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在法国，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亨利双唇紧闭，那样子就像刚刚吃了一勺变质的果酱。他眨着眼睛，好像想摆脱嘴里的那股恶劣味道。这时背景音乐变得越来越让他感觉凶多吉少。 对亨利来说，那天是以一封不同寻常且充满希望的信件开始的。在几千个报名参加“Qui veut gagner des millions”节目的人中，他有幸被选中，这个节目就是法国版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当亨利坐上舞台上的高凳时，灯光暗了下来，之后，主持人吉恩-皮埃尔·福柯（Jean-Pierre Foucault）将这位参赛者及其女朋友索菲介绍给了大家。索菲当时正在观众席上为亨利加油。 无论在哪个国家摄制《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这样的节目，都会遵从以下规则：参赛者要回答的选择题的难度，会随着比赛奖金数额的增加越来越大。 开始的几道选择题回答起来总是易如反掌，比如： “小红帽”要去看她的哪位亲人？ A? 她的妈妈 B? 她的姐姐 C? 她的外婆 D? 她搬家两次的远房堂兄 接下来，题目会变得越来越趋向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琐事，比如，“在哥伦布从西班牙到新大陆的航行中，有多少水手随他一同前往？” 如果参赛者遇到了麻烦，他们可以使用三种求助方式中的一种，这三种方式分别是：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寻求帮助；去除一个错误答案；让现场观众投票选择。 最初几个问题，亨利回答得非常圆满，但是，当主持人问他“Du?est?ce qui gravite autour de la terre？”——也就是“围绕地球转动的是什么星球？”——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备选答案被主持人大声念出来时，亨利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答案： A?月球 B?太阳 C?火星 D?金星 亨利又大声念了一遍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努力思索着那些备选答案。当“不祥”的音乐再次响起时，他咬紧了嘴唇。看到参赛者从一筹莫展已经变成了惊慌失措，主持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慢慢来，别着急，如果你碰上了麻烦，可以使用求助的方式。” 考虑到必须借助别人的帮助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亨利决定启用“让现场观众投票选择”的求助方式。你可能会认为，亨利让现场观众投票帮他选择答案的决定很英明。毕竟，即使有个别观众给出了错误答案，总体而言，大多数观众通常都是正确的。 但亨利很快就会痛楚地意识到，我们对“什么是公平”的非理性感知，会戏剧性地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 “好的，现场观众，请举起你们的答案牌，”主持人说，“请帮亨利回答这个问题……围绕地球转动的是什么星球？如果你知道答案，请回答，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可以放弃。 “A?月球；B?太阳；C?火星；D?金星。 “好了，你们现在必须投票了。谢谢！” 当观众投票的时候，镜头对准了亨利的女朋友，她穿着绿色套头衫，戴着时髦的红框眼镜，看起来对自己的男朋友为什么不能自己给出正确答案深感困惑。之后，画面切换成了法国观众的全景，镜头捕捉到了他们脸上的沮丧表情——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亨利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说亨利是“伽利略”显然不太现实。无论是因为他上小学时在科学课上睡着了，还是因为现在他被身处聚光灯下的紧张气氛震慑住了，总之，亨利是被难住了。 当观众的答案揭晓时，亨利深深吸了一口气，艰难地咽了口口水：这可是非同小可的时刻——要想留在节目中，他必须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正像你可能预计到的，观众中没人回答金星围绕地球转动。不过，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确实有2%的人选择了“火星”。接下来，情况就变得很奇怪了。“如果你允许，”主持人说，“我得说，在我看来，观众的分歧的确太大了。”只有42%的观众为正确答案——“月球”——投了票，其余56%的观众则都认为围绕地球转动的星球是“太阳”。 亨利愣住了，这时候，我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国的教育体系是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观众的表现并非无知。 要想弄清为什么法国观众会那么投票，我们需要先来看一下德国的一个实验，所有要像孩子一样分东西的人都与这个实验有联系。柏林的研究者将随机选取的两个陌生人分别带入两个房间。每个参加者都被告知，他或她会与一个伙伴配对，对方的身份不能透露。他们两人会得到10美元的钞票——但是，如何分钱，取决于他们自己。不过，他们要遵从以下这个让人犯难的规则： 参加者彼此之间不能交谈，不能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分钱方法，也不能协商，而是随机指定某个人决定如何分这笔钱。 负责分钱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这笔钱，而另一个人会被告知自己得到的数额，他或她必须决定是否接受这种分法。如果他或她接受这种分法，那么，双方便可以得到自己的那份；如果拒绝接受，那么，双方便都会空手而归。 这个游戏只能玩一次，参加者没有第二次机会。此外，参加者被告知，游戏结束以后，他们的身份不会被透露，双方会就此分道扬镳。 让我们站在分钱人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平分的方式。