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雅典娜——中译本序

我很高兴《黑色雅典娜》第一卷能翻译成中文，这有若干理由。首先，它连接了我生命中的两个学术爱好，中国和“黑色雅典娜”规划。从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之前，我和中国的联系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七岁时，作家和翻译家萧乾给了我一本他的书《中国而非震旦》（China but Not Cathay），当时他是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校”的讲师。在书的卷首插图，他陈述了该书的主题，即中国不是神秘的东方天堂，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中华民族当时饱受日本侵略、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的苦难，但中国人民的力量终将使它胜利。我最受吸引的地方是，他把这些用毛笔以中文写出来，辅以蓝墨水的英文翻译。 当我的父亲J．D．贝尔纳带我到剑桥拜访他的老朋友和同事李约瑟时，后来的联系形成了。李约瑟的书房满是中文书和中国同事，他们耐心地解答了我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是在1957年，1959年——整整五十年前！——我终于前往中国，在北大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留学。这是“大跃进”开始的“痛苦年代”。虽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我在那里的数个月里，中国对我的吸引和我对中国的承担都增强了。 我回到剑桥和毕业以后，开始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计划。虽然我最终出版了关于这个题目的一本小书，但在1960年代，我愈来愈被两个重要的政治发展分神。其一是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使我参与了反对美国侵略的政治活动。其二是“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它既痛苦，又迷人。这两个过程在1975/1976年结束，正是在那时，我改变了研究领域。我意识到，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缓和，在西南亚，尤其是围绕着以色列国，紧张在增加，因此也变得更加有趣。 并不是我不再卷入中国，而是我被新题目吸引了。这其中有个人侧面，因为我虽然从小受到的是无神论教育，没有任何犹太教（或基督教）背景，但我有一些犹太血统。因此，我开始以特别的兴趣，但是用世俗的方式研究犹太历史。我无法接受通常的目的论/宗教方法，它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拥有对巴勒斯坦土地的神圣权力。根据这一观点，犹太人被视为不同于居住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其他古代民族。我却想在犹太人的背景中看待他们，他们与腓尼基人、迦南人和埃及人有着民族和文化关系。我很快意识到，所有这些民族都与古希腊人有密切联系。这实际上是古典时期，即公元前6到4世纪希腊人自己的观点。但很久以后，古希腊人在历史编纂上深深陷入19世纪北欧制造的“神话”中，这一神话使得他们迥然相异于他们南面和东面说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文化。 正是这一故事的不可信性引导我进入了《黑色雅典娜》规划。我开始遵从少数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希腊神话和黎凡特闪米特神话之间存在细致的相似性。从这里出发，我在两个方向上继续旅行，首先我将相似性拓展到语言，尤其是词汇，其次我开始相信，埃及影响如果不是比闪米特影响更重要的话，也是同等重要。因此，我寻找证据，以验证古希腊人的声称，即他们的宗教、数学和哲学是以埃及为基础的。 在《黑色雅典娜》的日译本序言中，我指出，我发现日本为古希腊提供了有用模式。毫无疑问，最早的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完全不同于中国，而且两种语言根本上不相联系。但另一方面，忽视、贬低或否认中国对日本文明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服饰、建筑、艺术、音乐、写作和词汇，将是荒谬可笑的。然而，西方古典学家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日本”，即希腊的。他们几乎完全从本土和北方的根源方面研究希腊文化。这种方法注定要失败。借用一下20世纪中国有名的领导人制定的原则，我认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土法和洋法并举”。 如果日本模式与古希腊模式相似，那么，中国的明显的西方祖先平行物就是埃及。古埃及吸取了其他非洲和西南亚民族的精华，但它有着延续了许多个千年的文化统一，发展出了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文明，这一文明对相邻社会的文明有重大影响。同样，中国文化的一些侧面来自中亚和印度。但是，这些借用被完全整合进了本土的基础。中华文明对整个东亚具有中心意义，它给予的比它得到的要多得多。18世纪欧洲作家赞许地看到古埃及和中国之间的相似：官僚统治，对仪式和理性的强调，平民控制军队，重视稳定而非变化，书面符号有语音和语义内容等；相似性还表现在两个国家与周围社会相对位置的结构等同性。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以为，将任何一卷《黑色雅典娜》翻译成中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任务太巨大了。现在，郝田虎和程英证明我是完全错误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谢谢他们为翻译付出的精力和精神。 马丁•贝尔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