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孤独——3

这与临床实践有什么联系呢？当一位中国人离婚的时候，他/她可能会说：“真丢脸（我失去了我的皮肤）”。当他/她幻想破灭或者非常沮丧的时候，他/她可能有类似的表达。皮肤有着保护层的含义。由配偶提供的皮肤是一种确证，确证我们是一个妻子，因此是一个女人；确证我们是一个丈夫，因此是一个男人。我们的性别角色强化了我们的性别认同。而我们的性别认同也强化了我们的自我感。拥有一个性别就是成为一个人。当一个男人像丈夫那样说话时，这就强化了他的自我感；而当一个女人像妻子那样说话时，这也强化了她的自我感。失去这一身份就等于失去一部分自我。 在英语中，当我们被某人触怒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人“到我皮肤里面了”（getting under my skin）。这种表述传达了一种被侵入的感受，这种感觉使得生气的人产生心理的疼痛。那个进入她皮肤“之下”的人是一种异己的存在，与她所珍视和保护的自我意象格格不入。没有什么比保护自己的性征更重要了。而与此相对，20世纪科尔▪波特（Cole Porter）曾唱过一首歌叫作《爱你入骨》（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字面意思为“我让你进入我的皮肤之下”），描述的爱情就像让对方进入到自己内部，不过这仍然是与歌者自己的意志和良好判断相悖的。 对于大部分社会而言，人们都需要隐藏性征、隐藏自己的性器官。在中国和西方，谦逊稳重都是基于性器官的掩盖。覆盖着性器官的这部分皮肤是最脆弱的皮肤，其间的神经末梢最为丰富，也最需要得到保护、免受外来侵入。由此看来，性征是最内在的自我的根基。皮肤是接触的器官，接触是性唤起的感觉。嗅觉、视觉和听觉都参与到早期的性唤起阶段，不过，性欲的肌肤之亲对性唤起和性满足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所以皮肤是刺激的源头，皮肤所保护和激活的神经则是通向性体验的途径，这也使我们感到自己是性的存在。 感到自己是一个有性欲的人，这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不管这个人将自己视作异性恋男性、同性恋男性、异性恋女性还是同性恋女性，只要有一种坚定的感觉，感觉自己是其中一种，这就可以帮助大部分人获得一种扎根于自己身体的感觉。有些人相信在遇到新的潜在爱人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挑选或者改变他们的性选择。比如，即使同时与男性伴侣和女性伴侣交往，他们仍然感到自己是男人。布勒希纳（Blechner，2009）提出，只要能给当事人带来快乐，这种性欲就是非病理的。他认为，当精神分析师将任何形式的性欲归入不正常范畴的时候，他们就伤害了他们的病人。 虽然这种态度对纽约市的治疗师来说，听起来是很现代、很酷的，不过这种态度将精神分析师的思路局限在了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中。跟儿童发生性行为怎么样呢？跟病人呢？跟学生呢？所有这些行为都会造成伤害。处理这一困境的一个方法是，将正常与否的讨论限定在两个知情同意的成年人之间。但是这个标准也有不妥，因为每个人的限定又不同，不同道德规范的社会可能不会认可。当精神分析师试图让自己的概念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时，就会面临危机。布勒希纳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尝试扩宽我们的视野，从而适应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人群的权利越来越广泛的接纳。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的婚姻在社会上已经被接受了，在美国的一些州（包括纽约州、马萨诸塞州）法律也赋予其合法性，在这些州有很多开业的分析师。曾经与同性恋相伴随的羞耻已不复存在。因为感受到性欲而被责备，这种事已经成为过去。男人们和女人们在《纽约时报》（我们这份最负盛名的报纸）上面刊登他们的同性婚讯。 与此同时，开始成年性生活的年轻人担心着自己的性取向。他们取笑同性恋，甚至将其中一些人逼到自杀的境地。年轻人对他们新的性征感到焦虑。我会成为好的爱人吗？有人想和我交往吗？我对正确的人选感兴趣吗？正确的人选对我感兴趣吗？我的身体令人厌恶吗？我的气味好不好闻？我的毛发是不是太多了？毛发是不是太少？是不是太胖了？是不是太瘦了？太矮了？太高了？鼻子是不是太大了？鼻子太小了？眼睛的形状好不好？看起来是不是满脸疙瘩？在准备阶段能不能做好？是不是太快了？还是太慢了？能不能长时间地维持性关系？诸如此类的担忧，让他们很容易受到自己的性征带来的挫败。 