事实上，到他们作出选择的时候，大部分参加者确实作出了平分这笔钱的决定，这样，每个人就能各得5美元了。此外，所有被告知这一分钱结果的另一个人，也都接受了这样的分法。 有趣的部分在于，如果分钱的人分给自己的钱超过一半会出现什么结果。正如你能想象到的，他们的伙伴会为这种分法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他们接下来的反应却完全有违经济常识。参加者并没有接受这一分法，拿着自己分得的那部分钱离去，大部分被给予不公数额的人拒绝领取那些钱，他们选择了空手而归。 从纯理性观点来看，对那些接受分钱结果的一方而言，应该可以接受任何结果。毕竟，有钱总比没钱要好。2美元虽然不如5美元，不过，依然比一无所获要好。然而，无论这样的观点多么合乎逻辑，绝大多数被给予不公数额的人确实拒绝了那样的分钱结果。他们虽然空手而归，不过，他们觉得自己捍卫了公平。 另外，当切分不够公平时，人们空手而归的意愿，并不会受到金钱数额的影响。当用100美元代替10美元重复这一实验时，参加者接受不公平分割结果的意愿并没有变得更强烈。 这项研究表明，我们对公平抱有根深蒂固的追求，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去捍卫它。正是这种对公平原则的坚守，影响了《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法国观众。连基本天文学知识都不知道的亨利，真的有资格得到100万欧元吗？对那些法国观众来说，答案——56%的选票数对42%的选票数——是响亮的“没有！”他们故意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因为如果亨利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那么，对他们来说，亨利在他们的帮助下在节目中继续前进就是不公平的。 当亨利根据观众的选择作答时，你可以听到观众们忍俊不住的笑声。对他们而言，给不配得到奖赏的参赛者提供正确答案是不公平的。 在观众看来，亨利是应该知道答案的。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观众对其期望较低的人——比如说，一年级学生——结果又会如何呢？他们是会表现得很苛刻呢，还是不会指望一个孩子知道正确答案？“分钱者”实验的另一个版本，为我们清楚地揭示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参加者得知了同样的规则，只是与他们配对的不是另一个人，他们被告知，与他们配对的是一台计算机，而且由计算机来选择分钱方式。当计算机提出了“不公平”的分钱方式时，参加者们并没有表示拒绝。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偏向计算机的不公平分钱方式，尽管他们曾经拒绝过由一个人提出的同样的分钱结果。 换句话说，就公平而言，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导致了我们如此不合情理的反应——这就是“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也称为“程序公正”、“程序公平”）。我们不会指望一台计算机会公平行事——但是，我们当然会要求他人要公平。 想一想，如果我们参加一个类似的实验，在实验中，有权分钱的人与我们沟通，结果又会如何呢？设想一下，如果他告诉我们，他陷入了财务困境，额外的钱对他很有用，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接受少于一半的数额。考虑到已经为不公平的分钱方式提出了很好的理由，那么，我们会认为，自己并没有被别人占便宜，从而，更可能接受对方的分法。 不过，即使是最精于算计的人也会被公平控制。当你想到汽车经销商时，你一定想象不到，公平在他们的职业生活中其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的推销术有油腔滑调和蒙骗顾客的恶名，不过，事实上，他们自己的钱财也常常被别人——汽车制造商——压榨得精光。大部分汽车经销商的运营规模都较小，与汽车制造商比较起来，他们也没有多少定价权。比如，如果你是位福特汽车的经销商，那么，福特汽车公司就是你的唯一供应商，他们可以控制价格，而且可以控制你的库存结构。经销商经常出了高价却被蹩脚的存货——那些很难卖出但制造商需要脱手的车型——“套牢”。 当研究者与经销商交谈时，他们发现，经销商以一种荒谬得令人吃惊的方式，来评价自己与汽车制造商的关系。一项对汽车经销商的全国性调查揭示出，他们并不是只关注自己与制造商的交易结果（我是不是多付钱了？我拿到的是高质量产品吗？），而是更在乎制造商如何对待自己。对经销商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自己是否得到了一个好的交易，他们评价交易的标准，是下面这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细节：制造商是否“尽力弄清了经销商所在地区的情况”，其行为方式是否“客气、有礼貌”，以及“是否尊重经销商”。结果证明，就经销商对结果的总体满意度而言，这些公平因素比主要的经济数字更重要。 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很显然，对客户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感知到对待自己的过程的公平，而经理们通常却“给利润和结果赋予了太大的重要性”。研究者们建议，经理们应该在培养与顾客的关系方面，投入更多的“努力、精力、投资和耐心”。 我们都曾经从商店买到过有毛病的产品，也都曾在餐馆吃过不可口的饭菜。如果商店的店员或者餐馆的服务员对我们很友好，而且尊重我们，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忽略这件倒霉事，或者至少也会原谅他们。正如汽车经销商研究项目所表明的，他人如何对待我们——过程是否公平——与我们对最终结果的满意度密切相关。 关于公平，让人尤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人们觉得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到底有多重要呢？