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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 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 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 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 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 至少救救一些人吧? 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 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洞的门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11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3时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 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 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 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有把握。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 日本人在今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15分，从下午1时15分至2时30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14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米～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约有4所～6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被炸得特别严重。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大概是在警报拉响后人员全部离开了房子。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没有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消失了。在它的后面，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旁，两枚炸弹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弹坑的周围，正在从这些中国房子的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居然未受到损坏，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中央党部里不许我进去。据说在那里投下了5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命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8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10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看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烧纸钱。9月23日 今天天气很闷，下着小雨，因此没有空袭。我听说，那个带着使馆全体人员登上在下关码头游弋的美国军舰"吕宋"号的美国大使现在已决定，不离开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说过吗?--英雄精神会传染!)。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开始就坚决拒绝了日本人要他们离开南京的要求。据说我们德国的大使同样留在了南京，也有说他旅行去邻近城市(芜湖?)后又返回了。基士林克-巴达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前哈普罗公司一名职员在新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那里被视为特别安全。可是经过昨天空袭后，现在人们已不再信任它。他随即在今天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 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在战火纷飞时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不赖，虽然这仅仅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来了一封十分亲切的信，信内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 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里，此刻该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 对此也许会来一个答复。9月24日 以往，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希望晴天要尽可能地少。昨天是阴雨天，所以我们没有挨轰炸；今天收音机里报告说，一个由40架日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昨天已经飞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了雨，云层很低。因此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 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却平静地答复说，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至今绝大部分的炸弹并未命中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调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人受害最严重。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上海市民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打开收音机(波长600--上海)，想听点音乐换换脑筋，却听到正在播送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末了，播音员还情绪过分激动地说："此首乐曲是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的深情奉献!" 此时还有更好的奉献吗! 德国大使馆送来一份请柬： 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座谈会，敬请全体德国公民参加。9月25日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 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有空中来访。假如紫金山被乌云笼罩，那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担心自己的飞机会撞上山头。这是中尉阿德霍尔特对我说的。他一定知道这事，因为在这里他是探照灯和高炮方面的专家。 根据今天德文《远东新闻报》的简讯称，德国大使陶德曼博士为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已做好了准备。我们听到后都急于想知道他要怎么做。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一项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据说，每天租金为1000墨西哥比索，这艘轮船将载着凡是能离开的德国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危险区，但不太远，以便不久又可以返回。我说这是个好主意。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登上这艘轮船，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据说是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为此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此外，"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以便人们能迅速和安全地登上轮船。9月25日，晚上7时30分，在烛光下 哎，我们的来访者早该走了，它们的表现很不得体，逗留的时间太长了，即： 9时30分～10时30分；12时～14时30分；15时～16时20分。 后来，在16时45分还有一次虚传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时30分～15时)。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到银行去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不得不在我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11时～12时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还能够很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事宜。16时20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看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面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之间，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报警，看来发电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就停下了，新一轮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又把我们吓走了。我们冒着危险坐汽车回到了家。下午5时左右，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又到下关去查看。有8枚炸弹落在电厂。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他们当时一定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挤成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都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T形钢结构横梁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依然存在，没有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1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后，便决定由我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时，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不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它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看到，这架飞机是在3000米高空被击落的。9月26日 呸，天皇殿下!午夜2时30分，他们还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的市内电网并网。这是一件大好事。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2时30分还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有男有女。当我在下面觉得太难受时，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口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着，一直等到4时，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呜呜声。机群转向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 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睡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 我多么高兴啊!!9月26日，上午10时 这个时间我们不应该"高兴"--这不言而喻! 韩(湘琳)先生刚才来了电话，说中央广播电台昨天受到了严重破坏，城里电台的广播电缆也断裂了。这么说，日本人达到了目的： 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暂时被炸成了哑巴。但据说当时没有人遇难，真是谢天谢地。如果允许的话，得出去看看情况。9月26日，下午4时 我坐车在全城刚刚查看了一遍回来。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10枚炸弹，但电台本身没有受到很大损失。我不能说这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可能是别人对我说了假话。可惜刘工程师不让我进入大楼，因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秘密设计(自己制造的10千瓦电台)。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外界说电台被炸毁了，实际上损失并不很大。就在电台的前面，在投弹的方向，有好多房屋(可能是军营)以及政治犯监狱的一部分围墙都被炸毁了(当场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没有看见别的情况。 距离中山路上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大约有12所中国人的房屋被几枚炸弹炸得精光。房子前面一个防空洞里，除去坐在中间的一个人外，里面的所有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10英尺，却幸免于难。总共被炸死30人。一些上面印有红字标记的普通木头棺材还是空空的，人们从昨天下午起就在废墟中寻找其余的尸体。街对面房子(约有8所)的窗户和门全部都被炸弹产生的气浪冲坏了。远洋通讯社不得不把办公室迁走。中央医院里落下了15枚炸弹。这很难说是否就是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但看上去很像是这样，因为许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及其一些实验室，它们已经被轰炸过一次。想必医院在昨天空袭后已经迁走，因为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只炸死了两个人，但实物损失巨大。在院子里可以看到两个弹坑，它的直径约20米，深5米～6米(500公斤的炸弹)。它后面约10米～15米处有一个防空洞，200多人躲在里面，全都幸免于难。外国通讯员和记者对所有破坏情况都拍了照，以便让外界了解破坏的程度。 昨天晚上，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周工程师经过26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后才到达这里。他是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出差到这里来修理多路电话设备的。周先生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在交谈中我问他，他的家人对他只身到这里来是否放心，会不会担心他途中发生意外，他给我的回答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他回答说："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决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指望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但是周先生的这番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的人士那里。9月27日，上午9时 多坏的天气--就是说，天空阳光灿烂! 我们准备经受再一次的空袭。全世界一定已经获悉了这里在上星期六(9月25日)遭受的灾难，将会再次进行抗议。但是，这里谁都不相信日本人会理会这类抗议，星期六对中央医院的轰炸就是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先前所有抗议的一种最明确不过的回答。9月27日，晚上7时30分 今天我们在一天内遭到了3次空袭： 从10时到11时；从12时到13时10分；从13时30分到14时。上午天空有云，很难看得见空袭者，后来发现时它们已在远处。 采用我们机器设备的永利铔厂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据说部分厂房已被炸毁。我想，永利铔厂是生产煤气的!多么危险的事情! 后来据说浦口火车站也挨了几枚炸弹，炸毁了两节车厢。除此以外，我再没有听到其他情况。我觉得似乎自来水厂也受到了空袭，但自来水龙头还有水流出，我们家里的电灯也亮着。乌拉!厄梅上尉今天晚上回国去了，给我留下了罐头食品、一台收音机，这些东西一共作价60元(收音机在没有找到买主以前我可以一直保留)，还有两张水表和电表的银行保证单(这是两张在任何交易所都不能上市的有价证券，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工厂不再支付保证金)。他也托我把这证券保管好，等待战争结束后为他兑付。除了拉贝以外，居然还有别人是乐观主义者! 好吧，那就祝你一路平安，我亲爱的厄梅!! 如果有人离去，倒也有好处--今天晚上我就吃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9月28日 多好的航空天候--出了太阳，天空少云。中午以前很平静。在中午12时～下午2时15分有警报。日本人来访了。我数了一下，有6架飞机，它们受到了高炮中队的射击，便分两个梯队各3架拐向东面和西面飞去。听到投下了一些炸弹。然后，天空的云越聚越多。看见有4架中国飞机不断地在城市上空盘旋，但已不再有日本飞机。我刚才听阿尔纳德少校说，当时他正在一座山上值勤，看到日本飞机从他头顶上方约100米高处飞走了。 今天，远洋通讯社(艾格纳先生)搬进了我的学校楼里。远洋通讯社的中国职员们不想再在他们原来的办事处继续工作了，因为它已被落在附近的炸弹损坏(窗玻璃、门和室内的天花板都被气浪损坏了)。9月28日 上午7时，普罗布斯特博士和安装工里贝两位先生刚从上海到达这里。他们的任务是检查被炸的下关电厂，并和电厂的有关领导商谈恢复发电事宜。9月29日 今天是雨天，不用担心有飞机空袭。我和普罗布斯特博士拜访了大使陶德曼博士、大使馆参赞菲舍尔、下关电厂、中校阿德霍尔特前文为中尉，原文如此。和纳可可公司的C恽。 晚上，阿德霍尔特带来消息说，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因心脏病去世。9月30日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来的两位先生遇上这种天气真走运，他们不用担心有空袭。访问永利铔厂的安排取消了，因为我们在下关等待何博士来，结果空等了一场。我们的汽车在铁道部的前面出了故障。我们去军政部拜访了联络处的黄将军。后来去访问了哈普罗公司(阿斯特尔)。10月1日 今天阳光灿烂。7时45分，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汽车去芜湖，再从那里乘飞机去汉口。他打算从汉口去桂林接他的家眷，他们正在那里避暑。他现在想陪他们经南京返回上海，然后从上海回德国。 从9时30分到10时30分有空袭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是不是日本老爷们记住了日内瓦的抗议??但愿如此!!10月2日 天空略有云。8时响起了警报，但不久就取消了。一定是信号装置什么地方有毛病。周工程师9时乘轮船去汉口。 收到的来信有： 妻子从天津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24日； 奥托从埃尔兰根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9日； 维利从宾德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11日。 维利的信带来了他父亲于9月11日去世的消息。噩耗使我很悲痛。他的家人们会怎样呢? 但愿他的母亲有权申请养老金! 这个噩耗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 在这个遭受狂轰滥炸的地方也不必太担心，命运选中了谁，那就是谁，在这里或是在和平的德国都是如此。 收到了德国大使馆的下述通知： 德国政府为大使馆包租的印度支那轮船航运公司(怡和洋行)的"库特沃"号轮船已于昨天驶抵南京，停泊在下关上游约两英里处。 该轮船供全体德国公民作应急的住宿处。 1937年10月1日于南京10月3日，收获感恩节 天气阴沉沉的，正在下小雨，可以预料不会有空袭。今天我们可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庆祝收获感恩节。 住在我那里的里贝先生回来时带来消息说，电厂的领导部门现在已决定对电厂进行修理。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犹豫不决，考虑是否撒手不管。人们反复考虑，上次轰炸时抢救出来的机器十分宝贵，难道还要让它们再经受一次空袭? 他们都很清楚，只要电厂的烟囱又冒烟，就会再次发生这样的空袭。可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通过加快修理，首先是我们又挽回了面子，也就是赢得了声望。里贝先生现在正忙着将2号和3号涡轮机再安装起来，它们在空袭时被炸弹的气浪震得挪了位。 有人说，最高层(特别是蒋夫人)对德国没有多大好感，因为我们和日本结盟反对苏联，并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说我们不愿和苏联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据传，蒋夫人说过，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吧! 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 是德国顾问! 是谁训练了这里的部队(经过训练的部队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而未经训练的部队在北方一触即溃)? 是德国顾问! 在南京又是谁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是德国顾问和德国的商人!! 今天南京这个地方有多少德国人，并且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或者正如大使馆参赞菲舍尔说的"人像靶子了"?! 厄梅上尉在归国途中从上海寄来一封问候信，他在信中说得对："经过了长途跋涉(坐汽车到上海)和先前发生的其他一切，我在这里又逐渐复活了!炸弹爆炸声离我很远很远，在南市原文为Nantau(南桃)，当指南市。以下统译为南市。或许还有轰炸，我还听得见它的声音。在经受了前6周的压力后，现在已不再有活靶子的感觉了，这真令人感到无比的解放! 由此看来，留在南京的同胞们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牺牲，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对此是决不会作出正确评价的!" 刚才我花80元钱在商场买了4只箱子，想把我自己已写的16本日记装在里面。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将在两周后从汉口回到这里。我想请他把它们带到上海去。把它们放在那里一定会比这里要安全些。我会请德伦克哈恩先生替我保管好。 药品越来越紧缺。天生药房在上次轰炸中受到严重损坏(架子上的药瓶全都打碎了)，已经关了门。这是唯一还有6瓶胰岛素的一家药房。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在轰炸前不尽快把它们买下来呢? 但是我想节省--废话--下次我们要聪明些了! 我将设法从上海买20安瓿～30安瓿回来，但愿能办到。兄弟药房几乎已经卖空了。南京不久就不再有开门营业的药房了。我刚才还在一家小药房里弄到2瓶乙醚和2瓶酒精，还花11元买了一卷药棉，质量很差，平常只值2角5分钱。如果不再有绷带包扎材料，那些可怜的受伤者怎么办呢? 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每天都有一辆辆满载着轻伤员的卡车到这里来，看上去他们全都很可怜，扎着肮脏的绷带，身上还有一层干泥巴，仿佛他们是刚从战壕里来的。我高兴的是希尔施贝格大夫还在我们这里，他的家眷也还在这里(他们又回来了，或者说并没有完全离开)，如同大使馆人员那样只是到邻近地方去郊游的(这完全是受了美国大使的影响，他们很快撤到了安全地方，后来又回来了)。10月4日 天空云层密布--不必担心有空袭! 在"库特沃"号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很愉快。我为此给德文《远东新闻报》和《中德新闻》寄去了下述文章： 在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亲爱的读者，亲爱的亲友们，在国内和国外的你们正怀着恐惧和担心关注着我们的命运，请你们从容而冷静地阅读这个标题： 在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在南京吗?(有人一定会这么问)--是的。--是在空中被包围的南京吗? 那里的生活不就是意味着长期蹲在防空洞(应读成"英雄地下室")里吗??--住在那里的人，正如我们中的一人不久前说的那样只是作为"人像靶子"到处奔跑，他说的不是一点没有道理--是的! 就在南京! 你们听吧，你们惊讶吧，以便你们大家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能够落地。 我们的贴心报纸德文《远东新闻报》于今年9月21日发表了一份电讯稿："……德国大使馆作好了准备，保证留在南京的80名德国公民的安全……"连那些老东亚人都摇摇他们智慧的脑袋，有个天生悲观的汉堡人对这份电报作了这样的旁注："老弟，老弟，你别这样，你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错误都不会犯。"一切怀疑论者都应该去治病。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加上精力和干劲，有些困难就会被克服。我们的大使陶德曼博士先生做的这件事就是如此，是他包租了英国"库特沃"号轮船(不是图克沃?拉贝在这里玩了文字游戏，意为"哪儿在开战"。)，一旦有危险，它就可以载着德国人向上游驶去。今天我们正是在这艘轮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的。 今天遇上极好的非航空天候(这里应对不明情况者加以说明："非航空天候"的含义是雨天或阴霾的、昏暗的天气，这时就不会有空袭；相反，"航空天候"就是有阳光的晴天，这样就会有日本人来访)。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14时，我们登上了已经停在下关的渡船，它用20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善良的老"库特沃"那里。经常载着我们在长江上颠簸的这位亲爱的"老姑娘"(建造于1895年)，这时正躺在那里，一点没有冒烟，悠然地享受着星期日的安静，表面上看无动于衷，实际上在密切注意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报道，只有船上的字旗表明了它特有的作用。我们在熟悉的舱间里作短暂参观，连最爱挑剔的老东亚人也无法对轮船的整齐清洁挑出一点毛病。具有查理大帝风格的船上大厅，依然保持了它原有的舒适感，餐厅的桌上已经摆好咖啡，它使所有顾虑膳食不佳的人哑口无言，更不用说那个从中山路被赶走的基士林克-巴达糕饼店老板(党员谢尔)了，从水面上就可以看见他正悠闲地依傍在烟囱处(要不就是船舷栏杆?)。 船上已经安置了几个常住客人： 女士有鲍曼夫人、齐默尔曼夫人及女儿，还有克勒格尔小姐。她们代表东道主亲切热情地招待着客人们，并获得了成功。 我们第一批客人分散在各个甲板上聊天。14时15分，出现一艘带有字旗的流线型摩托艇，腹部有"拉尔克"船名。难道是用英国旗舰的司令艇送德国大使上船来? 错了! 原来它只是一艘装饰成节日气氛的许尔特尔-霍特有限公司的电报艇，是船主委托几个胆大的朋友这么干的。让我们揭开它的面纱吧： 它(拉尔克)的确只是每小时航行一海里多，因此与"长江客车"的外号是不相称的。15时，大使先生带着其他成员来了。人们高高兴兴地欢迎大使先生，并陪同他再次参观了全船，客人们被邀请和英国船长及其军官们一同共进下午5点钟茶点。人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大家聚在餐厅里吃点心，花了一个多小时。前甲板布置了字旗和装饰花束(我们本来准备送给女士们的)的临时讲台，眨眼间变成了节日的会场。我们在庄严的气氛中走了出来，一小群忠诚的人围聚在他们的头目国社党党员平克内勒的周围。他代表缺席的地区小组长致欢迎词，并感谢德国大使的努力和关心，使我们能在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庆祝收获感恩节。 陶德曼博士先生用令人感动的话语讲到了为什么要举行庆祝会的缘由，并感谢仁慈的命运，它一直都在保佑着身处异国的我们免除一切危险，也保佑我们日夜挂念着的家乡有一个大好收成。他特别感谢我们祖国的政府，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没有忘记生活在危险关头的我们，他使我们在这艘船上有一个避难所。在这艘船上，我们可以安全而平静地迎接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令人难忘的庆祝会结束时，大家三呼元首和德国万岁，唱了《国旗之歌》。此情此景我们这些与会者可能谁都不会忘记。 庆祝会的仪式结束后，接下来就是非仪式部分，也即愉快的聚会，喝莱茵葡萄酒。我可以断言，聚会上没有谁公开抱怨过。等我们回家后才出现公开而严厉的批评。"一切都很好，很愉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人说，"但是你们不会唱歌，《国旗之歌》唱起来就像是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他说得对! 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歌咏协会的时候了。做这件事，时间倒是不缺! 约翰尼10月5日 航空天候。8时30分响起了警报，以后是一片安静。我们等待着第二次信号。 德伦克哈恩先生在上海为我搞到了一副18倍的望远镜。我早就希望有一副望远镜了。我用它一定会看清我们现在看不清的情况。没有望远镜什么也弄不明白，我经常无法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 10时30分，警报被取消了。我们没有见到日本人，据说他们飞往芜湖去了。那是被欧洲人看作安全的地方。 白天很平静。我收回了中央广播电台的11万元，它又充实了上海那里的钱箱! 下午5时30分有警报。我们看见3架中国飞机在南京高空飞行。虽然无法看清楚它们的标志，但它们肯定是中国飞机，因为高炮中队没有朝它们开炮。远处来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在城南投炸弹，看来是向自来水厂飞去的。它们受到了中国飞机的跟踪和进攻，中国飞机用机枪扫射，一架飞机垂直地栽了下去，但是没有燃烧。后来就再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听到了空中的许多嗡嗡声。这时天黑了下来，嗡嗡声很长时间没有停止。 下午6时45分，警报取消了。解除了警报，我们终于又安静了。 报纸报道说： 对南京的空袭一无所获--击落一架空袭的飞机。 10月6日 多么卑鄙无耻! 午夜12时响起了警报。里贝太疲劳了，根本就没有起床。我在黑暗中穿好衣服，走到楼下去，因为有太多的人(大约30人)躲在我的防空洞里，必须有人去照管，不使有更多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安排好一切后，便和衣倒在蚊帐里，在床上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时终于解除了警报。 10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好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有高射炮在射击。一架日机被击中，燃烧着掉在城南，或者也许还要更远一些(在城墙外面)，我的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其余日机掉转头去，还扔下了好几枚炸弹。12时30分危险过去了。 14时45分，警报又接连而至。天空阴沉沉的，很难辨清飞机。所有高炮中队都开了火。16时，敌人消失了。就今天而言，轰炸已经够多的了。我想要安静。普罗布斯特博士从桂林打来了电话，他将于星期五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他带了很多行李，想要两辆汽车。我决定宁愿和韩(湘琳)先生用3辆车亲自去接他，使之能一路平安。