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机场跑道上的鲁莽决定

第一章 机场跑道上的鲁莽决定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4805号航班的乘客此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安危的确完全掌握在世界上经验最丰富、技术最精湛的一位机长手中。机长雅各·范·赞藤（Jacob Van Zanten）深谙飞行诀窍，他对航空细节的关注、操作的有条不紊以及毫无瑕疵的飞行纪录，让他成了领导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安全项目的不二人选。很自然地，航空公司也开始热情有加地拿他四处炫耀。一则印有这位机长微笑照片的杂志广告说明了一切：“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来自让准时成为可能的人。”甚至连经验老到的飞行员——他们可不是那种很容易表现得喜形于色的人——也将他视为了不起的人物。 在这架波音747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拉斯帕尔马斯机场（Las Palmas Airport）的途中，范·赞藤一定有种自豪感。今天的飞行平稳、精准，这已成为他个人的金字招牌。本次航班的日程很简单：在拉斯帕尔马斯机场着陆，加油，之后，运送另一批乘客返回荷兰。 突然，范·赞藤收到了来自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一则紧急通知。拉斯帕尔马斯机场花店发生了一起恐怖爆炸事件，给机场造成了严重混乱，机场将会关闭，何时开放，另行通知。 机长知道，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镇静并谨慎从事。他曾经针对这种情况演习过无数次。实际上，范·赞藤刚刚才从一个由他带队的为期6个月的安全培训班结业，课程培训的恰恰就是如何应对此类情况。 按照标准规程，机长遵照指令，在离原目的地50海里之外的一个机场降落。这个机场位于特纳利夫岛。下午1点10分，他的飞机和其他几架类似的飞机转道降落在那个机场。 这时候，即使你不是个训练有素的民航飞行员，也能看得出，特纳利夫岛的机场不是个像肯尼迪国际机场这样的大机场，这只是个小型机场，仅有一条并不是为大型喷气式客机准备的跑道。 在飞机安全停在跑道边时，机长看了看表。看到当时的时间，他被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纠缠住了，无法摆脱——规定停留时间。 最近，荷兰政府制定了严格且复杂的规定，每位飞行员都必须恪守不渝。与总部联系后，范·赞藤迅速计算了一下，他认为，自己返航起飞的最迟时间是下午6点30分。在规定停留时间以后起飞是不被允许的，这种做法不但是违规的，而且还是犯罪，会受到严重的监禁惩处。但是，遵守规定停留时间，则会带来很多复杂的问题。在特纳利夫岛机场，没有其他机组可以代替他们把乘客接走，数百名乘客得在此滞留过夜。这就意味着航空公司要为他们安排住处，而在这个岛上，并没有足够的旅馆可以接纳如此多的旅客。此外，在这里发生的一次时间延误，还会造成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多个航班的取消。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临时改道，会轻易演变成一场航运梦魇。 不难想象，范·赞藤所感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以及为什么他会变得如此坚定地希望节约时间。就像当你赶赴一个重要约会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却又遇上红灯一样，你虽然尽力告诫自己要保持镇静，可你知道，你的声誉随时都会受到损害；你的挫败感渐趋增强，可你却无计可施。不过，有一件事范·赞藤可以做：决定让乘客待在机舱里。这样，当拉斯帕尔马斯机场重新开放时，他就可以立即起飞。 但是，特纳利夫岛机场塔台上的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可没这么想。这是一个热带岛屿上的小型机场，现在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因为拉斯帕尔马斯机场发生爆炸而转道降落在此的飞机。不但塔台上的人手不够，而且空中交通控制人员也并不急于让飞机起飞，事实上，他们已经准备通过晶体管收音机收听一场实况转播的足球赛了。着陆20分钟以后，范·赞藤收到了塔台的通知，要他通知乘客们下飞机。看样子，他们得滞留好一会儿了。 其后，特纳利夫岛机场的工作一直在以蜗牛般的速度推进。时间已过了一小时。机长时刻在考虑将延误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办法。