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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读者，我对乐观的研究源于对人性积极面的强烈兴趣。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认知神经科学是探寻乐观灵魂的生物学根据。”虽然有意思，但遗憾的是这么说并不正确。我接触到“乐观偏见”这一概念纯属巧合，只是那时我们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而我正在研究大家对那次袭击的记忆。在此之前，我的研究兴趣更偏向于悲观的一面，主要研究灾难性事件如何塑造我们的记忆。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大脑能够蒙骗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能清晰地记得某件感触很深的往事，比如2001年9月11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就仿佛播放录像带一样。而实际上，大脑彻底地误导了我们。
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以每小时688公里的速度冲向世界贸易中心时，我已经在纽约大学进行了一年的研究。震惊、困惑和恐惧是街头巷尾人们脸上出现的共同表情。如此强烈的感情恰恰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清晰记忆，这样的记忆不会随便消逝。由于这种记忆来得迅猛，画面感强，所以一般被称为“闪光灯记忆”。在第九章，我会详细讲述闪光灯记忆——我们如何记住突如其来的事件，大脑的内在结构如何修图，比如它如何提高对比度和分辨率，增加和删除某些细节。
我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创造一些极其清晰的记忆，却并非精确无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机制？大约在我和同事刊登有关“9•11恐怖袭击事件”记忆的科学调研时，哈佛大学的几位研究者提出了饶有趣味的答案——负责收集记忆的神经系统兴许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功能而服务的。大家之前认为这一系统进化后的核心功能是保存记忆，然而，它的功能恰恰相反，是畅想未来。
大脑成像研究表明，我们畅想未来时所调动的大脑部位与回忆过去时的大脑部位如出一辙。这两种人类的基本思想活动都凭借相同的大脑机制，依赖类似的信息和基本过程。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象即将前往的巴巴多斯之旅，就需要大脑系统灵活地重组前所未见的场景，而这一场景正是取材于过去记忆的点滴细节（比如上一次去温暖的某国度假，伴侣穿着泳装在沙滩上晒太阳），然后再把这些细节融合成新的场景，即还没发生的事件（下个月，你和爱人戴着草帽，漫步在巴巴多斯的沙滩上）。由于我们回忆过去和展望未来使用的是相同的神经系统，最后，回忆也会变成思绪重组的过程，而不是像放录像一样将往事一一呈现，所以回忆是否准确值得怀疑。
这个理论是否正确？为了找到答案，我采取了如下方法：在人们想象未来事件时，记录下他们的脑部活动，然后与他们在回忆过去时的脑部活动作比较。
这个计划简单易行。然而，当我要求志愿者想象未来事件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即使想象再单调不过的具体事件（比如拿到证件、玩棋盘游戏），志愿者都会勾勒出美妙的场景：他们不断地给枯燥无味的灰色事件抹上亮丽的颜色。
你会觉得，想象自己在未来理发这件事显得有点无趣，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今天去理发可能真的很无聊，但在未来，理发却成了值得庆贺的理由。参与我的计划的人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想象去理发，然后把头发捐给“一绺关爱”（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为失去头发的孩子提供假发）。我得再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长出这么长的头发。理发那天，朋友陪在我身边打气庆贺。我们去了布鲁克林我最喜欢的那家理发店，之后又去了我最喜欢的那家餐馆共进午餐。
我又要求另一位参与者想象坐渡轮的场景。她讲述道：
一年或者两年后，我坐着渡船去看自由女神像。天气很好，风有点大，头发随风飘扬。
仅仅是过了一两年，在想象中，这个世界一下子就成了适宜生活的美好世界了。我和自己的学生艾利森•里卡尔迪花了几个小时才想出一些极其平淡的事件，绝对不会让参与者感觉高兴或值得庆贺。但事与愿违，一旦大家开始想象了，哪怕是最稀松平常的生活小事也突然变得多姿多彩，让生活显得没那么平淡无奇。
