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雅典娜——前言与致谢

《黑色雅典娜》背后的故事漫长而复杂，而且我相信非常有趣，足以作为知识社会学领域的个案研究，值得进行充分探讨；所以我在此只能勾勒出简要的轮廓。我接受的训练是中国研究；几乎二十年中，我做的是有关中国的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领域是20世纪之交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关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1962年以后，我对印度支那的战争日益关心，在英国几乎不存在任何有关越南文化的严肃学术成果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义务研究越南文化。这既是为反抗美国在那里的压迫的运动做贡献，也是因为越南本身有迷人的、极其吸引人的文明，其性质既是彻底混合的，又是完全特殊的。我也研究过日本的历史，在许多方面，越南和日本为我研究希腊提供了模式。 1975年，我遭遇了中年的人生危机。危机的个人原因并不特别有趣。但是，在政治上，它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结束以及我意识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即将结束有关。在我看来，现在世界上危险和兴趣的中心焦点不再是东亚，而是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一转变使我开始关心犹太历史。我血统中分散的犹太成分会给试图适用纽伦堡法案的评估者带来噩梦，我虽然很高兴有这些犹太成分，但此前并未过多想过它们，也没有过多思考过犹太文化。正是在这一阶段，我被我“根”中的这个部分以一种浪漫的方式迷上了。我开始调查犹太古代历史，由于我本人处于边缘，我还调查了以色列人与周围民族，尤其是迦南人和腓尼基人之间的关系。我一直知道，后者说闪米特语，但我很震惊地发现，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彼此听得懂，严肃的语言学家把二者当做单一的迦南语的方言。 在此期间，我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发现了在我看来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大量的惊人相似。有两个因素使我不能接受这些只是偶然的巧合。第一，我学习过汉语、日语、越南语和一点齐切瓦语（Chichewa，一种在赞比亚和马拉维口头使用的班图语），意识到如此数量的平行在彼此没有接触的语言中是不正常的。第二，我现在意识到希伯来语/迦南语不仅是在巴勒斯坦的山区与世隔绝的内陆一个小部落的语言，而且它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被口头使用过，只要是腓尼基人航海和定居的地方。因此，在我看来，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或者至少这些词语中间没有印欧语词根的数量巨大的多数——不是从迦南语/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借词。 在此阶段，在我的朋友大卫•欧文（David Owen）的引导下，我受到赛勒斯•戈登和迈克尔•阿斯特的著作很深的影响，他们论述的是闪米特和希腊文明之间的一般性接触。而且，阿斯特使我信服，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创建底比斯的传说包含真实的内核。但是，像他一样，我摒弃了埃及殖民的传说，认为它们是彻底的幻想或者搞错了身份，而相信殖民者实际上是说闪米特语的人，无论希腊人是如何记录的。 我在这个方向研究了四年，最后信服，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可以追溯到闪米特来源。这些，连同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印欧语词汇，仍然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无从解释。这一不可减缩的部分习惯上被认为是“前古希腊的”，或者假定一种第三种外部语言，安纳托利亚语或者我认可的胡利安语——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我摇摆不定。但是，当我调查这些语言时，它们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有希望的材料。只是在1979年，当我浏览一本切尔尼（Cˇerny）的《科普特语词源词典》时，我才能对晚期古代埃及语有一些感觉。我几乎立刻意识到这就是那第三种外部语言。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确信，埃及语可以为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希腊语词汇提供可信的词源，以及多数希腊神灵名字和许多地名的词源。把印欧语、闪米特语和埃及语词根放到一起，加上进一步研究，我现在相信，可以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希腊语词汇提供可信的解释，这在任何语言中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因此，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寻找“前古希腊的”因素了。 