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是条毛毛虫——艰难之处

小说死了，写作虚构的故事已无意义。看看那些不愿写的法国人和不会写的美国人吧。看看我吧，我不该写，只不过是因为我彻底外在于寻常的人类经验⋯⋯虽然如此，但却不失相关性，因为我是新女性，我令人惊骇的历史乃是粗鄙之梦与尖锐现实的可悲混合。（我应该从那隐约却逡巡的痛苦中解脱吗？这痛苦是我奇异的光辉，是我之为我而欣然付出的代价，无人可以占有我，除非那是出于我自己的意志！） ——戈尔·维达尔，《米拉·布瑞金里奇》，1974年 艰难之处是把它们分门别类。艰难之处是好好看看其他人，看看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这方式和“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不一样！ 有的变性人同意我的世界观，也有不少变性人因为我写的东西而大为恼火。我认识的每个变性人改变性别的原因都不同，有多少人拥有性别，就有多少种关于性别的真实经验。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男人——关于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我渐渐意识到我可能也不是一个女人，至少不是许多人所定义的那种女人。麻烦来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要求我们非此即彼的世界上——这个世界却不愿劳神解释一下“此”或“彼”到底是什么。 小时候，我周围的所有人仿佛都知道他们是男还是女。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答案，不论今昔。我从来没有机会对大人们说：“等一下，到底是我的哪方面让你觉得我是个小男生？”作为孩子，我只觉得自己是那个发疯的人，我肯定有某种严重的缺陷。 有生以来，异于寻常的性别认同一直是我最大的秘密，是我最深的羞耻。并不是我不愿和别人谈论此事，而是我们的文化从来不鼓励人们谈论这种性别出错的感受。我成长的年代里，性别的越轨者都被迫深藏于暗柜之中。那些现身柜外的人要么被放到显微镜下看个精光，要么被无聊小报奚落嘲弄，要么就在色情读物中妖艳登场，所以，隐藏是值得的，欺骗也是值得的。对朋友、家人和伴侣撒谎，装成一个远非自己的人，最痛不过如此。改变性别绝非易事，但我甘愿改变，因为所有的谎言和秘密已经让我厌倦。 这是一种奇特的谎言。它需要被表演出来——我无时无刻不在表演着那个别人以为我应该是的人。我在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要是有人走过来，友善地问我说：“嗯，年轻人，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在想，要是我不曾惧怕因为答错了这个问题而备受打击，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你瞧，“变性”从来就不是一场对话的恰当主题——在晚餐桌上，在更衣室中，在座无虚席的餐厅里。 现在，我试着让提问变得容易一些。我告诉人们，一个真诚的问题不会让我受伤，此话不假：冷酷的观点才会造成伤害，提问不会。但是人们仍然不肯轻易提问，或许是出于礼貌吧。大家都对一个人性别的本质避而不谈。好像非得借助某种特殊的场合，比如我的客厅、电视采访或者某所大学的讲台。不说也不问才是“有礼貌的”，这令人难过。不过孩子们还是会提问的。 我和恋人在电视节目“多纳休脱口秀”上露面两天之后，我们隔壁邻居家的五岁小孩过来问我：“所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当时，我们和隔壁这家人已经毗邻而居两年有余了。 “我是一个曾经是男生的女生。”我回答说。她听了很开心，还说我在电视上很漂亮。我谢过她，我们对彼此微微一笑，然后各忙各的去了。孩子们还是会提问的，我爱这一点。 成年人不会提问。成年人害怕问“你是什么？”，所以我们只问“你是做什么的？”，以此希望摸到关于对方身份的线索。在我们的文化中，性别身份仿佛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就像在一些文化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会大言不惭地追问“你喜欢什么样的性生活？”除非事关工作，我们不能随便发问。关于性别与性，我们应该小心观察、自寻结论。 与直接提问正好相反，成年人用迂回的目光打量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希望如此寻得答案。这就像阅读关于变性人和变装者的色情读物，看一眼内容就知道，作者一定是些从未见过我们、却对我们满怀想象的人。 地下色情文学是一整个美妙的世界。你可能已经略知一二，它们棒极了，比如《他是她的姐妹》（懂了吧？），或者《变装婚姻》，再或者《变装陷阱》。我自己最喜欢的则是《被蕾丝俘虏》，以及《他们让他爱上这口儿》。 在我曾经以色情电话接线员的工作谋生之时，这些书倒是小有帮助的，因为打电话来的很多男人要求暂时装成女人，或者他们想知道做一个女人以及女人之间发生性爱是什么感觉。他们好奇，女同性恋者在一起都“干”了什么。这些提问令人遗憾，它显示提问者对到底怎样才能取悦一个女人漠不关心。 也有另外一群人真的喜欢性别的暧昧不明，正是这种暧昧不明让他们来劲。我记得一群来看“杰拉德脱口秀”的水手，当我的身份被宣布之后，他们紧紧地盯着我，想要知道一些什么。我能感到他们的目光在我这个手术所重建的、激素所维持的女性身体上直打转。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们？这样一个性征混合、性别逆转的身体为何能点燃那些火焰？我知道，这是让我来劲的事情！ 多数情况下，人们好奇地观察，却并不发问，好在当今世上像我一样的人并不罕见。以变性人和变装者为噱头的脱口秀节目收视率连月攀升。此外还有扮装表演和模仿节目——尽管我们玩变装只是为了自得其乐，但它却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在你居住的城市或附近城镇没准儿就有一场这样的演出。诸如“这是帕特”一类的滑稽短剧（基于一个性别不详者的真实生活）在“周六夜间直播”时段非常火暴。关于该剧，此处按下不表。 如果我朝汇集着变装酒吧和单人脱口秀俱乐部的破败街区望去，流行音乐和电影都让我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变性人的面孔。