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经验史——性经验的机制：分期

如果说性经验史是以压抑机制为中心的，那么它经历了两次断裂。一次发生在17世纪，那时产生了各种主要的禁忌，人们认为惟有成人的性活动和夫妻的性活动才是有意义的，为人要求体面，必须回避肉体，对于性要三缄其口，用词要有羞耻感。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它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一次曲线弯折的现象：这时，压抑机制开始松懈了，大家不再坚持严格的性禁忌，对于婚前的或婚外的性关系相对容忍；对于“性倒错”的非议也减弱了，法律对它们的定罪也部分取消；而且，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压抑男童性活动的禁忌。 153我们必须试图勾勒出这些过程的年表：性技术的发展、手段的变化及其残余。但是还有它们运作的时间表、它们传播和发生影响(顺从与抵抗)的年代表。不过这些多种多样的时间并不符合我们习惯确定在17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这一宏大的压抑周期。 1.　性技术的年表可以上溯到很远。我们必须研究它们是如何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中形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如何在拉特兰会议以及14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禁欲主义、精神训练和神秘主义强迫所有信徒进行定期的和毫无保留的坦白之中形成的。宗教改革和随后的特兰托会议的天主教教义标志着“传统的肉体技术”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和断裂。但是，这次断裂的深刻性不应该被误解。它并不排除在良心考验的天主教方法和牧师指引的新教方法中的相似之处：各种分析和谈论“色欲”的程序以不同的微妙方式在各处确定下来。这一丰富而精致的技术从16世纪以来经过长期的理论解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后于18世纪末分别在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的较为缓和的严格主义和维斯勒的教学法中固定下来。 然而，就在18世纪末，由于各种有待确定的原因，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性技术。说它是崭新的，154这是因为虽然没有摆脱罪恶的论题范畴，但是它却从根本上避开了教会机构。经过教学法、医学和经济这些中介环节，它不仅把性变成一种世俗事务，而且还把它转变成一种国家事务。这也就是说，它使得全社会及其每位成员处于相互监督之中。此外，还因为它是按照三条轴线发展的：以儿童特殊的性为对象的教学法、以妇女性生理学为对象的医学和以自发的或审慎的计划生育为对象的人口学。“年轻人的罪恶”、“神经病”和“伪生育活动”(大家后来称这些为“致命的秘方”)因此代表着这一新技术的三个特殊的领域。毫无疑问，这一新技术在这三个领域里都简单地重复了基督教早已使用的方法：儿童的性在基督教的精神教学法中已经遭到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世纪里，一位叫日尔松的教育家和神秘主义者就写了第一篇讨论“疲软病”的罪恶的文章；到了18世纪，德克尔在《手淫论集》中逐字逐句地分析了英国牧师提出的例证)。到了18世纪，155神经医学与头晕医学也开始分析曾经在良心指引和精神考验的“吐露真情”的实践中引起重大危机的中邪现象(神经疾病当然不是中邪的根源；但是研究歇斯底里病的医学却是与古代对“着魔的人”的指引有关的)。有关出生率的运动则以另一种形式和在另一个水平上改变了基督教用忏悔的方式对夫妻性关系的控制。这一可见的连续性并不妨碍主要的转变：从此，性技术从根本上被纳入医疗制度、规范要求之中，即不再涉及死亡和永久惩罚的问题，而是有关生命和疾病的问题。“肉体”突然之间转变成了机体。 这一变动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转折期。它还为衍生的其他转变开辟了道路。其中之一就是首先把性医学从一般的肉体医学中分离出来；它把不引起机体变化的、又能够表现出结构畸形、后天偏差、残疾或病理过程的性“本能”独立出来。海因里希·卡恩在1846年发表的《性心理变态》可以视为标志：由此开始了性对肉体的相对自律、医学与“矫形外科学”的相互关联、“性倒错”156的医学—心理学这一庞大领域的开放(它取代了有关荒淫或放荡的古代道德范畴)。同时，遗传分析让性(性关系、性病、夫妻性关系、性倒错)承担起对人类的“生物责任”：不仅性可能受到各种性病的影响，而且如果不加控制，它能够传播疾病，或者遗传给子孙后代；它因此成了人类一切病理财富的根源。由此产生了对婚姻、出生和寿命进行国家管理的医疗的和政治的规划，性及其生育力必须受到管制。性倒错的医学和优生主义项目是19世纪下半叶性技术的两大革新。 这两次革新易于相互衔接，因为“变态”理论允许它们永远相互传承；它说明了不同疾病——机体的、功能的或心理的疾病——的深度遗传怎样最终产生出性倒错(在对裸体主义者或同性恋者的谱系学研究中，你们会找出一个古代的偏瘫患者，一个患有肺结核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叔父)；但是它还解释了157性倒错如何使得患者断子绝孙——孩子患上佝偻病，后代得了不育症。性倒错—遗传—变态这一整体构成了新的性技术的内核。而且，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性不足和过于道德化的医学理论。它的扩散面是广大的，并且深深地植根于话语之中。精神病学，还有法理学、法医学、社会控制当局、对危险儿童或处于危险之中的儿童的监督，长久以来都是用来对付“性变态”和遗传—性倒错系统的。所有社会实践都赋予这一性技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其中国家种族主义是它的夸张的和连贯的形式。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心理分析在19世纪末中断了与变态的宏大系统的关系，那么它的独特观点就会受到误解。它重新利用了针对性本能的医疗技术的计划，但是它的目的在于让性本能摆脱它与遗传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与一切种族主义和优生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可以引证弗洛伊德的规范化意愿。我们还可以揭示心理分析机构许多年来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远远地上溯到西方的基督教统治时期)的性技术的大家族里，以及在那些于19世纪开始性医学化活动的性技术中，心理分析直到20世纪40年代158才严格地反对性倒错—遗传—变态系统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影响。 我们看到：有关所有这些技术及其变动、让位、连续、断裂的谱系学，并不符合古典时代所肇始的一个伟大的压抑阶段的假说，它在20世纪慢慢地终结了。不过，还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方法与程序。