在我研究的开始，我就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如果一切都像你坚称的那样简单和明显，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认识到呢？我读了戈登和阿斯特的书，这个问题得到了回答。他们将地中海东部地区视为一个文化上的整体，阿斯特还证实，反犹主义提供了解释，为何否认了腓尼基人在希腊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偶然发现埃及成分之后，我很快更加剧烈地卷入了“我为什么从前没有想起埃及？”的问题。它是如此明显！在希腊形成的几千年期间，埃及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最伟大的文明。希腊作家们详细记述了他们从埃及宗教和文化的其它侧面得到的恩惠。而且，我发现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更加令人困惑，因为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埃及学家，我孩提时对古代埃及极端感兴趣。显然，针对将埃及与希腊联系起来有很深的文化抑制。 在这一时刻，我开始调查有关希腊起源的历史写作，以便确定希腊人真的相信他们被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过，他们的大部分文化得自这些殖民地，以及后来在黎凡特的学习。 我又一次非常吃惊。我吃惊地发现，我开始称为“古代模式”的东西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推翻，我被教导的希腊史版本远远不是像希腊人本身一样古老，而只是在1840和1850年代才发展起来。阿斯特教导我，历史写作中对腓尼基人的态度受到了反犹主义的深刻影响；因此，我很容易将摒弃埃及人与19世纪北欧种族主义的爆发联系起来。与浪漫主义的联系以及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紧张状况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弄清楚。 因此，总的来看，《黑色雅典娜》中展开的规划耗费了我十多年的精力。在此期间，我在剑桥和康奈尔都是公众的讨厌鬼。我像老水手一样，拦下无辜的过路人，向他们诉说我最新的不完善的想法。我从这些“婚礼宾客”身上受惠良多，即便只是因为他们耐心的听讲。老水手和“婚礼宾客”的典故出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著名诗作《古舟子咏》。——译者注我更感激他们提出的极其有价值的建议，虽然我仅仅能够向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了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帮助是无法计算的。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他们对我的论题表现出来的激动，感谢他们给予了我信心，使我相信挑战如此众多的学术学科的权威不是疯狂。他们似乎相信我所说的，他们使我信服，虽然我的一些具体观点大概是错误的，但我的方向是正确的。 我亏欠专家们的是一种不同的感激。他们不只是挡着我的道。我追到他们休息的地方，不断打扰他们，请求他们提供基本信息，解释他们自己的观点背后或流行的看法背后的原因。尽管我过多占用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尽管我有时搅乱了他们最珍视的信念，但他们都很有礼貌，都很有帮助，经常为了我付出相当的努力。“婚礼宾客”和专家的帮助对我的规划具有中心的、必不可少的意义。在许多方面，我把整个事情视为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努力。一个人不太可能覆盖所有相关的诸多领域。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大量的外来帮助，我也不可避免地没有做到专题研究应该具有的彻底性。而且，我充分意识到自己没有理解或没有适当吸收我所收到的许多最好的建议。所以，读者将要发现许多事实或阐释的错误，但下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以任何方式为这些错误负责。然而，这一著作的荣誉归于他们。 首先，我愿意感谢那些男士和女士，没有他们，本书将无法完成：Frederic Ahl，Gregory Blue，已故和受到深切哀悼的Robert Bolgar，Edward Fox，Edmund Leach，Saul Levin，Joseph Naveh，Joseph Needham（李约瑟），David Owen，以及Barbara Reeves。他们以不同的比例，给予我信息、建议、建设性的批评、支持和鼓励，对这些卷书起了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异常繁忙的人，本身都从事着极端重要和迷人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我的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批评我经常给他们看的很初步的成果，我的感动已非语言可以表达。 