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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筱庵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不久维新政府成立，他仗着日本人的后台，在上海称孤道寡，对南京不加理睬，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对他束手无策，特别派了陈群，邀约傅筱庵到南京去，作名义上的“述职”拜谒，费了无数口舌，傅筱庵坚拒不去。 本来梁鸿志想向上海市筹些款项，要他缴付一些税款，但傅筱庵提出一个反要求，说是“上海市政府开支庞大，除了沪西的烟赌有些收入之外，只在北西藏路桥(俗呼新垃圾桥)北堍办了一个蔬菜市场，每月有二十万元收入，其余还是靠日本人办的经济机构补贴着”，要维新政府给他钱。维新政府向他要钱，不但要不到，他还要南京每月给他二十万元，否则他决不到南京，梁鸿志弄得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应允，他才到南京去拜谒一次。 维新政府一再要求日本当局更换上海特别市市长，日方始终没有答应，而且说明各地的政府，多依附在各个军区之下，南京有南京的军区，上海有上海的军区，两个军区的首脑，不愿意这类组织联系起来，只要维新政府挂着一面五色旗，上海特别市政府也挂上一面五色旗也就算了。所以梁鸿志对傅筱庵始终鞭长莫及，一点也指挥不动他。 傅筱庵在上海的工作，只是对日方百般联络，做着迎新送旧的工作，每天晚上大摆筵席，还要提供色情对象，他对这一套工作，做得确是八面玲珑、有声有色。 他的家中，有一个主持厨政的老厨子，名叫阿朱，跟随他已有多年，管理着各式厨师，轮流做着四川菜、北京菜、上海菜、广东菜，所有采办材料的事宜，统由阿朱负责，进益相当可观。阿朱是山东人，为人爽直而有烈性，每天晚上见到无数日本人挟着淫娃荡妇，丑态百出，而且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击掌唱歌，东倒西歪，实在看不上眼。 傅筱庵每天一清早，总是上市府大厦去办公，那座大厦是宫殿式的，前门有很宽阔的石级，他到达时，威风凛凛地走上石级。一天，他从容地步上市府石级，忽然间有一大汉对着他连开两枪，但是这人枪法并不高明，傅筱庵一点没有受伤，而刺客反被卫队包围起来，刺客紧握枪支，还是高呼要“打死傅筱庵”，傅筱庵急急忙忙逃进内室，惊魂甫定，传令下去，把这刺客乱枪打死。 这个刺客被打死后，傅筱庵召集几个秘书和卫队长研究刺客的来历，有的猜测是中央的特务，有些人疑心是日方的特务，突然间傅筱庵拍了下桌子说：“我知道了，不必追究，也不要把这消息透露出去，把刺客埋掉就算了。”手下当然照办了事。 后来傅筱庵向秘书们透露说：“这刺客定是南京方面派来的。” 上海一般市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我因有一个宁波朋友，在傅筱庵手下任职，当时他也在场，后来是他告诉我的。 傅筱庵受过这次惊吓以后，就有挂冠求去之意，但是他很相信算命的。其时上海新闸路有一个姓丁名叫太炎的星相家，傅筱庵便装往访，丁太炎替他排了八字，再看看他的相貌，顿时放下朱笔说道：“这是一品大官的命，最近曾经遭到杀身之祸，但是转危为安，有惊无险，而且以后还有十年大运。”傅筱庵听了他的话，心中暗暗佩服，付了相金就走。 就为了这位算命先生的一句话，他就打消辞意，决心依旧做下去，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还有好运。 过了好久，一天，他没有应酬，悄悄地提早回到虹口住宅，不料当他跨进内室，见到一个内眷，正和他的厨师阿朱睡在床上。傅筱庵当时很镇定地默不出声，阿朱反而不好意思，向傅筱庵求情说：“老爷！我实在没有面目再做下去，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让我到别处去做小生意。”傅筱庵当晚就拿出一笔钱，说：“这钱就送给你，但是你要若无其事地再做一个星期，等我几次客请好之后再走。”阿朱当然答应了，天天清早上菜场办货，晚间督厨做菜。 到了第六天，这天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十日，早上五点钟，阿朱忽然烈性大发，手执菜刀，闯进傅筱庵房中，那时傅筱庵独居一室睡得正熟，阿朱提起菜刀，像宰猪一样把傅筱庵杀死了，阿朱走出房门时，还将房门带上，到厨房中拿了几个菜篮走出大门，当时与门前的几个守卫人员还含笑招呼，然后踏上脚踏车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傅筱庵竟是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