在这一不断扩散的历史上，有两个内容特别丰富的阶段：大约在16世纪，良心指引和考验的程序得到了发展；在19世纪初叶，出现了性的医学技术。 2.　但是以上只是性技术的年代确定。其他还有它们扩散和应用的历史。如果我们根据压抑来撰写性经验史，并且把性压抑归因于劳动力的使用，那么我们必须假定性控制之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强化和关心，只是因为它们是针对贫穷阶级而发的。我们还必须认为，它们遵循的是最大的控制和最全面的剥削的路线：只具有生存力量的成熟而年轻的男人应该成为奴役的首要目标，目的在于转移对劳动无用的、追求性快感的能量。然而，事情似乎不是这样进行的。159恰恰相反，最严格的性技术是在享有经济特权和政治领导权的阶级中形成的，并且首先最强烈地被应用到这一阶级之中。良心指引、自我考验、一切对肉体罪恶的冗长解释、对色欲的小心探测，许多微妙的程序只能适用于被压抑的组织。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的忏悔方法和维斯勒的规则确保它们更加广泛地传播开去，事实也是如此；但是这是以过分简单化为代价的。我们可以说作为控制当局和处于性饱和状态的家庭情况也是如此：在“资产阶级的”或“贵族的”家庭里，儿童的性或青少年的性首先受到质疑，女人的性被医学化。这些家庭首先被告诫注意可能的性病理学、监督性的迫切性和发明一种矫正技术的必要性。因而，家庭首先成为性精神病学化的地方。它第一个进入性亢奋，然后表现出恐惧，发明对付性亢奋的药方，求助于理论技术，以及在重复这些技术和方法过程中，引发了无数的话语。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性是重要的事，它是脆弱的财富和不能公开的秘密。首先被性经验的机制塑造的人是最早被“性化”的人之一，160千万不要忘了这就是“游手好闲的”女人，她在“世界”中总是必须表现出有价值，在家庭中，她又被授予一份新的婚姻责任和父母责任：由此而产生了“神经质的”女人、患有“头晕症”的女人。女人的歇斯底里化在此找到了立足点。至于在秘密的性快感中浪费未来资本的青少年，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医生们和教育者们都很关心手淫儿童，他们不是平民的后代和必须被教会如何规范身体的未来工人，而是中学生，被仆人、家庭教师和督导包围的孩子，他们危害的不是身体的力量，而是理智能力和为自己的家庭和阶级保存一个健康后代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对此，下层人民长期以来避开了“性经验”的机制。当然，他们以各种特殊的样式服从于“联姻”的机制：对合法婚姻和生育力的强调、对近亲联姻的拒斥和对当地的社会内婚制的规范。相反，基督教的肉体技术对它没有什么重要性。至于性化的机制，它们缓慢地渗透到下层人民之中，经历了三个连续的阶段。首先是关于出生率问题。在18世纪末，161人们发现愚弄自然的艺术不是市民和淫荡者的特权，而是由那些接近自然本身、又比其他人更加厌恶愚弄自然的人摆弄。随后，“奉宗教法典为准绳”的家庭组织在1830年左右成为一个支配城市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管理的工具：即“让贫穷阶级道德化”的伟大运动。最后是19世纪末发展出来的以保护社会和种族为名的对性倒错的司法的和医学的控制。我们可以说特权阶级所阐释的具有最复杂的和最强烈的形式的“性经验”的机制传播到全社会的各个部分。但是，它在各处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不相同，而且在各处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医学当局和司法当局各自的作用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不相同，而且有关性经验的医学运作的方式也是如此)。 这些有关各种技术发明或者它们传播的时间表的年代学回顾有其重要性。162它们非常怀疑一种压抑周期的观念，这种压抑周期有始有终，而且至少用自身变化的拐点勾勒出了一条曲线。它们认为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性压制的时代，它们还让人怀疑在社会的所有层面上和所有阶级中存在着相同的过程：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性政治。但是，它们特别让这一过程的意义及其存在的根据成了问题：性经验的机制并不是被传统惯称的“领导阶级”确立为限制其他人快感的原则。相反，这些“领导阶级”首先限制自己的快感。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禁欲主义的新化身呢？这种禁欲主义曾多次被人们从宗教改革、新的工作伦理和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方面描述过。恰当地说，这与一种摒弃快感或贬低肉体的禁欲主义无关，而是要强化身体、质疑健康及其作用的条件；它涉及一些用来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的新技术。首先，问题不是有关如何压抑被剥削阶级的性欲，而是涉及身体、精力、寿命、生育和“统治”阶级的后代。性经验的机制最初就是这样被确立为有关快感、话语、真理和权力的新分布。163在此，我们必须怀疑的是一个阶级的自我肯定，而不是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一种防卫、一种保护、一种强化和一种夸奖，它们后来——在经过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之后——被延伸到了其他阶级身上，作为经济控制与政治约束的手段。在通过自己发明的一种权力的和知识的技术建立起自己的性欲过程中，资产阶级强调它的身体、感受、快感、健康、寿命在政治上的重要价值。在所有这些程序中，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待其中可能有的限制、羞耻、躲闪或沉默，以便把它们归咎于某个基本禁忌、抑制或死亡的本能。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政治安排，它不是在对其他人的奴役中，而是在自我肯定中被建立起来的。既然性不是只用来生育的，在18世纪占据霸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相信一定要把无用的、浪费的和危险的性从自己的身体上剔除掉。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热衷于关心、保护、培养身体，预防它遭受任何危险，避免任何接触，为了让它保持自身特殊的价值，还把它与其他东西隔离开来。为此，资产阶级特别使用了一种性技术。 性不是资产阶级为了让它统治的人们从事工作应该贬低或取消的身体的一部分，而是资产阶级自身的一个要素。比起其他阶级来，资产阶级更加关心性、担忧性，164一方面，性激发和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关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带着恐惧、好奇、快乐和狂热的复杂心情培养性。它让性与它的身体融为一体，或者至少让它的身体听命于自己，为此，它赋予性一种凌驾于自己身体之上的神秘的和无限的权力。它还让性为它未来的健康负责，从而把自己的生死与性连结在一起。