他和机组人员开了个应对策略会，并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部联系，以确定规定停留时间开始之前还有多少时间。一小时的等待变成了两个小时，后来，机长想出了一个主意。范·赞藤决定在特纳利夫岛机场加油，这样，在拉斯帕尔马斯机场中转的时间就能节约半小时了。 但是，这个节约时间的想法却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范·赞藤的飞机刚开始加油，拉斯帕尔马斯机场就传来了机场终于重新开放的消息。可是，太迟了，要耗费半小时的加油工作已经无法停止了。 最后，就在飞机准备停当，马上就可以起飞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老天又来破坏他们的计划——浓雾开始在跑道上弥漫开来。 在此加油的决定已经使他懊恼不已了，所以，这时候，范·赞藤起飞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了。雾越来越大，能见度变得只有300米了——情况非常糟糕，以至于从驾驶舱的窗子望去，连跑道的尽头都看不到。 范·赞藤知道，雾气变得越大，特纳利夫岛机场关闭的可能性也会随之越来越大。他无须滞留一夜而离开特纳利夫岛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现在，他必须起飞，否则，就再也走不成了。 机长接下来的行为完全与其身份不符。范·赞藤加快了引擎的转速，飞机慢慢滑上跑道。 “等一会儿，”范·赞藤的副驾驶不解地说，“我们还没收到塔台的起飞许可呢！”“我知道，”机长边松开制动边回答，“边走边请示。” 副驾驶打开无线电，接到了航线许可——也就是批准了航班的飞行计划。但是，塔台并没有下达至关重要的起飞许可。然而，范·赞藤已决心起飞，所以，他打开节流阀，飞机开始沿着雾气重重的跑道前进。 就在这架大型喷气式客机不断加速时，范·赞藤突然看到了一幅无法想象的、最可怕的情景——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飞机正停在前方的跑道上，而范·赞藤正在全速冲向那架飞机。 停下或者转向都已经不可能了。凭借本能，范·赞藤知道，提前起飞是他的唯一机会。“起来！求你了！”机长急切地催促飞机。他拼命拉起机头，拖在地面的机尾溅起了炫目的火花。 范·赞藤的飞机机头勉强越过了停在跑道上的那架波音747，可是，就在整架飞机看似可以飞越过去的时候，范·赞藤的飞机机身腹部却撞上了那架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的顶部。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摔了下来，并沿着跑道又冲出去了500多码，然后突然发生了严重爆炸。 范·赞藤、其他机组人员以及所有的乘客全部遇难。那天，共有584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航空界大为震惊。这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飞机相撞事故。一个国际专家组很快来到特纳利夫岛机场。他们检查了所有物证，并与目击者面谈，还仔细检查了驾驶舱录音的每个片段，以期确定事故原因。 专家们很快就排除了机械故障和恐怖袭击的可能。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拼凑在一起后，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另一架飞机也在跑道上，那就是泛美航空公司的1736号航班，它没有进入滑行道支路，最后停在了错误的地点。罕见的大雾天气也是灾难的原因之一。范·赞藤看不到泛美航空公司的那架客机，泛美航空公司那个航班的飞行员看不到范·赞藤的飞机，而塔台上的管制人员也看不到这两架飞机中的任何一架。此外，塔台上人手不足，而且管制人员的注意力又被当天的足球赛事分散了。 尽管存在这些因素，不过，如果范·赞藤在接到起飞许可之后再起飞，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为什么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航空公司安全项目的领军人物，会作出如此鲁莽而且不负责任的决定呢？ 事件调查者所能给出的最佳解释就是：范·赞藤深感挫败。但是，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合理。感受到挫败感是一回事儿，无视工作规程、忘记安全规则则是另一回事儿。 毋庸置疑，范·赞藤经验丰富；毋庸置疑，他训练有素；毋庸置疑，他很擅长自己的工作。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怎么能将自己所受的职业训练和工作规程完全弃之不顾呢？ 