他还说，想在当晚就去上海。普罗布斯特博士的最后一些话几乎听不清楚，因为我们这里又响起了警报。当时正好17时，天空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时30分警报解除。 18时～19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在我处喝茶。我们一同坐了一小时，讨论了一般局势。我俩都有点悲观情绪。华北已丢掉了，对此已无法挽回。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视为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还会坚持多久呢? 20时，再次响起了警报! 今天似乎没完没了了。四周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来。我把我们的许多中国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找齐了，总觉得院子里黑暗处还有什么在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洞洞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我俩立刻就睡着了，我们确实太疲劳了。21时30分响起"警报解除"的信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可惜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好了一些。 我还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为什么我们要到芜湖去接他呢? 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我对3辆汽车开到芜湖并不感到很兴奋。要是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没有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往往会有许多琐碎的事使人不得安宁。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10月7日 安宁的下雨天，终于有一天安静!10月8日 阴霾的天气，雨水就挂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我和韩(湘琳)先生、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以及我自己的司机总共开了3辆汽车一同到达了芜湖，却是空跑一趟。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的轮船直达下关。他到达时，我们正好经过7个小时的行程后回到南京，累得筋疲力尽。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还在途中甩掉我们，因为我跟不上他的速度。后来一辆军用卡车和他开的车发生碰撞，把普罗布斯特博士精美的普利茅斯轿车损坏得很厉害，幸好还没有坏到不能再使用的程度。他还当着我的面撒谎，说是我叫他一个人在前面开的，这令我大为生气。普罗布斯特夫人的肚子不好，脸色很难看，坐车到上海去对她很不轻松。行李重新包装，整齐地放进了汽车里。下午，我们还查看了中山路上被投下的炸弹炸成废墟的地方。普罗布斯特博士拍了照，没有被发觉(目前是禁止拍照的)。晚上，他们全家出发了。两个大人和司机、两个孩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许多行李，整整一车子。但愿他们一路平安，顺利抵达。天空整天都是阴沉沉的，不必担心有空袭，但必须在午夜以前出发，使他们不会拖到中国人的国庆节10月10日这一天才到达。据说日本人要在这天大举进攻。 为了感谢我写的那篇关于在南京过收获感恩节的文章，德文《远东新闻报》任命我为"名誉职工"。真了不起，对吗?10月9日、10月10日 下雨天，大家的情绪都很好。为了调剂一下，星期日下午(10月10日)我又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喝咖啡。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大使馆的罗森博士现在也成了船上的常住客人，这个人的言谈举止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坦率地承认说，他对轰炸很害怕，有过教训。他如此坦率，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我也不喜欢轰炸。但现在就撤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这样做我还下不了决心。假如日本战舰突破扬子江封锁，直达下关，用舰上的火炮轰击南京，那么，也许才该考虑到"库特沃"号轮船上来休养一段时间。因为到那时，我认为，谁都会哭的，或者说，南京没有一所房子是安全的了。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愿不会到这个地步，尽管今天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10月11日 依然还是十分美好的下雨天! 但愿防空洞不会被水泡软! 真忙呀! 访问了政府各部门，也有令人生气的事，但都过去了。德文《远东新闻报》的胡尔德曼先生收到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他会把它刊登出来。 现在报纸上刊出了关于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去世的讣告。记得我旅行路过青岛探望她时，她还要我向她丈夫问候，并请我叫她丈夫不要为她的健康担心。可惜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她去世的不幸消息还是很迟才传到她丈夫施特雷齐乌斯将军那里，使他在她的葬礼几天以后才到达青岛。10月12日 阳光灿烂，今天肯定会有猛烈的轰炸。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 尽管天气很好，奇怪的是一直都很安静。我和韩先生坐车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收到6000元钱，我想到银行兑换成美元。在去中央银行的途中响起了警报，我们掉转车头，安全地回到了家。警报状态从11时持续到11时30分，看来是一场虚惊。我们又开车出去，顺利地得到了美元支票。我们在中央党部时，那里的地下室里正在放映一部在上海拍摄的中国战争片。我和韩先生被允许不受干扰地看完这部电影，但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欧洲人在中国士兵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13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14时，第二次警报。城南、城北和城东都落下了炸弹，我们看到了城南的一场空战。双方对抗了几分钟，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下去，随即升起一阵褐色的烟云。我们希望是中国人战胜了。第二架飞机奇怪地摇摆着向下落去。它也被击中了吗? 没有望远镜，我无法确定。上海那边曾答应给我一副望远镜，现在到了该给我的时候了。15时20分响起信号： 警报解除。危险过去了。 普罗布斯特博士先生带着他的家人高高兴兴地安全到达上海。 今天(10月12日)西门子电气总公司此处指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系西门子三大公司之一。在德国庆祝开业90周年!难道是上海那些人忘记了还是故意不予理睬?不管怎样，这里没有收到应该庆祝的命令!真遗憾! 16时～16时30分，一次虚传的警报。 各家报纸报道说，总共击落了5架日机，2架在城里，3架在城外。10月13日 天晴，少云。是个很不安静的一天，但一切都发生在远处。8时有警报，8时15分又解除了。是中国飞机在从上海飞往天津去轰炸塘沽的途中，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从9时30分至10时，从13时至14时30分，从16时40分至17时55分，一再响起警报，各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信号。我们看到城南和城北有大批飞机，但没有听到高射炮的射击声。一部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个小时，可能都是正在值勤的中国飞机准备击退日本入侵者。 每次响起警报时，一大批穷苦的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奔跑着经过我的房子到五台山去，那里的山丘下挖有一些较大的防空洞。这是一种灾难。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痛苦的景象，何况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很小的孩子。今天他们叫嚷着从这里过去了4次。 我自己的防空洞里又来了更多的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说德语的黑尔德·森和冯先生也从他们以前大行宫的分行(因为大部分职员在上次轰炸后都逃走了)迁到了中山路(在我的房子附近)。现在只要一响起警报声，他们就逃到我这里来。还有经常给我送信的两名邮差也成了我的常客。不久我就会不再知道应该把他们大家安置到哪里去。我自己在最近一些日子里已不再到防空洞里去了。 里贝先生有病回家来，肚子不好，但愿不是霍乱。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各家报纸报道了中国飞机空袭塘沽日本人仓库的消息，还报道了阿道夫·希特勒要从中国召回德国顾问一事，柏林方面对此毫无所知。文章并且指出，德国军官都是私人身份，可以自己决定去留。路透社从罗马报道说，意大利官方否认了将从中国撤回空军顾问的报道。10月14日 早晨7时，阳光灿烂，因而是极好的航空天候! 谢天谢地，里贝先生的身体又好了。他只是消化不良，今天又快活地上班去了，就是说，到下关电厂去了(这大概是南京最危险的地方)。 9时35分，响起了第一次警报，10分钟后随即响起了第二次警报。天空几乎看不见一丝云。太阳火辣辣地如同夏日般照射下来。我们看到城市上空很高处有一批日本飞机，飞得很高，高得常常看不到它们。四面八方的防空高射炮都开了火。但我们感觉到射击的命中率远不如先前了。对呀，我们都不是专家，可是我们都会批评，总觉得他们不是射击得太高就是太低了。不管怎么说，没有击中。(连一个商人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是批评，而是走到"英雄地下室"去，走到妇女们和孩子们那里去，那就明智得多了。因为天空中出现许多榴霰弹云，各种碎片四下飞落，行人不得不严加小心。10时45分，危险过去了，一直平静到中午。 午餐后，我想小睡一刻钟，却被街上很大的喧闹声吵醒。我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击落的日本轰炸机停在我的门前。汽车似乎发生了小故障，但很快就被排除了。这时，每个过路的中国人都想从被击落的飞机上剥下一小块残骸作为战利品。 16时40分又响起了警报!天空起了云。出现了几架日本飞机，它们受到了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但没有被击中。它们随即就向西面溜走了。北面浦口方向也在射击，东面中央广播电台附近也是如此。17时30分，警报解除了。只要不是在我们附近进行空战和乱扔炸弹，我们就会很高兴。 今天夜里，将近午夜12时，我收到妻子10月13日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是答复我10月12日关于我身体很好的电报消息。妻子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拍电报给我。与天津的信件往返变得越来越慢了。妻子已20天没有收到我的信，虽说至今我已发了3封。 所有报纸全是报道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10月15日 下雨天。上午很安静。14时响起警报，一直持续到16时，不断听到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但从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那里(鼓楼前面)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清早，我去了纳可可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我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对面)。人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会得到特别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距离它并不远，水厂肯定迟早又会受到袭击。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个防空洞。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空洞，就是说，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面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十足的矿工式建筑，甚至在门口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但我还可以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保护洞门不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干的话，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头顶上有了10米厚的泥土，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10月16日 晴空万里。令人奇怪的是好长时间很安静，因而我得以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看到高空有3架日本飞机，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像下雨，无法看见飞机。15时30分解除了警报，16时30分警报再起。天气好极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也没有飞机。日落时，从北面飞来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时30分警报解除。 刚才，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受到了日本人多少次空袭。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只受到12次轰炸，由此整整损失了14个工作小时，大约相当于2个工作日。 我刚才从德国大使馆那里收到了妻子10月2日从天津的来信。她很想到这里来。我该怎样答复她呢? 据说陶德曼夫人在劳滕施拉格尔博士的陪同下来南京，现正在途中，对此我感到惊讶。夫人们当然可住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但我认为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一旦响起警报，轮船就要起锚溯江而行驶向安全的地方，轮船上的夫人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亲人留在城里，就会焦躁不安，最终还得忍受一切痛苦，为此必须要有健康的心脏。夫人们要是像我妻子那样长期住在城外，她们就会承受不了。为什么要来经受这种危险呢? 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妻子都在安全的地方而感到很高兴!10月17日 星期日，多么美好的天气，天空万里无云，也没有空袭! 里贝先生还没有看过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去。哦，会有这等事! 中山陵的牌坊和墓道上的建筑物和墓室都搭起了竹脚手架，外面还都包上了油布。这是不是为了防止炸弹碎片? 谭延闿墓那里也是如此，拱门、大理石柱、石狮和长寿龟全都用松树枝遮盖了起来。就连古老的明孝陵也不再让人进去。整个陵园地区停满了军用卡车(都是空车)，随时准备待命出发，因为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打着瞌睡。就是说，最高统帅就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 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今称美龄宫。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我们不再伤脑筋去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太好了! 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施罗德博士先生今天从汉口回来了。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使用过毒气。这肯定仅是一个借口，他们想以此先发制人，并逃避人们的谴责。据这里一份报纸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的一期德文上海报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道说，日本人竭力要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他们迄今也找不出证据! 我们大家怀着极大的担心等待着毒气袭击的时刻，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有防毒面具。虽然已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保护自己，以免受毒气伤害等简单方法，但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况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顶用，因为它一点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至今我只在中央党部遇到几个士兵、警察和官员，他们带着长形的金属套筒，据说是防毒面具。私人即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日本人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广西有700名平民被炸死或炸伤。10月17日 7时，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为了商务事宜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今天他亲自经历了对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50米高度，想从近处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上的字旗角拉起来，并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使飞行员能够确信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必须要有一点勇气才行。假如日本人判断错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许阁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雨点般的子弹扫射。阿曼先生留下来直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他很会讲。再说，他还从里贝夫人那里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要给普罗布斯特博士带一只柜式大行李箱到上海去。对这个箱子他很有意见。他说箱子太大了，汽车门放不进去。再说，即使是新的，在上海也只值40元。我不得不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说一些甜言蜜语。 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在1937年10月6日的来信中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给他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从他的引言中清楚地看出他是多么为难。他，可怜的人，删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开头部分。也许他是对的。这个胡尔德曼先生，他的确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作为编辑的他不能去触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偏偏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而只留下后面部分呢? 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开头部分：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 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 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 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 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 (1) 签订合同时预付5%。 (2) 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 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 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接下去就是已经刊登出来的内容： 一声长"呜"，三声短"呜" 我们曾请求一位我们在南京的读者，给我们写一下在南京发生空袭时的情况，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态度如何，德国人在偶然陷入困境后做什么和究竟做了什么。我们随即收到一封长信，现发表如下：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 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他一窍不通)，付给他500元～3000元，建筑师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 为什么? 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 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 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榫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间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的，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的，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50米～100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6所～12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就已填补了那些坑洞，修复好了路面。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12名妇女和60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警报突然会响起。以前我们用作报时信号的电器汽笛响起了拉长的"呜--"声，这是第一次信号： 警告信号。就是说敌机已经起飞，正在飞往南京途中的某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赶快奔跑回家，或者奔向附近的防空洞。住得比较远的人就坐人力车赶到安全的地方去。有幸坐在汽车里的人突然发觉，他们的老式小汽车在和平时期时速还跑不到10里，现在却一下子达到十六七里的速度。当我喜形于色地祝贺我的司机取得这个出色的成绩时，他露出一种调皮而尴尬的脸色。看来是我击中了他的唯一致命弱点。 回到家以后，我就派人在大门两边守着，以检查拥进来的人们。邮局和电报局的公务员受到每个人的欢迎，随时都得安置他们。除此之外，凡是与我的家庭没有关系的人，都拒绝入内："真对不起，没有地方。请您别见怪，我们没有多余的位子了。" 抱着婴儿的妇女们受到优先照顾，允许她们坐在防空洞的中间，然后才轮到带着较大孩子的妇女，最后是男人。这是我始终顽固坚持的顺序，它使男人们感到无比惊奇。 几个大胆的男人--管家、司机(他穿着西式服装，必须有相应的举止)等，还有本人只能暂时留在外面。 第二次信号!一再重复的一长三短的"呜"声，表示敌人正在南京上空。现在全城空荡荡的，一片死寂，无丝毫动静。街道上不时有步行或开着车的哨兵在巡逻，也有城市民众应急队队员。 我们数着敌机的架数，同时为正在追赶它们的中国歼击机感到高兴。在高射炮(防空火炮)开始射击时，肯定有纷纷落下的炮弹碎片，我们便慢慢走近防空洞的入口。轰炸机向下俯冲时，发出巨大的呼啸声，紧接着是100公斤～500公斤炸弹猛烈的爆炸声。当炸弹接连不断地落在不远处时，大家都张大着嘴，一声不吭地坐在防空洞里。我们给孩子们和妇女们在耳朵里塞了棉花团。只要稍一平静，就有"英雄"一个接一个地从地下室里走到外面去，想看看周围的情况。每当有一架敌人的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后燃烧着摇摇摆摆地栽下来时，中国人就高兴得热烈鼓掌。只有这个滑稽的、让人难以捉摸的"主人"的表现又一次令人不可思议，他一声不吭地抓抓帽子，喃喃地说："别吵，死了3个人!"鞋匠嘀咕道："怎么啦，他们可是想要你的命呀!" 在云层后面，撤退的日机和追击的中国飞机还隆隆地响了好长时间。然后响起了缓和的"呜--"声，警报解除了，危险过去了!大家平静地却是大声地谈论着重去干活。 这段时间确实很有意思!没有谁埋怨无聊。现在已是晚上10时了，警方的戒严时间开始了，街上一切交通都已停止! 德国学校已不再存在(它已关闭)，解聘了教学人员，退掉了校舍。孩子们均已乘飞机离去，去了安全的地方。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再办起来的! 老鸹"老鸹"是已故领事海因里希·科德斯给我起的一个中国外号，意思是"老拉贝"，并无其他含义。10月18日 仍然是阳光灿烂的天气，天空没有一丝云。8时45分，刚用完早餐，响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9时45分又取消了警报。"假的。"中国人说。它相当于"骗子"、"伪装"或诸如此类的含义，照意思翻译是"虚惊"或"虚传的警报"。 中午以前很平静，我和韩(湘琳)去中国银行和铁道部作了商务拜访。午餐后，14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这次我们听到了飞机飞来的声音，但它们仍在比较远的地方，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它们在南面某个地方(似乎是在城墙外面)扔了许多炸弹，没有向下俯冲。16时解除了警报。又损失了一个半小时。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很健康。这时我们想要安静。 里贝先生整个时间都站在电厂里他的涡轮机旁。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他今天刚把修理好的机器重新开动了起来，所以不想让电厂立刻再停下来。"假如日机真的成群密集飞来，"他说，"当然我也会躲起来的。"是的，亲爱的，但愿你还有时间去躲起来!10月19日 哼，今天日本人对我们可真照顾! 午夜2时，响起了警报，我正在穿第二只靴子时炸弹已经落了下来，震得整个房子都抖动起来。只有里贝没有动弹，仍然安静地在睡觉，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家伙什么都不当回事!正当我朝他叫喊"喂，里贝，第二次警报"的时候，响起了几枚炸弹的猛烈爆炸声。我的朋友里贝却平静地回答说："是是是，我听到了!"今天夜里，我们又看见了我们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制造的探照灯在照射。我走进防空洞里，不得不再维持一下秩序，因为有个远洋公司的报务员，他身材肥胖、大腹便便，总是会挤占妇女们和孩子们中间的好位子。我略微调整了一下位子，因为太激动，掉进了地下水的洞里，把我臀部也弄湿了。今天凌晨，防空洞入口处出现一张用德文、中文和英文写成的醒目的大海报：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1937年10月19日于南京胖子报务员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凌晨4时，危险终于过去了。我们大家对此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刚上床又响起了警报，时为凌晨4时30分。这次得保持冷静。我疲乏地又穿起衣服。当我终于穿着完毕，站在那里时，警报又解除了，时为4时50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人们把巡逻返航的中国歼击机误认为是敌机了。警报取消很长时间以后，我正躺到床上时，高射炮中队突然又射击起来。想必那些人是完全搞糊涂了，但愿他们没有击中自己的同胞。后来我想把失去的睡眠再补回来，但在凌晨时刻很难睡得着。那么，我就洗澡去吧! 月光皎洁的夜晚又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在8时55分，来了第一次警报。如果再这样下去，今天我们大概做不成多少事了。里贝把不让他工作的日本人大骂了一通。9时55分取消了警报。我们没有见到敌机： 又是一次虚传的警报，或者说，日本人从南京边上飞过去了。 中午12时15分响起了今天的第四次警报。警报拉响后，我们已不再那么匆忙了，到第二次信号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这次几分钟后就狠狠地干起来了，猛烈的轰炸声就在很近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快步朝防空洞奔去。天空阳光灿烂，几乎无法认出敌人的飞机。防空中队开炮了，但是没有击中。由于很有可能会被纷纷落下的碎片击中，我便命令大家都进防空洞去。我们等了约10分钟，城北和城南都有可怕的炸弹落地声，南面升起一个很大的烟柱，在天边慢慢地散开，没有火光，只有爆炸产生的烟尘。13时10分，危险过去了。里贝先生吃饭来迟了，他说，今天他也不得不进了防空洞。日本人在电厂总机房不远处投下了一批炸弹，但电厂未受损害。里贝又一次交了好运!10月20日 上午8时，出了太阳，天边有一些云。日本人今天一定会来访。 昨天浦口的轰炸一定很严重。我听说，津浦铁路局的办公大楼和附近的煤场被炸了。据说炸死了9人，伤10人。现在日机已不再向下俯冲，而是直接从高空扔下一连串炸弹。因为它们向下俯冲受到了很大损失，有许多飞机是在重新抬升时被击落的。 里贝先生在修复电厂中做了很好的工作。2号涡轮机已全速运转(5000千瓦)，此刻正在修复3号涡轮机。中国人是否也承认这样的成绩呢? 但愿如此! 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事实： 此刻只有我们那台老的博尔齐希锅炉在运转，它是我们6年前供的货。从那时以来它一直都在运转，根本就没有再让有名的美国锅炉生火。德国的产品质量再次证明是过硬的，但仍有人在挑我们的毛病。 12时30分，响起警报!飞机出现在北面和南面的高空，在南面投下了许多炸弹，可能又是落在飞机场上。南面的方向出现了巨大的尘雾，这是炸弹的成果。有3架大型轰炸机从我们的上方飞过，高炮中队的射击又是劳而无功。为了提防炮弹碎片，我们(里贝和我)回到防空洞，待了几分钟，那里早已挤满了中国人。当我们又从防空洞走出来时，轰炸机正在北面(浦口方向)轰炸。我们也听到了那里有许多炸弹落地的声音，间或还有机枪的扫射声。想必也发生了空战。13时30分，一切又都过去了。 日本人还是很配合的： 让我们安静地吃了午饭，我甚至还能小睡20分钟的午觉。 14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我照样平静地工作，等待着第二次警报。15时40分，发出了拉长的"呜--"声，警报解除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 桂林来了消息，著名的弹道学家、枢密顾问克兰茨博士教授在那里去世了。愿死者安息!他是一位可亲的老先生，今年82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正值初夏，他想要到青岛去，但后来大概还是选择去了桂林。他顺便提到，这大概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次暑期旅行。我想要劝阻他时，他却亲切地挥手拒绝了。想必他对此更清楚，而且被验证了。 德国大使馆的霍特先生躺在鼓楼医院里。一次在长江上作舢板射击比赛时，他后面的人一颗铅弹打中了他的小腿肚。他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作了急救包扎。(在战争中人们什么事都会碰上!)偏偏是打中了小腿肚!要是再高一些也许会更消受些。不过，我还是不批评为好。我自己在非洲时不也是这么做的，只是那时没有打仗。我要去请教一下，我是否应该为他受伤的小腿肚授予他一枚"抗射击嘉德勋章"1350年爱德华三世颁发的系在膝下方的英国最高级勋章。。我相信，我应该这么做! 有家报纸报道说，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就日本人轰炸在上海的德国领地提出了抗议。中方和日本都否认了这期间出现的有关和平的谣言。 《大陆报》(南京版)的一个编辑说，南京人已经习惯了日机的空袭。这说法显得有些夸张。