它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了性，认定性对自己的后代必然会产生影响。它让自己的灵魂服从性，认为性构成了其灵魂中最隐秘和关键的要素。我们不要以为资产阶级是为了很好地拒绝其他人享有性欲和随意地享用它的权利而象征性地自我阉割。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从18世纪中叶开始，资产阶级努力地给出一种性经验，并且从中塑造出一种特殊的身体，一种有着健康、卫生、后代和种族的“阶级”的身体：它的身体的自我性化(autosexualisation)、性在其身体中的体现、性与身体的结合。毫无疑问，原因很多。 首先，贵族为了标明和维护自己独特的等级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发生了一种转换(une transpositon)，转变成了其他形式。因为贵族阶级曾证明了其身体的特殊性；但是，这是以“血统”的方式出现的，即直系亲属和联姻要追溯到远古时代。资产阶级则相反，为了给出一个身体，它是从它的后代和自己的机体健康方面着眼的。资产阶级的“血统”就是它的性。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165尽管许多贵族等级特有的方式的主题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那里重新出现过，但却是以生物学的、医学的或优生学的戒律的名目出现的。谱系学的担忧变成了对遗传的关注。在婚姻中，人们考虑的不仅是经济律令和社会同质性的规则，不仅是有关遗产的承诺，而且是遗传的威胁。一些家庭带有和隐藏一种倒置的和灰暗的徽章，其中有一些不光彩的地方，它们是亲属关系中的疾病或缺陷——祖父的综合麻痹症、母亲的神经衰弱、小妹的肺结核、患有歇斯底里症或色情狂症的姑姑或阿姨们、道德败坏的堂兄弟或表兄弟们。但是，在这一对性欲肉身的关注中，不仅仅有从各种贵族主题向以自我肯定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的转变。它还与另一个规划有关：即力量、精力、健康和生命的一种无止境的扩张。强调身体必须与建立和增强资产阶级霸权联系起来。然而，这不是由于劳动力所具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有关资产阶级的身体的“教化”。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对资产阶级的现在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资产阶级的统治部分地取决于它。这不仅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事，而且是“身体”方面的事。可资佐证的是，16618世纪末出版了大量有关身体保健、长寿艺术、让孩子健康并尽可能地延长生命的方法、改进人类后代的方式的著作，它们证明了这一对身体和性的关注是与一种“种族主义”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种族主义与贵族主要出于保守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相当不同。这是一种动态的种族主义，一种扩张的种族主义，即使它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它也许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可以长出我们现在已经品尝过的果实来。 但愿那些认为资产阶级忽略身体和压抑性经验的人，那些认为阶级斗争隐含着为解除这一压抑而斗争的人会原谅我。也许，资产阶级的“自发哲学”不是人们所说的理想主义的，也不是让人丧失精力的。总之，它首先关心的是给自己一个身体和一种性经验——通过组织一种性经验的机制来确保这一身体的力量、耐力和长久的生殖力。而且，这一过程是与资产阶级用来确证它的独特和霸权的运动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必须承认，阶级意识的初始形式之一就是对身体的肯定；至少，对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情况就是这样。它把贵族们的贵族血统改变成了一个强壮的机体和健康的性经验。167由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它在如此长的时期里对于承认其他阶级(即被它剥削的阶级)也有身体和性，有相当多的保留。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表明了人们还没有关心起它的身体和性［5］：这些人是死是活，并不重要，总之，他们会独自地繁衍自己。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身体和性经验，为了让它的健康、性欲和生育成为问题，一定会发生各种冲突(特别在城市空间方面：共同居住、拥挤、污染、流行病，如1832年的霍乱，或者还有卖淫和性病)；一定会有各种经济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必然需要一批稳定的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必须控制人口流动和使用人口统计法)；最后，还必须确立一种控制技术，它让人可以监督资产阶级最终承认的无产阶级的身体和性经验(学校、居住政策、公共卫生、各种救济与保险制度、人口的普遍医疗化，简言之，一整套的行政与技术机构可以让人不冒风险就把性经验的机制带入被剥削的阶级之中；当然，168它不会冒险在资产阶级面前发挥一种阶级肯定的作用。它仍然是资产阶级霸权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是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机制的；而且，它会说这一套性经验是资产阶级的事，与它无关。 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同时斥责两种彼此对称的虚伪：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它否定自身的性经验，另一种是派生的无产阶级的虚伪，它通过接受对方的意识形态而摒弃了自己的性经验。其实这误解了资产阶级在一种傲慢的政治肯定中被赋予一种饶舌的性经验的过程，而且，因为这一性经验随后是出于奴役的目的被强加给无产阶级的，所以无产阶级曾长期拒绝接受它。如果“性经验”真的是在身体、行为、社会关系中由一种属于复杂的政治技术的机制产生的效果总和，那么必须承认，这一机制在不同的地方，运作的方式是不对称的，因此，它产生的效果也各不相同。由此，我们应当回到长期以来被指责的一些说法上去；必须指出，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的性经验，存在着各种阶级的性经验。或者毋宁说，性经验在历史上最初是资产阶级的，它在自身的连续变动和转换中派生出了各种特殊的阶级效果。 再说一点。在整个19世纪里，从霸权中心开始，出现了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工具，最终社会机体以某种方式被赋予了一种“性的身体”。这是性经验的普遍性吗？在此，我们发现其中引入了一种新的异化要素。