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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市、闸北以往曾经有过几次战争，如小刀会、泥城之战、齐鲁战争以及北伐军开到上海和奉军交战，每次战争，市民都逃入租界。租界的人口，每经一次战争，就增加许多，“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一役，人口已增加到三百万，所以一般人的观念中，“租界永远是安乐土”。 每次战争，焦点都在闸北，所以闸北的居民受到的灾难最大，居民中则以苏北各地的人为最多。可是这次八一三战争，把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划归日军接管，虹口的居民，如北四川路一带，全是广东人的市面，所以这次广东人受到的灾害也很大，但是稍有积蓄的人，都已逃出虹口区，迁居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心区。 这时上海租界的人口，增加到三百五十万人以上，法租界毗连华界南市，租界当局深恐战争波及，早已在沿民国路(今人民路)口，装上一道极高极大的铁栅门。但是从西门斜桥起，沿着一条很长的陆家浜，通达沪西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本来是不设防的，到战争一起，战争中心虽在闸北，法租界当局想到这次战争不会轻易结束，所以就从斜桥开始沿着陆家浜，整个法租界边缘连夜加筑近二丈高的砖墙。这道砖墙动用了数千工人，在三天之内抢建完成。我曾经到这围墙下巡视了一番，觉得人力之巨大，实在不可思议。现在想来，这道围墙的长度，相当于香港从筲箕湾起，经轩尼诗道、皇后道，直达坚尼地城而有余。公共租界当局也接着法租界的边防区，围绕整个区域，分段堆起沙包和架上铁丝网。两个租界如此严密的防患，才保持了租界市民的安全。 中国人有一种蚂蚁经营的精神，即使是难民，也会挣扎图存。整个租界，不但安静无事，而且一天比一天繁荣，尽管四周烽火连天，而租界内却夜夜笙歌，租界当局也把宵禁的时间逐渐放宽，从晚九时、十时、十一时，放宽到十二时为止。 留居在难民收容所的难民，白天都经营着各式各样的小本生意，利益最厚的是抄小路向四乡去搜罗租界上所缺乏的粮食和手工物品，脱手之后，在租界上购买些五金洋杂，到四乡去贩卖。因为是个人经营的小生意，当时称做“跑单帮”，往往可以得到几倍的利钱。凡是两方面特别需要的东西，常达十倍利钱，因此不少难民，反而因为战争而步入小康，他们由难民所迁出，搬进住宅区。 当时租界上最感缺乏的是米，本来上海四乡正常米粮供应，是靠常熟、面贴有我的相片，日军见了这张纸，就一挥手让我们自由开入，我在车中大大地着急起来，想来想去，身入禁地，自己全失自由，这次定然是凶多吉少，要被绑架的话，更不得了，顿时慌到不知所措，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这老妪和她的丈夫确乎是我的老病家，而且当时因他是乡邻马夫，贫困非凡，没有收过他们的诊金，想来不至于恩将仇报。 在车中我向他们要来这张通行的证件看，全是日文，约略认出我的身份是医生，而签证发出的是“梅机关”。 车子行驶了好久，才到了公平路底，又有几名日军拦住，我一看形势更坏了。他们在车中把通行证一扬，车子又轻轻松松地通过了，我一看这地方就是虹镇，那老妪这才告诉我：“陈先生你不要急，孙嘉福现在当了虹镇地方维持会会长，对你绝不会伤害。”我到此地步，也只得随遇而安了。 虹镇是一个只有百数十家商店的小镇，从前我曾到过，但这次到了这里，觉得市面完全不同，简直热闹非凡，正在想哪里来这么多人？细细一看，商铺并没有增多，只见许多住宅前面，装上很多的电灯，光芒万丈。我留心观察，原来有些地方已变为赌场，招牌有发财俱乐部、黄金窟等名堂，有些则改为鸦片烟窟，招牌名为一线天、安乐窝等，还有不少是“慰安所”。到这时我才明白虹镇已变成一片歹土，所以有这般熙熙攘攘的盛况。 我们坐的汽车，直开到虹镇商会，门前挂着“地方维持会”招牌，居然有两个人在门口站岗。