我还想感谢以下的男士和女士——那些现在已逝的人们，我想记录下对他们的感激——因为他们投入时间、不怕麻烦，帮助了我：Anouar Abdel-Malek，Lyn Abel，Yoёl Arbeitman，Michael Astour，Shlomo Avineri，Wilfred Barner，Alvin Bernstein，Ruth Blair，Alan Bomhard，Jim Boon，Malcolm Bowie，Susan Buck Morse，Anthony Bullough，Carol Caskey，Alan Clugston，John Coleman，Mary Collins，Jerrold Cooper，Dorothy Crawford，Tom Cristina，Jonathan Culler，Anna Davies，Frederick de Graf，Ruth Edwards，Yehuda Elkana，Moses Finley，Meyer Fortes，Henry Gates，Sander Gilman，Joe Gladstone，Jocelyn Godwin，Jack Goody，Cyrus Gordon，Jonas Greenfield，Margot Heinemann，Robert Hoberman，Carleton Hodge，Paul Hoch，Leonard Hochberg，Susan Hollis，Clive Holmes，Nicholas Jardine，Jay Jasanoff，Alex Joffe，Peter Kahn，Richard Kahn，Joel Kupperman，Woody Kelley，Peter Khoroche，Richard Kline，Diane Koester，Isaac Kramnick，Peter Kuniholm，Annemarie Kunzl，Kenneth Larsen，Leroi Ladurie，Philip Lomas，Geoffrey Lloyd，Bruce Long，Lili McCormack，John McCoy，Lauris Mckee，Edmund Meltzer，Laurie Milroie，Livia Morgan，John Pairman Brown，Giovanni Pettinato，Joe Pia，Max Prausnitz，Jamil Ragep，Andrew Ramage，John Ray，David Resnick，Joan Robinson，Edward Said，Susan Sandman，Jack Sasson，Elinor Shaffer，Michael Shub，Quentin Skinner，Tom Smith，Anthony Snodgrass，Rachel Steinberg，Barry Strauss，Marilyn Strathern，Karen Swann，Haim Tadmore，Romila Thapar，James Turner，Steven Turner，Robert Tannenbaum，Ivan van Sertima，Cornelius Vermeule，Emily Vermeule，Gail Warhaft，Linda Waugh，Gail Weinstein，James Weinstein，以及Heinz Wismann。我尤其要感谢他们中的少数人，这些人强烈反对我试图要做的东西，但仍然会意地、情愿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 对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的每一个人，我愿表达深深的感激，他们不仅容忍，而且鼓励我从事一个离政府系的通常关切如此遥远的项目。同样，我愿感谢特柳赖德会所（Telluride House）的所有人，许多年以来，他们对我热情好客，他们智力上的激励引导我转向新的领域。我对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学会的每一个人也很感激，1977-1978年我在那里度过了成果丰硕、非常幸福的一年。 我深深地受惠于我的出版者，Robert Young，他对我的项目充满信心，经常为我提供帮助和鼓励。与此同时，我想感谢我的编辑，Ann Scott，她为本卷书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并且以同情的方式大大改进了文本的质量，而没有伤害我的自尊心。我深深感谢两位学术审稿人，Neil Flanagan和Holford-Strevens博士，以及文字编辑Gillian Beaumont。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本书中仍然存在的许多错误、不一致、不恰当的地方比起文本在经过他们专业的仔细审阅之前大量存在的毛病来，简直不值一提。尽管他们极其棘手的任务伴随着种种沮丧，但他们在和我交往的整个过程中异常耐心，非常令人高兴。我还想感谢Kate Grillet，她为我制作了地图和表的第一草稿，在对我匆忙、不确切的指令的阐释中，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技巧。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Sophie Bernal，她帮我做了参考书目，做勤杂工作时愉快而耐心。 我从我母亲Margaret Gardiner那里得到的恩惠不可计算，她给了我基本教育和自信心。更特别的是，她提供了金钱，以便我完成这一卷书，她还为绪言提供了宝贵的编辑帮助。我还想感谢我的妻子，Leslie Miller-Bernal，她提出了有用的判断和批评，但首要的是，她提供了热情的感情基础，如此巨大的智力事业的成功完全依赖于此。最后，我想感谢Sophie，William，Paul，Adam和Patrick，因为他们的爱，因为他们使我如此坚定地植根于真正要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