这有点像资产阶级在18世纪末把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珍贵的性经验与贵族们的高贵血统对立起来，直到19世纪末，它才试图面对其他人的性经验，重新界定自身性经验的特殊性，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把握自己的性经验，划出一条保护和使自己的身体与众不同的分界线。这条线不是为了恢复性经验，而是阻碍它。这是制造差异的禁忌，或者至少是实施禁忌的方式和强加给它的严格性。这里是压抑理论的源头，它渐渐地涵盖了整个性经验的机制，赋予它一种普遍化禁忌的意义。它在历史上是与性经验机制的扩散相关的。一方面，它要证明它的扩张是有权威和约束力的，提出了所有的性经验必须服从法律的原则，确切地说，这一原则就是，性经验之所以是性经验，170只有用法律的效果来确定：不仅应该让你的性经验服从法律，而且除非你受法律的约束，否则你不会有一种性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压抑理论将会通过对各种禁忌的异化活动的分析，根据各个社会阶级来补偿性经验机制的这一普遍扩散。18世纪末的话语是这么说的：“在我们之中有一个有价值的要素，若是我们不想让它产生出无数的罪恶来，那么我们必须害怕它、容忍它，尽可能关心它。”后来又转变成了这样一套话语：“我们的性经验不同于其他人的性经验，它服从于一个十分强烈的压抑体制，以致从此其中就有了危险；性不仅成了一个可怕的秘密，像那些精神导师、道德家、教育者和医生们不断地告诫前几代人一样，我们也不仅要揭示它的真相，而且，若是它自身就有这么多的危险，那么无论出于审慎、对罪恶的过分敏感，还是虚伪，我们都让它沉默得太久了。”从此，社会的差异化不再是通过身体的“性欲”质量，而是借助强化对它的压抑来自我肯定了。 心理分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它同时既是法律与欲望相互从属的理论，又是用来消除各种禁忌效果的技术(其中，它的严厉性让禁忌成了致病的原因)。当心理分析在历史上出现时，171它是无法与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区分化的次级机制分割开的。由此观之，乱伦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乱伦禁忌是作为绝对普遍的原则被提出的，它使人可以同时思考联姻体系和性经验机制。这一禁忌，无论方式如何，对于所有社会和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心理分析在实践中赋予自身的任务是给那些能够求助于它的人消除它可能引发的各种压抑后果。它允许他们说出他们的乱伦欲望。然而，与此同时，在农村或某些心理分析尚未涉足的城市地区，出现了有组织的驱除乱伦行为的运动：为了终止乱伦行为，在行政与司法上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一切有关保护儿童或让“处于危险之中”的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的保护的政策，其目的部分是让他们脱离那些被怀疑有乱伦行为的家庭——即看他们是否缺少地位、是否有可疑的亲近行为、荒唐的习惯、野蛮的“原始性”或变态。虽然性经验的机制从18世纪开始就加强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关系和身体的亲近，虽然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一直存在着乱伦煽动，但是，被应用到那些下层阶级身上的性经验机制却包含着对各种乱伦行为的排斥，172或者至少是它们的方式发生了变换。当乱伦一方面被作为行为驱除时，另一方面，心理分析却努力让它作为欲望呈现出来，并且为那些受其折磨的人消除压抑欲望的严厉性。我们不要忘记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是与确立父权失势的司法制度(在法国，它是通过1889年和1898年的法律而被确立的)同时的，当弗洛伊德发现朵拉(Dora)的欲望并且让她说出来时，人们使用各种手段在其他一些社会阶层里消除所有这些受谴责的亲近行为。一方面，父亲被树立为强制性的爱恋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位求爱者，那么他就会被法律判定为堕落的人。因此，作为审慎的治疗实践，心理分析在当今普遍化的性经验机制中，与其他方法相比，起着一种区分的作用。那些曾失去关心自身性经验的独一无二的特权的人，从此以后就有了比其他人更多地体验到性禁忌的特权，有了可能解除压抑的方法。 从古典时代发展起来的性经验机制的历史，对于对心理分析的考古学研究可能是有价值的。其实，我们已经发现，它在这一机制中同时起着许多作用：它是性经验依附在联姻体系之上的机制；它处在与变态理论相反的位置上；它在性的一般技术中是作为区分要素起作用的。围绕着它，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忏悔的重大要求获得了一个旨在消除压抑的命令的新意义。173揭示真相的任务现在就与质疑性禁忌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这开启了重大的策略变化的可能性：根据普遍化的压抑重新解释全部性经验的机制；把这一压抑与各种统治的和剥削的普遍机制联系起来；把那些使人得以摆脱统治和剥削的过程相互联系起来。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赖希为中心形成了对性压抑的历史—政治的批评。这一批评的价值及其效果在现实中是巨大的。但是，其成功的可能性是与如下事实相关的，即它总是展现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而不是外在于它或反对它。在西方社会的性行为中，许多事情都可能改变，而赖希在此所做的许诺或政治条件却没有一个得到实现，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所有这类性“革命”，所有这种“反压抑的”斗争只是代表了性经验的主要机制中的一次策略变换和转向，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一点已经是相当重要的了。但是，我们还明白了为什么无法要求这一批评成为这一机制历史的标准，也不能要求它成为解除这一机制的原则。 注释［1］　G.A.比尔热，转引自叔本华的《爱情形而上学》。 ［2］　参见边码第51页。 ［3］　虽然莫里哀的《伪君子》和兰茨的《家庭教师》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是它们都描写了性经验的机制对家庭机制的干预。前者有关精神引导，而后者涉及教育。 ［4］　夏尔科的《星期二门诊课》，1888年1月7日：“为了好好地治疗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不应该让她和父母呆在一起；必须把她送到一家医院……你可知道被娇惯的女孩在离开母亲后哭着要母亲达多长时间？……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取个平均数，半小时，这还不算很长呢。” 1888年2月21日：“在男孩的歇斯底里病例中，我们必须把他们与母亲分开。只要他们与母亲在一起，那么什么事也做不成……父亲有时与母亲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最好是把他们两个都摆脱掉。” ［5］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第二节“贪求剩余劳动的资本”。 