航空专家在事故原因调查中遍查了所有证据，但是，特纳利夫岛机场的有些东西则仍被隐藏，无法揭示。在当时滚滚而来的浓雾和拥挤的机场中，一股无法察觉的心理力量正在发挥效力，正是这股力量，将范·赞藤推离了理性的轨道。 不断有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和决策过程，会受到一系列心理潜在倾向力量的影响，这些潜在倾向力量的作用和普遍性，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大得多。在本书中，我们将勾勒出非理性行为的疆域图，并描述那些导致我们“摇摆”的力量。 饶有趣味的是，就像河流一样，这些力量可以汇合成更为强大的力量。通过追踪这些潜流，我们便可以根据在沿岸发生的各种事情，建立起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联系：一位股票投资者的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元首的决策过程；学生购买剧院演出票的行为，阐释了考古学界发生的一场有关人类进化的激烈争论；美国NBA选秀的过程，指明了工作招聘面试程序中的一个致命缺陷。 通过对这些心理潜流以及它们对我们产生的意外影响的勾画，我们能看到哪里的潜流力量最为强大，能看到它们的不断变化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某些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这些隐秘的潜流和力量包括“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即我们避免遭受可能损失的强烈倾向）、“价值归因”（value attribution，即根据我们对某人或者某事价值的最初感知，为它们事先赋予某些特性的倾向）及“判断偏差”（即对那些与我们对某人或某情境的最初判断相左的证据视而不见）。通过理解这些及其他几股神秘力量的运作原理，有一点已确定无疑，那就是：无论是一位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位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无论是一名坠入情网的大学生，还是一位风险投资家，都无法免受非理性行为难以抗拒的牵引力的影响。弄清让我们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行为如此缺乏理性的原由后，我们看到了令人着迷的规律，在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浮现了出来。 为帮助我们破解发生在范·赞藤机长身上的迷局，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些潜流。我们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社区超市的鸡蛋货架之间和橙汁货架之间——最先发现了这样的线索。 美国农业部前研究人员丹尼尔·普特勒（Daniel Putler）教授，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考虑鸡蛋问题上。他在研究中，仔细跟踪并研究了南加利福尼亚州鸡蛋销售的所有环节。他从数据中发现了某些很有趣的规律。比如，通常情况下，鸡蛋的销售量在每月的第一周较大；复活节前几周的销量会非常大，节后一周的销量则会大幅下降。这种结果并不奇怪。令人惊奇的是，通过分析收款台那些能反映出鸡蛋价格波动的数据，普特勒发现，购买鸡蛋的人群是个非常敏感的群体。 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对价格波动的反应程度应该是相同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会这样想：如果价格下降一点，我们会多买些；如果价格上涨一点，我们会少买些。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不会认为，人们对价格上涨比价格下降更敏感。但是，普特勒发现，当价格上涨时，购物者确实表现出了过度反应。 如果你降低鸡蛋的售价，那么，他们会多买一些。但是，当鸡蛋的价格上涨时，他们的消费量则会降低2?5倍。 任何对需要采购的商品有预算的人，都能告诉你这种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价格下降，你会略感高兴。但是，如果你看到价格比上周上涨了，那么，你心里会有一种“噢，不！”的感觉，并就此决定：这周的早餐不吃煎蛋了，改喝麦片粥。这种对价格上涨的厌恶，与你买到便宜货而获得的满足是不成比例的。 遭受损失的痛楚，往往要比赚钱的快乐强烈得多，这种情形我们都经历过。感觉到高价格所带来的损失，购物者会不由自主地将蛋箱放回货架。 