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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无数人感觉到租界也不是安乐土，一部分人想逃出上海，很多贫穷的人觉得婴儿拖累最不方便，先后把襁褓中的婴儿送到育婴堂来，于是育婴堂又遭到一个更严重的困难。 大世界门前的炸弹爆炸之后，仁济育婴堂门外人声鼎沸，加上救护车、警备车、救火车飞驰而来，一种急迫的钟声、喇叭声叫人惊心动魄。这些车子上走下来的工作人员，是抢救伤者的，但是死者多而伤者少，于是他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死尸一排排地放在跑马厅路的地上，排列的方式是一排与一排之间，留出空间，以便死者家属前来认领，整条马路有六排尸体，这些尸体都是较为完整的，其他支离残缺的，如无头的尸体，以及有头无躯的和断手断臂，就由普善山庄的车辆，运到沪西郊区“万人冢”埋掉。单是这种运载残骸的车辆，就先后开出二十多辆。 仁济育婴堂，就在跑马厅路中段。我这时坐在堂中办公，见到救伤人员和商团中人把尸体一排一排地排过来，心想这样一路地排过来，一种恐怖的情形一定会影响堂内服务人员的工作情绪，所以我请育婴堂张少堂主任，要他把前门锁起，窗口用牛皮纸密封起来，免得大家看见了引起心理上的不安，所有工作人员，都由后门老街出入。 不一会儿，人声嘈喧。认尸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呼天抢地，哭声不绝，堂内的人都听得到，一时所有的工役都逃跑了。到了下午四时，忽然有五个奶妈来求见，说是所有育婴的奶妈都已溜走，她们五人无家可归，要求我介绍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否则，外面尽是尸体，吓都会吓死的，晚间怎么能合眼呢？我听了这些话，一面安慰她们，要她们继续做下去，一面告诉她们，我准备给你们每人一封证明书，证明你们忠实可靠，可以永久任职，而且日后还有重酬。 当时帮助抚慰婴儿的是慕尔堂学堂的女童军，家庭环境都很好，年龄不过十四五岁，我想这班女童军，今天即使很诚恳地服务，明天一定会受到家庭的阻止，未必会来，那么收容所的婴儿，要是没有人照顾的话，我和张主任变成无兵司令，怎样也维持不下去，难道让这群婴儿活活饿死吗？我愁眉不展，心烦意乱，就对张主任说：“别人会走，你会不会走？”他很爽朗地回答我：“别人走光，我决不离开。”我说：“好，那就有办法了。” 我就打电话给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陆礼华女士，那时全市电话很忙，每每要打十几次才能接通。但是这次电话恰巧一接就通，我就将育婴堂服务人员走散的情况告诉她，要求她号召所属的女童军次日来帮忙。陆校长一口答应说：“我校共有一千多童军，每天分三班，每班派四十人来绝无问题，同时我也来坐镇指挥，否则你文绉绉是撑不下去的。”我说：“好极！好极！” 隔了三小时，陆礼华亲自赶到，巡视四周，看到婴孩哭声震天，嗷嗷待哺，恻隐之心大动，因为她是一个性格爽朗、躯体健硕而有丈夫气概的女性，见了这种悲惨情况，也不免潸然泪下，又见到我忙得声音嘶哑、疲惫不堪，她说：“明天起我来代替你当堂长，你去休息几天。”当晚她就号召了十几个女童军来参加值夜。 我得到陆礼华的帮忙，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放了下来，为了回家路近，我叫张主任开前门走出去，顺便看看外边的情形。