这一系列反应点亮了我脑中的五彩灯。我惊诧不已，这些人竟然都强烈地、似乎还不由自主地去想象光明美好的未来。如果所有的参与者想象未来时都倾向于积极的一面，那么这种现象肯定能用神经生物学加以解释。于是，我们把原先的项目放在一边，开始研究促成我们乐观倾向的神经机制。
大脑如何让我们觉得满怀希望、如何哄骗我们不断前进、失败了会怎么样、乐天派和悲观派的大脑有什么不同？尽管乐观对我们的幸福安康至关重要，对经济也有巨大的影响，但数十年来这些问题还没人能够解答。我在本书中提及，一个人不会因为读了很多自我安慰的书籍就变得积极向上。相反，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乐观是如此重要，它已经深深扎根于最复杂的器官——大脑。
无论是当今的金融分析师、世界领导人、新婚夫妇、洛杉矶湖人队队员，还是鸟类，乐观都会让这些人类和非人类的思想产生偏差。乐观挟持了理性思维，即便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乐观也能指引我们对未来持有更美好的预期。
你不妨闭上眼睛，畅想5年后的生活。头脑里冒出了怎样的场景和画面？个人在职场上的发展如何？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怎么样？虽然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不同，但我们还是更乐于想象自己工作成功、人际关系和谐、经济安全有保障、身体健康无恙；失业、离婚、欠债、老年痴呆症和其他不幸遭遇则很难闯入我们的脑海。
对幸福未来的理想预测，是否只局限于能够改变人生的重大事件？比如，结婚或者升职？或者，这样的乐观幻想可以涵盖更平淡的日常事件？我们会期待这周比上周完成更多的工作吗？我们会期待明天比昨天更好吗？我们会设想下个月大约会遇到更多愉快的事情，而不是麻烦的问题吗？
2006年夏天，我着手研究这个复杂问题中更枯燥无味的部分。前往伦敦大学学院开始新工作前，我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工作过几个月。不管天性里有多少乐观成分，我并不指望去了英国后还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所以我决定去伦敦之前都尽量沐浴在阳光之下。
魏茨曼研究所距离熙熙攘攘的特拉维夫约20分钟车程。研究所就是这个国家中心的科学绿洲，悉心照料的绿植不禁让人想起加利福尼亚州的校园。尽管研究所内静谧平和，但以色列动荡不安的政局总是让人忧心忡忡。魏茨曼研究所的大部分学生是服完军役后才来到这里，这样的经历可不会把人变成乐天派。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一点，所以也怀疑他们的乐观偏见会达到什么程度。我找了一些人组成实验组，询问他们对下个月的预期。最无聊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有时会遇上交通堵塞吗？约会迟到的时间可能超过半个小时吗？也有稍微值得期待的问题，比如：你有多大可能经历一次让自己后悔的或者很享受的性爱？你会想象自己烧一顿可口的饭菜，或者收到一份意外的礼物吗？——我向他们提出了100个类似的问题。
不得不说，结果让我大跌眼镜。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期待更积极的经历，而不是消极的甚至全无情绪色彩的经历，两者的比例是50∶33。还不只如此：学生们觉得好事会比坏事，抑或是平凡无奇的事情更快发生。他们通常预期未来几天就会和同伴共度美好夜晚，而就算真的想象和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大吵一架，那也是这个月月底的事情了。
我怀抱一线希望，觉得参与实验的学生可能真会过上美妙的生活，所以请他们一个月后再回来告诉我这100件想象的事情有哪些确实在此期间发生了。结果，无论是消极的、积极的，还是平淡的日常事件，几乎都没有差别地降临在他们头上，大约都占了33%的比例。魏茨曼研究所的学生并没有无意中发现人类快乐的秘密，他们不过是体现了再平常不过的乐观偏见。
思考这个例子时，读者可能会怀疑乐观究竟是不是主导大多数人的主要力量，说得更明白点，乐观是否只是年轻人特有的错觉。这是一个好问题。你会觉得，我们越来越老，也就越来越明智。生活经历越丰富，就越能准确地了解世界——能够区分满怀希望的错觉和冷冰冰的现实。我们应该这样，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无论是8岁还是80岁，我们都戴着玫瑰色眼镜看世界。据报告指出，9岁学龄儿童对成年生活的预期十分乐观。2005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老年人（60~80岁）更会采取知足者常乐的态度，这一点与中年人（36~59岁）和年轻人（18~25岁）一致。在每一个年龄层、种族和社会经济层面中，乐观都普遍存在。