受到损失痛苦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买鸡蛋的人。一组研究者在印第安那州的橙汁购买者中间重复了普特勒的研究过程，并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就像洛杉矶做煎蛋的人对鸡蛋价格上涨的反应一样，美国中西部的橙汁饮用者，对价格上涨的过度反应并无二致。不管身居何处，也不管人们对早餐的偏好如何，损失都比获得显得更突出。 普特勒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经济学家已苦苦探究了数年的秘密。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合理理由，可我们就是会对觉察到的损失作出过度反应。 这一论断是理解范·赞藤行为的关键所在。不过，在我们回到特纳利夫岛的事故现场及其对事故的调查之前，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先看一看我们对损失的厌恶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想一想当我们开通一项新电话服务时，作出看似很简单的决定的过程。选定适当的电话业务功能之后，我们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按通话分钟数付费，也可以选择包月制付费的方式——这样你可以随时煲“电话粥”。按时收费很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通话时间，都不会长到需要包月制付费的程度。 但是，正是这种时候，对损失的厌恶感不期而至，我们开始想象自己或许有时也会像青少年那样和朋友通过电话聊到深夜。因为对即将到来的巨额话费单心存恐惧，为“以防万一”，我们选择了通话不限时的包月制付费方式。 经济学家可能会指责我们作出的愚蠢选择，但是，在决定选择哪种付费方式时，为了避免潜在的损失，我们愿意作出一些牺牲。 在多年按客户拨号上网的分钟数收费以后，当美国在线推出包月制的收费方式时，也偶然发现了这一现象。有3个月的时间，美国在线的服务器一直处于拥堵状态。正如美国在线的首席执行官解释的，包月制的收费方式“效果太好了”，新客户成群结队地前来签约开通此业务，互联网用户也想避免按时付费的方式给自己带来的潜在损失。 单单是“损失”这一词语，就能在我们心里激起令人惊异的强烈反应。像爱维斯（Avis）和赫兹（Hertz）这类的汽车租赁公司，针对销售一种既没用而且价格又很高的产品的这一难题，它们就有效利用了这一强大效应。当我们租车时，我们的信用卡实际上已经自动为汽车所能出现的所有问题提供了保险，更不用说我们自己的汽车保险了。但是，租车公司依然会向人们推销额外的保险，这种保险不但是多余的，而且一年的费用高达5 000美元。通常情况下，我们对这种纯属浪费钱财的产品会不屑一顾，可是，当柜台后的销售代表马上就要把新福特“金牛座”车（Ford Taurus）的钥匙递给我们，并问我们是否想购买“碰撞险”（loss damage waiver，也称为“碰撞盗抢免除险”）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当我们听到那些词语时，我们的头脑便开始快速运转：如果我运气不好，真的出了车祸怎么办？如果因为某些理由，我的信用卡不能包赔损失怎么办？一般情况下，我们从来都没想过放弃一份只是为了加倍安全但价格高得离谱的保险单，这是损失的威胁让我们对这个事情进行重新考虑的结果。 从大背景来看，超市购物者的行为，电话消费者的行为，互联网用户的行为，以及租车者的行为，与机长范·赞藤的行为是何其相似啊！逼近范·赞藤的潜在损失，都来自规定停留时间的“副作用”：为乘客提供食宿的花费、航班延误的连锁反应，以及给自己准时美誉造成的“污点”。 范·赞藤避免航班延误的愿望最初是微不足道的。起初，他只是想让乘客待在机舱内以节约时间。但是，随着延误的时间越来越长，潜在损失也越来越迫近。到了滞留一夜的长时间延误看起来已经几乎无法避免的时候，范·赞藤开始变得十分专注于避免延误，以至于他忽略了所有其他方面——无论是他的职业常识，还是多年的专业训练。 当然，签订某种收费方式的电话业务，与特纳利夫岛的悲剧之间有天壤之别。毫无必要地花费一些美元是一回事儿，而没有接到塔台起飞许可就起飞则是另一回事儿。你会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在攸关数百人生命的时候，机长会比正常情况下更加慎重地履行职责，他的行为会更为谨慎。这一假设将我们引向了第二条线索。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教授向我们解释的，某个潜在损失越重要，我们对损失的厌恶也就越强烈。换句话说，所处情境越危险，我们越容易很快作出非理性的决定。 如果说有人确实很善于洞悉这类危险，那么，这个人就非乔丹·沃尔特斯（Jordan Walters）莫属了，他供职于投资机构美邦公司（Smith Barney）硅谷分公司。