他还说空袭警报信号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不过这个情况倒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次警报时，人们根本不走出办公室，最多是机械地整理好办公桌上的东西。第二次警报时，我才吩咐勤杂工把装有最重要药品(胰岛素)和包扎用的材料等东西的手提包拿到防空洞里去，再打开房子里的所有门，使之不被可能有的气浪摧毁。同时指示办公室勤杂工站到外面去观察天空，等敌人的轰炸机飞近了再通知我。当天空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时，当然就意味着得赶紧了。大家随即从房子里跳出来，朝四周看看，假如出现了危险，碎片满天飞，就赶快奔进防空洞里去。可是，一旦敌人的大型轰炸机飞到一定距离时，人们又会出来张望。这种行为并不总是明智和安全的。但蹲在防空洞里也并不是一种快乐，何况，有30个人一同蹲在里面。如果响起了警报解除信号，危险过去了，大家就又平静地去做各自的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有时还会热烈地讨论一下轰炸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不久就会平静下来。大家都在忙着工作，要想一些别的事情。10月21日 今天夜里3点钟收到一份电报，说沃尔特马德先生今天下午乘汽车抵达。但愿他运气好，我们希望他一路平安，那段路几天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猛烈扫射。 上午8时，天空万里无云，一个极好的航空天候。 9时15分响起警报；9时5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它们也许是在南京前面就改变了航向。最近，如果日机的飞行目标位于浦口的北面，它们就会绕过南京。 我在去下关电厂的途中，拜访了施罗德博士。他的夫人还在汉口，很想到这里来，但不许她来。施罗德博士考虑是否可以让她住到"库特沃"号船上去。我劝阻了他!施罗德博士不大相信克兰茨教授去世的消息。据他所知，克兰茨和夫人几个月前就已在回国途中。看来是他们对溯江而上的情况不甚清楚。施罗德博士还不知道施特雷齐乌斯的夫人已在不久前去世。我在施罗德的住房里发现了里尔茨先生丢失的最后一只箱子，我要把它带回去，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一起。我正想到电厂去时，12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刚好还来得及坐汽车赶回家。大家在那里很是激动。躲到我防空洞里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讲德语的职员们说，他们从上海和南京之间各个支行得到的电话消息称，日本飞机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只有简单的用浸过六胺或醋的漂白薄纱布做的口罩。我检查全体躲在我这里的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我的手提箱里一直都放着这种口罩。女人们都只有一条手帕或小毛巾。我让人把我余下的最后一些口罩分给她们，这些口罩我原本是要剪开作绷带用的。正在关门的一瞬间，院子里又来了3个寻找防空洞的穷孩子。他们瞥见我时撒腿就跑，但我又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在防空洞中间的位子上。我的目的是使我的客人们以此为榜样，懂得在危急关头每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日机飞来了，但却是在蓝天里，非常高，几乎辨认不出来。四面八方的高炮中队开火了，天空中弥漫着薄薄的榴霰弹云。我命令所有的人躲进防空洞，我也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在南面(可能又是城外的飞机场，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想要摧毁它)，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下去。再次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我听到敌机同时在北面及南面轰炸，一定是投下了大批炸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恶魔离开，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投了毒气弹。谢天谢地，我们的健康没有受到损害。下午2时(一个半小时以后)，危险过去了。我派人用汽车去接里贝回来吃饭，这段时间他躲避在扬子江饭店。午饭烧焦了的厨师在骂娘。看来，每个人都有点自己的烦恼。 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在上海附近突破了中国防线，在苏州附近又有两辆载有外国人的汽车遭到了日机的袭击。10月22日 早上8时，沃尔特马德来了。他是今天夜里1时到达南京的，但为了不打扰我，他住到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18个小时。他曾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8个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但是，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实际上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他们对开汽车并不太在行，不过是为了挣钱。车费是每人75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令人讨厌，大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字旗，认为他作为犹太人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 虽然阳光灿烂，但上午是平静的。我和"电量计先生""电量计"在德语中和沃尔特马德先生的名字谐音。去拜访了哈普罗公司，15时2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大校场)投下了一批炸弹。尽管沃尔特马德先生给我从上海带来了极好的蔡司望远镜，但我们仍没有见到飞机。16时15分警报解除。10月23日 美丽的秋日天气，阳光灿烂。 8时45分有警报，10时15分警报解除。我们没有见到飞机。 11时再次响起警报。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时警报解除。我们正要去用午餐，12时20分又响起了警报信号。这一次榴霰弹云密布天空。根据猛烈的高炮火力判断，一定是在无法看见的远处出现了日本飞机，我用望远镜发现了正在飞行的3架日本轰炸机在我们房子上方很高的地方，它们的上方还有一架日本飞机在交叉飞过去，看上去正燃烧着，后来钻进一阵烟雾中消失了。情况看来挺危险，最好还是进"英雄地下室"。城南和城北遭到了持续的狂轰滥炸，估计投下了将近30枚炸弹。弥漫的尘雾冲天而起。13时15分，一切过去了。我多次试图开车出去，到铁道部去，到中国银行去，但均被街上的军人和警察赶了回来。直到下午才平静下来。这是星期六下午，现在我可以去做被延误的工作了。傍晚时分，我正在写信，电灯熄了，我点亮蜡烛继续写。我和沃尔特马德先生、里贝和阿曼3位客人共同进餐。然后我们度过了一个平静而舒适的晚上，消灭了最后的3瓶啤酒，那是佣人在某个地方没收来的。现在只有味苦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苏打水也喝完了，算了!我们就喝茶吧，茶叶有的是。 明天是星期天，中国人说： 日本人在星期天从不进攻，至今只有两次例外。哦，你不会搞错吧!! 晚上收到了从上海来的第二副望远镜--一副18倍望远镜，是德伦克哈恩先生给我弄到的。现在我配备了望远镜，真像一个参谋长。只要住在对面的蔬菜商有黄油卖，我用这副望远镜甚至能把他的最新的黄油价格看得清清楚楚!太不可思议了!奥托，这副望远镜将来一定要送给你，你可以在巴伐利亚山区派上用场，当然我多么希望将来能和你一块儿上山，但是有这个可能吗?10月24日 星期日，一碧如洗的天空。韩(湘琳)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真的搞错了，10时3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和城北，炸弹和榴霰弹再一次雨点般地密集落下。事后据顾问们告诉我，我们经历了一种形式的周年纪念日： 昨天在南京投下了第700枚炸弹。绝大多数炸弹落在城南的飞机场。11时55分，危险过去了，余下的时间是平静的。我和沃尔特马德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发现，在中国老板开的所谓的德国肉店的橱窗里放有爱福牌啤酒，我们赶紧把库存的9瓶全买了下来。埃利卡·布瑟幸福的未婚夫克勒格尔来探望我们，我们一同喝了咖啡，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司机刘每当遇上警报时，为了赶快回家去，就会开"惊慌快车"。汽车减震弹簧终于在开"惊慌快车"时断掉了，汽车不得不再送去修理。我们还听说，永利铔厂在上次轰炸时受到了严重破坏，已不再需要用电厂的电了，因为该厂已不得不停产。看来他们也想使还没有恢复的电厂再次停工。 晚上，收音机里传来不幸消息，说日本人已攻下了上海前线太仓城。假如这个消息确切(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和上海完全切断联系。10月25日 美丽的秋日天气，十分平静。 我相信，日本人知道今天我要庆祝28周年结婚纪念日，所以特别照顾。妻子发过上次的电报后可能已到北京去了(就是说，日本人把"北平"的名称重又改为了"北京"，现在就只差他们把现在的"南京"改称为"南平"即"南方和平"了--它与狂轰滥炸真是多么相称!)。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给在天津的老地址拍了电报，着实出了不少汗，因为用英文写东西不是那么轻松的。不信你试试看!在节前的快活气氛中，受伤的霍特先生获得了"抗射击嘉德勋章"，就是说，是一个系在白色袜带上并写有"霍尼霍特的昵称。也许是想错了"字样的勋章(取自我的勋章箱子)，图案为两枝交叉的火枪，包装是一只蓝绸面子和白绸衬里的雪茄烟匣子。效果相当不错!霍特几乎笑得伤口也痊愈了，并且完全没有预料，全世界都在说： 这只能是拉贝做的好事! 妻子请韩(湘琳)先生给我送来了4大盆紫莞花(读作： 菊花)，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她的两首诗(一首是她自己写的，另一首只可能是出自察恩之手)，同时她还在里面附了一张奥托的照片，就是孩子在以前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后来被她从我这里偷走了，这件事她也许早已忘记了。多多多……谢了，妻子!!我真是高兴!!此外，我又收到了妻子的两封来信(10月15日和16日的)，其中一封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转交的，一定是由目前在上海的陶德曼夫人带来的，大使到她那里去过。 中国人全都垂头丧气的。上海传来的坏消息看来已得到了证实。现在情况怎样了，我们还不知道。 乌拉，刚才又收到了奥托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落款日期是9月26日。快活而又无忧无虑的奥托正在参加摘梅子和拾苹果的劳动。我为奥托·拉贝不久就要成为一名士兵而高兴。祝我的孩子幸福! 下面是我收到的礼物。 察恩的诗： 你的儿子 现在你成了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显示出你的才干吧! 愿你朝气蓬勃，迈入生活! 愿你大胆勇敢，万事成功! 你是我树干上长出的分枝， 如今已变成一棵独立的大树。 给它泥土吧，而不是沼泽和泥泞。 扩大空间让它根枝蔓生。 让清新的风， 摇曳和摆动枝枝叶叶； 让绿色枝叶的花环， 高高竖起向着太阳! 让鸟儿在树枝间歌唱， 世界多么美丽如春天! 天际会怒吼，会呼啸， 要迎着风暴， 挺直站立，绝不屈服。现在你是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是人材之林中的一根栋梁， 尽管有石头，有洼地， 你健康快活而自豪地耸立着!妻子的诗： 纪念1937年10月25日 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 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多拉 1937年10月9日于天津10月26日 航空天候!但上午仍很平静，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做我们的工作。14时30分有警报，15时1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但是据说在飞往南京的途中发生过激烈的空战和轰炸。16时又响起了警报。我用18倍的新望远镜，第一次在我的头顶上方看到有7架轰炸机，我随即迅速地向后退了几步。我一放下望远镜，就几乎看不见飞机了。由于望远镜放大的倍数很高，我把敌机的距离搞错了。我必须先习惯这一点。日机在城南方向又投下了一批炸弹，16时15分，危险过去了。 里贝先生完成了在电厂的工作，他可以到长沙去了，上海却发来了电报："等待信示。不要急于结束工作!"我在西门子洋行工作了27年，还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电报，我真想也成为一名涡轮机装配师。为此我在下午买了一只中国钢盔，一方面为了留作纪念，另一方面是防止上海总部电讯部来电话揍我的脑袋，因为我收取炮兵学校过去的外欠债务进度太慢。各家报纸报道说，太仓仍然在中国人的手里。但从这里人们的脸上看得出情况有些不真实，肯定已经被攻占了。无论如何，我们德国人在扬子江上还有"库特沃"号轮船作为最后一个避难处，这确实令人宽慰。我看到过这里的政府已经溜过一次指1932年初国民政府仓促撤往洛阳。。这种事还会再次重复。以后城里是否还能保持秩序是个大问题。 有家报纸说： 在从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对南京的65次空袭中，已有200人丧生、300人受伤。此外，日本人承认，他们在上海至今已被打死1万人。10月27日 日本人攻占太仓的消息现在已得到中国人的证实，后者现在已撤到了他们所谓的"兴登堡防线"即沪嘉国防工事。。上海的邮件、电报之类还收得到。据说，甚至还可以坐火车到达上海西站。上海是一片混乱!战斗想必十分激烈。在国际租界的边界处的战斗中，欧洲人也受到了日机的扫射。有两名德国人受伤，一名英国士兵被打死。接着，英国士兵得到了守卫这一段国际租界的命令，射击任何一架飞越国际租界边界的日本飞机。今天，南京这里十分平静，尽管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完全没有空袭或警报。我不断听到关于日本人在使用毒气弹的传说。据说已有200箱带红十字标记的日本弹药运到了上海。施爸爸指后文的施佩林先生。家庭生活的下述经历，说明目前上海局势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在此，要感谢我，我把它重复一遍。如有不妥，我保留意见，不承担责任。在施先生住房的附近落下了几枚很大的炸弹，把许多房屋炸得稀巴烂，甚至后来还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施爸爸随即打电话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认为那里要安全些。当一家人终于到他那里时，他正等得相当不耐烦。他开口就对他们说："你们在哪个地方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没有能很快找到妈妈。"小女儿回答说。"哦，哦，她躲到哪里去了呢? 她不可能在家里走失的。"最小的孩子(用格蕾特尔·加尔博的语气)接口说："她躲在衣橱里! 爸爸，你能猜得到吗??"10月28日 天空有些云，尽管如此，9时10分还是有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9时40分就取消了。除此以外，这一天很平静，是工作忙碌的一天。晚上出了一点小事，据说调皮的厨师蔡为晚餐准备了奶酪，但吃饭时却没奶酪。我发了火，骂了他，并说要在下月1日就解雇他。他斗不过我，转身就走开了。走就走吧，就我而言，我不会让步，我要我的奶酪!10月29日 下雨天，估计日机不会来。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厨师和奶酪都成了完全次要的事情。上海防线的战斗对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产生了影响，在这场战斗中，除去双方都有巨大损失以外，其他一切肯定也都超过了至今有过的程度。这样，日本人在上海实际上也许已经或接近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们不相信他们会向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发起冲锋，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究竟还有什么打算。中国人不是没有进行过英勇的防守，我们现在看到的已足以证明，他们维护了中国军队的声誉。我们在这里作过许多估计和讨论，日本人是否能够突破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区，并攻占扬子江的防御工事。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南京就会面对日本的舰队，那将会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局，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也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沃尔特马德昨天继续旅行到汉口去了。里贝还在这里，他在结束了电厂的2号涡轮机和3号涡轮机的修理工作以后，就打算要离开，何况电厂最近已将涡轮机停机，因为永利铔厂这个用电大户仍然没有投产。现在却突然来了指示(可能是蒋介石统帅的)，要求全部机器应该立刻开机。中国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已将带有黄十字标记的350箱毒气弹药运到了上海。(他们是否想用来对扬子江的防御工事施放毒气?)皮尔纳少校带来一个坏消息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岌岌可危，由于上海爆发战争使它损失惨重。据说提供这个银行资金的一些较大的康采恩已被日本人摧毁。我至今还未能证实这个消息。施彭勒告诉我，他听到皮尔纳的消息后，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出了他的存款，铁道部不想以英镑签发期票。我感到真滑稽! 难道欧洲的形势尖锐了? 今天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阴云密布"，也不适合安抚情绪。偏偏又来了这桩倒霉事! 据说蒋介石夫人乘车去上海途中，汽车驶进了一条沟里，她从汽车里被抛了出来，折断了几根肋骨。据说在太白岩即采石矶。附近(在去芜湖的路上)一艘装有300万元弹药的中国炮舰，被日本轰炸机炸得粉身碎骨。皮尔纳声称见到了这一情况，并说也知道这是间谍活动造成的?!劳滕施拉格尔从北戴河经过上海回到了这里，给我带来了妻子在天津为我购买的胰岛素。这东西我现在有了3个月的储备。 我收到了西门子电气总公司寄来的100份1938年的德国记事日历，作为送给客户的圣诞礼物。辛施兄弟公司从汉堡寄来了每年都要提出的请求，要求寄送圣诞包裹。辛施公司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十分精美的汉堡冬季风景明信片，使我们的"心肠完全变软了"!天呀，圣诞节--我们还一点也没有想到!今年我们会在哪里过圣诞节呢??--喂，你别哭，拉贝。过去你可不是这样的!! 下面这些诗句是我趁脑子清醒的时候写下来的： 和人人都相干 我一再有把握地说：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 大都是从上面落下的， 高空也会掉下碎片， 击中谁，痛得要命， 如果劈啪爆炸，不及时走开， 你肯定会说： 啊--我想， 还有足够时间躲开， 我只想看一下…… 别说废话了--快些吧， 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10月30日 下雨天，多么美好的雨天。"库特沃"号已决定驶往芜湖，去装运刚刚挖出的煤。女士们全都离开了船，在这段时间内留在"危险的"南京。 收到了妻子10月17日和20日的邮件。乌拉!妻子在天津的《华德报》上读到了我关于在南京庆祝收获感恩节的文章，重新获得了勇气。这就对了。妻子!这文章首先是为你写的。你立即就理解了，使我很高兴。10月31日 雨还在静静地下，好极了。我们根本就不想有比这更好的天气。 上海的战斗在紧邻外国租界区的地方继续进行。战斗中又有一批人员被打死，其中有3名英国士兵。另外有一批过路人受了伤。所有外国人，当然还有全体中国居民，交口称赞500名或800名中国人，他们在被切断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个仓库里指上海四行仓库。英勇地抗击日本人，表现得视死如归。我在报纸上读到了第一批和平序曲，不过也只是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没有橄榄枝的和平鸽，一点用处没有。11月1日 天空稍有云层覆盖，但是没有空袭。我们可以安静地做我们的事。11月2日 雨大滴大滴地下着，看不见山，一切都淹没在云层中。尽管如此，9时15分响起了警报，我们不得不中断我们例行的商务访问。9时30分，一架中国飞机在离我们房子仅200米的高处一掠而过，警报就又解除了。我听说，如果有中国轰炸机升空，现在也发警报。人们想以此防止暴露中国人隐蔽自己飞机的地方。LA施密特先生从上海发来电报说："请电告需要的食品。"背后肯定包含有妻子的极大担心。她想在天津给我寄一箱松脆面包，但未办成，现在要由施密特先生来做了。我答复说："非常感谢。目前我有足够的食品。"因为我确实还有我需要的一切东西，松脆面包片没有的话，黑面包也行。我刚从医生处回来，血糖正常，只是有时心悸得厉害，凌晨3时更为严重。这是神经性的现象，也许是可以医治好的，我想试试看，也许是我用的胰岛素太多了。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敢死营"的尚存者撤出了仓库。蒋介石做得对!仓库里已有将近100名士兵丧生，最后的人员撤出时还会有损失，然后这个插曲也就此结束。但它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明： 如果有必要，中国士兵也会死得其所。11月3日 还是出色的下雨天。14时45分有警报，但15分钟后又取消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发警报!也许只是想干扰我的午睡，他们连一丁点儿快活也不想让人享受。这里的一张报纸上最近有一则简讯说： 当局即将对城内的全部防空洞进行检查，检查它们是否顶用，就是说，它们建造得是否牢固，是否具有足够的保护作用。我当时并未重视这则简讯。现在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这是我在上海德文报纸《远东新闻报》上那篇署名"老鸹"的诙谐文章的后果。尽管不是这么回事，但他杜撰得很好!这正合我意。也许并没有检查出多少问题，虽然在那则报纸的简讯中提到过，对那些不完善的防空洞必要时将予以重建或修理。遗憾的是，只有十分富有的人才会建造得起一个真正的抗轰炸的防空洞。为此需要有很粗的树木或是铁轨，相当多的黄沙和更多的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可惜我们都没有!统统没有!11月4日、11月5日 天空云层密布，不时下雨，没有日机到我们这里来。糟糕的是，我患了重感冒。头痛，低烧，咽喉痛，嗓子沙哑，咳嗽，脉搏每分钟95次，心悸，使我整夜都没有睡觉。医生说："并不严重!!"好吧，我想我是病了!不过，一定是我有什么事搞颠倒了。因为，今天夜里有过"警报"，我肯定是没有听见，因此我还是"傻乎乎的"!不能再这样下去!医生随即给我(估计是治"傻病")开了药特灵、洋地黄、丫啶黄、阿达林和溴剂。另外，我还主动服用了阿司匹林。我看到账单(今天这里的药价是原先的3倍)时，我的病已好了一半，但愿另一半会便宜一些!只是不要让妻子知道，否则她会毫不顾及日本人，沿着津浦铁路的路轨从天津步行跑到南京来。此外我还在考虑，在陶德曼夫人(德国大使的太太)到达这里后，我是否也让妻子来。大使能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嘛!!尽管我认为这确实是不明智的!11月6日 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都会产生意见分歧。这肯定是出于古代他们好争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最伟大的"快舌"，也即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对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3天的虾蟆肿病之后，今天又动笔写日记了。谢天谢地! 日本人对我的病(我患了重感冒)照顾得令人肃然起敬。前3天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在南京是如此。总的战局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 中国人对目前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他们总是认为，您应该看到，美国一定会帮助我们!哎，但愿是这样。但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公开的抱怨声，说英国与日本的贸易减少了，因为英国在日本遭到了憎恶。一旦事关"镑"或"美元"，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英国或美国都是如此。第一是做生意，中国人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还远远轮不上呢。有人说，现在英国需要大力保护在中国，尤其是在扬子江沿岸的贸易利益。干吗要和日本打仗呢?不，还是不要打!!况且在日本也投了资，而且为数不少。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对整个会议又能寄予多少希望呢?他们一定会竭力促成一个折衷的和平。但是中国不想要这种和平。中国要求九国予以保证，它目前正在捍卫的是不可侵犯性。也许通过发布实施制裁会有帮助，可是即使这一点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日本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威胁： 一旦用制裁措施给我们制造麻烦(石油禁运等等)，我们就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是说，欧洲国家和美国至今还享受的一切特权就要中止。然后日本就对中国宣战!在此以前还只是一种"友好的争论"!可怜的中国呀! 我们读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抗击纪律严格的日本部队的有关报道时，确实是惊讶的，而且那还是一支征募制军队(虽然南京政府规定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并没有得到实施)。虽说是向上海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据说这些顾问三分之二已经阵亡)南京最好的部队，可是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装备，即使是最好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在装备方面实在差得太远了!日本的现代化军队装备有重型火炮、无数的坦克和轰炸机等等，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日本当然最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进攻不可等得太久。再过四五年之后，它面对的就是一支中国的人民军队，这支人民军队有很大的可能会战胜它。这个风险日本人是不愿意冒的!11月7日 还是倾盆大雨的天气，完全像我们所希望的! 最近的伙食不太好，但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战争问题"还是"佣人问题"。我们的管家请了3天假，在他不在期间，他叫来了一个替工，令人无比高兴的是他会讲一口地道的无可否认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今天早餐时我们之间有过如下的交谈： 主人： 你过来!火腿和煎鸡蛋吃起来有鱼味，这是怎么一回事? 佣人： 鸡也没有办法，主人，现在已没有真正吃的东西了，只有吃鱼了。 主人： 可是黄油也是这个味道，难道你认为奶牛也只有吃鱼吗? 佣人：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主人，我要去问问它。 现在我真的想知道，奶牛将会回答什么!如果他把煎锅清洗一次，也许就会把鲸油的味道洗去。我将对此提出建议，因为很有可能我的那些防空洞的客人都是用的这只煎锅--就是说，我的煎锅!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新闻!11月8日 今天是一段时间雨天后的第一个晴天，天空一碧如洗，而且没有轰炸!值得尊敬的日本老爷们不是忘记了我们，就是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下面防空洞那里看上去漆黑一团! 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大扫除"。城里到处都在排干防空洞的积水，一些地方有军人和消防人员在帮忙。我这里不需要帮助。我们的"英雄地下室"里虽然已有2英尺深的地下水，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抽干了，就是说，用的是水桶和食品罐。 我外出作例行的商务访问时，听到了相当多的坏消息。看来在中国人中间正在逐渐蔓延一种"准赤化情绪"。里贝先生不久前已经告诉过我，电厂的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染上了"红色"。有人直接问过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更好些?俄国人似乎在这里暗暗地作了大力宣传。今天有个商务方面的朋友(一个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私下里对我说，全体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抛弃了中国，他们都会投向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宁愿受俄国的控制而不是日本。多么周到的考虑!!谢谢!!究竟还会把中国引到哪里去呢?据说与上海的公路联系从昨天起就中断了。第一次没有收到上海的英文报纸(即11月7日的报纸)。11月9日 美丽的航空天候，但没有空袭。 这很可能与上海的战事有关系。上海的报纸今天也没有到。上海的电台广播说，上海陷落了，就是说，上海地区内不再有一个中国士兵了。这样，南京和上海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只要陆路不通，就不能恢复联系，至少暂时是如此。至于水路能否通行，需要过几天再看。类似情况在1932年初这里已经发生过一次。如果除了上海邮件一时到不了，再没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我也就算了。但是，很有可能会随之产生与此相关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例如缺乏食品等。那时会变得怎样，暂时谁都不知道，我更是一点不知道。韩(湘琳)先生说，中国人即使必须退到西藏，也不会讲和。但韩(湘琳)先生一个人的话是算不了数的。在上海的日本将军松井10天前曾预言在11月9日将中国军队赶出上海。他言中了。他同时还声称，随着上海的陷落，战事也就告结束。如果他在这件事上也言中的话，我不会反对。中国人确确实实英勇地进行了保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赢得战争，是因为他们缺少日本人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太原今天也陷落了。这样，就如同我们说过的，我们在这里暂时就无计可施了。假如说布鲁塞尔九国会议真的没有作出中国同意的而又不丢面子的决议(目前看上去很有可能)，我认为，日本人将会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全力把中国政府即蒋介石统帅赶出南京。我可以设想这事也不会太难。据我的判断，日本军队要从陆路上推进无疑是不容易的，需要突破类似"兴登堡防线"的战线，会有重大的人员伤亡。要征服水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得清除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要摧毁江阴附近的要塞。就我听说的，日本军队只有用大规模的毒气进攻才能实现，我相信日本人实际上也会这样做的。不过还有一个另外的途径，也即以前已经宣布过的，加强对南京的空袭。据别人告诉我，日本人目前在上海拥有将近600架飞机。据说前几次大规模战斗时，在大批歼击机和护航机的掩护下，有60架～100架轰炸机同时投掷了炸弹。如果这样的一支空军部队进攻南京，毫无疑问，他们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希望(上帝保佑)不会到这一步。万一真的到了这一步，到那个时候我宁愿待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不过，别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这个呆瓜!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们还是别去管那种预言了。冥思苦想得越多，一个人的情绪就越糟。一场现代化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意味着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命运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多么有趣，刚才收到了北方来的邮件： 妻子10月31日从北平来的信，奥托10月6日从萨勒姆来的信，格蕾特尔10月9日从哈尔特恩来的信，并附有维利10月8日从柏林给她的信，连乌尔西拉贝对其外孙女乌尔苏拉的昵称。