如果说性经验史是以压抑机制为中心的，那么它经历了两次断裂。一次发生在17世纪，那时产生了各种主要的禁忌，人们认为惟有成人的性活动和夫妻的性活动才是有意义的，为人要求体面，必须回避肉体，对于性要三缄其口，用词要有羞耻感。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它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一次曲线弯折的现象：这时，压抑机制开始松懈了，大家不再坚持严格的性禁忌，对于婚前的或婚外的性关系相对容忍；对于“性倒错”的非议也减弱了，法律对它们的定罪也部分取消；而且，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压抑男童性活动的禁忌。 153我们必须试图勾勒出这些过程的年表：性技术的发展、手段的变化及其残余。但是还有它们运作的时间表、它们传播和发生影响(顺从与抵抗)的年代表。不过这些多种多样的时间并不符合我们习惯确定在17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这一宏大的压抑周期。 1.　性技术的年表可以上溯到很远。我们必须研究它们是如何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中形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如何在拉特兰会议以及14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禁欲主义、精神训练和神秘主义强迫所有信徒进行定期的和毫无保留的坦白之中形成的。宗教改革和随后的特兰托会议的天主教教义标志着“传统的肉体技术”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和断裂。但是，这次断裂的深刻性不应该被误解。它并不排除在良心考验的天主教方法和牧师指引的新教方法中的相似之处：各种分析和谈论“色欲”的程序以不同的微妙方式在各处确定下来。这一丰富而精致的技术从16世纪以来经过长期的理论解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后于18世纪末分别在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的较为缓和的严格主义和维斯勒的教学法中固定下来。 然而，就在18世纪末，由于各种有待确定的原因，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性技术。说它是崭新的，154这是因为虽然没有摆脱罪恶的论题范畴，但是它却从根本上避开了教会机构。经过教学法、医学和经济这些中介环节，它不仅把性变成一种世俗事务，而且还把它转变成一种国家事务。这也就是说，它使得全社会及其每位成员处于相互监督之中。此外，还因为它是按照三条轴线发展的：以儿童特殊的性为对象的教学法、以妇女性生理学为对象的医学和以自发的或审慎的计划生育为对象的人口学。“年轻人的罪恶”、“神经病”和“伪生育活动”(大家后来称这些为“致命的秘方”)因此代表着这一新技术的三个特殊的领域。毫无疑问，这一新技术在这三个领域里都简单地重复了基督教早已使用的方法：儿童的性在基督教的精神教学法中已经遭到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世纪里，一位叫日尔松的教育家和神秘主义者就写了第一篇讨论“疲软病”的罪恶的文章；到了18世纪，德克尔在《手淫论集》中逐字逐句地分析了英国牧师提出的例证)。到了18世纪，155神经医学与头晕医学也开始分析曾经在良心指引和精神考验的“吐露真情”的实践中引起重大危机的中邪现象(神经疾病当然不是中邪的根源；但是研究歇斯底里病的医学却是与古代对“着魔的人”的指引有关的)。有关出生率的运动则以另一种形式和在另一个水平上改变了基督教用忏悔的方式对夫妻性关系的控制。这一可见的连续性并不妨碍主要的转变：从此，性技术从根本上被纳入医疗制度、规范要求之中，即不再涉及死亡和永久惩罚的问题，而是有关生命和疾病的问题。“肉体”突然之间转变成了机体。 这一变动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转折期。它还为衍生的其他转变开辟了道路。其中之一就是首先把性医学从一般的肉体医学中分离出来；它把不引起机体变化的、又能够表现出结构畸形、后天偏差、残疾或病理过程的性“本能”独立出来。海因里希·卡恩在1846年发表的《性心理变态》可以视为标志：由此开始了性对肉体的相对自律、医学与“矫形外科学”的相互关联、“性倒错”156的医学—心理学这一庞大领域的开放(它取代了有关荒淫或放荡的古代道德范畴)。同时，遗传分析让性(性关系、性病、夫妻性关系、性倒错)承担起对人类的“生物责任”：不仅性可能受到各种性病的影响，而且如果不加控制，它能够传播疾病，或者遗传给子孙后代；它因此成了人类一切病理财富的根源。由此产生了对婚姻、出生和寿命进行国家管理的医疗的和政治的规划，性及其生育力必须受到管制。性倒错的医学和优生主义项目是19世纪下半叶性技术的两大革新。 这两次革新易于相互衔接，因为“变态”理论允许它们永远相互传承；它说明了不同疾病——机体的、功能的或心理的疾病——的深度遗传怎样最终产生出性倒错(在对裸体主义者或同性恋者的谱系学研究中，你们会找出一个古代的偏瘫患者，一个患有肺结核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叔父)；但是它还解释了157性倒错如何使得患者断子绝孙——孩子患上佝偻病，后代得了不育症。性倒错—遗传—变态这一整体构成了新的性技术的内核。而且，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性不足和过于道德化的医学理论。它的扩散面是广大的，并且深深地植根于话语之中。精神病学，还有法理学、法医学、社会控制当局、对危险儿童或处于危险之中的儿童的监督，长久以来都是用来对付“性变态”和遗传—性倒错系统的。所有社会实践都赋予这一性技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其中国家种族主义是它的夸张的和连贯的形式。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心理分析在19世纪末中断了与变态的宏大系统的关系，那么它的独特观点就会受到误解。它重新利用了针对性本能的医疗技术的计划，但是它的目的在于让性本能摆脱它与遗传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与一切种族主义和优生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可以引证弗洛伊德的规范化意愿。我们还可以揭示心理分析机构许多年来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远远地上溯到西方的基督教统治时期)的性技术的大家族里，以及在那些于19世纪开始性医学化活动的性技术中，心理分析直到20世纪40年代158才严格地反对性倒错—遗传—变态系统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影响。 我们看到：有关所有这些技术及其变动、让位、连续、断裂的谱系学，并不符合古典时代所肇始的一个伟大的压抑阶段的假说，它在20世纪慢慢地终结了。不过，还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方法与程序。在这一不断扩散的历史上，有两个内容特别丰富的阶段：大约在16世纪，良心指引和考验的程序得到了发展；在19世纪初叶，出现了性的医学技术。 