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动声色地仰望我们文化中的耀眼巨星。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着实好奇迈克尔·杰克逊（暂且不论此人的其他话题）是否会变成黛安娜·罗斯①[①美国著名黑人女歌手，迈克尔·杰克逊遗嘱中指定的未成年子女监护人。——译者注 ]。我还听说有人为麦当娜情人的性别打赌。而到底是什么让电影《哭泣游戏》风行一时？有意思的是，必定要等到和提问对象拉开距离之后，我们才会问出关于跨性别的问题——我们就是无法直接提问。 关于性别的著述现在已经多如牛毛。我一直在阅读杂志文章、报纸专栏和教科书，不论前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我阅读、观看、收听所有的商业广告。广告可是了解性别的捷径。我同时也留意脱口秀、听众致电提问的广播、电子讯息公告栏。而当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长大时，我读的是医学报告，对小报文章也狼吞虎咽，当然还偷藏了不少色情读物——只因为我对自己以及如我之辈好奇难耐。但是，我读到的东西却把我吓坏了，吓得发抖。可我就是忍不住要读下去。 你看见了吧，我曾经是一个孤单而害怕的胖小孩，以为自己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像那个指派给我的性别。我认为是我哪里错了，生病了甚至是扭曲了，总之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我读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再次确认了我的这种感受。 多年来，有一种可能性一直被多数论文以及被几乎所有大众媒体所忽视——文化可能不仅仅在为天生具有性别的人创造着角色，也在创造着有性别的人。换句话说，文化可能在创造着性别。没有人曾经提示过这一点，因此，站在“天然”性别之外的我，觉得自己是个怪物，而且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生活在性别的边界上，我逐渐看清了文化所制造的性别体系，它是一种居心不良、挑拨离间的结构；而文化无法“质疑”性别，虽说这是它自己的产物，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危险。文化不失时机地指定了代表，但这些代表所进行的研究仍然是以观察为基础，而不是以对话为基础。我希望这本书带来一种逆转和新的潮流，也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种对话。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渴望这种对话，但却从未能够实现。 对跨性别者不动声色、遥遥观望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跨性别者正在为自己争取文化的空间。例如，我在写这本书，因为变化已经出现，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前几年，我们所能写作并出版的书还都只是些自传，讲述那些被男子之身所羁绊的女人和那些努力挣脱女性身体的男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出自那些勇士之口，他们曾在一个错误的性别之中辛苦过活——在经历了漫长的心灵探索之后，他们决定改变性别，委身另一个错误的性别而度过余生。这就是我们所能公之于众的自我形象——那种备受折磨却并不制造挑衅的浪漫故事。而且看起来，那些企图书写我们故事的人似乎总是别有用心，要不是为了证明一些什么，就是为了谴责一些什么。像珍妮丝·雷蒙德、凯瑟琳·米洛特和罗伯特·斯特罗勒就延续了这样一种迷思，跨性别者都是些难以理喻、精神失常的家伙，简直就是怪物。这是文化丢给我们的包袱。文化丢给我们的旧衣服，我们被迫穿起来。 但是文化当中也存在着一些越界（悖逆）的性别经验，今天我们已经开始自我书写与此相关的编年史。我们的故事彼此联结、相互交织，你在别的跨性别者的故事中也能听到我的名字。我的故事和卡罗琳·科西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我的故事和已故的历史学家路易斯·苏利文的故事相并列。克里斯丁·乔根森和雷妮·理查兹在她们的自传中写到了我。桑迪·斯通在她的任何一堂课上都可能提到她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蕾切尔·波拉克把它绘进了她的塔罗牌里。梅勒妮·菲利浦斯把它放入了网络空间。莱斯利·芬宁伯格穿行全国让我们的故事在政治领域里被听到。洛伦·卡梅伦则把它凝固在黑白摄影中。崔斯丁妮·克拉克把我们带入了她的电视电影。戴维·哈里森则把我们的故事表现在周三到周日的现场舞台演出里。我们这群人现在发出了自己的跨性别声音：编辑和出版业者乔·安·罗伯茨，散文家和小说家詹姆斯·格林，社会活动家和作家苏珊·斯特莱克，出版业者达拉斯·丹尼和戴维娜·安妮·加比列尔，诗人理奇·安·威尔钦斯，诗人和散文家马克斯·瓦莱里奥，出版业者玛丽萨·雪莉·林恩，剧作家和作曲家欧姆文尼·格里姆斯通，表演艺术家塞西尔·爱德华兹——不计其数。我们和彼此交谈，在会议室里，在通讯和期刊上，在电子讯息公告栏中。这是一个运动的开端，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已经开始卸下文化的包袱。我们已经开始在文化丢给我们的旧衣服上，缝制闪光的亮片。 在这个主题上我的声音并不代表所有的跨性别者。但是一个沉默了如此之久的少数群体，当它开始发声的时候，处于多数的人总是更容易听到其中较为响亮的那个声音，并且以为这个声音就代表全部。比我个人的观点更重要的，或者说比任何一种个别的观点都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质疑性别。 现在，跨性别者的声音正在和其他的声音形成交响，更多的人开始写出他们想要说的话。苏珊娜·凯斯勒，温迪·麦肯纳，玛乔利·加伯，珍妮·利文斯通，朱迪斯·巴特勒，温迪·洽普基斯，安妮·鲍林，瓦尔特·威廉姆斯，霍莉·德沃尔，帕特·加利菲亚，香侬·贝尔等人都在提出很好的问题，并为回答留出空间。 在这本书中我尽量注意鼓励提问，尤其是对我结论的质疑。我期待在本书出版后我将听到更多的质疑之声。提问才是艰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