1996年12月，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将《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也附了一张自己画的画。这是我在一天内收到的全家的好消息。奥托告诉我，他在去慕尼黑入伍之前，想于10月25日去探望格蕾特尔四五天。格蕾特尔得到柏林来的消息说，维利又要到中国来了(但愿这是真的!)。其实维利是孤身一人住在柏林。11月10日 阴天，云层很低。尽管如此，13时15分响起了警报。约有9架飞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高射炮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但毫无成效。前前后后一片爆炸声。当高射炮弹的碎片开始在周围屋顶上劈里啪啦作响时，我立即命令大家躲进防空洞。只有里贝除外，他正站在学校走廊里用我18倍的蔡司望远镜观察天空。每次，当我们躲过了这样的"暴雨"安然无恙地走出来时，我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督促人们及时躲进防空洞却越来越难了。因为老天保佑，至今还没有出过事，他们也就变得麻痹大意起来。要是我在当时不偶尔狠狠地发一通火，他们就不肯相信会有危险。我们的防空洞被水泡得很软，我们辛辛苦苦地把地下水弄出去。我们不得不连续几个小时地排水。什么都又湿又滑，今天我就从台阶上笔直地滑了下来，把我的裤子搞得很脏，还丢了脸。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现在一定要砌一个砖石台阶。14时45分，危险过去了。我注意到没有中国的防空飞机升空。难道已经没有防空飞机了?也许这不足为奇! 今天，我们的办公室勤杂工和佣人被征召去当兵了。他俩约为30岁出头至35岁左右，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因而白天的其余时间是有空的。 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远洋电讯服务》的消息来源了，它是《大陆报》(南京版)的一张对开四版的小报，通常只是"远洋电讯"的翻版，它试图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在简短的"编者说明"中掩饰中国人遭受的巨大损失。只要我们能听到上海电台，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及其严重性。我们已不抱太大的希望，目前的形势"很难说"。对此我们也不得不听天由命!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军事顾问们报告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人们在夜间只有手里拿着毛瑟手枪才能出门! 11月8日一篇发自东京的"远洋电讯"很有意思，它报道如下： 六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指责日本人违反了"华盛顿协定"。因为这样日本就更有理由可以向英国和美国提出这样的指责。例如1923年3月23日，美国和英国炮舰轰击了南京，而且这种行为当时是得到美国同意的。他们似乎要我们日本人相信，1927年英国炮舰和1930年美国炮舰对中国敌意的进攻也只是自卫措施。这样，理所当然地他们也必须同意日本拥有同样的权利!一着高明的外交妙棋!那时，其他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今天，日本这样做，大家却叫嚷起来!如果戴上一副日本眼镜(欧洲就有一批人戴着这样的眼镜到处游说)，世界看上去就是另一个样子!11月11日 哈哈，云层密布，而且是厚厚的云层。我的防空洞里的水"几乎"已经排干了，砌了好几级挺漂亮的砖石台阶。我们已准备就绪!上午的情况还好，一切都很平静。可是到了下午1时15分，里贝和我坐在那里用午餐。佣人说，警报响过了，我们应该稍微吃快一点。我们没有听到第一次警报信号，因为上海电台的音乐太动听了。尽管在打仗，那里可还在庆祝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我们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就响起了爆炸声。我们数了一下，有9架飞机，其中的重型轰炸机正慢慢地朝我们的房子飞来。后来有一架向下低飞时，我已进入防空洞，我的中国客人们都一个不缺地躲在里面。只有里贝还在外面，他认为有以前学校校舍大门作掩护就够了。在北面和南面，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各个角落伴有熟悉的高炮和机枪的"音乐"。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 高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想去看看。飞机断裂成两半，冒着大火和浓烟栽到地上。我们看见约5名～7名机组人员中有两人在大火和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傲慢的轰炸机在20秒钟后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时15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城内又一次传开了最惊人的谣言。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这样就不会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要在下过8天雨后到处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蹲上3天。多么"美好"的前景!但愿不要像预言的那样严重。另一些谣言说已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别人讲给我听的事我都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听说的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不过，我是一只聪明的"老鸹"，为我的声誉必须这么做! 今天又收到奥托10月11日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他还是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12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打电报我也得节约呀!11月12日 雨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有日本人来访。在证实了昨天这里不是击落一架，而是两架轰炸机以后(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50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 今天一开始就很反常。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我当然断然拒绝。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字旗。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 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为了和我言归于好，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他们只花了5元钱，这是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扣头，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如果一天的开头是这样，那么通常会发生一连串这种事情。刚才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 "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 "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我现在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 "我该怎么办呢?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我们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简略得太过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此人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遍所有的旅馆，找到了他的落脚点。即刻前往，恭敬地寒暄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位，而是他的什么第一侍从或诸如此类的人。于是，我板起了面孔，结果那位真正的司令这才露面。事情这样才算是对了头。唉--，如此等等，今天就写到这里。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太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 "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11月13日 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是到现在为止，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是为此而夸奖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 中国邮局毫不屈服!11月5日的信件和1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受骗了!11月14日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 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我立刻被拒绝了。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陶德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11月17日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 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陶德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陶德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去。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好了行李。韩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我还不清楚。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 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了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愿这不会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也听说日本人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完蛋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人们可是没有想到!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太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了第一批6件行李，可以送到码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来应当上午11时到。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干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 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告诉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也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11月1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行李还在不停地包扎。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按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第二批行李已经装上了两辆车，又得卸下来，因为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领到了他们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现在28元，而不再是20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史迈士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3位先生： 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我不明白为什么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留下。所以我请陶德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大使正好外出不在)，请他撤销这个命令。陶德曼夫人答应尽力试一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人，我们要他留在这儿有何用。罗森博士当然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注意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参与这一事件，我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冯·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湘琳)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11月20日 尽管气压大大升高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由办公室杂工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旅途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本人在常熟突破了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失守。还听说日本人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天早上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开走了。不过又专门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11月21日，星期日 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 外国大使馆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这是我们的估计。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预。他为此求助于中国外交部。 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让我发愁。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给我和我保护的人找到这样的地方，那可好极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住在我的房子里。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搭乘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我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很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以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把这些人都安排在哪儿，我一时还真的不知道。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先生(他是冯·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来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行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一来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南京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哄骗，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就撤走了，部长总不会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冯·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相同的消息。11月22日 天气晴朗，非常好。我的"气压表"又预报对了。7时30分，我还躺在浴缸里的时候，警报响了，不过只是一场虚惊。8时又取消了。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只要警报一响，他就跑来了，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的亲戚。可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有75厘米深，却看不到他来参加排水。唉--你听，这时，上海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放一首优美的歌曲《献给你邻人一片爱》。要是这家伙不来排水的话，也没有办法!!苦力葛(文海)认为，舀干防空洞里的水太难了，就是说，时间要很长。现在我们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请他们带一个合适的水泵来帮助我们，他们暂时答应了。不过，消防队来不来，还得等着瞧。 罗森博士先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10时到腾空了的大使馆里商量将来怎么办。我非得有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不可，否则我就无法走出这座院子!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消防队出洋相了。他们没有给我送来水泵，而是送来了一部中国水车，一个所谓的绞盘。我不会用它。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所有能支配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舀防空洞里的水。应该原谅鞋匠，忘记他原先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他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还有他六七个亲戚舀水时很卖力。我们终于把地洞里的水排干了，却遗憾地发现防空洞的一部分即西墙倒塌了，非常讨厌的事。原来帮我钉封条的那个木匠要是还在的话，他就要倒霉了，但是这人已经走掉了。这段时间，这里的警报一个接一个： 10时～10时45分的警报是一场虚惊；下午1时～2时40分则发生了一场空中混战。东面一架飞机勇敢地自卫以后，起火坠落。后来又有一架飞机坠毁在南面，看上去好像是飞行员被打死了。可惜我用了望远镜也不能确定被击落的飞行员是哪个国家的。不过，后来听说被打死的飞行员中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高射炮没怎么开火，即便开火了，也都没有击中目标!南面落下一连串的炸弹。停了5分钟以后，警报又重新响起，从下午2时45分到3时20分，这又是一场虚惊。 刘工程师带着罗先生从中央广播电台来了，请我把该台的一部分设备送到"库特沃"船上安全的地方。为此，他许诺给我一部大使曾经提出的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大使那儿。可惜来晚了，陶德曼博士先生正准备上船。真遗憾，两位先生早几天来就好了。 在两次警报的间隔时间里，我和罗森博士在德国大使馆里交谈。罗森博士还是留在了这里。我的游说毫无作用。 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大家选举我当"主席"，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德国大使在上船前不久通过我的介绍认识了史迈士博士(委员会秘书)。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台)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的同意。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 在上海日本大使收到电报以前，不准公开发表电报内容。我们十分希望我们向日本人发出的呼吁不是枉费唇舌。因为这里没有法国人、意大利人，所以委员会里没有法国代表及意大利代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电文如下： 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 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的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 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 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 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 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得到尊重。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将会给双方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必要的准备。 国际委员会满怀信心地希望此建议能够得到友善考虑。 JM汉森 G舒尔兹·潘廷 PH芒罗·福勒 约翰·马吉 PR希尔兹 艾弗·麦凯 约翰 HD拉贝 JF皮克林 MS贝德士 爱德华·施佩林 WP米尔斯 CS特里默 DJ利恩 查尔斯 H里格斯 刘易斯 SC史迈士 (作者注： 姓名下面划了线的先生们在被占领期间留在了南京。)11月22日 开完委员会会议回到家，佣人张(国珍)求我给他妻子请一个医生。希尔施贝格大夫来做了检查，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个星期以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厨师得了动脉硬化症，照医生的看法，他静养几天以后就会复原，并可以工作。这些病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又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佣人张是唯一能马马虎虎代替厨师的人。可是现在他妻子病了，拖累着他。我很想知道谁能来接受做饭的工作。我不能雇用一个新人。必须找一个解决办法。 韩先生最近考虑干脆不送走他的家人了，请我给他出个主意，他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拉，做饭的问题解决了。苦力葛(文海)和办公室的杂工蔡(子良)愿意一起做饭。 晚上10时，现在再听一下新闻广播。然后什么也不干，上床睡觉!11月23日 今天是我55岁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我今天得到了阴沉沉的天气，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从妻子那儿我得到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谢谢妻子!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她是请陶德曼夫人把围巾捎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包裹本当11月23日能到，可是根据陶德曼夫人的解释，她好像又改从邮局寄了，而邮局却没准时送到，对此我感到不可理解。无可奈何!这一次，我也不得不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办公室杂工蔡说，他不能用蜡烛做出蛋糕来。这个笨家伙总是把事情理解颠倒了!但是我有办法补救，收音机还能用嘛。中国总是有人在过生日，常常让人从上海电台用电波向自己表示祝贺。因此播音员总是备有一张特别的唱片"祝君长命百岁"。我索性听这张唱片，想象着这是为我播放的!早上5时，骑兵上尉洛伦茨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特沃"。别做梦了，骑兵上尉先生，"库特沃"昨天晚上就开走了。6时30分，电话铃又响了，可是我躺在浴缸里，不想被人打扰。清洁高于友谊!7时，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的编辑)和沃尔夫·申克按响了门铃。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与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胡尔德曼和申克想搭乘"库特沃"继续前往汉口。送他俩去芜湖的许尔特尔则返回这里(他说，他得看守大使馆里的椅子腿，不让它们逃走)。 8时，我把张(国珍)的太太送进了鼓楼医院。这个可怜的女人痛苦万分。跟平时一样，我们在医院里等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在特里默大夫的帮助下就诊。厨师曹(保林)走路还有点儿摇晃，不过也许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史迈士博士打来电话说，路透社在发电报时已经无意中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我们让人正式发电报致歉，以免激怒上海的日本当局。 不断有伤员到达下关火车站。史迈士博士派医科实习生去火车站照顾这些伤员，我得把我的汽车借给他们用。韩先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他的一个中国朋友要送给我两辆卡车，上面装有100罐汽油和200袋面粉。这是一件生日礼物，我满心欢喜。用这些东西能办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急需食品和汽车给委员会。现在可以安排定期送大学生去火车站了。当然我必须把这些汽车开到我的房子里保护起来，不过我们很乐意这样做。要是这个消息确实--??这消息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胡尔德曼和申克来告别了--一路平安!要快，孩子们，不然你们就赶不上了! 下午5时，在张群先生(前外交部部长，现任外交部政治司秘书长此处拉贝有误。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那儿参加茶会。到场的除了大约50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外，还有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市长马先生以及其他各界著名人士。好几个人致了辞，全由霍林通·董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翻译。这个茶会的意图是要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每天晚上8时～9时之间在国际俱乐部碰头，在那儿我们可以和中国领导人士或他们的代表保持接触。这个主意不错。类似这种"圆桌会议"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北京也有过，只是现在扮演的角色不同了。 今天有两次警报： 上午11时10分～11时20分；下午2时25分～2时45分。不过两次都是虚惊。 我那美好的生日礼物，即带有司机、汽油和面粉的两辆卡车，只剩下了一辆既无司机又无货物的空车。据说其余的东西在关闭了的和平门外面某个地方。明天将全体行动，把东西送交给我。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我的生日礼物。另外，我还从韩先生那儿得到了4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这一定又是妻子暗中送的。多谢了，妻子!现在我的桌子看上去整整齐齐，像过节一样。11月24日 前面提到，路透社提前发出了关于国际委员会计划的电报。史迈士博士立即对此表了态，即对这条消息做了如下更正： 为平民百姓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倡议不是美国大使馆，而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委员会发起的。罗森博士昨天中午就从广播里听到，东京已经根据路透社电报的消息提出了抗议。东京方面问道，已经离开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与这些计划究竟有什么关系。罗森博士随即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向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发去了下面的电报： 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免遭破坏这一事实，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此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和东京。新的保护区在特别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 我这里只有记录手册。请转发东京。你们及东京大使馆的答复尽可能通过美国海军发到这里。 罗森防空洞里的水又满了，但是没有上一次那么糟糕，我们还能赶在第一次警报(从10时到10时30分的预备警报)发出之前及时把水舀干。今天天气好极了。11时20分又有一场虚惊。11时45分，解除了警报。下午2时20分，第三次警报响了。我没有听到第二次警报，这时四面突然响起了枪炮声。在我们的南面，但又好像是在城墙里边落下了许多炸弹。我看见两架轰炸机从大约2000米的高空往下投炸弹，便一头钻进还很潮湿的防空洞，里面挤满了中国人。接着一片寂静。3时40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韩先生整个上午都在跑来跑去，打算领取那辆装着汽油和面粉的卡车，可惜他一无所获。一个司机逃跑了。第二辆卡车以及汽油和面粉已经被第八十八师看管起来了。这个师占用了存放着上述物品的院子。要不是我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朋友(杭立武博士)帮助我的话，我可就吃亏了。那就太遗憾了，我本来可以用这两辆车好好帮助伤兵的。伤兵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央医院院长J亨利·刘博士走了，他留下的两个主管医生也全跑了。要不是美国的教会医生坚持到底的话，我不知道那么多伤兵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段时间里，我动用了别人送给我的那辆卡车。只要我不需要司机刘(汉臣)给我开车，就由他驾驶那辆车。他开车时打着德国国旗，以免汽车被征用。中国士兵现在碰到卡车就征用。我听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说，已经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全体南京市民撤离这座城市(这个消息还有待核实)。11月25日 秋天的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医生的问题使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给香港、上海和汉口的红十字会拍了电报，请求派遣医生和寄送药品。跟所有其他大使馆一样，美国大使馆也在敦促他们的同胞离开南京。由于电报是由美国大使馆发出的，我们无法找到外国医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要我帮助抢救中国皇家古老的奇珍异宝，然而事情竟发展到了这一步。我过生日时怡和通砖瓦厂送给我的两辆卡车中的一辆有一段时间曾用来运送大学生去照料伤员，现在归杭立武博士先生使用。他调集了一个车队，要把15万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千真万确)珍宝送到码头，政府要把它们带到汉口去。人们担心，万一这些珍宝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就会被送到北平(本来它们就属于那里!)