2.　但是以上只是性技术的年代确定。其他还有它们扩散和应用的历史。如果我们根据压抑来撰写性经验史，并且把性压抑归因于劳动力的使用，那么我们必须假定性控制之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强化和关心，只是因为它们是针对贫穷阶级而发的。我们还必须认为，它们遵循的是最大的控制和最全面的剥削的路线：只具有生存力量的成熟而年轻的男人应该成为奴役的首要目标，目的在于转移对劳动无用的、追求性快感的能量。然而，事情似乎不是这样进行的。159恰恰相反，最严格的性技术是在享有经济特权和政治领导权的阶级中形成的，并且首先最强烈地被应用到这一阶级之中。良心指引、自我考验、一切对肉体罪恶的冗长解释、对色欲的小心探测，许多微妙的程序只能适用于被压抑的组织。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的忏悔方法和维斯勒的规则确保它们更加广泛地传播开去，事实也是如此；但是这是以过分简单化为代价的。我们可以说作为控制当局和处于性饱和状态的家庭情况也是如此：在“资产阶级的”或“贵族的”家庭里，儿童的性或青少年的性首先受到质疑，女人的性被医学化。这些家庭首先被告诫注意可能的性病理学、监督性的迫切性和发明一种矫正技术的必要性。因而，家庭首先成为性精神病学化的地方。它第一个进入性亢奋，然后表现出恐惧，发明对付性亢奋的药方，求助于理论技术，以及在重复这些技术和方法过程中，引发了无数的话语。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性是重要的事，它是脆弱的财富和不能公开的秘密。首先被性经验的机制塑造的人是最早被“性化”的人之一，160千万不要忘了这就是“游手好闲的”女人，她在“世界”中总是必须表现出有价值，在家庭中，她又被授予一份新的婚姻责任和父母责任：由此而产生了“神经质的”女人、患有“头晕症”的女人。女人的歇斯底里化在此找到了立足点。至于在秘密的性快感中浪费未来资本的青少年，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医生们和教育者们都很关心手淫儿童，他们不是平民的后代和必须被教会如何规范身体的未来工人，而是中学生，被仆人、家庭教师和督导包围的孩子，他们危害的不是身体的力量，而是理智能力和为自己的家庭和阶级保存一个健康后代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对此，下层人民长期以来避开了“性经验”的机制。当然，他们以各种特殊的样式服从于“联姻”的机制：对合法婚姻和生育力的强调、对近亲联姻的拒斥和对当地的社会内婚制的规范。相反，基督教的肉体技术对它没有什么重要性。至于性化的机制，它们缓慢地渗透到下层人民之中，经历了三个连续的阶段。首先是关于出生率问题。在18世纪末，161人们发现愚弄自然的艺术不是市民和淫荡者的特权，而是由那些接近自然本身、又比其他人更加厌恶愚弄自然的人摆弄。随后，“奉宗教法典为准绳”的家庭组织在1830年左右成为一个支配城市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管理的工具：即“让贫穷阶级道德化”的伟大运动。最后是19世纪末发展出来的以保护社会和种族为名的对性倒错的司法的和医学的控制。我们可以说特权阶级所阐释的具有最复杂的和最强烈的形式的“性经验”的机制传播到全社会的各个部分。但是，它在各处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不相同，而且在各处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医学当局和司法当局各自的作用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不相同，而且有关性经验的医学运作的方式也是如此)。 这些有关各种技术发明或者它们传播的时间表的年代学回顾有其重要性。162它们非常怀疑一种压抑周期的观念，这种压抑周期有始有终，而且至少用自身变化的拐点勾勒出了一条曲线。它们认为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性压制的时代，它们还让人怀疑在社会的所有层面上和所有阶级中存在着相同的过程：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性政治。但是，它们特别让这一过程的意义及其存在的根据成了问题：性经验的机制并不是被传统惯称的“领导阶级”确立为限制其他人快感的原则。相反，这些“领导阶级”首先限制自己的快感。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禁欲主义的新化身呢？这种禁欲主义曾多次被人们从宗教改革、新的工作伦理和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方面描述过。恰当地说，这与一种摒弃快感或贬低肉体的禁欲主义无关，而是要强化身体、质疑健康及其作用的条件；它涉及一些用来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的新技术。首先，问题不是有关如何压抑被剥削阶级的性欲，而是涉及身体、精力、寿命、生育和“统治”阶级的后代。性经验的机制最初就是这样被确立为有关快感、话语、真理和权力的新分布。163在此，我们必须怀疑的是一个阶级的自我肯定，而不是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一种防卫、一种保护、一种强化和一种夸奖，它们后来——在经过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之后——被延伸到了其他阶级身上，作为经济控制与政治约束的手段。在通过自己发明的一种权力的和知识的技术建立起自己的性欲过程中，资产阶级强调它的身体、感受、快感、健康、寿命在政治上的重要价值。在所有这些程序中，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待其中可能有的限制、羞耻、躲闪或沉默，以便把它们归咎于某个基本禁忌、抑制或死亡的本能。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政治安排，它不是在对其他人的奴役中，而是在自我肯定中被建立起来的。既然性不是只用来生育的，在18世纪占据霸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相信一定要把无用的、浪费的和危险的性从自己的身体上剔除掉。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热衷于关心、保护、培养身体，预防它遭受任何危险，避免任何接触，为了让它保持自身特殊的价值，还把它与其他东西隔离开来。为此，资产阶级特别使用了一种性技术。 性不是资产阶级为了让它统治的人们从事工作应该贬低或取消的身体的一部分，而是资产阶级自身的一个要素。比起其他阶级来，资产阶级更加关心性、担忧性，164一方面，性激发和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关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带着恐惧、好奇、快乐和狂热的复杂心情培养性。它让性与它的身体融为一体，或者至少让它的身体听命于自己，为此，它赋予性一种凌驾于自己身体之上的神秘的和无限的权力。它还让性为它未来的健康负责，从而把自己的生死与性连结在一起。它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了性，认定性对自己的后代必然会产生影响。