进入里面，孙嘉福已抢步出来迎接，我一看依稀相识，虽然那天他衣着很华贵，但是从他的举动和行止看来，我还识得他就是三年前见过的那个马夫。他那个大堂的布置，正中挂着一面膏药旗和一面黄旗，堂中摆上一张太师椅，两旁各有十来个座位，看起来，这大约是他的会议厅了。 孙嘉福一见了我，就把我拉入后堂，只见堂中排着四张鸦片烟榻，旁边有一张床，卧着的是他的儿子，满面病容。孙嘉福说：“从前我生斑疹伤寒，是由你看好的，现在这孩子患的也是严重的斑疹伤寒，希望你把这条小性命挽救过来。从前我没有付你诊金，这次我预备了两个金元宝送给你。”我默不作声，只细细地诊察他儿子的病情。他的儿子看来二十多岁，正在壮年，但是骨瘦如柴，面无血色。一经诊查，觉得他的脉搏浮如游丝，一忽儿跳几下，一忽儿停一下，这叫做歇止脉，是心脏衰竭的现象。又见他两手抽搐，有时两手摸床，有时伸手玩弄衣角，有时高举两手作捻线?，这是叫做“循衣摸床，撮空理线”，乃脑神经败坏的现象。我看他的眼睛，瞳孔已经放大，所以昏不识人，全身发出许多紫斑。我看罢之后，刚要说话，孙嘉福问：“他的斑疹伤寒还有救吗？” 我回答孙嘉福，他儿子患的不是斑疹伤寒，这是中毒现象。我问他平时是不是打吗啡针或吸白粉，孙嘉福说：“这里有的是白粉吗啡，但我的儿子从没有这个习惯。”我说：“这可能是你平日有所不知吧！”这句话刚说完，那麻面老妪突然顿足长叹，呜呜咽咽指着孙嘉福说：“自从你这个挨千刀的做了汉奸，开了这么多烟间、白粉窝之后，好好的儿子早就染上了恶癖，你还蒙在鼓里，陈医生说的话是对的。”孙嘉福那时还有些不相信，我就把病人的臂部翻过来一看，上面针孔有如蜂巢一般，这下子，孙嘉福无言可说也哭了起来，问我：“如今怎么办？”我说：“病人瞳孔已经放大，足见中毒已深，撮空理线，死亡即在目前，恐怕只有几个钟头的生命了。”他又坚决地问我：“你的话真的吗？”我说：“是真！现在中药已无能为力，要立刻送医院急救。”孙嘉福这时忍不住哭出声来，连说几声“自作孽！眼前报！”“自作孽！眼前报！”要求我继续替他想办法。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急速车送麦家圈仁济医院，那边有急救的设备，我有熟人可以要他立刻医治，否则这条命就毫无挽救的希望。”孙嘉福夫妇两人此时也不知所措，一筹莫展。我这时向他们告辞，孙嘉福在一无办法之下说：“陈医生慢走，希望你把我的儿子同车送到仁济医院去，我也同去。”他一声令下，来人七手八脚把病人搬上汽车后面，我和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被安排坐在汽车前部，汽车飞驰而出虹镇。 料不到到了虹镇铁丝网口，又遇到了看守的日本军人，孙氏夫妇都下车向军人深深地鞠躬，由日语翻译说明赶赴医院的事，但是双方喃喃不已地发生争执，我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只见我的那张通行证晃来晃去，日本人看也不看，立刻打电话向上级请示。这时孙嘉福面如土色，卑躬屈膝跪在日军之前，到后来日军得到上级的回话，就有一个日军走过来大声地吼了一声，接着就伸出巨掌，清清脆脆掴了孙嘉福四下耳光，连老妪也挨了四下，他们不出一声，坐上汽车疾趋租界。在车中孙嘉福说：“一因病人无通行证，二因日本人主张送虹口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电话来来往往接洽，福民医院住满伤兵，不肯接受中国病人，所以耽搁了几乎一小时。” 我在车中，见到这幕戏剧，想到做汉奸也不过只能欺压自己人，想不到一个维持会会长竟会受到这般侮辱，我便联想起北方一位老牌汉奸石友三说过：“做过汉奸，孙子王八蛋再要做汉奸！”这真是一句名言。 我本来身陷虹镇敌区，简直像到了匪窟一般，心上重重地压上一块大石头，一到租界，顿觉全身轻松了下来。到了仁济医院，介绍给一位李医生，我就急忙回家，心中犹有余悸。 后来知道孙嘉福的儿子，到了医院不过四小时就不治毙命。孙嘉福死了这个宝贝儿子之后，不但不痛改前非，作恶更日甚一日。我从朋友方面听到，孙嘉福浑名叫强盗阿毛，向来是专做掳人勒赎的，还有几件惊人的盗劫案，也做得很干净利落。听到这些话，我不禁捏了一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