。 昨天，收音机里报道了上海的情况。日军司令部对我们努力在本地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反应是友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到。 收到了妻子11月11日的来信(路上走了14天)。现在我担心可能不会再有信来了，因为陆路也许很快就会被封锁。多谢了，妻子!乌尔西的纸娃娃我保存起来了，当作护身符。 到现在为止，已有两次虚惊： 9时5分～9时30分，11时40分～12时30分。 韩先生的防空洞现在也坍塌了，他只好再挖一个。另外，他正在学校里准备一个房间，让他的家人搬进来。埃拉·高太太送来一些木箱和皮箱托我保管，里面有两个挂钟，用纸包着，上面贴着"小心，钟表"的标签。所有物品都送进了车库，否则我真不知道把它们放到哪儿。 马市长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下午6时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茶会。好的，我们去，正好调剂一下生活! 礼和洋行的丁先生征求我的意见，他能否把自己的旅馆托付给施佩林先生管理。他当然能。一个施佩林总不会扛走一个旅馆! 我的邻居鞋匠(这个令人讨厌的鞋匠)现在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心同德。他和他的家人整天都在舀防空洞里的水。他还给我(花10元钱)做了一双漂亮的棕色靴子。我自愿多给他1元钱，让友谊粘得更紧。他说要再帮我做一双靴子，来配我的国社党制服。一个人是会变的，这个希望永远不能放弃。还有，你要把爱心送给你的邻居!据上海电台播音员报道，昨天有40人在城市遭轰炸时身亡。有几枚炸弹落在所谓市立剧院的附近，当时我们正在里面参观画展。 除此之外，电台还报道说，日本人对于建立平民中立区一事至今还没有给予"最终"答复。我决定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发电报。今天发了下面的电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转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 我恳请您代为转发以下电报。第一封， 致元首： 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 西门子驻南京代表第二封， 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求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希特勒万岁! 拉贝 西门子代表 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如有必要，我将支付电报费。请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从我账上预支。 拉贝由于我不能肯定拉曼先生会不会被高额电报费吓退，所以请他让人从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预支这笔费用，记在我的账上。 下午1时30分～3时３０分空袭： 轰炸城南。 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请我去别墅俱乐部参加告别酒会。看来我必须参加，尽管我从来也适应不了鸡尾酒会。英国海军似乎也要撤离。这并不怎么令人高兴! 今天公共汽车停运。据说所有的公共汽车都开到汉口去了。现在大街上或许会变得安静一些，虽然据说这里还有20多万中国人(平民百姓)。我多么希望(上帝作证)希特勒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终于能够建立起中立区。 怡和通砖瓦厂的孙先生，是韩先生给我带来的一个新朋友。他愿意给我们修筑一个新的防空洞，原因是老的防空洞里总是充满了地下水。如果这个"伟大的想法"能够变成现实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因为泡在有水的防空洞里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国际俱乐部马市长举行的茶会上约定，请我们留下来的外国人每天晚上6时～7时在北平路69号英国文化协会里与中国人见面。除此以外，没有商谈任何重要的事情。英国上将霍尔特在别墅俱乐部举行的告别酒会也进行得平淡无奇。我借此机会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托付给美国大使馆官员艾奇逊先生，他答应帮我设法发到上海。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汉口方面对建立中立区表示担忧，因为事先没有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电台还报道说(《上海晚报》通讯社提供)： 江阴要塞不久就要投降。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南京痛苦的结局就要来到了。因为这意味着日本战舰将从扬子江开过来，从江面上轰击这座城市。这是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想象怎样保卫南京。不过我觉得这条消息报道得早了一点儿。也许上海电台的播音员根本得不到中方的新闻，而只有日本的。11月26日 天晴，阳光灿烂，可能会有高朋来访。 有个中国人来找我，想请我在首都饭店(南京最大的旅馆之一，据说是他亲戚的)升一面德国国旗。我们可没有那么傻，断然拒绝了!再说，亲属关系也不对，因为我对店主了解得很清楚。 此时此地，我们生活在一个"谣言"时代。四周充满了最惊险离奇的传闻，当然，要把它们写下来是不值得的。刚刚传来的一条消息说，最高统帅决定将防守部队的前沿阵地确定在城外50里处。这个消息受到了欢迎，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它。一旦防线被敌人突破，人们将撤离这座城市。我无法判断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从军事角度看是否可信。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它毕竟听起来不错! 许尔特尔先生把胡尔德曼和沃尔夫·申克送到了芜湖他们要去的地方，带来了关于"库特沃"号的最后趣闻。听说我的朋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王先生和他妻子)果真又下了船，好像是坐火车去汉口了。还听说"库特沃"号船上成立了一支类似警察的纠察队，由布伦德尔少校领导。这很有必要。因为已经查明，在德国人上船的时候，原来给德国乘客准备的二等舱已被中国人占用。这些中国乘客是由船上的中国船员(所谓茶房)偷偷带上船的(当然要收取高额酬金!)。 杭立武博士刚才在回答我的询问时告诉我说，我们不必为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建立中立区一事担心，最高统帅本人已经表示赞同。我们现在也为委员会找到了一名外国人作总干事，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菲奇先生。现在我们只等日本人同意了。 德国大使馆收到了上海总部给我的一份电报，内容是： 转西门子洋行 本西门子洋行通知： 请您本人决定是否离开南京。为了避免人身危险，建议迁至汉口。望回电告知您的打算。我请人通过大使馆答复如下： 转上海西门子洋行 11月25日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 拉贝韩先生成功地从怡和通砖瓦厂取出100罐汽油，还有20袋面粉。院子里正在修筑新的防空洞，我还得另外找一个地方存放汽油。100罐汽油放在院子里，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有点儿太危险。 史迈士博士打来电话说，据电台报道，一家东京报纸认为南京中立区将给占领这座城市带来很多困难，会拖延时间，不能把南京和南市相提并论。虽然这只是一篇报刊报道，但总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表态。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呢?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的收音机今天中午报道说，中国人承认江阴要塞那里情况危急，但是中国人正在全力自卫，仅仅是逐步后撤。关于这里的防御计划还听不到任何新消息。 晚上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王固磐致辞。没有发布任何新闻，比如战场情况等。我们只是听说明天中午12时可以在中央银行兑换小额纸币(1元的和更小的)。这我肯定用得着，因为零钱已经相当短缺。罗森博士请我吃饭。在去他那儿的路上，汽车抛锚，我只好步行。司机把车停在马路上，车门也没有锁，就优哉游哉地找汽油去了。马路上漆黑一团，可是卡车仍在忙着运送木箱和行李。必须十分留神，不要在黑暗中被车压伤。在罗森那儿，我还见到了沙尔芬贝格、许尔特尔和克勒格尔。克勒格尔没有买到船票，所以只好留在这里。等了很久，骑兵上尉洛伦茨也来了。他当天晚上必须启程。我们闲聊着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罗森博士称赞洛伦茨是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德国顾问。城市可能遭到炮击，罗森很担心，不知我们大家能否在这之前及时乘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离开。希尔施贝格一家也想在万不得已时坐这条船逃离。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考虑得非常合乎情理。可是，如果始终只想着逃跑或者听别人谈论此事，颇让人感到沮丧。我周围的中国人那么镇静、沉着。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主人不逃跑，其他一切问题都会逐步解决。我越来越觉得，我无论如何必须在这里坚持到底。只是我承认，一个比我自己的住宅更安全一点的地方，我还是想要的。或许我能得到另外一套住宅。张群部长的房子已提供给罗森博士使用，这座房子有一个很棒的防空洞。我得去一趟，看看这座堡垒。接着一个大问题就来了： 搬不搬家?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聚集到了我身边，我不可能把他们都带走，但是我也不可能同时住在两所房子里，这终究要看我目前拮据到什么程度。必须找到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11月27日 天空有云，又一个航空天候。昨天我们一整天没有受到骚扰。今天我们从9时40分到9时45分有预备警报。此刻，我正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下午1时45分)，警报又重新响起，不过只是第一次信号。 厨师曹(保林)还一直病着。给他开了药(碘卡扑拉尔)，可是买不到了，因为药店全都迁走了。今天，事过5天以后，人们才想到告诉我这件事。我暂时从我自己少量的备用药品中拿了一些给他。另外，他一个人躺在一间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子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肯定是节约的缘故)。于是，我借给他一个煤油炉。问他为什么不添置一个煤炉，他回答说，卖白铁制品的商店都关门了，买不到烟囱。我觉得这不是实情。我知道，这个好人曹(保林)在其他职工那儿不太讨人喜欢，所以他们现在就不管他。这当然是不允许发生的! 罗森博士尽心竭力照顾我，令人感动。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当中，我是最让他操心的"孩子"。他担心(这是有理由的)我要留在这里，而不和他以及其余的德国人、英国人等乘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逃走。他塞给我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的证明，凭着它我可以登上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此船不久将被拖着逆流而上。就连前部长张群的房子，他也想方设法给我弄到了，以防万一，不管我用得着用不着。总之，凡是他用某种方式能做到的，他都做了!我们昨天下午谈了心里话，就是说，他给我讲了他的遭遇。他祖父经与罗森档案资料核对，此处应为罗森的外曾祖父。和贝多芬是朋友，他给我看了贝多芬写给他祖父的一封信。他的家族近100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他父亲当过部长，可是他也许永远当大使馆秘书--他祖母是犹太人，这断送了他的前程罗森在1938年夏奉召回国，后去英国。1945年9月，他曾给中国驻美大使写信，告知德国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日军暴行的资料。此后下落不明。。一个不幸的人! 下午6时在北平路69号开会。唐将军到会致辞。他提醒说，在保卫战即将来临之际，他的部队里可能会出现混乱。只要是在他的权限以内，他将向所有外籍人士提供保护。城门将被关闭，但是我们外国人有机会通过城门，直到最后时刻。 罗森博士、普里多布龙(英国领事)和艾奇逊(美国大使馆秘书)今天下午要去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他们要了解关于城市防卫方面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由于我们国际委员会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所以今天通过美国大使馆再次给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去了下面的电报： 国际委员会承蒙美国大使馆帮助于11月22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建立安全区的建议书，谨此再次恳请对此建议予以友善考虑。由于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以安置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成千上万名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特此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 约翰HD拉贝 主席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是否起了作用，我当然无法确定。不过我认为，电报现在应当到达柏林了。 下午3时，我们决定明天召开国际委员会会议。即使我们得不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我们也必须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就是说，至少得制定安全措施。 我贪婪地把一些过期的上海报纸看完以后，最新的一批现在送到了。即便是最新最新的一期能到，我也不会感到惊奇。邮局本领真大!全是11月15日～19日的消息。下面是几个标题： 《九国会议商讨给日本的新声明(今日表决)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日本人希望与韩复榘缔结特别和约》，《松井将军向饶神父难民区捐款1万日元》，《日本军队向昆山挺进》，《南京政府撤离》，《保卫南京》，《德国妇女儿童在南京登船》，《可以向南京发动全面进攻》。11月28日 罗森博士把昨天与最高统帅谈话的下述结果告诉了我。对"未来的防御战是只限制在城外，还是在城内也继续进行"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我们对两种情况都有准备。对下一个问题即"如果出现了最坏情况，谁来维持秩序，即谁将作为最后一位行政长官留在城里，动用警察的力量来制止不法民众的骚乱"，卫戍司令长官唐将军答道：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有责任维持秩序。换言之，没有行政官员留在这里，没有人为千百万市民的公众利益牺牲自己!多么"美好"的前景!! 上帝啊，但愿希特勒愿意帮忙!如果这座城市真的遭到炮击，那么它所遭受的不幸将无法想象。 从罗森博士那儿我还听说，大使在汉口曾经打听是谁给元首发了电报。现在陶德曼博士先生已经收到了罗森博士的信，信中述说了详情以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内容。收音机里今天中午只字未提关于中立区的事。 施佩林接我去参加下午3时在史迈士博士家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会上正式任命菲奇先生为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为中方共事总干事。我们认为，在得到日本当局消息以前，我们不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米尔斯牧师建议我们尽快做一次尝试，即提请中国最高领导人(最高统帅和唐将军)注意，从军事角度看，固守南京是荒唐的，能否考虑和平让出这座城市，这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杭立武博士反驳说，现在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适当时机，我们要耐心等待，直到得到日本当局同意建立中立区的肯定答复。我们下午4时30分散会，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因为一切还是未知数。 下午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邮政专员李奇通知说，邮局将正式关闭，只有几个邮票销售处和一个小邮局仍然开门。但是，还可以把信件投入信箱，有时会有人来取。李奇先生似乎有些紧张。他那迄今为止工作得相当出色的庞大班子跑得一个人都不剩。有人议论说，日本人到了离芜湖大约60公里的地方，3天就可以到达这里。这有点儿不对头，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不像施佩林那么乐观，他估计日本人两个月以后才能到达这里。会上，我们还收到了印着中国字的大纸条，让我们把它们贴到住房的大门上，以免中国兵痞骚扰。听说一位德国顾问在城里的房子今天被士兵们光顾了，不过事情得到了迅速解决。今天，我让人在宁海路5号我的新住宅钉上了有我名字的牌子，悬挂了德国国旗。然而，我以后只是名义上住在这座"宫殿"里。这段时间，我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第二个防空洞的建造工作不得不中断，因为坑里全是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再次声明，还有20万关于南京市人口，据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府的档案资料记载，1937年6月，南京城区与乡区人口总数为101545万人。南京沦陷前夕人口变动较大，一部分随国民政府迁移，一部分有钱的人逃离南京。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50余万。"这一数字，从日本有关资料可以得到佐证： 1937年10月27日，驻沪冈本总领事以机密第2144号函致广田外务大臣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该公函是日驻沪总领事派谍报人员赴南京所作的调查结果。南京沦陷后，即1938年3月～４月，国际委员会成员史迈士博士曾进行调查，结果是： 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过100万，到八九月，人口急剧减少，11月初，又上升到50万。"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资料可说明，南京沦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应是50余万。加上未能撤离南京的中国守军和从上海、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入南京的外地难民，则总人口数应为60余万。中国人住在南京。我问他是否留在南京，他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 能留多久就留多久!(这就是说，他要溜!)11月29日 我今天发觉一个富人也有他的忧愁，虽然我只是以代理方式拥有我的财产，即我的新"宫殿"(张群部长的房子)。我曾很随便地让这家佣人为我带来的字旗弄一根旗杆来，他也很快就把所要的东西弄来了。可是，他拿给我看的旗杆账单上写着： 35元!因为前几天我在我的院子里竖起了两根新旗杆，所以我恰好熟悉这些价格(战争时期的价格!)： 一根旗杆3元，而我的佣人张(国珍)买的旗帜是每面2元。这个"宫廷仆人先生"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工资不菲的佣人一个月的工钱算进了旗杆里。我没有狠狠地斥责他。但是韩先生认为，这在富人家里司空见惯，富人就是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儿"。抱着这样观点的这些男孩子想要赢得战争--根本不可能! 施佩林打来电话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下台了，任命了一个新人接替他的位置。史迈士博士就此报告说，这个新人或许会留在这里，就是说，不会带着他的警察部队逃跑。这回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下午4时召开了委员会会议。我们必须有所进展，无论以什么方式，即使日本人不承认中立区。 昨天，我们享有一整天的安宁。今天下午1时～2时，预备警报干扰了我收听电台节目。罗森博士打来电话说，他12时40分已经收听了上海台，刚好听到： 根据东京一则报道，日本人还在考虑是否接受我们关于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不久前，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了会议。会上，唐将军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要坚决保卫南京。这次报告使日本人顿生疑心。我觉得，德国方面也许从我们的利益出发，已经进行了干预，而类似唐将军这样的讲话必定对我们有害而无利。然而也不能因为唐先生的观点而指责他，他本是一位将军，以这种身份讲起话来，自然有点儿火药味。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做法的确不妥，更何况根本不可能对这座城市进行有效防御。我们这里位于扬子江的夹角地区，正坐在捕鼠器上! 整理房间的时候，一张元首的相片偶然落入我手中，上面写着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一首诗： 这正是他最伟大之处： 他不仅是我们的元首，是民众的英雄， 而且他为人正直、朴实而坚定； 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 他的精神轻抚着群星， 而他始终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这再次给了我勇气。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德国人或外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下午4时，委员会内部会议召开，我们讨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例会，市长当众宣布了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我多次讲话，我讲得有点不妥，因为我声明，我们还不能公布安全区的边界(迄今为止只针对南京的中国人而言)，而实际上安全区的所有边界已通过史迈士博士向路透社和其他通讯社记者公布了。我通知说，我们得到了所有大使馆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已给上海日本大使发去了两份电报；我个人不但给元首，也给克里伯尔发了电报。我不能期待希特勒的答复，因为这种纯粹的外交问题也许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但是我表示，我确信元首会给予帮助。我请求与会人员再耐心等待一两天，因为我仍然没有放弃还能得到日本当局同意的希望。报社记者(不少人到场)提醒我注意，现在不能再失去时间了，应该向公众广泛宣传我们的事情。人们说的其实是对的。晚上10时，电台播送了一条新闻： 江阴要塞失守了。这是结局的开始!现在距离日本人到我们门前恐怕只有几天了。我和史迈士博士通了电话，同意他和贝德士博士以及米尔斯牧师给新闻界起草的电报。最高统帅向委员会提供10万元经费。我提议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担任财务主管。他得到了认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职位。我请克勒格尔搬进我的新房子(宁海路5号)，他对此表示同意。我的卡车尽管有德国国旗，还是被守卫内政部的士兵抢走了。我给唐将军的代理龙上校打了电话，晚上11时领回了汽车。11月30日 我催韩先生带着他全家搬到我这里来。他现在住在学校的几间房子里，已经请人修建了厨房和洗澡间。他的朋友、怡和通砖瓦厂的老板孙先生(我的施主)也搬到了我这里。新的防空洞还没有建好，我们十分紧张地干着。除了垒起的砖墙(我们没有水泥)两面用厚木板支撑着，我们还在防空洞里使用了金属板(当然是铁做的!)。我不知道是谁弄来的这些铁板，反正它们一下子就出现了。别的东西也是这样。我院子里的情景看上去妙极了。卡车还得去拉一个巨大的水箱，因为我担心自来水厂会断水。煤油我们也买好了，蜡烛也有，还贮藏了大约能用一个月的煤。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把自己准备注射胰岛素的器械全部煮沸消毒。我总是随身带着一套器械和3安瓿胰岛素。张(国珍)的妻子还躺在医院里，厨师也在医院，不过他已经好些了。他服用了我的药，因为难吃得要命，他便觉得对他有帮助!从芜湖来了一个医生(布朗大夫)和一个法国神父。人们想在芜湖也建立一个中立区，请我们出主意。而我们自己在这方面还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当中还不曾有一个人面对过这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会完成它的，无论如何必须克服困难。 昨天夜里，30辆满载弹药的卡车在离城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有40人死亡。 我正在努力收集更详细的资料，想知道留下来的市民有多少。这时传来了谣言，说那个本想给我提供"相当准确"资料的人，即前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先生被捕了。他辞去自己的职务，是因为他不是军人，感到不能胜任这一工作。这条消息尚未被证实。 史迈士博士打来电话说： 我们在城里有6万袋米，在下关有34万袋米。这也许够用了。我们缺少的是用于临时住所(草棚)的席子。天气寒冷，不管怎样，得安排人们住宿。 下面是国际委员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览表： 1 〖〗经费2 〖〗警察〖〗安全区入区检查〖〗安全区边界守卫〖〗警察人员的数目及其安置3 〖〗士兵与涉及军队的事项〖〗撤出命令及其检查〖〗军队开始逃跑时的措施，伤员的照料4 〖〗伙食〖〗食品的数量〖〗食品的储存和分配5 〖〗运输与运输工具6 〖〗难民的住宿〖〗监督〖〗住房的使用和管理 〖〗(1) 公共建筑物(政府的) 〖〗(2) 学校等教会建筑物 〖〗(3) 空闲的住房〖〗芦席棚7 〖〗公共设施〖〗提供水、电和电话8 〖〗卫生设施与医疗保健〖〗专用厕所〖〗垃圾和粪便的清理及运输〖〗医院和医疗设施 11月30日 11时15分～11时45分，有警报，但没有空袭。晚上，上海电台报道说，水栅(即封锁河道的障碍物)已被破坏，据说水栅上已开了一个50英尺宽的口子。小型日本炮艇通过了这个口子，正在布雷区扫雷。中国人又设置了两个新的水栅。下面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名单： (1937年11月29日) 姓名〖〗国籍〖〗地址1 约翰HD拉贝，主席〖〗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2 史迈士博士，秘书〖〗美国〖〗金陵大学3 芒罗·福勒〖〗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4 马吉牧师〖〗美国〖〗美国圣公会5 希尔兹〖〗英国〖〗和记洋行6 汉森〖〗丹麦〖〗德士古石油公司7 潘廷〖〗德国〖〗兴明贸易公司8 麦凯〖〗英国〖〗太古洋行9 皮克林〖〗美国〖〗美孚石油公司10 施佩林〖〗德国〖〗上海保险公司11 贝德士博士〖〗美国〖〗金陵大学12 米尔斯牧师〖〗美国〖〗长老会13 利恩〖〗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14 特里默〖〗美国〖〗大学医院15 里格斯〖〗美国〖〗金陵大学序号为3、5、6、7、8、9和13的先生们在被占领之前离开了南京。克勒格尔德国礼和洋行 在列名单时还没有把他作为委员会正式成员登记上去，不过后来补登了。克勒格尔在被占领期间留在南京。还有 乔治·菲奇美国基督教青年会 后来也正式加入了委员会，在整个被占领期间留在南京。12月1日 9时30分，我与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一起开车去平仓巷，委员会在那里开会。我们进行了分工，列出了人员名单。马市长带着他的一班人来参加会议，答应给我们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可惜我们还没有卡车把这些粮食运进难民区。大米和面粉我们可以卖掉(为了防止"牟取暴利"，必须由我们限定最高价格)，把所得收入用来救济难民。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主把一定数量的大米或面粉免费分给穷人。我们将建立施粥处(粥厂)。 鼓楼医院收到了我送的12罐汽油。韩湘琳叫人把水箱送到了我们的院子里。我们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就要建好了，顶上是铁板，砖砌的入口。下午，我从卫戍司令部(龙顺钦和林先生)那里收到了2万元。最高统帅答应捐献给我们10万元，这是支付的第一笔款子。我问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其余部分，杭立武博士对此耸了耸肩说，也许还会支付大约3万元。看来我们不得不利用大米和面粉尽可能多赚些钱了。不然，我们的现金很快就会用完。 菲奇、克勒格尔、史迈士博士、基督教青年会的王先生、里格斯等和我一起参观了我在宁海路5号的新房子，明天我们要在这里正式开设委员会办事处。史迈士博士对房子的美观和设施的豪华(防空洞价值175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宁海路5号，自花园方向拍摄。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将其私宅交给德国大使馆使用，大使馆转交给我们作为总部。为防空袭，草坪上铺着安全区区旗(红圈里套红十字)。蹲在院子里的中国人等待着分配食物或少量现金。 万元)感到很兴奋，他决定从此以后只称呼我为约翰HD拉贝·洛克菲勒。晚上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委员会会议。会后，召集新闻记者和欧洲人等开会。我们向新闻界公布了计划和各个职务的分配情况。晚上7时30分，在首都饭店召开委员会会议。我们很难决定是否继续开展建立难民区的工作，因为我们始终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如果我们要求留在南京的市民搬进中立区，之后却又遭到日本人断然拒绝，那么我们将负有很大的责任。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委员赞成我们继续工作下去。开放中立区公告的行文必须十分谨慎。我们先要向这里每一个代销报纸的中国人打听： 有没有人，都是些什么人留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查看一下中国人情绪的晴雨表。我们将暂时把中立区称作"难民区"，而不是"安全区"。这样，如果以后有人指责我们的话，我们就多少有些保护。罗森博士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消息说，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转交上去了。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给东京德国大使馆的电报也已转发过去。许尔特尔打电话来说： 罗森博士请德国人集中一下，商量什么时候必须登上三桅帆船。结果是： 克勒格尔、施佩林、年轻的希尔施贝格和哈茨(一个奥地利工程师)，这些先生们全都要留在这里帮助我。那么就没有必要、也不值得磋商了。考虑坐三桅帆船的有： 希尔施贝格太太和女儿，两个人已经在船上了(希尔施贝格太太要把三桅帆船给妇女们收拾得更好一些，听说船上情况很糟糕)；此外有罗森博士、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3个人都是大使馆的)、两个售货员(诺伊曼小姐和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俄国妇女)以及基士林克-巴达糕饼店的会计。不过，最后这位也有可能还留在这里，我需要给克勒格尔领导的财务部找会计。希尔施贝格大夫在冯·舒克曼太太的陪同下，把生病的张群送到了汉口。在此之前我把我储备的胰岛素给了他一些。希尔施贝格大夫想坐飞机回来(他说的)，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医生。晚上8时，在首都饭店和马市长、林勋欣(音译)、林度信(音译)、谢晓春(音译)和刘泽方(音译)共进晚餐。中国人和我先后致辞。除此以外，没有讨论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反正这是一次"告别宴会"。韩先生和他那位怡和通砖瓦厂的朋友孙先生被我任命为粮食委员。韩先生喜笑颜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担任过这么高的职务呢。我当然也是首次任命这么高的职务。今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听到了3次防空警报，但没有空袭。韩(湘琳)说，他看见20架崭新的中国飞机朝西边飞去了。