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生活史——市府开支 仰给日方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收入，最重要的税收，就是巡捕捐，数目相当大，任何居民，年租可欠而巡捕捐是欠不得的。房地产项下的税收，叫做道契税，更办得精密。其他各项税收，都有条例，所以公共租界的经营，年年都有盈余。 从前国民政府时代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税收年年都在整顿之中，房地产的税叫做“宅地税”，因为产权不确定，所以税收也不稳定，好多老乡绅十年八年都是欠的，土地局成立了好多年，一般业主都不肯换取新地契，所以市府的收入，为数极微。南市、闸北、浦东都属华界，向来没有巡捕捐的制度，所以警察的饷银都无着落，不过市民要缴付一种清洁费，因为从前上海的房屋，都没有抽水马桶，家家都用木制的马桶，一清早由市政府雇的清洁工人来处理，市民对这笔清洁费是非缴不可，所以市府只有这一项收入，倒是相当可靠的。当年上海还有一位姓马的“粪大王”，即是以倒马桶起家的。 其他税收，除了货物税的收缴略有成就之外，所得税还是推行不开，市政府也只好眼开眼闭，采取认捐制，由商家包认了事。所以上海市政府的开支，向来是要靠中央津贴的。 八一三事变发生，华界的人民，有能力的都逃入租界，华界的商业全部陷于停顿状态，所以傅筱庵当上了伪市长，只有庞大的开支，而没有可靠的收入。初时傅筱庵到市府旧屋去看过之后，一切装修布置以及办公桌椅，都由他自掏腰包，连办公室中的地毡，都是自己搬进去的。各局成立之后，人员众多，开支浩繁，虽然其中若干局略有收入，但是警察开支全无着落，即使各局设法向人民榨取，也是入私囊的多，归公家的少。 所以傅筱庵当了几个月的伪市长，贴的钱真是不少，日本人也知道这件事没有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个市政府是支撑不下去的。 在八一三之前，中国银行曾在日本东京开设了一家分行，行长是经济专家戴蔼庐，因为戴精通日语，对日本人向多往还。事变一起，南京失陷之后，戴投靠日方，日本人请他回到上海，办理一个经济机构，他长袖善舞，接收了日方掳掠来的许多财富，然后运到了日军占领区的政治部门去。 傅筱庵对市政府的经费没有解决办法，也要仰仗戴蔼庐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