一组研究者让来自巴尔的摩、底特律和菲尼克斯的数百名重罪犯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这些人的犯罪罪名包括藏有毒品、欺诈，以及持械抢劫等。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由与之有关的事实问题构成，比如，他们犯罪的类型，以及在监狱服刑的时间等。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转向了对公平感知的问题：人们是怎么对待你的？你对判决结果感觉如何？律师对你好吗？ 调查问卷上的问题，可以归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特定的结果——也就是犯罪类型和服刑时间；另一类是过程看起来的公平程度——接受调查的人如何评价自己在法律体系中的经历。 研究者将结果列表分析后，他们发现了一个独特的规律。就像我们能想象到的，在评价审判过程的公平程度时，接受调查者认为审判结果非常重要。比起那些受到最高刑罚的人来，那些量刑较轻的人自然认为审判更公正。 但是，结果表明，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也不管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刑罚，接受调查的人都为过程赋予了与判决结果几乎一样的重要性。就构成他们总体满意度的所有环节而言，诸如他们被捕时警察对待他们的方式等短期的体验，看起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被接受调查的人赋予最大重要性的因素之一，是他们的律师与自己共度时间的长短。律师与自己共度的时间越多，接受调查的人对最后结果越满意。这时候，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结果是相对的：如果某个被控重罪犯被判长期徒刑，那么，无论他和律师共度了多长时间，他都会愤怒不已。但是，结果却表明，律师的行为会让他的感觉大不相同。换句话说，尽管结果可能并无二致，不过，如果过程让我们觉得冷淡和无情——也就是没人听取我们涉及自身利害关系的声音，那么，我们便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判断整个过程的公平性。 事实证明，被人倾听的渴望并不仅限于重罪犯。当你走过加利福尼亚州洛帕克市（Menlo Park）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时，会看到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办公楼，你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走近细看，或者看到几辆法拉利跑车疾速驶过的时候，你便会意识到这个地区其实很富足。某些全国较大的高新技术公司的初创地就在这座办公楼里。 坐在他们的豪华办公室里，研究者正在就给企业家们的奋斗提供支持的问题，向硅谷和来自其他地方的风险投资家提问。尽管具体的问题与向罪犯们提出的问题并不相同，不过，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归为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投资的结果；另一个类别是与公司打交道的过程。调查问卷包括关于他们与企业家打交道的具体问题，比如，“首席执行官以什么频率给他们提供风险企业表现的及时反馈信息？”以及首席执行官是否能让他们持续了解“风险企业的最新表现”。 霍金斯解释说，这就是关键所在。“如果有人变得非常贫穷，那么，很显然，他们会成为社区其他成员的负担；如果有人变得非常富有，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做坏事”：他们会成为罪犯，他们的行为会危害社区。” 这种财富观与西方的财富观恰恰相反。霍金斯思忖道：“总的来看，如果有人变得很富有，美国人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俄罗斯，寡头政治集团成员（那些在前苏联解体后，发现迅速赚取“快钱”途径的精英企业家群体）中最好的人也是通过可疑的手段获得财富的，这是俄罗斯人憎恶的第一件事。我想，这些人变得比其他人富有得多的事实本身，是他们憎恶的第二件事。” 从这一观点来看，很显然，俄罗斯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观众认为，参赛者试图脱离观众独自致富——他们为什么要帮助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呢？ 亨利和俄罗斯参赛者用自己的方式，冲击了公平概念——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下的公平概念——的核心支柱。在莫斯科是公平的事情，在巴黎或者柏林就不一定是公平的事情。所以，随着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弄清不同文化对公平解读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研究者约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平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探索。首先，亨利奇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重复了分钱实验，实验对象是研究生。他决定，要用他认为对学生来说不小的一笔钱进行实验。所以，他拿出了160美元，以研究生在大学里工作1小时获取9美元的工资标准计算，这笔钱相当于他们2?3天的工作所得。亨利奇的实验规则与最初的实验完全一样：这个游戏你只能玩一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与你配对的那个人是谁。 就像最初的那个研究项目一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中，一般的分钱方式都是平分——50／50，分钱者的伙伴也都接受了这种分法。游戏结束以后，亨利奇与参加者进行了访谈，以弄清他们在得知自己分得的数额时是怎么想的。