12月2日 法国饶神父(上海南市难民区)给我们转来了日本当局的电报。下面是译文： 1937年12月1日电 致南京大使馆(南京美国大使馆)： 根据您11月30日来电 给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答复如下：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签名： 饶神父(上海) 高斯(美国大使馆官员)据电台报道，伦敦把这个答复视为断然拒绝。我们这里的看法不同。从外交角度看，这个答复措辞巧妙，留了一条后路。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利的。我们根本就不指望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处理失当"承担责任。电报的结束语"但是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等等，已经令人非常满意。我随即通过美国大使馆发去了下面的回电： 我们恳请您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下列意见转发给饶神父： 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 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 签名： 约翰·拉贝 主席德国大使陶德曼博士和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博士从汉口回来了，这使人们感到很意外。罗森博士在回答问题时解释说，这件事与委员会的工作毫无关系。不过罗森博士私下还告诉我： 大使不完全同意我给元首和克里伯尔发的电报，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这两份电报!明天我要登门拜访陶德曼博士，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估计，他的归来与德国的和平斡旋即陶德曼调停。有关。马市长为此向我打听情况，我当然无法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们很难找到运输工具去拉运给我们的大米和面粉。其中一部分存放在离安全区很远的地方，无人看管。听说军事机关已从中取走了大量的米。给我们的3万袋米据说只剩下了15万袋。 晚上6时，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例会上，新闻界得到了下面的简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特此公布，今天早上收到了饶神父从上海发来的电报。据该电报称，日本当局已声明： 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当局将努力尊重安全区区域。 根据这个半官方声明，同时在希望得到日本当局直接答复的情况下，委员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开始各项准备工作，以安置即将迁入安全区的难民。 委员会已经得到了中国军事当局和民政机关的明确保证，即全面尊重安全区的民用性质。 鉴于上述保证，委员会感到有责任为安置大批遭受苦难的居民而采取预防措施。 饶神父建立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前面提到他的电报全文如下： (电报全文见前) 这份电报是对委员会11月29日晚致上海一个国际小组电的回电。委员会的电报全文如下： 我们恳请您，从安全区的利益出发，尽快拜会日本大使馆官员日高和日本大使，并授权您通知对方，中国当局已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并向我们提供大米及其他物品表示支持。--万分紧急。 与此同时，委员会主席约翰HD拉贝先生于11月29日晚给上海日本当局发送了下述电报： 国际委员会承蒙美国大使馆友好帮助于11月22日向日本当局递交了关于建立南京安全区的建议书。本委员会不揣冒昧，再次恳求对此建议予以友善考虑。由于必须事先采取措施以救助成千上万名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迫切希望即刻对此建议作出答复。11月22日，用电报把原建议书全文发给日本当局。当我们得知对方已于11月23日晨收到此件后，即于11月24日把建议书全文交给新闻界发表。建议书全文如下： (建议书全文见前)方孝(音译)上校以警察厅联络官的身份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罗森博士根据大使馆警察的叙述，通知说： 警察得到命令，将与军队一起撤离这座城市。马市长对此予以否认。 晚上8时，在福昌饭店参加杭立武博士的告别晚宴。丁先生重新开办了这家饭店，表面上则由住在那里的施佩林管理。杭博士今天晚上携带14万箱皇宫珍宝即故宫文物，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去汉口。由于运输条件跟不上，他不得不留下1000箱。我们为他的离去而深感惋惜，因为他极其能干，曾给予我们很大帮助。我们希望他能重返此地。 我们今天听到了3次警报。投掷了炸弹，发生了多次空战。据说空战时击落了3架日本飞机。12月3日 罗森博士来看望我，并向我转达陶德曼博士的问候。陶德曼博士昨天晚上已经搭乘他来时乘坐的海关巡逻艇又回到汉口去了。罗森犹豫了片刻后还是承认了，大使确实带着和平斡旋的建议去了最高统帅那儿。当然，关于和平建议的细节我是不可能从罗森先生这儿了解到的，因此我也不在这方面费神了。只要真的采取了这类步骤，对我来讲就足够了，但愿这些建议能带来好的结果!罗森博士又给我看了一份给大使本人的电报，内容如下： 发自： 汉口，12月2日 发往： 南京，1937年12月3日 南京德国大使馆： 东京1937年11月30日电： 日本人想尽量保护城市、国民政府、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及和平的中国百姓。日本希望中国政府能在列强的影响下使首都免除战争的摧残。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有关这点日本人将发布正式声明。 绍肯罗森博士断定，其他国家的大使没有得到类似内容的电报。这样，委员会就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这个消息，同时又不泄露发电人是谁。罗森博士建议我们和蒋介石的夫人取得联系。 尽管负责守卫南京城的唐将军向我们保证从难民区中撤出全部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我们仍然发现，上述区域内有3处地方新挖了战壕和高射炮阵地。我告诉唐将军的特使，如果不立即停止修筑工事，不履行将军人清理出安全区的许诺，我便辞职并解散国际委员会。人们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立下了书面保证，但同时又指出，执行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们对一家中国小报(蚊报)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异议，这家报纸呼吁读者，不要进入所谓的外国人的安全区，宁可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烧得寸草不留，也不要让它们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马市长指出，对这种无稽之谈他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8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以下通告： 新闻简报1937年12月3日 1 宣读了12月2日回复饶神父电文的副本。 2 今天早晨委员会要求中国军事当局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 3 委员会的成员和朋友们观察到，在区内西南地区的3个地方，中国军人重新开始了掘土作业，今天下午委员会进行了实地观察，并将此事件通报了南京卫戍司令总部。我们满意地看到，总部立即颁布命令，必须停止修筑工事。 4 委员会决定安全区采用和南市难民区相同的标记符号： 白底红圈中间一个红十字。我们今天经历了数小时的空战。伦敦电台已经报道了德国大使昨天对南京的访问，并简短地提到，陶德曼博士给最高统帅带去了和平建议。上海的一个电台报道说，此地的一个日本阅兵仪式因为一个中国人的炸弹行刺事件而受阻。行刺者当场身亡，一些士兵受轻伤或重伤。日本人随即占领了国际租界。12月4日 我们将中国军人从安全区清理出去的困难是很大的。士兵们非但没有如唐将军所许诺的那样撤出，反而继续挖掘新的战壕并在安全区内架设军用电话设施。我提出严厉抗议并指出如果再这样下去，委员会只能听其自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断向我们保证，3天之内从安全区撤出全部军人。这个时候又有谣传说，日本人再过两天就会兵临城下。我甚至觉得已经听到了炮火声(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运粮的8辆卡车今天只来了一半。我们又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空袭。我的朋友克勒格尔当时正在飞机场上忙碌，离他100米远的地方落下了好几枚炸弹，他差一点就丢了命。我们委员会开了一个长会，讨论了是否可以利用一下11月30日东京发给陶德曼博士大使电报中罗森博士已经传达了的内容。我们作不出任何决议，因为中国人现在看上去是执意要守卫城市，因此中国人很有可能会愤怒地拒绝我们的建议，从而危及正在筹备成立的中立区。上海的电台报道说，由陶德曼博士在牯岭(有意改动地点，因为最高统帅目前正在南京)带给最高统帅部的和平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一口回绝，当然，此间我们对此深表怀疑。 难民们开始陆陆续续搬进安全区。一份小报(蚊报)反复告诫中国人，不要进入"外国人"的难民区。这家煽动性的报纸写道，即使城市遭到炮击，中国人也应当正视危险，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在18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报界得到以下消息： 〖〗〖〗供新闻界和警方的专稿1937年12月4日 在安全区(中文翻译用的是"难民区") 安置居民及分发食物的暂行措施 一、 安置 1 安全区内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安置居民的准备。目前的战局还没有达到必须这么做的地步。 2 为了在紧要关头(也就是最后的时刻)将逃进安全区内的人数控制到最小程度，委员会建议，各个家庭可以和亲朋好友私下协商现在就安排好自己的住处。委员会保留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这些房子里安置难民的权利。 3 一个负责安置难民的特别委员会目前正在区内忙于了解所有可以考虑安置难民的房屋的情况。凡是无法通过私人关系在区内找到住处的难民，该委员会将通过协商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战局紧迫)时，将不实施该办法。一旦这个时刻到来，将会发布正式通告，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 4 私下协商仅适用于私房，不包括公共建筑或学校。 5 安全区内可供使用的空间有限，故家具或类似的财产不得带进区内。只允许携带铺盖、衣物和食品。 二、 膳食 1 目前区内还没有足够的食品储备供大量难民食用，所以现在已经搬进安全区的难民必须备有至少能维持一周生活的食品。 2 建议专事米、面和其他食品以及燃料供应的商人现在就进入区内继续经营。 3 储备专供委员会在区内分发用的大米和面粉，待私商的粮食库存全部用尽时再使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储备的粮食将交给持有委员会执照的私商出售。 三、 运输工具 委员会急需卡车和板车向区内运送储备物资，为此请求无偿或有偿地将运输工具提供给委员会使用。 四、 安全区的启用时间 中方军事人员及其全部军用设施没有离开该区域之前，无法正式启用安全区来安置难民。 签字：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中文文本中称为： 难民区) 安全区管理委员会 (1937年12月3日的情况) 一、 理事会： 1 国际委员会主席： 约翰 HD拉贝 2 秘书： 刘易斯 SC史迈士博士 3 总干事： 乔治·菲奇 4 副总干事： 杭立武博士 5 财务主管：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6 中方秘书处主任： 汤(忠谟)系主任 二、 委员会： 1 总稽查： 爱德华·施佩林 2 粮食委员会： 韩湘琳主任 休伯特 L索恩副主任 孙耀三 朱静 蔡朝松(音译) 晁老五(音译) 萧 CC孟 周保新(音译)(红字会) 3 住房委员会： 王廷主任 查尔斯·里格斯副主任 查尔斯·吉 朱舒畅(音译) 欧文 CC朱 许豪禄(音译) 王明德 YS张 王有成 4 卫生委员会： 沈玉书主任 CS特里默大夫副主任 5 运输委员会： EL希尔施贝格主任 RR哈茨副主任(非委员会成员)12月5日 阳光明媚的星期日，刚到早上8时，一天的烦恼就开始了。应该来接我的司机把我丢下来不管，于是被我狠狠训斥了一顿。发牢骚--解雇--道歉--重新聘用。我想这可能是第25次解雇他后又聘用他了，简直就像周年庆祝!当我终于坐到汽车里时，又响起了警报，炸弹扔了下来。我现在有了通行证，即使警报响了第二遍，我仍然可以开车出去。再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已经顾不上炸弹了，这听上去很有些英雄气概。但是非常幸运--太棒了，太棒了--炸弹总是落到其他的地方。我们终于通过美国大使馆收到了东京关于安全区的正式答复，虽然内容详细些，但和前几天饶神父转给我们的电报答复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就是说日本人再次拒绝了，但是答应尽可能保护安全区。电报全文如下： 海军电台 汉口大使馆发自： 上海 南京大使馆发往： 南京，1937年12月5日 北平大使馆明码电报 华盛顿国务院南京安全区 108712月4日，18时 文及： 南京1937年11月22日944号电报 事由： 南京安全区 日本当局仔细考虑了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建议，日本大使现通过总领事将下列通告通知美国大使： 1 考虑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有必要给安全区领导层提供足够的物资材料或其他特别权力，以便安全区附近发生战斗时，能够阻挡中国武装部队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或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2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不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的附近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和据点，一旦在南京发生战斗，这些设施和据点很难做到不会被中国军队使用。 3 鉴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即使该建议受到中国当局的欢迎，但仍然不能保证做到在南京发生战斗时，能够完全阻挡住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并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4 尽管日本政府完全承认对此建议负责的领导层的高尚动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承担在未来对所述区域免遭炮击或轰炸的保证义务。 5 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此件抄送汉口、南京、北平、东京) 签名： 高斯我和贝德士博士以及施佩林拜访了唐将军(南京卫戍司令)，想从他那儿得到保证，立即将所有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撤出安全区。我们早已得到3天之内开始撤军的保证。当唐将军通知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要过两周军队才能撤离安全区的时候，我们的惊讶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是当头一棒!日本飞机很容易就能确认出区内尚有军队留存，这样日本提出的区内不得部署中国军队的条件就没有得到满足。目前我们根本不可能考虑建一个"安全区"，这至多只能是一个"难民区"。当然不能因此而绝望。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开会，讨论了这一事态，并拟定了以下新闻稿。新闻界是不能了解到全部事实的，否则我们就等于自己毁了自己。1937年12月5日中国新闻发布会 1 在美国海军无线电站善意地传递下，委员会今天早上收到了日本驻沪当局的直接回答，复函附后。 2 今天上午11时，委员会主席约翰 HD拉贝先生、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先生和MS贝德士博士拜访了唐生智将军，和他讨论了如何从规定的安全区的区域内撤出军事设施的问题。在答复中，唐将军先生作出以下声明作为他在1937年12月3日所致委员会函件(附后)的说明。 (1) 如果建议内提出的安全区有清楚明晰的标记，中国军方将考虑不再在区内设置新的军事设施。 (2) 此外在区内不应再继续设立或使用军事堡垒设施，包括高射炮(抵御飞机用的火炮)，从区内撤出其他全部武器和武装部队。 (3) 其他不包含武装部队或常备军的服务性设施，在必要的情况下撤出安全区。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以上声明决定现在开始工作。安全区将在和唐将军约定的时间范围内用旗子围起来，以便居民和军人能熟悉安全区边界。只有在向交战双方发出正式声明后，委员会才对外宣布安全区的正式启用。在所有商定的条件未得到满足之前，目前暂不发表这类正式声明。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1937年12月3日函件译文： 致约翰 HD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先生： 尊函已收到。我获悉贵委员会本着仁爱的精神，为了保护平民百姓计划在南京成立难民区。您请求我作为负责城防的司令官承诺从区内撤出所有的军事设施和指挥所(包括交通指挥所)，禁止军事人员在区域内居住或进入该区域。鉴于在上海已有设立这类区域的先例，考虑到这样一个区域能拯救许多穷苦人的生命并减轻他们的苦痛，我原则上完全赞同成立这么一个区域的想法。 我可以保证满足您的愿望，但同时我又必须指出实际执行所面临的困难。事情总有轻重缓急，因此有些事情必须予以考虑。 关于从安全区撤出所有军事组织和交通设施一事，我已经下达命令，根据您的愿望执行。我会尽快敦促军事人员不得在区域内居住或穿越该区域。总而言之，我会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满足您的愿望，因为作为卫戍司令，我钦佩贵委员会的工作并愿意竭诚与您合作。 希望您的努力能有成效。 谨致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 唐生智 南京战区卫戍司令12月5日(续) 炸弹一枚接一枚地落下。如果爆炸声太响了，我们就挪动椅子，离开窗户稍远一些。我们院子里的防空洞是最好的，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用它。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不会承认我们的安全区，他们现在距南京仅有13公里。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么再过两三天日本人就到城门前了，而不是像唐将军所说的那样要过两个星期。城门将要堵死，3个城门洞只留下了半个城门是开着的。从城门到施梅林家的马路两旁美丽的白杨树全被砍了用来封锁街道。这种路障对坦克来讲就如同儿戏。人们想出这个主意，只是为了做做样子。但是谁又知道呢?我们紧张忙碌地向区内运送米面。界旗和墙头布告已经准备好，布告用于向区外可怜的百姓介绍安全区，对这些可怜人的安全我们不敢作出任何保证。饶神父在上海也面临过同样的困难，直到南市遭炮击后，交战双方才认识到他的安全区的价值。罗森博士对中国军人很有意见，据他所知，中国军人潜入区内，是因为他们感到在那些挂着德国国旗的空房子里比区外要安全些。我不敢断定这事是否属实。不过有件事倒是事实，唐将军今天就是在难民区内的一所房子里接待我们的。12月6日 从7时30分起，空袭警报一个接着一个，但是谢天谢地，我们的难民区没有遭到轰炸。从芜湖传来消息，停泊在船坞的"塔克沃"号(怡和洋行)和"大同"号(太古洋行)两艘轮船遭到了轰炸，死了许多中国人，据说"塔克沃"号完全被烧毁。停泊在附近的一艘英国炮舰的舰长在空袭中被弹片击中受伤。现在，南京居民开始陆续地进入安全区。明天，安全区通道的墙上要贴上布告，这个区域要用委员会的会旗(白底红圈红十字)围起来。留在此地的大部分美国人今天登上了一艘美国军舰，剩下的人作好随时乘船的准备，只有我们委员会的成员拒绝登船。罗森博士告诉我一个机密消息，蒋介石接受了由陶德曼博士大使递交的和平建议。罗森博士希望，和平能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来到(但愿他的希望有道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占领南京指日可待。 在今天的空袭中，对浦口铁路设施的轰炸炸死了20个人。 我和现在住在我旁边的"军官道德修养协会"的黄上校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黄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应当能守卫得更好一些。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但是我们退却了。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现在搬进区内的人们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对这种奇谈怪论我能说什么?这么个人竟然是最接近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官员!"是这样的： 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最穷的人，难道应由他们以生命来弥补军方所犯的错误吗!尊敬的黄先生，你为什么不命令南京那些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80万市民留下来?为什么总是要那些社会最贫穷阶层的人来献出他们的生命?"我们还谈到了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何时离开安全区的问题，他认为要到最后一刻，也就是南京街道爆发巷战时，再撤出来，一分钟也不能提前，在南市就是这样的。尽管如此，饶神父仍然设立了安全区，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黄先生忘了一点，南市随时都可以从毗邻的外国租界得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而我们在南京，要想准备得充分，就必须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在安全区内备好米面、盐、燃料、药品、炊具和其他我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等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就什么也筹集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外界断了联系。我们要考虑有医生、护理人员，要安排粪便的清运，要考虑安葬、警察，必要的话还要考虑后备警察，因为警察极有可能会和退下来的士兵一起撤退，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暴徒闹事，那问题就严重了。难道这些准备工作都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吗?对这种情况我甚至想都不敢想!在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我力图改变黄先生的想法，但是没有结果，他是中国人，对他来讲，几十万同胞算得了什么，他们贫穷，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去死!我们还谈到了城市的守卫问题。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和所有德国顾问都指出，守卫城市是毫无希望的，既然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要牺牲生命?当然，设立一道外围防线是必要的，也不能要求一个要面子的将军拱手交出城市，但是展开城墙战斗，展开巷战，这是地地道道的胡闹，是残忍的大屠杀!但是，说什么都不管用，我的口才帮不了任何忙!黄先生说，荣誉要求我们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啊，那我们就等着瞧吧!南京发电厂厂长白先生和总工程师陆先生也曾经说过，为了保证电厂的运转，要在南京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电厂仍然在运转，但是谁在负责我还不知道，反正白先生和陆先生早已走了。供报界专稿1937年12月6日 1 今天下午，委员会向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先生递交了一封信函，对他在12月3日就安全区一事所作出的具体表态表示感谢，并告知，他提出的给安全区标记出界标的建议应立即执行。考虑到安全区必须完全平民化的必要性，以保证将来搬进安全区的数以万计难民的必要的安全，委员会希望，卫戍司令能继续努力尽快从区内撤出中国军人。我们完全信任卫戍司令的许诺，我们赞赏卫戍司令对需要保护的平民所给予的充满同情的关心，并对此表示感激。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继续自己的工作。 2 今天下午1时，委员会发出了电报，对昨天收到的日本当局的电报予以答复： 1937年12月6日致日本当局电： 1 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已收悉，委员会对内容已作了记录。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减少区内的军事设施的数量并从区内撤出军事人员。委员会已经开始用旗子标记出区域的界线，旗子的图案是白底红圈红十字(红圈象征安全区)。在安全区转角处的地上或建筑物的房顶上水平悬挂画有上述标记的大横幅。 2 鉴于安全区内剩余的中国军事人员正在逐步撤离，同时考虑到数以万计涌进区内的难民和其他平民的忧虑和困境，委员会希望日本军队在安全区筹备期间以及设立后不要轰炸该区，也不要对该区域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国际委员会将努力尽快完成赋予其的工作。 3 国际委员会获悉，日本当局在答复电第5段中作出了承诺，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日方承诺内容如下： 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4 国际委员会在此通知日本当局，共有15名～20名外籍人员志愿管理安全区。外籍成员继续留守在城市表明，他们认为中国以及日本当局在安全区方面所作的保证是诚实并且可信的，此外这还表明，委员会将坚定地负责将所有有关安全区的规定实施到底。 签名： 约翰·拉贝 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宁海路 致唐生智将军先生1937年12月6日 南京战区卫戍司令 南京 尊敬的唐将军先生： 昨天您十分友好地和委员会主席及代表进行了交谈，委员会在此就您对委员会工作的首肯以及在帮助南京难民和平民方面所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委员会特别要感谢的是您就安全区事宜所给予的详细的保证： 1 在安全区域内不设立新的军事设施、战壕或其他掩体，同时也不得在区内留有火炮； 2 在安全区域作出明确标记后，下令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安全区； 3 所有属于军事指挥所或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必须逐步撤出安全区。 对于您提出的为安全区作出明确标记的建议，委员会将立即执行，以便于中方军事人员执行您的命令。 委员会和受您指挥的警察局长方先生商定，张贴致中国军人的通告，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安全区的性质和作用，以便他们能理解禁止他们进入安全区的理由。 委员会关切地并充满理解地注意到了您的表态，即： 委员会的愿望具体实施起来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对此委员会要指出，接待大规模难民有一定的困难。他们寻求得到保护，但是只要安全区内布置有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这种保护就不能得到。 委员会不否认您说法的正确性，即： 短时间内从安全区撤出武装军事人员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请允许委员会冒昧地指出，由于通讯联系的难度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当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时，几乎就不会再有机会通知日本人安全区开始启用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会轰炸区内的难民，并指责中国军方因滞留在所谓的安全区而必须对此负责。 为此，委员会希望您继续努力，尽快从安全区内撤出所有部队。委员会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表达了对您所作承诺的充分信任。 最后，委员会在此对您充满同情地顾及到平民百姓的利益表示感谢，请求能继续得到您的友好合作以及您关于安全区各项努力的建议。安全区维系着许多中国人的命运。 此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 约翰·拉贝12月7日 昨天夜里可以听到热闹的来往汽车声。清晨约5时许，大批飞机从低空掠过我们的房顶，这是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告别仪式。我昨天下午拜访的黄上校也走了，这是奉了最高统帅的命令!留下来的全部是穷苦的人民和我们几个决心要和最穷苦的人们在我们的所谓"安全区"共患难的欧美人。据上海方面电台的报道(13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了汤山，距离南京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可以看见贫穷的百姓带着生活用品和铺盖从四面八方进入我们的安全区，这些人还不是最贫穷的，他们只是先头部队。他们还有点钱财，可以花钱借住在安全区内的亲戚朋友处。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还没有进来。安置他们必须要开放中小学和大学，以集体住宿的方式安置，由粥厂向他们提供膳食。答应提供给我们的粮食，我们最多只运进来了四分之一。我们缺乏运输工具，现有的运输车辆不断地被军方征用。今天上午，我们的两辆卡车被军方拖走了，现在只归还了一辆，另外一辆尚未归还，车上还装着我们急需的两吨盐。我们一直在找这辆车。最高统帅部刚才又发给我2万元，这样，我总共得到了4万元，而不是答应的10万元。该对这个数字满意了，许诺和守信根本就是两回事!对这种分期交付赠款的方式最高统帅似乎一点也不知道，不能因此而去责备他。明天所有的城门将关闭，剩余的美国人将送上美国军舰。我今天还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向德国大使馆发了一份给西门子洋行的电报，请求把应付的人身保险费通过上海德华银行付给多德韦尔公司，但愿这份电报能发过去，保险费这个月到期。今天下午，安全区已经用委员会的旗子标记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等待已久的艰难时刻了。我希望我们首先能健康地活下去，当然我们是沉着的，是充满勇气的!或许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此外上海方面的电台还报道，陶德曼博士先生在结束了对南京的短暂访问后乘海关巡逻艇已经抵达了汉口。据说他提出的和平建议被蒋介石拒绝了。关于南京城的守卫，电台报道说，市区内不会发生战斗，因为日本人不打算摧毁各个国务部门富丽堂皇的建筑，这些消息和这里目前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面我已经提到，根据罗森博士的秘密通知，陶德曼博士提出的和平建议已被最高统帅接受。此时，城内正在为保卫战做最后的准备。这里的每一个士兵都声称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然，出于外交惯例，人们在报道中会有意地歪曲事实。这不足为奇。城门外的房子被烧掉了。人们要求那些住在城郊接合部、房子被烧的老百姓躲进我们的安全区，这说明人们还是默认了我们的安全区。克勒格尔刚从施梅林家(南门内施梅林家在中山门外，应为东门。)回来，他发现房门已经被撬开，部分物品遭劫。出于实际的考虑，他让人先把剩下的饮料全部带了回来。许尔特尔报告说，他今天在去汤山的时候，进入了中日双方战线之间的地区，幸运的是他没受到任何伤害。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日本人真的已经推进到了汤山，没多久就会到这里了。我们在山西路入口处竖起第一批委员会旗帜时，美联社记者还给我们摄了影。在18时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市长没有露面，外国人也仅有一半人出席，估计其余的人可能已经上船了。有人谣传城内靠近城门的房子也要烧掉。这在那些住在南门附近的穷苦百姓中造成了恐慌，几百户家庭的一家老小涌向我们安全区，但是在黑夜中又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妇女和儿童瑟缩哭喊着坐在铺盖卷上，等待着去找住处的丈夫和父亲。