本来我看过电影《西线无战事》和《乱世佳人》中死伤枕藉的大场面，但电影是一时的刺激，如今目睹惨况，身历其境，心灵上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见到这般惨烈的大场面，对日本侵华战争实在恨透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走出这个恐怖的环境，忽然觉得两腿萎软不能动弹，说话也哑不成声，只能坐在街边等候车辆，好容易见到一辆黄包车(即人力车)，但是两脚已无法走动不能上车，幸亏车夫扶我上车，才能回到住处，下车时还是两足无力，车夫又扶我下车。一到家中，家人问我何事，我说不出话，只是摇手倒在床上就睡。 次晨，觉得两脚更不能动。我一想，这虽不是中风，也不是极度贫血的瘫痪症，但可能是受惊过度，变成神经性萎痹症，自己想想倒也害怕起来了。 家人和我讲话，我只用笔写了几个字：“不听电话，不问事务，我要休息。”如此摒绝一切，连睡了三天，自行调治进服各种药物，到第四天，仁济育婴堂张主任赶来，见到我这般情况，他说：“陈医生，你如何这般无用？我年已六十开外，尚且支撑得住，堂内一切幸亏有那位‘恶娘子’陆礼华指挥着，才渡过三天难关。”我听到“恶娘子”三字不觉好笑起来(按：恶娘子三字，相当于人们所说的恶婆)，又听他说我没有用，受他一阵刺激，竟然一跃而起，我对他说：“我们还是呷些酒罢。”于是两人苦口苦面地对酌起来。张主任唠唠叨叨地说了三天的经过，讲到弃婴还是不断有人送来，认为来日大难，真不知伊于胡底？ 谈话时我精神越来越好，我说：“你不要多谈无谓的话，你提出几个难题，我会对症下药地为你解决。”当下张主任就归纳一下，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没有钱，雇不到奶妈和长工。 第二，婴儿睡的小铁床不够用，大多数孩子都排睡在木板上，没有被、没有衣、没有尿布。 第三，病孩子越来越多，医疗设备不够，虽有一幢楼隔离着专供病孩之用，但是两个义务医生时常不到，即使到来，也束手无策，病孩死亡很多。 第四，向来收容的弃婴，养到能步行之后，就送到王一亭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去，现在龙华成为战场，今后已无出路，这又是不得了的事。 我一边听一边饮酒，想想这真是“疑难重症”。大约饮了一小时，边饮边想我已经想出对症的办法来，拍了下桌子说：“有了。明天早上你在育婴堂大天井间，排四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收捐款，第二张桌子收小铁床衣被什物，第三张桌子款接义务医生，第四张桌子款接领养婴孩的人。每一张桌子要请陆礼华派几个女童军来服务。” 张主任听了我的话以后就走了。等他走了之后，我起身兜了几个圈子，觉得脚力已经恢复，就立刻草拟一篇向社会呼吁的新闻稿，又写了一段电台用的广播文稿，一面叫一个学生查出距离我家最近电台的地址。等到写好，我精神百倍，亲自把一篇稿送给《申报》的赵君豪，一篇稿送给《新闻报》的严独鹤，他们说：“现在只有难民问题，何以还有这种弃婴问题？”我说贫穷人家滥生滥养，现在大家只想逃难，所以都把襁褓中的婴儿送来，我希望这段新闻要登在显著地位。他们恍然大悟，都欣然接受我的要求。 临别时，独鹤问我：“这些弃婴是怎么送到你们堂里来的？”我说：“育婴堂门前本有一个砌在墙上的大抽屉，是专门接受弃婴的，多数在天亮前后，人家偷偷抱来放在抽屉中的，现在一个抽屉根本不敷应用，所以他们就把弃婴放在门前行人道上，我们恐怕婴儿受凉，特地在地上铺了几块大红毡，借以避免弃婴在水门汀上。”独鹤听了觉得惊奇，说“我明天派新闻记者来拍照”，同时他也通知赵君豪照办。 我一路走，觉得精神越来越旺盛，一口气走到第一个无线电台。找寻主任，给他一份广播稿，主任一看之下大为感动，他立刻宣布游艺节目暂行停止，在广播室麦克风前说：“现在有一个特别报告……”跟着就把广播稿播了出来。接着我又跑了两家电台，也同样地接受了我的稿件。第四家要我亲自播送，我除了照稿讲述之外，还补充了几句话，要求大家送小铁床，声明我们没有人去取，要送的人请自己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