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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认为，风险投资家在论证投资的过程中会比重罪犯更善于分析、更公允。简而言之，一项出色的投资，就是能为你挣钱的投资。但是，当我们看到风险投资家们的答案时，很显然，他们也为“倾听自己的声音”赋予了不成比例的权重。 当分析这一结果时，研究者注意到：“企业家的及时反馈，能让投资者觉得企业家更公道，他们会更信赖企业家，会对企业家的战略决策给予更多的支持，而且对风险企业运作监测的频率也会更低。”如果将投资的财务回报比做囚犯的刑期——可度量的客观结果，那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有些像辩护律师了。一位时刻与自己保持接触的首席执行官，能让风险投资家形成对风险企业满意得多的印象。 但是，对希望从投资上获得良好回报的投资家来说，对沟通的强调，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沟通只是有关投资的所有关系中的一种，实际上，首席执行官与风险投资家接触的频率，与风险企业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关系。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评价的唯一标准，应该是运营结果——公司的运作如何。说不定一位沉默寡言的首席执行官，可能恰恰是夜以继日地忙着让企业达到既定目标的人。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虽然程序正义以及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的渴望很重要——无论我们是汽车经销商、罪犯，还是风险投资家——不过，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公平的定义方式也大相径庭。比如说，《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的亨利把名字改成了亨里在美国参赛，美国观众则几乎肯定会帮助他选出正确答案的，而不管他表现出来的能力如何。有数据显示，在美国，“向现场观众求助”的结果是，观众给出正确答案的比例超过了90%。 当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引入俄罗斯时，节目制作团队注意到，那里的观众经常会给出错误答案，而错误的答案并不只是给亨利这种“糊涂虫”的，俄罗斯观众不会厚此薄彼——无论是面对聪明的参赛者，还是面对不那么聪明的参赛者，他们都会故意给出错误答案。事实上，俄罗斯观众是如此热衷于给出错误答案，以至于参赛者已经认识到，要对“让现场观众投票选择”这种求助方式保持足够的警惕。 当我们与《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制作团队联系，让他们解释俄罗斯的这种现象时，他们也感到很费解。但是，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一位俄罗斯历史专家——为我们提供了颇为有趣的见解。那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最后一周，就在他准备回英国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他。霍金斯也是赫鲁晓夫时期俄罗斯文化专家，他对社会主义在俄罗斯为什么会最终遇挫的问题尤其感兴趣。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研究有一天会为解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奇怪现象有所帮助。 为了解开是什么原因促使俄罗斯观众给出错误答案的迷局，霍金斯把我们带回到了俄罗斯的农民村落时代。霍斯金解释说，20世纪之前，农民社区是以“连带责任”的原则治理的。社区中的每个人都会一起行动——无论是缴税、为军队输送兵员、保持社区的和平，还是捉拿罪犯。农民越来越喜欢互施援手。 在前苏联时期，随着国家变得日趋工业化，人们将乡村的古老习俗也带到了城市。霍金斯解释说，尽管生活在国有公寓中会受限颇多，而且困难重重，不过，人们之间相互借钱以及相互借用厨房用具、火柴之类东西的风气颇为普遍。他说：“那都是些很小的东西，当然，你能看到，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很普遍，并不只限于前苏联。但是，我想，这种现象在前苏联更普遍，而且也更在预料之中。”这种心态在工厂中也很盛行，在工厂里，“工人们不断要为彼此的生活负责”。 但是，如果你是“出头鸟”，或者被视为“异类”，那么，这种为你提供支持的互助式社区，也会转而敌视你。在霍金斯看来，这种态度转变，源于这样的认识：“脱离行为准则的人——无论是他们非常富有，还是极为贫穷——对整个社区是危险的。无论是哪种情况，人们都有一种查找其根源并对那些与自己不相同的人表达愤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