我们今天运进了2117袋米，明天是否还能进出城门就要打问号了。供报界专稿1937年12月7日 一、 今天下午(大约过了16时)，已经开始在山西路交叉路口处安置界旗。 二、 根据警察局方局长的报告，唐将军已经发布命令，从安全区境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我们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确认，高射炮阵地已经从五台山撤出，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其他一系列军事设施也正准备运走。 三、 今天晚上发布了通告，要求所有店主将商店迁进安全区，并尽可能多地将储存的商品带进安全区。 四、 今天晚上还向中国报界提供一份公告文本(附后)，该公告将于明天在安全区域内广为张贴，公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市民介绍安全区的意义。 五、 同时还向中国报界披露安全区的行为守则，该守则也将于明天在安全区内广为张贴。下面是该守则中特别关于住宿和膳食问题的几个要点： 1 住宿： (1) 建议居民尽可能在安全区内达成私人住房协议。需交付的房租应尽可能的低，绝不应超过和平时期通行的价格。 (2) 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以及学校是给没有能力签订私人住房协议的最贫穷的人预留的。学校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开放。 (3) 对于居留在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安置在一起，但是寝室的安置将根据性别区分。该住宿的安置是免费的，为了能安置大规模的难民，向每人提供的寝室面积不超过16平方英尺。 (4) 在安全区启用后，若以上设施不足以安置全部难民，委员会将要求安全区内所有空房或仅得到部分使用的房屋的主人免费接纳剩余的无家可归者。 2 膳食： (1) 指定分发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由经过委员会特许的私商出售。 (2) 穷人的膳食(稀饭)由红字会和红十字会负责管理的粥厂以低价提供。粥厂分别位于五台山、金陵大学附近，以及山西路交叉路口。 3 安全区的启用时间： (1) 一旦中国军方撤出全部军事设施，委员会将向双方(中方和日方)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 (2) 公共建筑物和学校设施将尽快开放，安置最贫穷的人，开放事宜将另行公布。 (3) 安全区的最终开放还将通过报纸的专版予以公布。 供中国报界和安全区布告使用： 告南京市民书《告南京市民书》的文字，采用拉贝在日记中保存的中文原件。 在不久以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经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市一部分地区设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区域为双方所赞同的。中国当局允诺中国军队不进入指定的区域。这个区域既然没有驻兵，日方也就赞同不再攻打那个地方了。这个协定为双方所遵守的。在那个区域以外的南市各地方，虽然有恐怖和毁灭的事，然而这个难民区域却是被救了，而且又救了整千整万人的生命。 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这个区域的界址开在下面："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沿西到西康路(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中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处到原起点的新街口为界。"这个区域的边界都用了旗帜作记号。在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并在旗上写了"难民区"三字。 为着要使上述的区域为平民成为一个安全地点，卫戍司令长官曾允诺在本区域以内所有的兵士和军事设备一概从速搬出，并且允诺以后军人一律不进本区。日本一方面说："对于规定之区域颇难担负不轰炸之责。"在另一方面又说："凡无军事设备，无工事建筑，不驻兵，及不为军事利用之地点，日本军队决无意轰炸，此乃自然之理。" 看到以上中日两方面的允诺，我们希望在所指定的区域内为平民谋真正的安全。然而在战争的时候，对于任何人的安全自然不能担保的。无论何人也不应当认为进了这个区域，就可以完全保险平安。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允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12月8日 昨天下午，佣人张把他的妻子从鼓楼医院接了回来。她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在这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她想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们的勤杂工很难过，他的家人在城外20公里的地方，他没法把他们接过来。他没有时间，因为我们的厨师病了，他要承担厨师的一部分工作。关于此事，他一个字也没有向我说过，我以为他的家人早就在这里了，但现在为时已晚。即使他出得了城门，他也许就再也进不了城了。 昨天晚上相当平静，这说不定就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吧?!电台报道了由陶德曼博士提出的和平建议的细节，据该报道披露，日本要求中国： 1 承认满洲国； 2 在上海设立租界； 3 改组国民党； 4 加入反苏维埃联盟。 这原本听上去并不过分，应当是可以被蒋介石接受的，不过电台对此的说法恰恰相反。也说不定日本人想先占领南京，然后再签署和平协议。 一个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有时是意想不到的!两年前在北戴河的一次茶会上，陶德曼博士用这么一句话来和我打招呼："看，南京市长来了。"我当时听了他的玩笑还有些不高兴(那时我是南京地区小组副组长)。可是现在，这句玩笑几乎要变成真的了。当然，一般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前一段时间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马市长昨天离开了南京。于是委员会不得不开始在难民区内处理应由市政府处理的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这样，我真有点像一名"执行市长"了。拉贝呀拉贝，你得意忘形了! 电台根据《上海晚报》报道，蒋介石打算辞去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现在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汪精卫被推举为新的国民政府的首脑。不过也有传闻，说随着南京失陷后和平协议的签订，蒋介石将再度进入政府。目前日本人试图包围南京。现在看来，中国人只有扬子江一条路能通往汉口，但是在撤退时，这条路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轰炸。我听说，下关的人口已经开始疏散。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这个所谓的"安全区"，街道上比和平时期活跃了许多。看着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流浪，真是催人泪下。那些还没有找到落脚处的人们，在寒冷的黑夜来临时，一家老小就躺在房子的角落里睡觉，还有些人甚至就躺在露天大马路上。我们紧张地为安全区的建设工作着，但遗憾的是总是有军方人员的干扰。他们还没有撤出安全区，而且看样子好像也不急于撤出。在周围城郊，人们烧毁了房子，然后把难民送到我们这里来。我想人们可能觉得我们愚蠢得要命，因为我们开展大规模的救助活动却什么也不图。有几个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所有抵抗都只是做做样子，他们只想打一场给别人看的战役，为的是不丢面子。但是我的看法不同，我担心的是，守城的唐将军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献出他手下的士兵和平民百姓的生命。在中国，几个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中国每年都有大约100万人死于饥荒或洪水。 我现在要开一个换钱银行，零钱太紧张了。两位和我要好的中国政府官员答应向我提供帮助。 英国文化协会的建筑物已经对难民开放。从今天晚上起，我们今后的新闻发布会就在我们的总部宁海路5号举行。 我们大家都已经近乎绝望了，中国的司令部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中国士兵把我们刚竖起不久的界旗拿走了不少。安全区要缩小，人们需要空出来的地方构筑火炮阵地和防御工事。这样一来，我们原来的计划就会告吹。如果日本人听到了风声，就会毫不留情地对我们进行轰炸，那么安全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区。明天我们必须对安全区的边界再作一次检查。我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背信的行为，因为中国人早在11月22日就已经正式承认了安全区，而且是在接受了安全区以后我们才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通知了日本人。MS贝德士博士(金陵大学)致约翰·拉贝先生的情况通报 1937年12月8日 今天早上中国士兵出现在汉口路小学和旁边的房子里，以及金城女子工业专科学校。 在何应钦公馆即今南京大学外办所在地。后面的徐府巷2号也有一个武装的中国岗哨。 此外在陶谷新村也有许多中国士兵，这批士兵今天早晨运进来了较大数量的大米储备，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士兵将会很快离开安全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房子有3号、5号、8号和10号。 签名： MS贝德士 供中国报界专稿1937年12月8日晚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周工作回顾： 8天前，也就是1937年12月1日，市长马先生来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要求委员会承担管辖安全区的全部责任，现将他信中所要求的内容附录于后。他此外还请求委员会任命一名欧洲人为总干事，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先生担任这一职务。杭立武先生在和中国当局就安全区的谈判中给委员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菲奇先生任命杭先生为副总干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菲奇先生任命： 韩湘琳先生为粮食委员会主任； 许传音为住房委员会主任； 沈玉书牧师为卫生委员会主任； 爱德华·施佩林为总稽查；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为财务主管； 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为中方秘书处主任。 除了几名勤杂工和司机外，委员会及其全体成员，自愿并且无偿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马市长请求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调拨给委员会21万袋米和2万袋面，以缓解这里的困境；同时为了弥补支出，划拨10万元给委员会，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其中的4万元。为了将储存在城外的米面运进来，粮食委员必须拥有一支机动的车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很困难(注： 城郊正在燃烧)。到昨天为止他一共筹集到了12辆车运进了6300袋米(相当于7875担)。面粉目前还运不进来，不过粥厂用的煤和500袋盐已经有了保障。遗憾的是，应急用的煤已经不可能再得到了。我们的粮食委员每天都运进了米面，这每一天都是一场胜利，这在今后的艰难岁月中将起到很大的作用。鉴于储备仍然不够，我们请求所有的囤积有粮食和燃料的商贩尽快将物资运到安全区来出售。此外还有必要再次指出的是，委员会希望商贩们以能够接受的价格出售商品。 住房委员会在上周详细了解了区内所有可供使用的房屋情况。如果区内的私房主以及私房的租户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慷慨和爱国，与朋友合住，或者将房子以和平时期的半价出租，那么我们估计，安全区内有足够的房子安置市内剩余的居民。 昨天的报纸已经公布，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留给最贫穷的人使用。调查表明，如果每人需要16平方英尺的面积的话，这些建筑物可容纳35万名贫穷的难民。区内的几乎每一所学校都随即自愿慷慨地同意将建筑物用于此目的。在上一周这些学校已经为安置贫穷的难民作好了准备。 这些建筑物何时对穷人开放，将会尽快对外公布。目前这些房子的主人还未获准接纳任何人。 如昨天所通告，红字会和红十字会已经自告奋勇地在区内成立了粥厂并且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此外红字会还将负责安葬那些不幸在区内死亡的穷人。大学医院(鼓楼医院)位于区内，负责承担病人的治疗和护理工作。目前该医院只拥有数量很少的医生，为此请求所有目前还在城里的医生，自愿为鼓楼医院提供服务。 沈牧师先生正着手在区内建立负责卫生设施的组织。由于缺乏工人，因此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困难。 12月7日下午4时，施佩林先生开始竖立区界旗，并在12月8日上午结束了这项工作。 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正撤出安全区。宣布安全区为非军事区的通告近期将会正式发布。 以第一区警察局方局长和阎清鹏(音译)局长为首的警方，合作得非常出色。他们将看守安全区边界，并负责区内的治安。已经分配给安全区400名警察，他们将佩戴上有安全区标记的袖章。 由于在目前的紧急形势下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国际委员会只有非常不情愿地承担了由马市长转授的负责安全区行政管理工作的责任。一旦困难时期过去，委员会承担的责任也将随即停止，并将应南京市政府的请求将这种责任归还给市政府。 马市长请求委员会接管安全区行政管理的信函全文如下： ……(中文信函现保存在南京国际委员会档案材料中)12月9日 空袭从一大清早就持续不断。中国的飞机已经不再来这里，但是高射炮还在射击。城南落下了大量的炸弹，可以看见那儿升起了巨大的烟柱，一场大火正在南面蔓延。我们仍然忙着将大米从城外运进来，遗憾的是我们的一辆卡车损坏了，我们的一个卡车搬运工失去了一只眼睛，被送进了医院。委员会将负责照料他。剩下的美国人以及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罗森的两个随从)也上了船。但他们又表示，如果"空气不紧张"，今天晚上还要上岸来参加新闻发布会。 另外一辆卡车的押车员从南门回来时惊恐万状，南城门遭到了轰炸。城门的守军开始不放他们出城，后来通过协商还是同意了。当这辆车从城外返回的时候，全体城门守军，共40人已全部被炸死。 下午2时，我和贝德士博士、施佩林、米尔斯、龙和参谋部的一位上校巡视了唐将军不满意的安全区沿线(西南界线)。从山丘的顶上我们可以看见被火光和烟雾笼罩的城郊，中国人为了将那里辟作战场把房子都烧了。我们发现，在安全区西南界内有一排高射炮阵地。就在我们巡视的时候，3架日本轰炸机掠过我们的上空，距我们约10米远的高射炮阵地进行了猛烈的射击。我们都卧倒在地上，扬起脸朝上观察着高射炮的炮火。可惜的是炮火总是打偏，或者应当这么说，幸运的是总是打偏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上面会有炸弹投下来，但是我们很走运，日本人越过扬子江朝浦口飞去了。上校在安全区的界线的问题上不肯让步，于是我威胁说要甩手不干，并说我将致电元首，由于唐将军的失信，难民区无法继续存在。上校和龙先生忧心忡忡地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拿定主意，走出重大的一着，当然对这一着棋我们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们想再面见唐将军一次，力争说服他放弃对内城的保卫。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唐将军竟然表示同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征得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我和米尔斯牧师，还有贝德士博士在龙上校和一名士兵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炮艇"巴纳"号上，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发出了下列电报： 致美国大使馆--汉口1937年12月9日 国际委员会从卫戍司令唐生智处得到许可传递以下电报中所涉及的内容。唐将军请我们通过您将一号电文传给最高统帅蒋介石。二号电文我们将通过艾奇逊先生传给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请将该建议内容通知其他大使馆。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些建议也能得到这些大使馆的同意。 签名： 约翰·拉贝 主席(以下是电文)一号电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日本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对城墙内南京城的进攻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中国当局建议，在城内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 约翰·拉贝 主席二号电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中国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在城墙内南京城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日本当局建议放弃对城内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 约翰·拉贝 主席我们从"巴纳"号上岸，穿过燃烧的下关回城简直不可思议。晚上7时，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前，我们刚好赶回家。我们听说，日本人在此期间，已经推进到城门前，或者是离城已经没多远了。我们可以听到南城门和光华门上的炮火的轰鸣声和机枪扫射声。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没人去帮助他们，已经没有医生、卫生员和护理人员了，只有鼓楼医院的几个正直的美国医生还在坚持着。安全区的街道上挤满了带着大包小包的难民。原来的交通部(武器装备部)已经对难民开放，仅仅一会儿的时间，里面就挤满了人。我们关闭了两个房间，因为在里面发现有武器弹药。难民中也有逃兵，他们扔掉了自己的军服和武器。供中国报界专稿1937年12月9日晚 安全区安全措施 1 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即使在上海的国际租界也有1000多人死于流弹、高射炮弹片、炮弹片和日本飞机及中国飞机误投的炸弹。) 2 我们要记住，日本人从来没有保证过，不对我们的安全区进行炮击或轰炸。 3 日本人仅仅保证在安全区内不存在中国士兵和军事设施的前提下不蓄意进攻安全区。 4 为此我们紧急呼吁居民，空袭期间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瓦房同样也能保护不受高射炮弹片的伤害。) 5 一旦城市开始遭炮击或轰炸，只要可能人人都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 6 即便只是听到城里有步枪或机枪声，也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或以围墙作掩护。射击时，在砖结构房子里的人不应当停留在门窗旁边。 7 空袭、炮击、步枪或机关枪射击时，如果有人正好在街道上，而且无法很快找到安全的地方，如有可能，应当在坑里或围墙附近掩护自己。 8 如果在城内或周围地区爆发战斗，行人不应成群结队，而应尽可能散开。 9 伤员可以送到鼓楼医院，要救护车请拨打电话31624。 10 发生火情请打下列电话： 大方巷消防站： 31058 鼓楼消防站： 31093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2月10日 昨天夜里非常不安宁。隆隆的炮火声、步枪声和机枪声从昨天晚上8时一直响到今天凌晨4时。然后这种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渐渐减弱，到5时完全停了下来。我听说日本人昨天差一点就把城市占领了。他们一直推进到了光华门，据说那里几乎没有防御。中国的一个后备团没有及时补上，但是应当被替换下来的部队除了少数几个连以外都撤了下来。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出现了。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赶到的后备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才将敌人打退下去。今天一大早听说，日本人已于昨晚推进到了扬子江边的自来水厂附近。大家普遍认为，至迟今天晚上，城市将要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们决定公布昨天晚上发出的两份电报，但是开头章节不予公布，免得唐将军出丑。3名记者此刻正在努力通过美国炮艇"巴纳"号的帮助(艾奇逊先生)将这两份电报发出去。现在只有通往下关的城门是可以通行的，记者们要想把这条消息发出去，很有可能就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昨天晚上那样有军队掩护。 金大夫会讲德语，他表示愿意向委员会提供帮助。他手下领导有8所军医院，全部位于安全区以外，这8所军医院安置的全是轻伤员。据金大夫讲，其中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自残致伤。金大夫想把重伤员安置到我们安全区来。这种做法原本是违反协议的，但是我希望日本人知道了以后不会因此而提出责难。我告诉金大夫去和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大夫联系，他是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方面的负责人。根据金大夫的说法，他能提供80名中国医生。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南京还有这么多的医生。当然如果真的有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人越多越好。在过去的两天里，城里已经有1000名伤员了。 约翰·马吉牧师打算在这里成立一个红十字会的欧洲分会。虽然他也有经费(黄上校给了他23万元)，但是却没有进展，因为没有得到红十字会总部的答复。而没有总部的批准，他自己显然不敢着手办此事，多么可惜!要是换了我，我是不会犹豫不决的。如果好事能成，何必要请示来请示去呢?反正到最后总会同意的。 我们紧张地等待着日本当局和蒋介石对我们电报的答复。城市的命运和20万人的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安全区的各条街道上挤满了难民。许多人找不到合适的落脚处，仍然露宿街头。遗憾的是，我们不断发现，区内仍然有许多军事人员。我们和龙上校以及赵先生终于达成了以下协议： 1 唐将军明确承认安全区的五台山界线(西南线)。 2 龙负责粥厂的建设工作不会受到士兵的干扰。 3 卫戍司令部的3名代表和委员会的3名成员共同巡视安全区，沿路遇到的每个士兵都将被逐出安全区。唐将军的3名代表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全权将士兵逐出安全区。 韩先生报告说，下关的士兵要烧掉我们剩余的粮食储备，龙答应立即干预。我得到了一个可以进出城门前往下关的军方通行证。城东好像在准备战斗，可以听到沉重的火炮声，同时还可以听见飞机进攻的声音。五台山上的高射炮仍在向日本人射击，阵地确实位于安全区内。这实在是让人感到绝望!如果再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的安全区就将遭到炮击，这无异于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因为区内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日本人哪怕是只给一个肯定的答复也好!让人感到最为遗憾的是，无法将全部的真相告诉给留在这里的欧洲战地记者们!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将军事人员清理出安全区的保证始终没有兑现。今天早上我再次向这些人声明，我不愿意就这些事情讨价还价，更不愿意拿中国人的名誉当儿戏。之后他们是让步了，但是没有拿出行动。然而现在已经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我们大家都深感沮丧!从汉口美国大使约翰逊那里传来消息，他已经把我们的电报转交给了蒋介石，并且他本人也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建议。同时他又发了一份秘密电报告诉我们，在汉口的中国外交部已经正式口头通知他，他们认为唐将军同意停火3天并从南京撤出部队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蒋介石已经宣布，他不会接受这类的建议。我们再一次确认了一下，我们没有弄错。龙和林在我们发电报时也在场，他们确认一切属实。据他们看来，最高统帅肯定会同意这件事的。可能是汉口外交部的某一个高官对此事提出了刁难，结果导致了我们的建议被拒绝。我们反复给蒋介石发电报，同时给在汉口的德国大使陶德曼也发了电报，请求他在有关我们的建议上予以支持。现在已经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海军电台 序列： 发自： 汉口 华盛顿国务院1937年12月10日14时 驻南京大使馆文及： 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 驻北平大使馆 驻上海领事馆 第24号--1937年12月10日11时 南京电报号1026--12月9日18时下列内容已于12月10日11时发给驻汉口外交使团： 美国大使于1937年12月9日夜间12时收到美国驻南京大使代办艾奇逊先生于下午6时发来的无线电讯。该电讯包含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分别致日本当局和中国当局的两份电报，就如何避免在南京城内的战斗及如何防止众多平民在战斗中不可避免的死亡提出了建议。委员会请求我将电报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和美国驻汉口大使馆转交给有关当局。现附上艾奇逊先生的电讯稿副本，供汉口外交使团传阅。 收到上述消息后，副本已经美国驻汉口大使馆递交给了汉口的中国有关当局。中国有关当局今天早上回复，该建议已经呈送给最高统帅部。一旦统帅部有回复，将会立即告知。 可以估计，1937年12月9日晚，该消息以同样的方式已递交给了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 我在此要指出的是，国际委员会紧急请求所有大使馆支持这项建议。美国大使已经代表自己通知了中国当局，完全支持南京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建议，如果该建议能够完整地并且在军事指挥人员的计划下得到实施，他将表示欢迎。 此电原件传南京。 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 约翰逊海军电台 序列： 发自： 汉口 华盛顿国务院1937年12月10日15时30分 驻南京大使馆文及： 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 驻北平大使馆 驻上海领事馆 第25号--1937年12月10日15时 本人电报--1937年12月10日11时我得到中国外交部口头但却是正式的通知，国际委员会认为唐生智将军已经同意停火3天并将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内的估计是错误的。此外我还得到进一步的通知，蒋介石将军已经表示，他不能(我再重复一遍： 不能)接受这项建议。 此电原件传南京。 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 约翰逊 1937年12月10日电 致美国大使约翰逊先生阁下 汉口 机密!仅供大使本人阅 委员会在此明确确认关于唐将军表态的消息。此间总部坚信，如果蒋介石将军了解军事形势，他是会同意的。 签名： 拉贝 主席 1937年12月10日电 致德国驻汉口大使 奥斯卡·陶德曼博士阁下： 本人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已于12月9日将建议电告美国大使，诚挚地希望您能支持该建议。 签名： 拉贝 1937年12月10日电报 致最高统帅蒋介石： 国际委员会在此诚挚地请求将此消息转达给蒋介石将军： 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20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 签名： 拉贝 主席12月10日 中午，听电台广播说，如果唐将军不立刻撤出他的部队，日本人明天将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今天城市全天遭到了轰炸，玻璃窗被震得直响。紫金山上有几座房子在燃烧，城郊也仍在燃烧。我们难民区内街道上的居民们感到是那么的安全和保险，他们几乎不去理会那些日本飞机。上帝啊，如果哪一天人们发现自己的感觉是错的，也就是说遭到了日本人的轰炸，那么这个血腥的屠杀必定是毁灭性的!我一直在希望局势会朝好的方面扭转。日本电台报道说，南京将在24小时内被攻占。中国军队的士气已经明显地低落。首都饭店(城内最好的饭店)已经被军队占据。士兵们一个个在吧台旁喝得醉醺醺的，懒洋洋地躺在俱乐部的沙发上，他们要逍遥一下。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城市在一夜之间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到目前为止，看上去还不至于如此。外面静悄悄的，又有一批难民带着妻儿露宿街头。12月10日 22时30分，据上海海员电台报道，南京今天下午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由于唐将军在中午12时之前没有将他的部队撤出去，所以日本人现在正在忙于将中国军队的残部清理出城市(肃清残敌)。当然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但是现在距离以前曾经提到过的"艰难的时刻"却是没有多远了。我和衣而眠。午夜2时30分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炮火声，其间还伴有机枪声。炮弹开始可怕地从我们的房顶上呼啸而过，我让韩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进入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最为高贵"，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火光将周围照得通明，前后长达数小时之久。所有的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以几秒钟为一个间歇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到了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房子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内。南面和西面也开始炮击。对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稍微有些适应了以后，我又躺到床上睡觉去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只是打个盹。12月11日 上午8时，水电都停了。炮击还在持续。有时炮火声会稍微减弱一些，但紧接着又会重新开始。我们的金丝雀"彼德"好像很喜欢这个，它放开喉咙唱着，这金丝雀似乎比"乌鸦"更加镇定，我可没这份心情唱歌!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实际上安全区并不"安全"，这里仍然有武装士兵，想将士兵清理出去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看来一个中国将军的话顶不了什么用!可悲呀!我们无法像原来计划的那样通告日本人： 安全区内已经没有军队。 上午9时，安全区落下了第一批炮弹，地点在福昌饭店、世界剧场的附近，共有21人死亡，约12人受伤。负责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轻伤。饭店前的两辆汽车燃烧了起来。另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中学)，炸死13人。一再有人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鼓楼医院前，而且是在安全区一侧正在构筑工事。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土丘更为合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打算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路上，我们发现士兵们正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那些在广场边上形成一个尖角的房子被士兵砸开了，我亲眼目睹了门窗被砸开。