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出版者导言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的光辉一生虽已终结，但他的作品将永存，他的影响将持续。对于一位研究地理学的人来说，想成为真正的学者必须要经历漫长的游历和考察，而李希霍芬在成为大师之后还继续其在远方的考察，并且边学习边研究，收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非常之多，以至于李希霍芬孜孜不倦地尽其全部力量直到年事已高都还在研究。没人能知道，死神之手是在他伏案冥思还是奋笔疾书时突然到来的。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李希霍芬都在研究这笔精神的宝藏。李希霍芬从不吝啬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公布出来，反而觉得将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加以出版是他的本分所在。因此自他的博士论文（1856年）出版以来，李希霍芬大概已经出版了将近200部著作，身后还留下了大笔内容丰富，未经加工完成的宝贵资料。其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当属其宏著《中国》的第三卷。这一卷书不仅介绍了中国南部的情况——正如第二卷主要介绍中国北部的情况——而且还包含了对整个中国的山脉、地理、经济地理、气候、人口、殖民情况和文化的介绍。单单从上述列举的范围就能看出这卷书包含多么丰富多样的内容，以至于编纂之初都让人觉得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些资料的核心是李希霍芬在中国四年游历期间所进行的科学考察的成果，存在于他一直不间断的，甚至可以说耗尽心血记录下来的日记当中。在这些厚厚的日记册子中，除了地理学专业的资料外，还有很多个人经历的描述。每当看到这些描述，我们就会想到，如果出版出来，那一定也会受到大众的欢迎。只是李希霍芬鲜有机会向一些专业人士以及朋友们叙述旅行中的这些有趣的经历，以至于身边人认为，他对这种叙述性的游记根本就不感兴趣。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每当李希霍芬的学生们游历归来，作为老师的他总是不忘关照他们尽快将自己的游记出版，而这些游记往往都成为畅销的作品。 在最初整理和挑选这些遗留的笔记和手稿的时候我就发现，李希霍芬早有打算在回国后立刻就出版这样一本大众喜爱的中国游记。所以当学生们提出要完成老师未竟心愿之时，李希霍芬夫人立刻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而曾经出版过《中国》的出版社也欣然答应再次帮助我们。计划很快就形成了。如果说单单从李希霍芬留下的手稿还不足以看出他的确有出版游记的意愿的话，那么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有此愿望，那就是在他回国后最初的几年里已经亲自整理了一本畅销游记的大部分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和手稿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内容的选取和处理，以及写作风格可以看得出，这部分资料和纯粹的科学研究的资料很不相同。有些是口述的记录，这些记录为本书中插图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这些记录或是当时就留下来的，或是后来补充完整的。李希霍芬曾对中国进行过七次大的考察，其中四次考察遗留下来的手稿成为其研究的基础，而这些日记一方面可以作为佐证，另一方面则作为补充。此外李希霍芬夫人还提供了另外一部分更具吸引力的资料，那就是数量众多的私人信件，主要是李希霍芬在旅途中写给父母的信。这些信件为我们勾勒出李希霍芬游历考察的大致路径，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计划和经历，其中还描写了很多他和他的陪同者在旅途中的日常事物，可以让我们对李希霍芬这样一个平和的、个性坚韧的伟大人物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认识。 关于李希霍芬为什么没能完成写作这样一本游记的问题，或许现在我们无法十分肯定地回答，但恐怕主要是因为纯粹科学研究的部分占据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使得他无暇兼顾。但是在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出版事宜确定以后，李希霍芬开始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准备和写作游记的事情上，遗留下来的手稿即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这些资料十分繁杂庞大，以至于李希霍芬未能全部完成。其中还有一部关于日本的作品，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搁浅。 之所以决定现在再次着手出版这样的游记也是出于以下的考虑，这些遗留资料中包含着一些之前从未面世的内容，可以为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提供帮助。此外，如果集结了李希霍芬在最后几次旅行中写给上海商会的信件的英文本《书信集》也能够借此机会得以顺利出版，则善莫大焉。因为该《书信集》虽然价值极高而被很多专家看作是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但因其专业性太高而难以获得广泛的流传。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那么《书信集》中记录的很多当时的大事件也足以引起研究者巨大的兴趣，比如太平天国的情况，再比如天津教案的情况。 在挑选日记内容的时候，我们作了如下的考虑：日记中关于地理学考察的内容，尤其是关于煤矿的详尽描述，因其本身就是科学专著《中国》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游记中不再重复使用。但是我们尽量保留了一部分内容，以便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李希霍芬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另外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整理出的手稿中也加入了一些书信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这些每日的记录会引起人们对于逐步形成的伟大理论，即对于地质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黄土成因说”的高度兴趣。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外部结构上我们做了如下处理：凡是原文摘录李希霍芬日记内容的部分，我们在段落边都标明了日期；凡是没有标明日期的段落，则是编者综合遗留手稿并添加相应内容编辑而成；所有来自信件的内容也都做了格外的标注。 关于中国地名的书写方式，我们尽量遵循了李希霍芬在其日记中所使用的拼写方式，尽管在此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争议。做了更改的地方包括：中国地名开头的“hs”我们使用更简单的“s”代替，比如用“Si ngan fu”代替“Hsi ngan fu”。但是“县”的拼音仍然保留了原文中的“hsiën”。这一点无需做过多的解释，因为至今学界都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汉字拼写方式，尽管对于研究来说十分必要。 遗稿中一些李希霍芬亲自绘制的风景草图为这本书添加了更多的色彩，事实上他在年轻时就孜孜不倦地练习绘画，而且颇具天赋，遗憾的是大部分在中国旅行途中所绘制的草图目前都已遗失。本书中所使用的一些图片有些绘制在单页的纸上，有些则在日记本中。这些在日记本和绘图册子中的草图向读者展示了李希霍芬途中所见的中国各地的地貌情况。我们只选取了《中国》中的一幅地图附在本书后面，以便勾勒出李希霍芬旅行的路线。如果想把整本游记中所有出现过的地名都标注出来，那么恐怕得用一整本中国地图册才行。在一张普通的中国地图上是不可能标注出所有地名的，而且我们也难以取得中国地图的使用权。对于中国北方城市的情况，如果读者想作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参照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第一部分。 李希霍芬夫人不仅授权我们使用全部遗稿，而且尽其所能帮助我们挑选日记和信件的内容，使得该书的出版得以实现。除此以外，在挑选和整理草稿时她也为出版人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帮助。我们对此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在抄录日记原稿的过程中，马希尔（Marschall）、雷特讷（Rentner）、萨柯泽（Sachse）三位女士和威斯温茨凯（Wiszwianski）博士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凯斯（Kais）先生在校订该书中文地名的时候得到了福兰阁（O. Franke）博士的大力协助。除此以外，李希霍芬的众多学生也为解答书中一些问题尽了各自的一份力量。其中丁泽（Dinse）博士负责了全书的校订工作，并且编写了书后的索引目录。对于所有人来说，作为李希霍芬的学生、朋友和景仰者，我们希望以此来缅怀这位伟大的学者。 1907年10月底于弗雷德瑙（Friedenau） 蒂森（E.Ties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