它让自己的灵魂服从性，认为性构成了其灵魂中最隐秘和关键的要素。我们不要以为资产阶级是为了很好地拒绝其他人享有性欲和随意地享用它的权利而象征性地自我阉割。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从18世纪中叶开始，资产阶级努力地给出一种性经验，并且从中塑造出一种特殊的身体，一种有着健康、卫生、后代和种族的“阶级”的身体：它的身体的自我性化(autosexualisation)、性在其身体中的体现、性与身体的结合。毫无疑问，原因很多。 首先，贵族为了标明和维护自己独特的等级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发生了一种转换(une transpositon)，转变成了其他形式。因为贵族阶级曾证明了其身体的特殊性；但是，这是以“血统”的方式出现的，即直系亲属和联姻要追溯到远古时代。资产阶级则相反，为了给出一个身体，它是从它的后代和自己的机体健康方面着眼的。资产阶级的“血统”就是它的性。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165尽管许多贵族等级特有的方式的主题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那里重新出现过，但却是以生物学的、医学的或优生学的戒律的名目出现的。谱系学的担忧变成了对遗传的关注。在婚姻中，人们考虑的不仅是经济律令和社会同质性的规则，不仅是有关遗产的承诺，而且是遗传的威胁。一些家庭带有和隐藏一种倒置的和灰暗的徽章，其中有一些不光彩的地方，它们是亲属关系中的疾病或缺陷——祖父的综合麻痹症、母亲的神经衰弱、小妹的肺结核、患有歇斯底里症或色情狂症的姑姑或阿姨们、道德败坏的堂兄弟或表兄弟们。但是，在这一对性欲肉身的关注中，不仅仅有从各种贵族主题向以自我肯定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的转变。它还与另一个规划有关：即力量、精力、健康和生命的一种无止境的扩张。强调身体必须与建立和增强资产阶级霸权联系起来。然而，这不是由于劳动力所具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有关资产阶级的身体的“教化”。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对资产阶级的现在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资产阶级的统治部分地取决于它。这不仅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事，而且是“身体”方面的事。可资佐证的是，16618世纪末出版了大量有关身体保健、长寿艺术、让孩子健康并尽可能地延长生命的方法、改进人类后代的方式的著作，它们证明了这一对身体和性的关注是与一种“种族主义”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种族主义与贵族主要出于保守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相当不同。这是一种动态的种族主义，一种扩张的种族主义，即使它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它也许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可以长出我们现在已经品尝过的果实来。 但愿那些认为资产阶级忽略身体和压抑性经验的人，那些认为阶级斗争隐含着为解除这一压抑而斗争的人会原谅我。也许，资产阶级的“自发哲学”不是人们所说的理想主义的，也不是让人丧失精力的。总之，它首先关心的是给自己一个身体和一种性经验——通过组织一种性经验的机制来确保这一身体的力量、耐力和长久的生殖力。而且，这一过程是与资产阶级用来确证它的独特和霸权的运动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必须承认，阶级意识的初始形式之一就是对身体的肯定；至少，对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情况就是这样。它把贵族们的贵族血统改变成了一个强壮的机体和健康的性经验。167由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它在如此长的时期里对于承认其他阶级(即被它剥削的阶级)也有身体和性，有相当多的保留。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表明了人们还没有关心起它的身体和性［5］：这些人是死是活，并不重要，总之，他们会独自地繁衍自己。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身体和性经验，为了让它的健康、性欲和生育成为问题，一定会发生各种冲突(特别在城市空间方面：共同居住、拥挤、污染、流行病，如1832年的霍乱，或者还有卖淫和性病)；一定会有各种经济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必然需要一批稳定的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必须控制人口流动和使用人口统计法)；最后，还必须确立一种控制技术，它让人可以监督资产阶级最终承认的无产阶级的身体和性经验(学校、居住政策、公共卫生、各种救济与保险制度、人口的普遍医疗化，简言之，一整套的行政与技术机构可以让人不冒风险就把性经验的机制带入被剥削的阶级之中；当然，168它不会冒险在资产阶级面前发挥一种阶级肯定的作用。它仍然是资产阶级霸权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是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机制的；而且，它会说这一套性经验是资产阶级的事，与它无关。 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同时斥责两种彼此对称的虚伪：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它否定自身的性经验，另一种是派生的无产阶级的虚伪，它通过接受对方的意识形态而摒弃了自己的性经验。其实这误解了资产阶级在一种傲慢的政治肯定中被赋予一种饶舌的性经验的过程，而且，因为这一性经验随后是出于奴役的目的被强加给无产阶级的，所以无产阶级曾长期拒绝接受它。如果“性经验”真的是在身体、行为、社会关系中由一种属于复杂的政治技术的机制产生的效果总和，那么必须承认，这一机制在不同的地方，运作的方式是不对称的，因此，它产生的效果也各不相同。由此，我们应当回到长期以来被指责的一些说法上去；必须指出，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的性经验，存在着各种阶级的性经验。或者毋宁说，性经验在历史上最初是资产阶级的，它在自身的连续变动和转换中派生出了各种特殊的阶级效果。 再说一点。在整个19世纪里，从霸权中心开始，出现了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工具，最终社会机体以某种方式被赋予了一种“性的身体”。这是性经验的普遍性吗？在此，我们发现其中引入了一种新的异化要素。这有点像资产阶级在18世纪末把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珍贵的性经验与贵族们的高贵血统对立起来，直到19世纪末，它才试图面对其他人的性经验，重新界定自身性经验的特殊性，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把握自己的性经验，划出一条保护和使自己的身体与众不同的分界线。