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沙袋做的路障、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网等，对坦克车来讲几乎算不了什么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遵从我们的愿望。我在鼓楼医院给龙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联系此事。 下午6时，参加下午6时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代表外，就只有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巴纳"号美国炮艇朝上游去了。史迈士博士说，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想知道该如何处置他。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在场人员的笑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24小时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又将其释放。晚上8时，我把韩先生叫到面前，建议他携家眷搬到宁海路5号我们的总部去，那里的防空洞要比这里的好。此外我的房子距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本人现在已经把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也应当搬过去，因为今天夜里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发动猛烈的进攻。韩先生暂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目前住在原来的德国学校)。明天他打算在住宅区找另外一套住房。我随之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9时起，城市遭到了炮击。但是进攻不久便减弱，接着出现了令人估摸不透的沉寂。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12月12日 我原来以为日本人可以在平静中接管城市，但这种想法没有得到证实。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不断地看见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佩带的也不再是手枪，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是士兵还是警察都没人遵守唐将军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清理安全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早晨8时，炮击再度开始。 中午11时，龙和周奉唐将军之命来请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停火3天的协议。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撤退，然后将城市交给日本人(和原先的想法一样)。我们起草了一份新的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在电报发出前应由唐将军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以及一份和谈代表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 和谈代表在白旗的保护下，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一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的龙和周。到了晚上快6时的时候，龙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已经没有用处了；对停火来讲，一切已经太晚了，日本人已经到了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事情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不能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动议仿佛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换句话说，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受到这个指责。他想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的身上。这是我很不喜欢的! 下午6时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在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都处在电闪雷鸣之中。整座山骤然间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这是一个古老的有关南京陷落的象征。有句民谚说："紫金山焚则金陵灭。")可以看见中国平民从南面逃过来，他们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好几支中国部队声称日本人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但是这条消息不准确!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进军。当然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即将开始。我告诉韩先生和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得提前回去，免得中国委员的家人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我自己和韩先生开始往回走，到家做些准备，以免我们因为炮击或轰炸而陷入困境。我在手提箱里放进了必要的洗漱用具，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放进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等。随后我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在皮大衣里又塞进了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备我在必须离家时用得上。我装满了东西，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觉得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依赖胰岛素的。有一小段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能带点什么走呢?我再一次走过所有的房间，又仔细看了一遍，好像要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那儿还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这得放进口袋。这下我装备完了。我很清楚，此时此刻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前的幽默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8时的时候，龙、周两位先生(林已经撤退了)到我这儿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同意了。在我们回家前，两位先生在委员会的钱柜里寄存了3万元。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克里杉对克勒格尔先生的昵称。，我的天，你来这儿干什么?" "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主要街道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 "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已经和他约好，让他明天到我们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晚上9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时～10时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去了。同时我还听龙先生讲，他和周奉命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只能用于此目的。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 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12月13日 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撒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 日军进城。摄于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上海路。 日本人进城后不久的中山路。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要求，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峻，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打算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 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 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 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 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 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12月14日 我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下面是这封信的译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指挥官先生南京宁海路5号 驻南京日本军队1937年12月14日尊敬的指挥官先生： 请允许我们在此表达对贵炮兵部队的谢意，他们遵守纪律的行为使得安全区幸存。为了维护中国平民的利益，我们想就未来的计划安排与您取得联系。 国际委员会已经承担了在安全区安置滞留城中的中国居民的责任。米面已有储备，可暂时接济难民。委员会还同时接管了安全区内的中方警务管理工作。 委员会现提出下列请求： 1 恳请在安全区各通道口派驻日军岗哨。 2 安全区由区内平民警察保护，平民警察只携带手枪。请予以批准。 3 批准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出售米面并设立粥厂。委员会在其他城区有粮食储备，请准予我们的卡车通行，运输粮食。 4 在难民全部返回原住处前，请准予委员会继续保留目前对房屋的管理权(即便能够返回，仍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必须得到照料)。 5 准予委员会与贵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 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局面，大量逃跑的中国士兵在城北无路可退，其中一部分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怜悯，救他们的命。我方代表为此试图和贵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只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上尉。以上提到的那些中国士兵，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安置在安全区的房子里。 现恳请您能宽恕这些士兵，考虑他们的愿望，准予重过和平的平民生活。 在此，我们想向您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约翰·马吉先生(美国人)为该会主席。该会已经接管了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几所原军医院，于昨天解除了院内全体人员的武装。该会保证负责这里的建筑物将来不得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地方够的话，我们建议将所有中国伤员安置在外交部。 为了中国平民百姓的安康，我们期盼着能有机会和您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 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书宋(音译)先生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60岁的宋先生也是我们下属的红字会成员。我们找了约6名日本军官，他们让我们和明后天才抵达的日本陆军谷寿夫将军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时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据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载："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26年12月12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垣而入，即开始屠杀。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26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联系。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士林克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许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迅速地安置在空房子里。韩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抢走了。贝德士博士报告说，甚至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几队日本兵也来到了我的私人住宅，在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社党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国国旗非常不受欢迎，我们委员会成员索恩先生汽车上的美国国旗被抢走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盗了。从清晨6时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奔波，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种暴行。韩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多少少还比较客气，举止也还得体，但是一部分部队的行为确实可恶。飞机上抛撒着宣传品，向平民百姓通告，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我们疲惫不堪，近乎绝望地回到了位于宁海路5号的总部。城市的许多地方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靠什么活下来，对我来讲简直是个谜。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12月14日，晚上 我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时间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汉堡正派商人的职业协调不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便开始时常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来，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不免左顾右盼，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对我们的过失并不理会，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不知不觉、因而也就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又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 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 每一个沉寂 都萌发出生命的 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 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 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记者杜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值得称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 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本电文签署人和当地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到12月14日晚上9时为止一切都好。请通知D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136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我刚刚得到消息，杜丁先生已经返回，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遗憾!12月15日 上午10时，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他向我们转达了海军"濑田"号炮舰舰长和舰队军官的问候。我们把致日本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时，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有关这一点，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向他提供帮助。韩先生和我对这3个地方的情况非常了解，我相信我们能够让工程师和工人们将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我又遇见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他作为翻译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由于昨天，也就是12月14日，我们没能和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因此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宁海路5号 日本大使馆参赞1937年12月15日 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 约翰·拉贝 主席作为对这封信和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的形式给予的回复，回复由福田先生翻译，纪要如下： 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 1937年12月15日，中午 翻译： 福田先生 委员会出席成员： 约翰·拉贝先生，主席 史迈士博士先生，秘书 施佩林先生，总稽查 (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 1 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 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 居民应尽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4 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5 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武装，仅携警棍。 6 贵委员会在安全区储备的1万担米可以供难民使用，但是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他们在区内购买粮米。(关于区外储备的粮米，没作明确表态。) 7 电话和水电供应必须恢复。我们定于今天下午和拉贝先生视察这些设施，我们将在视察后制定相应措施。 8 从明天起将对城市进行清理，我们急需劳工，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我们明天需要100个～200个劳工，干活付酬。 签名： 刘易斯 SC史迈士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我们同指挥官和福田先生告别时，原田将军走了进来，他当即表示要我们带他去安全区转一圈看看。我们约好下午去察看下关发电厂。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约定的下午察看时间，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史迈士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史迈士又一次开车去找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我向他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的话，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也深以为然，安慰我并答应明天去办这事。我的心情悲痛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这是很残酷的。但是他们声称，在济南中国人枪毙了2000名日本战俘。 我从日本海军处听说，负责安全接运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美国"巴纳"号炮艇被日本人误炸沉没，死亡两人。一人是桑德利，意大利一家报社的记者；另一人是查尔森，"美平"号的船长。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肩部和膝部受伤，斯夸尔的肩部也受了伤，加西的一条腿断了，安德鲁斯少尉受了重伤，休斯艇长也断了一条腿。这段时间里，我们委员会也有一个人受了伤。克勒格尔拿着一盏油灯靠着一个几乎是空的汽油罐太近，结果把双手给烧伤了，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黑姆佩尔抱怨日本人把他的饭店完全摧毁了。基士林克糕饼店看来也已经片瓦不存了。我急切地盼望着这段动荡不定的日子能早日过去，我们现在对生存的忧虑的的确确要大于南京沦陷前的那段时间。人们对手榴弹和炸弹已经习以为常，现在要做的是同占领军搞好关系。对一个欧洲人来讲，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委员会主席来讲，要胜任这一点，并不简单。 今天下午"巴纳"号炮艇的幸存者们要被运送到停泊在下关港的美国炮艇"瓦胡"号上。据说日本的舰队凡是能够航行扬子江航道的也已经驶入下关港。我估计，美国"瓦胡"号炮艇能够而且会驶往上海，因为受伤人员几乎是不可能安置在南京的。 我们再次写信给日本人，正式提请他们注意我们成立的红十字会分会。全文如下： 国际红十字会分会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宁海路 日本大使馆参赞1937年12月15日 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 目前已经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为了能够应付由此形成的困难局面，我们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我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便该分会能得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 现在我们恳请您，帮助我们获得南京日本军事当局的批准，以便我们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随本函附上委员会名单。 谨致良好的问候 签名： 欧内斯特H福斯特 秘书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宁海路5号 电话： 32346，31641，31961 约翰C马吉牧师主席 李春南先生(音译)副主席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 洛先生副主席 欧内斯特H福斯特牧师秘书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财务主管 戴簌三夫人 明妮·魏特琳小姐 罗伯特O威尔逊大夫 PH芒罗福勒先生 CS特里默大夫 詹姆斯·麦卡伦牧师 MS贝德士博士 约翰HD拉贝先生 刘易斯SC史迈士博士 WP米尔斯牧师 科拉·波德希沃洛夫先生 沈玉书牧师 12月16日 上午8时45分，我收到了菊池先生给我的一封函件，菊池是一位谦逊可亲的日本翻译。他在信中通知我们，从上午9时起在安全区搜寻中国士兵。 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经历的狂轰滥炸和连续的炮击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可怕时期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安全区外已经没有一家店铺未遭洗劫。现在掠夺、强奸、谋杀和屠杀在安全区也开始出现了。安全区里的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子，都被砸开或洗劫了。下面致福田先生的信大体描述了目前安全区的局势，信中所提到的15起事件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几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宁海路5号 日本大使馆参赞1937年12月16日 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昨天在交通银行的会晤中，我们已经向少佐先生强调过，应当想方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这是很有必要的。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我们甚至找不到足够的脚力来装米和煤运送到粥厂。结果今天早上有数千名难民没有得到食物。为了让中国的平民能得到食品，国际委员会中的几个外国委员今天早上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日军巡逻队，把卡车开到安全区来。昨天，我们委员会有好几个委员的私人汽车被日本士兵拖走了。 现随函附上日军在安全区的各种暴行。 不结束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活动，例如，不可能找到劳工去修复电话局、水厂、电厂和各种商家店铺，甚至都找不到人去清扫街道。 为了弄清并改善局势，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向日本皇军建议，立即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1 所有搜家活动由负责军官指挥，率领正规组织的小分队进行(制造麻烦的大多是四处游荡的士兵，他们3人～7人一伙，无军官带队)。 2 夜间，最好也在白天，在安全区的所有通道口安排日军岗哨(昨天我们已经向贵军的少佐先生提过这项建议)，阻止四处游荡的日军士兵进入安全区。 3 立即发放汽车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以免我们的卡车和私人汽车被日军士兵扣留(即使在城市保卫战的最艰苦的时期，中方司令部还是向我们提供了通行证，虽然此前已有车辆被扣，但在递交了申诉后，所有车辆都在24小时内物归原主。此外，当时中国军队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仍然提供给我们3辆卡车为平民百姓运送粮米。与此相比，日本皇军具有更好的装备，而且已经控制了全城，城内的战斗也已经全部停止，因此我们坚信，在目前中国平民百姓需要得到日军的关心和保护的情况下，日军会表现出更高的姿态)。 日军最高指挥官于昨天抵达南京，我们原以为市内的秩序和安宁会由此而得到恢复，因此昨天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昨天夜里的情况比前天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决定向日本皇军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相信，日军最高指挥官是不会赞成日军士兵的暴行的。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 约翰·拉贝 主席 签名： 刘易斯SC史迈士 秘书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 1937年12月16日 (在给我们的所有报告中，我们在此仅举几起，均是已经仔细核实过的事件。) 1) 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的6名街道清扫工在他们位于鼓楼的住所里被闯进的日本士兵杀害，另外一名清扫工被刺刀严重刺伤，日本士兵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如上所述，这些人是我们安全区的雇员。 2) 12月15日下午4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附近，一辆载有大米的卡车被日本士兵抢走。 3) 12月14日夜晚，安全区第二区的全体居住人员被赶出房子，然后被洗劫一空。第二区区长本人被日本人抢劫过两次。 4) 12月15日夜晚，7个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拖走7名中国妇女，其中3名妇女被当场强奸。 5) 12月14日夜晚，许多人向我们诉说，日本士兵闯进中国居民的房子，强奸或强行拖走妇女。安全区内由此产生恐慌。昨天数百名妇女搬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栋建筑物，我们委员会的3名美国先生昨天夜里整夜守候在学院，保护那里的3000名妇女和儿童。 6) 12月14日，30名显然没有军官带队的日本士兵搜查了大学医院和女护士的寝室，医院的职员们遭到了有组织的抢劫。被偷走的物品有： 6枝自来水笔、180元现钞、4块表、2卷医院的绷带、2只手电筒、2双手套和1件毛线衣。 7) 昨天，即12月15日，不论是收容所、公共场所，还是大学建筑物内，从各个方面都传来报告，日本士兵在各个地方强行闯入，多次抢劫中国难民。 8) 12月15日，美国大使馆遭破门盗窃，若干小物件丢失。 9) 12月15日，日本士兵翻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后墙，砸开一扇门，闯入学院的医学系。由于该系在12月13日就已经将可移动的物品全部转移，所以没有东西被窃。 10) 12月14日中午，日本士兵闯入锏银巷的一所房屋，强行拖走4名姑娘，强奸了她们，2小时后将她们放回。 11) 我们在宁海路的米铺于12月15日的下午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搜查，他们买走3袋米(3.75担)，只支付了5元钱。米市的现行价是每担9元，这样，日本军队共欠国际委员会28.75元。 12) 12月14日夜晚，11名日本士兵闯入锏银巷的另一所房屋，强奸了4名中国妇女。 13) 12月14日，日本士兵闯进美国女传教士格瑞丝·鲍尔小姐的住所，抢走一双皮手套，喝掉了桌子上的所有牛奶，然后又用手把糖罐全部掏空。 14) 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入美国医生RF布拉迪的车库(双龙巷1号)，打破福特汽车的一块窗玻璃，然后又带来1名机械师，试图发动汽车。 15) 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进汉口路的一个中国居民住家，强奸了一名年轻妇女，强行拖走3名妇女。其中2名妇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后面追赶，结果这2名男子被这些日本士兵枪杀。 如前所述，我们委员会的外国成员已经对以上事件进行过核实。 签字： 刘易斯SC史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