我们大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乐观倾向。其实，乐观偏见的力量非常强大，因为如同其他错觉一样，下意识地思索没法察觉到乐观的存在。然而，数据表明：大部分人高估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成就；他们期待孩子天赋异禀；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寿命（有时高估了20年或者更多），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更健康，比同事更成功；他们低估了离婚、患上癌症以及失业的可能性，总觉得未来的生活要比父母经历的更加美好。这就是所谓的乐观偏见——即高估在未来遇见积极事情的可能性，同时低估经历消极事件可能性的倾向。
很多人相信，是美国人发明了乐观——有些人认为这是巴拉克•奥巴马想象力的副产品。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尤其是在欧洲和中东讲课的时候。“你说得对，”他们这么说道，“庆祝未来的某次理发，想象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渡船，低估债台高筑、患上癌症和遭遇其他不幸的可能性确实体现了乐观偏见，但你描述的这些情况都只发生在纽约人身上。”
对，我第一次研究乐观的对象确实是曼哈顿居民（为了以后能调研愤世嫉俗的英国人和以色列人，我也作了特殊的努力）。如果认为纽约市是研究乐观的绝佳地点，那也情有可原。虽然我没有确凿的数据来证实这一说法，但是流行文化足以说服我们：纽约市吸引了那些心怀美梦并且自信能够实现梦想的人。无论是凝视自由女神像的新移民，还是艳羡第五大道蒂芙尼橱窗里珠宝的霍莉•戈莱特丽 ，纽约都是一切希望的象征——那里车水马龙，每个人都为了出人头地而奔波忙碌。
然而，乐观这个概念却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欧洲思想：乐观的哲学思想并不诞生于美国，而是诞生于法国。笛卡儿是第一批表达乐观主义理想的哲学家，他相信人类可以掌控自己的宇宙，从而享受地球的果实，保持健康的身体。不过，说起把“乐观”当作术语来介绍，通常还得归功于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众所周知，他认为我们居住在“尽善尽美的世界”。
对未来产生乐观偏见是相当危险的——血腥的战争、经济崩溃、离婚以及不完美的计划（见第十一章）。是的，乐观偏见有时候是致命的。不过，我们很快会发现乐观也具备适应能力。如同人类思想的其他错觉一样（比如第一章提到的眩晕错觉和视觉错觉），乐观错觉的发展也事出有因，因为它具备一种功能。
乐观偏见让我们无法精确地感受到未来所蕴涵的痛苦和艰险，这或许也能让我们毫无拘束地看待人生的选择。所以，紧张和不安的感觉减少了，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水平提高了，同时行动和追求成效的动力也增强了。为了取得进步，我们需要想象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是发生过的情况，而是更好的情况，我们得相信这些更好的事情会在未来发生。
我认为，思维倾向于把预期转化为现实。大脑具备这样的功能，即用乐观的信念改变我们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同时与身边的世界相互作用，让乐观成了自证预言。如果没有乐观，第一架航天飞机可能永远无法升天，中东和平永远无法实现，再婚率会变成零，我们的祖先可能永远不会走出自己的部落去探险，而我们或许仍是穴居人，蜷缩在一起，幻想着光和热。
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这本书探讨了人类思维最具欺骗性的能力——乐观偏见，并且着重研究这种偏差什么时候有适应性，什么时候有破坏性。本书提供了例证，证明一般情况下乐观的错觉可以提升幸福水平。本书主要着眼于大脑的具体结构，正是这样的结构导致了不切实际的乐观，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和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乐观偏见，我们必须明白大脑是如何创造以及为什么创造出相对于现实的错觉。我们需要打破陈规，你会发现，世界并不是我们原先所认识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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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微笑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