乔丹恰恰是你期望的那种理财规划师：他很沉着、体贴，而且还总是愿意花时间倾听。当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喝着他拿给我们的听装苹果汁时，很容易忽略外面的情景。就在门外，他的同事们正在为数百万美元的股票交易提供咨询。 乔丹可不是个只关注数字的人，他还真诚地关心客户，当客户作出错误决定时，他会感到担心。他尤其记得他的一位客户的情形。“一个家伙走进来，”他回忆说，“他有一家自己创建的企业，那是个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后来成功地被一家上市公司收购了——他成功了！他可以退休了！可以去玛撒葡萄园岛玛撒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外海的一个岛屿，著名的度假胜地，许多富豪在岛上拥有豪宅。——编者注了！” 毫无疑问，那个“家伙”已经飘飘然了。他很可能把自己获得意外之财的事情告诉了所有人——从园丁，到孩子的老师，以及大学同学们。 但是，乔丹告诉这位新客户，将自己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投资于他的生物技术公司，无异是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了一个篮子里：“噢！这可太糟糕了！你的投资太集中，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多元化投资才更有道理，于是，乔丹提出了一个可靠计划：将你持有的股份，每季度按预先设定的固定比例卖出。他建议那位客户：“这样，你的决定就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了。” 但是，这位投资者想以更高的价格将自己的股票卖出。他刚刚卖出了自己的公司，他已经赚取了大钱，为什么就此止步呢？乔丹回忆说：“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到我这里时，股票的价格是每股47美元，我们将他的所有股票卖出了差不多10%。” 其后不久，股价开始下跌。“股价下跌到了每股42美元，他说，‘如果回升到47美元，我就再卖出一些。’” 感觉到金钱正在从自己的指缝间溜走，这位客户渐渐生出对损失的厌恶，其感受与范·赞藤的感受惊人相似。就像那位机长一样，因为全神贯注于及时挽回损失，所以，这位投资者挽回损失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而且对其他方面越发视而不见了。 但是，乔丹意识到，这位客户太过迫切地想弥补损失，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承担的风险。“如果股价继续下跌怎么办？”他问那位客户。这时候，以乔丹的理性判断来看，每股47美元的股价并没有什么魔力，没人敢保证股价还能回到那个水平。相反，股价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但是，对那位客户来说，以任何低于每股47美元的价格卖出股票都意味着损失——这可是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的灾祸。 “后来，股价下跌到了每股38美元，”乔丹回忆道，“那位客户说：‘你听我说，如果股价反弹到每股44美元，我就会卖出。’”股票经纪人将这种思维称之为“追逐损失”（chasing a loss）——这个时候，投资者会无视当前市况，已“戴上眼罩”，抱定了最大限度挽回损失这一唯一目标。 乔丹告诉自己的那位客户，持有这样的股份寄望于股价的反弹太过冒险了。但是，那位客户并不接受这一判断，他要自己来操作。他没有采纳乔丹的建议，而是坚决持有自己的股票。“（股价）最后下跌到了每股12美分。他从自己股票中得到的唯一收益，就是（他最初卖出的）那10%。” 或许，痛楚是难免的，可那位投资者本可以以每股42美元的价格卖出股份，虽然这意味着可能要放弃购置豪华游艇的梦想，不过，他依然可以保住大部分财富，并实现去玛撒葡萄园岛安享退休生活的计划。同样，范·赞藤本来也是可以接受自己准时美誉中的一个污点的，本可以留在特纳利夫岛过夜。对他们两人来说，只是为了避免遭受潜在的损失便甘冒一切风险——无论是一生的积蓄，还是乘客的生命——无疑是不值得的。你会认为，如果有很多东西都处在危险之中时，人们会谨慎从事。但是，正像乔丹谈到的：“你可能看不到，（股价）下跌的势头正在失控，我得说，你把市场理解错了。”这正是那些隐秘力量发挥效力的时候。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范·赞藤对潜在的损失产生了过度反应；第二，因为很多事情都处于关键时刻，所以，他更容易采取极其危险的冒险行动。但是，我们还缺少另一个线索。为了彻?破解特纳利夫岛灾难的迷局，我们需要去参观一下“沼泽地”（Sw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