这条线不是为了恢复性经验，而是阻碍它。这是制造差异的禁忌，或者至少是实施禁忌的方式和强加给它的严格性。这里是压抑理论的源头，它渐渐地涵盖了整个性经验的机制，赋予它一种普遍化禁忌的意义。它在历史上是与性经验机制的扩散相关的。一方面，它要证明它的扩张是有权威和约束力的，提出了所有的性经验必须服从法律的原则，确切地说，这一原则就是，性经验之所以是性经验，170只有用法律的效果来确定：不仅应该让你的性经验服从法律，而且除非你受法律的约束，否则你不会有一种性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压抑理论将会通过对各种禁忌的异化活动的分析，根据各个社会阶级来补偿性经验机制的这一普遍扩散。18世纪末的话语是这么说的：“在我们之中有一个有价值的要素，若是我们不想让它产生出无数的罪恶来，那么我们必须害怕它、容忍它，尽可能关心它。”后来又转变成了这样一套话语：“我们的性经验不同于其他人的性经验，它服从于一个十分强烈的压抑体制，以致从此其中就有了危险；性不仅成了一个可怕的秘密，像那些精神导师、道德家、教育者和医生们不断地告诫前几代人一样，我们也不仅要揭示它的真相，而且，若是它自身就有这么多的危险，那么无论出于审慎、对罪恶的过分敏感，还是虚伪，我们都让它沉默得太久了。”从此，社会的差异化不再是通过身体的“性欲”质量，而是借助强化对它的压抑来自我肯定了。 心理分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它同时既是法律与欲望相互从属的理论，又是用来消除各种禁忌效果的技术(其中，它的严厉性让禁忌成了致病的原因)。当心理分析在历史上出现时，171它是无法与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区分化的次级机制分割开的。由此观之，乱伦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乱伦禁忌是作为绝对普遍的原则被提出的，它使人可以同时思考联姻体系和性经验机制。这一禁忌，无论方式如何，对于所有社会和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心理分析在实践中赋予自身的任务是给那些能够求助于它的人消除它可能引发的各种压抑后果。它允许他们说出他们的乱伦欲望。然而，与此同时，在农村或某些心理分析尚未涉足的城市地区，出现了有组织的驱除乱伦行为的运动：为了终止乱伦行为，在行政与司法上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一切有关保护儿童或让“处于危险之中”的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的保护的政策，其目的部分是让他们脱离那些被怀疑有乱伦行为的家庭——即看他们是否缺少地位、是否有可疑的亲近行为、荒唐的习惯、野蛮的“原始性”或变态。虽然性经验的机制从18世纪开始就加强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关系和身体的亲近，虽然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一直存在着乱伦煽动，但是，被应用到那些下层阶级身上的性经验机制却包含着对各种乱伦行为的排斥，172或者至少是它们的方式发生了变换。当乱伦一方面被作为行为驱除时，另一方面，心理分析却努力让它作为欲望呈现出来，并且为那些受其折磨的人消除压抑欲望的严厉性。我们不要忘记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是与确立父权失势的司法制度(在法国，它是通过1889年和1898年的法律而被确立的)同时的，当弗洛伊德发现朵拉(Dora)的欲望并且让她说出来时，人们使用各种手段在其他一些社会阶层里消除所有这些受谴责的亲近行为。一方面，父亲被树立为强制性的爱恋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位求爱者，那么他就会被法律判定为堕落的人。因此，作为审慎的治疗实践，心理分析在当今普遍化的性经验机制中，与其他方法相比，起着一种区分的作用。那些曾失去关心自身性经验的独一无二的特权的人，从此以后就有了比其他人更多地体验到性禁忌的特权，有了可能解除压抑的方法。 从古典时代发展起来的性经验机制的历史，对于对心理分析的考古学研究可能是有价值的。其实，我们已经发现，它在这一机制中同时起着许多作用：它是性经验依附在联姻体系之上的机制；它处在与变态理论相反的位置上；它在性的一般技术中是作为区分要素起作用的。围绕着它，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忏悔的重大要求获得了一个旨在消除压抑的命令的新意义。173揭示真相的任务现在就与质疑性禁忌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这开启了重大的策略变化的可能性：根据普遍化的压抑重新解释全部性经验的机制；把这一压抑与各种统治的和剥削的普遍机制联系起来；把那些使人得以摆脱统治和剥削的过程相互联系起来。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赖希为中心形成了对性压抑的历史—政治的批评。这一批评的价值及其效果在现实中是巨大的。但是，其成功的可能性是与如下事实相关的，即它总是展现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而不是外在于它或反对它。在西方社会的性行为中，许多事情都可能改变，而赖希在此所做的许诺或政治条件却没有一个得到实现，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所有这类性“革命”，所有这种“反压抑的”斗争只是代表了性经验的主要机制中的一次策略变换和转向，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一点已经是相当重要的了。但是，我们还明白了为什么无法要求这一批评成为这一机制历史的标准，也不能要求它成为解除这一机制的原则。 注释［1］　G.A.比尔热，转引自叔本华的《爱情形而上学》。 ［2］　参见边码第51页。 ［3］　虽然莫里哀的《伪君子》和兰茨的《家庭教师》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是它们都描写了性经验的机制对家庭机制的干预。前者有关精神引导，而后者涉及教育。 ［4］　夏尔科的《星期二门诊课》，1888年1月7日：“为了好好地治疗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不应该让她和父母呆在一起；必须把她送到一家医院……你可知道被娇惯的女孩在离开母亲后哭着要母亲达多长时间？……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取个平均数，半小时，这还不算很长呢。” 1888年2月21日：“在男孩的歇斯底里病例中，我们必须把他们与母亲分开。只要他们与母亲在一起，那么什么事也做不成……父亲有时与母亲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最好是把他们两个都摆脱掉。” ［5］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第二节“贪求剩余劳动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