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生活史——国军撤退 民气消沉

国军撤离淞沪，租界上就不再听到炮声枪声，本来慷慨激昂的民气，也突然之间消沉了下去，大家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不知来日大难，要演变到什么地步。 这时候，上海市民对自己的今后命运，作出许多打算，有各种各式不同的想法： 大部分的人根据上海历次受到战争的经验，认为租界总是安乐土，“一动不如一静”，静观其变，可能京沪线的战争，会像“一•二八”时期随时可以停下来，或是进行一场有条件的讲和。 小部分人，认为会“长期抵抗”下去，租界虽然能相安一时，但是一旦日军不顾一切地闯到租界上来胡作非为，也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无数与党、政、军有关的人，都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从租界到国军的后方，最大的一条通道，就是由上海到杭州。凡是没有钱而又怕战祸波及自身的，都向浙江方面逃，逃出去的人数，前前后后也有二三十万。 那时节租界黄浦江中还有几艘英商的太古、怡和轮船，定期来往，有钱又有办法的人，都乘搭这批船只逃到香港，但是人数不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杜月笙领导的许多上海工商界人士。 宋子文曾经开出一张名单，凡是与政治有关的人物，每人分送所需要的轮船船票，要他们离开上海，再坐飞机到后方，免得将来受日本人的利用。据说这张名单一共有四百多人，包括俞鸿钧以下许多大小官员。 军界中人，凡是退休在租界上做寓公的老军人，亦由当局分别致送路费，要他们各奔前程。只有若干别有用心的人留着不走，如老军阀周凤岐，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被暗杀。 一般与党、政、军无关的市民，绝大多数还是留在上海，这许多人认为租界的防范还是可靠，而且既与党、政、军无关，更没有逃难的必要。何况久居上海的人有一种心理：“出门一里，不如家里。”就在这种心理之下，上海租界上还是有着四百万的人口。 在这时还有那么多的人口，不但房屋奇缺，屋租飞涨，而且一切食用杂品，来源少而用量大，各行业的生意，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之下，比平时更容易赚钱，好多难民向四乡跑单帮，来来往往赚钱，因此无形中添了不少小康之家和暴发户，大家称其为“发国难财”，国难越大他们发财亦愈多。这类人自然不想逃离上海，而且还希望永久乱下去，那样他们的财源可以日增月盛。 这时不少人感到非常苦闷，大家都想找寻刺激，于是娱乐场所的生意利市百倍，最显著的就是舞厅。本来租界上的舞厅不过十多家，到了这时，好似雨后春笋一般平添了几十家，不但晚间有晚舞，下午有茶舞，中午有餐舞，最奇怪的是有几家舞场还举办“晨舞”，竟然一清早就有人在这些舞厅开始蓬嚓嚓地跳起舞来。 除此之外，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场战事，中国没有什么希望，不声不响钻头觅缝地找门路去当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