当人们在这些方面感到自己很脆弱的时候，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些吸引力更差、更不受欢迎的人，或者一些性倾向与大部分人不太一样的人。如果大部分人是异性恋，那么，同性恋就是供他们取笑和贬低的对象。那些不符合所在社会性吸引典范（the model of sexual attractiveness）的人也是可供取笑的对象。 如果“金发是漂亮的”，那深色头发和深色皮肤就是攻击目标。不一样的就是糟糕的，这种观念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特别是肤色不同的人，任人将他们变成了被拒绝、嘲笑和迫害的对象。那些不符合所在社会性吸引典范的人们也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青少年的性欲让这些年轻人变得残酷，因为他们将有关自己吸引力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投射给了那些社会称许的特质和属性更少的人。 性吸引力的社会价值是一个混合体，既包含与生俱来的元素，也包含社会分化的元素。比如，所有已知的社会群体都重视匀称性，同样，几乎所有人都欣赏健康的外貌。这些特征看起来属于一个与生俱来的价值系统。相比之下，只有极其特殊的环境才把肥胖或者极端瘦弱看成是有性吸引力的。虽然有一些社群把女性肥胖视作生育力强的指征，因而是具有性吸引力的，而西方世界的一些群体则欣赏极端苗条的模特。年轻人对这些价值观念非常敏感，并为了达到社会理想的性吸引力，不择手段去改变他们的身体和面容。许多老年人不惜大量花销、冒着很大的风险，竭力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些、更有吸引力一些。就像那位外科医生的妻子，岁月和经历在她们的皮肤上留下痕迹，她们为此感到厌恶、反感。如同那位妻子，她们宁愿死掉，也不愿意看上去伤痕累累。她们宁愿去冒生命危险、忍受疼痛和不适，也不愿去冒社会隔离和孤独的危险，她们将这种隔离和孤独视作褶皱的皮肤、松垮的肌肉和花白的头发的必然结果。她们宁愿冒着被别人视作笑料的风险去穿那些少女穿的衣服，去穿那些让双脚疼痛不已的鞋子，去发廊花数个小时来获得某种发型。她们竭尽全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好像她们的生命全部寄托在这个上面。 按照艾科（Eco，2011）的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艺术中的丑陋女人往往是那些冒充漂亮女性的老女人，她们可能通过浓妆艳抹、穿着性感的服装或者举止充满诱惑来表现她们的“美”。在当今的老龄化社会中，这一观点非常适用。过了更年期的女人不愿看到自己很丑，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不过，并非年老就是丑陋，而是试图假装年轻才被视作丑陋。艾科提醒读者，艺术中的美丽事物与真实生活中的美丽事物可能并不一样。毕加索在画一位漂亮女人的时候，可能把她的脸颊画成绿色的，或者只在脸上画一个眼睛，不过若是在真实生活中，一位女人有这副容貌，她就会被认为是丑陋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以为艺术中的美丽就是生活中的美丽。一位极端节食的女孩，想让自己变得跟时尚杂志模特一样，她是不会被选为“返校节女王” 的。那些做过整形手术或者使用化妆品的老年女性对她的老伴、孩子或者孙子孙女来说，可能漂亮，也可能不漂亮。他们可能期望她看起来的年龄符合她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对她的朋友甚至老伴来说，如果看起来她年轻得足以也让他们感到年轻，那么她看起来可能也是非常好的。化妆品和整形外科手术或许可以提高女性的吸引力，或许会让她看起来非常造作甚至可怕。 通过抛弃自己的身体和面容（正如许多人做的那样），个体是在设法从自我那里疏远身体，这是以一种可以想象的、最为极端的方式，它让个体处于孤独之中，那就是对自己的孤独。年龄的改变会加强个体身上的这种疏远，特别是在第二性征改变青少年的身体和面容的时候、在绝经期和男性更年期改变中老年人的身体和面容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疏远。相比于对他人的渴望，对曾经的自己的渴望是一种更加极端的孤独。整形外科手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让我们去拒绝自己身上新近发生的改变，不过其代价是进一步与自我疏远了，进一步对曾经的自我感到孤独和渴望，然而永远都不可能失而复得。在这部影片中，阿莫多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改变一个人的身体是多么的复杂，让我们看到因为逝去的自我而感到孤独，这种孤独已经超越了这一复杂而痛苦的感受的一般社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