有些词语反复出现，那就是：公平。参加者说：“我想，如果我分给对方的不到一半，那么，我的伙伴就不会接受。”结果证明，参加者对分钱方式的决定是正确的。当被问及，他们是否会接受80／20的分法时，也就是自己得到32美元的分法，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对这种方法表现出了蔑视。他们说，那么分是不公平的，他们宁愿空手而归。有些人甚至表现得更为极端，他们说，任何自己得到的不足50%的分法都绝对不会接受。 接下来，亨利奇带着这个实验上路了，他要去往这个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个地方。亨利奇来到了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腹地，拜访马奇根加（Machiguenga）部落。因为离最近的大城市也需要8小时的行程，所以，马奇根加部落好像已经与现代社会隔绝了好几个世纪。马奇根加人虽然生活在小村庄里，不过，每个家庭都自给自足——自己制作工具、自行播种和收获粮食。 亨利奇带了一个阿拉瓦语（Arawakan）翻译，阿拉瓦语是马奇根加人的母语。接下来，他需要找到相当于马奇根加人2?3天工作所得的东西。因为马奇根加人没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亨利奇要弄清，他们偶尔为雇用当地劳力的采伐公司和石油公司工作能挣多少钱。结果是，他们2?3天的工作所得是20秘鲁索尔。 这个数额就是亨利奇用来进行分钱实验的钱数，亨利奇向马奇根加人详细解释了游戏的规则。然而，在亚马孙流域的这个地方，游戏得到了显著不同的结果。 不像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参加者，也不像日本、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的参加者，平均而言，有权决定分钱方法的马奇根加人，分给伙伴的数额少得令人吃惊。尽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最普遍的分割方式是50／50，不过，大多数马奇根加人采用了85／15的分法——极端倾向于有权决定分钱方法的人的分法。 更令人惊奇的是，不像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参加者——他们对如此之低的比例很愤慨，当把这些偏向一方的份额呈递给马奇根加人时，他们几乎都接受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这样一个合理的经济模型笃信不疑：从纯客观的角度和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都比空手而归合乎逻辑。 游戏结束后，在对马奇根加人的访谈中，接受方说，人们同意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是顺理成章的。亨利奇解释说：“有几个人很清楚地表示，他们会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不管‘提案人’（分钱者）得到的是多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提案人”的不公待遇，“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回应者’（选择方）而不是提案人，只是因为运气欠佳”。马奇根加的分钱者认为，任何数额的切分都是慷慨的赠送。而那些“切蛋糕”的人，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把“战利品”分一半给有幸“沾光”的人。 部落的有些成员的确是按50／50分钱的。亨利奇对他们访谈后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曾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他们觉得，50／50分法才是公平的行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马奇根加人并不比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更理性，他们只是对公平的解读不同而已。在俄罗斯，一个人独自发财是不公平的；在美国，分钱者只有提出平均分割才是公平的；而在亚马孙丛林，人们则遵循“我捡的就是我的”的原则。 通常情况下，虽然我们并不会将公平视为一个非理性的力量，但是，它确实能戏剧性地影响到我们的认知，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 我们都曾经历过需要为自己争取有利地位的情形。从客观而合乎逻辑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全神贯注于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就是他人的提议或者我们要求的价格。但是，通过说出我们提出报价的理由，或者说出要求有利地位的理由；通过解释我们是如何确定报价的，或者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提出那样的有利条件；通过将我们认为什么是公平的做法与对方沟通，那么，就像与客户共度很多时间的律师、频繁与投资者沟通的企业家一样，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受益。 在工作中，当我们忙于完成某个项目时，我们不要假定最后结果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而应该谨记：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我们要经常让团队成员参与进来，要经常把项目的进程知会他们。同样，当我们在另一个国家旅行时，我们会想：“尽管语言不同，不过，公平的原则却并无二致。”我们要抵御这样的诱惑。因为正如事实表明的，公平的含义会发生“摇摆”，无论是与一位汽车经销商还是与一个马奇根加人打交道，我们都应该谨记：“此公平”并非总是“彼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