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个人来说,作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三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五六世纪时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来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