，全赖步兵突击，美韩军有2个营约170辆坦克助攻。在此情况下，远征军不但攻克了比上甘岭大得多的松山阵地，全歼日军拉孟守备队，且伤亡人数比美韩军少（远征军在松山战役中伤亡约7763人；中方统计上甘岭战役中美韩军伤亡2.5万人，美方的统计数字为9000人 ）。而美韩军最终仅占领了上甘岭537.7高地前沿的2个班阵地，远未达成其作战目标。 按一般规律，在战争中进攻方与防御方的战损比例为3:1。这一数字会随着防御一方阵地坚固程度和进攻方的火力强度等因素有较大变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以十九世纪的军事技术条件（无航空兵，陆军已拥有步、骑、炮、工四大兵种，但尚无轻重机枪等自动火器）评估，对要塞阵地的攻坚，进攻方需要投入比防御方至少多一倍的兵力，而受到的削弱大致为防御方的四倍。 在松山战役中，远征军对日军兵力之比为24375:1300，约为19:1；远征军与日军伤亡人数之比为7763:1250，约为6:1。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对美韩军兵力之比为43000：60000，约为1：1.4；以中方统计数字，志愿军与美韩军伤亡人数之比为15600:25000，约为1:1.6--军史专家周明分析美方统计数字后认为，美韩军伤亡可能不到中方统计的25000人，但绝不止9000人，应与志愿军伤亡大致相当，即双方战损比约为1：1。 远征军对日军的伤亡比例较大，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战史丛书，在谈及"全员玉碎"的松山之战时，也爱从这一点上为自己挽回面子，强调日军实施的是兵力1比10或者1比15的作战， 言外之意是中国人的胜利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有人说，八年抗战中国为"惨胜"，松山战役可以说是一个缩影。但若因此而贬低远征军胜利的"含金量"，笔者认为这是妄自菲薄。中国远征军装备美式武器时间仅半年（1943年10月才开始接受美械装备），士兵大多数为文盲，临战前仅进行了简单的基础训练，战术素养难以迅速提高；加之以往缺少攻坚作战的经验，完全是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如，除军工兵营外，第307团等部队是在攻击间隙培训火焰喷射器的使用），能有如此战果已属难得。 所以，以战争目标的价值来衡量战争投入，才是科学的分析方法。松山之战，拔掉了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此后打通滇缅公路势如破竹，我抗战"生命线"得以重新恢复。以战役级的投入赢得了战略级的战争目标，应算是辉煌胜利。与此可以比较的是，在日俄战争的旅顺口陆战中，日军仅为夺取俄军千余人防守的一个小小的203高地(长不足250米，宽仅30多米)，在第3军司令官乃木希典中将指挥下，投入4个师团中的近6.4万兵力，阵亡1.7万人(其中包括乃木希典的次子，其长子也在这次战役中死于金州)，代价不可谓不大。 但日本经此一战，加之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击败俄国远东舰队，成为亚洲第一个打败西方列强的国家，一举奠定了世界强国地位。正如当时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大将所言："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日本人从来没有抱怨此战的损失大，反认为是扭转"国运"的大大的胜利。 日本人就是这样：在打了胜仗时算大账，视人命为草芥；在打了败仗时算小账，一万个不服气。正如日本学者山田正行在《自我认同感与战争》一书中所概括的，这是一种"虽然整体失败了，但认为强调个别战场绝对没输的自负、逞强和嘴硬的压抑在内心的自卑与自负纠结的复杂情结"。 日本人这种民族心理特点，中国人应该看清楚，万不可人云亦云，自我迷失。 松山战役后，作为中国盟友的美国军人亦曾做过深刻反思。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人是为民族生存权而战，美国人是为国家战略空间拓展而战，双方投入的感情决定了彼此对战争价值认知的不同：中国人强调现实功利而专注于胜败得失，美国人有超越性思维而易于陷入幻灭感。时任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组组长的弗兰克·多恩准将，后来在其回忆录《当国旗降下之后》中，披露了自己和史迪威将军的某些思考，典型地呈现出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困惑。也许，随着岁月流逝，今天的人们从中会更容易获得关于战争认知的某些启示： 计算我方的损失并权衡夺取松山的价值，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它是不是值得？史迪威将军曾经说过："在战争中的胜利者，常常会失去他开始时所具有的崇高目标和精神力量。如果是这样，在胜利的那一瞬间他就失败了，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他所铸成的凄凉和悲惨。"我亲眼看到将近万名残肢断臂的中国官兵和差不多一半数量的阵亡者，他们为了夺取一段山路而牺牲，然而这条路，将会拯救全国悲惨的命运。 "战争这个机器，"史迪威将军继续说道，"是人类精心创造的最浪费和最不道德的一个设计物，人类生命和国家资源的浪费简直是毫无道理的。即使是正义的战争，结果是否正义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有道德原则的话，就会牵扯到几条，然而最大悲剧之一是战争对在作战中的每一个人的意志力量的破坏。" 就整个国家来说，史迪威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个人做出狂妄的战斗叫嚣是怎么回事呢？以及人们想成为光荣的英雄的那种返祖冲动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在一种野蛮的狂欢和一种不存在于人生其他阶段的权利感觉中，他们的下意识促使他们寻求从一生的约束中完全解脱是怎么回事呢？尽管战事浪费和不道德，但战事却经常是并且还将是人们一生中所能遭遇到的一种最伟大的经历。所谓和平的安静时期是那么平淡、枯燥、常规和重复。战斗中的冲锋陷阵是那么激动人心，振奋精神。如果说没有伤及皮肉的话就简直是一种乐趣了。当厌烦和功业成为一个国家的苦恼时，人们就将寻找一些理由，在一些地方、以某些办法来制造战争的借口。男人的本性就是好斗，他爱战争就好像爱一个为诱惑他而付出一切美丽的女人一样。正像他基本上憎恨和平时期沉闷单调的生活那样……和平时期有像一块腥臭的湿尿布或煮白菜那样令人厌恶的味道。 现在我们在松山已经取得了胜利，即使敌人进行了顽强但却是枉费心机的防御战斗，我感觉对敌人的失败毫无怜悯之意。"该杀死他们，越多越好，最好的日本人是战死的日本人"（引美国海军将领华尔西语）…… 然而，在我为战胜而狂欢时，难道我不也是犯了一种毫无心肝堕落腐化的罪行吗？也许我是有罪。但假如在这场斗智斗勇的"狗咬狗"的战斗中日本人战胜了，他们也会一个不留地屠杀我们的。当我想到那些吹毛求疵的道理原则时，我不能不想到在松山战死的日本军人的双亲和妻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可爱的人是如何死去又是死在哪里。然而不管死与不死，他们都得到了他们可悲的结局。他们对上帝犯有罪行……人心与天意，已经把他们内心可能具有的赎罪的德行全都给摧毁了。 他们最恶劣的罪行就是同类相食。 弗兰克·多恩将军又回到他念念不忘的日军吃人肉问题了。 然而，到底他们是因为要吃人而发动战争，还是因制造战争才陷入吃人境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