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重视前线军事,对后方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谓上海大道市政府和市长苏锡文登台之后,一筹莫展,什么政绩都没有。伪市府设在浦东东昌路,居民都是乡下人,市库收入微乎其微,一切开支都向日方领取,所以大道市政府徒有其名,教育局只管一座浦东中学,学生少得可怜,维持治安的警察局,规模也很小,不要说中国人看不起,连日本人也不把它放在眼内。 苏锡文唯一的工作,就是雇用了一班浦东土老儿,穿着长衫马褂,扮成绅士模样,专做迎送日方要人的工作,仿佛是大道市政府的仪仗队一般。久而久之,日本人看来看去总是这班人,也看得乏味了。 日本人又组织了一个党部性质的机构,叫做“王道会”,原想以这个会出面来组织民众,可是民众对这个王道会也毫不理睬,而王道会的会员,只是计划开设赌档和烟窟,所以对民众运动更起不了作用。 这时候,日方就想到市政府的市长,一定要用真正的中国人,而且还要是真正的上海人,知识分子既然不肯上钩,因此就想到商界方面的领袖。要有金融知识而兼有政治的组织能力,于是就想到一个上海商界领袖又是真正的中国人,那人就是傅筱庵(官名宗耀),他曾经做过招商局总办,上海总商会会长,又当着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论资格与地位远远在苏锡文之上。 傅筱庵本来不是一个亲日分子,只是一位“长袖善舞”的政商两界活跃分子,在清朝末叶,盛宣怀(杏荪)在上海置业和经营,都由他全权办理。清朝的官吏卸任后,多数有点积聚,而盛宣怀独多,他在上海租界上拥有极多地产,以及招商局大机构的股权。盛宣怀去世之后,其妻庄老太太最器重傅筱庵,他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也很有成就,所以他不但在上海商场中有领导能力,而且很早就被推选为总商会会长,那时节上海一般商界闻人,多数还要追随在他的左右。 民国初年(1911年)至十六年(1927年),军阀割据各省,傅筱庵周旋于几个军阀之间,很是活跃。招商局以上海为根据地,航线远至北方海口,南至广州香港,那时上海被操纵在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势力之下,傅和孙传芳来往很密切。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矛头指向江浙两省,孙传芳不敢轻敌,委托傅筱庵在上海采办军火,他用招商局轮船一批批运送,所以北伐军到上海之后,首先通缉的就是傅筱庵。 傅筱庵住在上海租界上,虽有租界庇护,但是禁不住精神上受到的威胁,一天,他的浦东住宅被没收,由五区党部占据。他感觉到情况不好,而且租界方面的法院、国民政府的势力也伸展了进去,所以他只好搭了日商轮船逃往大连和天津日本租界,托庇于日本人势力之下以求自存。 傅筱庵到了大连和天津日本租界,经营商业,和日本人的来往更为密切,他特地请了一个中国籍的日语翻译。不久他又成为大连、天津两地日本租界上的中国商界领袖,这时日本人对他早有深刻的印象。 所以改组上海市政府时,日本人就请他出来登上市长的宝座,他也因国民党对他有宿怨,欣然接受这个任命。 傅筱庵做上海伪市长之前,对日方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市政府要改称“特别市政府”,不能设在浦东,要设在市中心区旧日的上海市政府原址,这是一座宫殿式的大厦,市政府包括十个局,局长的人选由他全权支配;第二,因为南市的国军业已撤退,傅筱庵要求日军退藏于密,由他的警察局来担任南市治安工作,不要日本人参与其事。日本当局一一答应。 傅筱庵登场的那一天,上海一部分商界中所谓场面上的人物前去道贺,日本人看在眼里,更认为他比苏锡文强多了。 傅筱庵当伪市长时,每天早晨一早由虹口住宅坐了一辆大汽车出发,前后有护卫车四辆,浩浩荡荡,直达市府大厦,坐在从前吴铁城、俞鸿钧坐过的市长室中,四周由装备精良的警卫队保护,显得声势雄壮、很讲派头。 附属市府的各局局长,他都选择仪表堂皇、薄有声誉的人物担任,虽然那时节没有什么公务可办,但是每天上午总是像模像样地各人伏案办公,中午时节就算一天的公务完毕,回到公共租界九江路乐乡饭店进午餐。 乐乡饭店是他的同乡胡雄笙创办的,当时因资本不足,由傅筱庵玉成其事,所以他未做市长之前,每天都在那里吃中饭,陪同他进餐的都是商界知名之士,多年来习以为常。 乐乡饭店是供应法式菜的西餐馆,那时普通西餐每客仅售六角半、八角半,沙利文售一元二角半,而乐乡饭店竟高达一元六角,所以去进餐的人并不多。 傅筱庵在乐乡饭店中,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他坐的是一只特制的藤椅,他做了市长之后,仍然准时莅临,不过四周布下了几个警卫,门外也有人防守。 他对上海各方面的人认识很多,每天开了名单邀约各界名流到那边去进餐,有几天时间专门邀约世居南市的乡绅,这时节他们都避居租界,不肯回到南市老宅,经他力劝之后,这批乡绅心头也活动起来,但是仍然有几个人说,不愿意看见南市几个闸口的日本防军,因为要脱帽鞠躬,极不甘心。傅筱庵当下答应想法子教日本防军撤离。 傅筱庵每天下午都和日本人周旋,晚间总是到虹口吴淞路“六三亭”艺妓馆去请客,到的是日方的军政要人,他们对傅筱庵的建议,往往言听计从,又因为日军在后方人数不多,傅筱庵既肯负起防守责任,也就采纳了他的要求,把南市防军撤去。 不久,南市的乡绅们陆续迁回南市老宅,一般居民见到乡绅们都已回家,大家纷纷跟着搬回去,静寂的南市,又重新繁荣起来。 苏锡文当市长时,在浦东区曾经发出过一种“良民证”,表示拿到这张证的都是纯良分子,日本人要求傅筱庵也照办,傅筱庵只得顺从,所以南市居民也变成了“顺民”,有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傅筱庵对于饮食之道颇有研究,中午喜吃西菜,晚间喜欢吃本地菜和他家乡的宁波菜,他在私宅中也常请客,其中有一个厨子叫阿朱,是山东人,后来傅筱庵的一条老命就是送在这个阿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