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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错误的开始 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 “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 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七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 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 “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 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 “过去三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 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 “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再次摇头。 “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 “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一百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 “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 “你亏欠他们?” “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 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 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 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 “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 “好吧,”她轻声回答。 “这几天觉得怎么样?” “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 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 ※※※※ 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 “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 “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 “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 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 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 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十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 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 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 ※※※※ 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抛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脚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 “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 “嗯哼,”我等着。 “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 “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 “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 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 1989年11月12日 亲爱的贝尔医生: 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 你的病人 卡伦·奥弗希尔 又及: 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 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 “卡伦?” “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 “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 “哦。” 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 “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 “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