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经验史——性经验的机制：方法

因此，分析某种性知识的形成，不能根据压抑或法律，而要从权力出发。但是“权力”一词有着引起许多误解的危险，包括对它的身份、形式和统一性的误解。我不想把权力说成是“特定的权力”(le pouvoir)，即确保公民们被束缚在现有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之中。我也不想把权力理解成一种奴役的方式，具有与暴力不同的规则形式。最后，我还不把它理解成一套普遍的控制系统，其中一个要素或一个组织控制另一个要素或组织，并且依次影响到整个社会。从权力出发来分析，不应该把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视为原始的所予，因为国家主权之类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122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它们还具有发挥影响的策略，在国家机构、法律陈述和社会霸权中都体现着对它们的策略的一般描述或制度结晶。权力可能的条件就是使得权力的运作及其无远弗届的影响易于理解的视点，它还允许把权力的机制当作理解社会领域的格式。不过，千万不要在某一中心点的原初存在中、在惟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其他派生的和次要的权力都是从它衍生出来)中寻找它。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而“特定的”权力，123在这一永恒的、重复的、惯性的和自生的力量关系中，也只是整体的结果，是从这些变动中归纳出来的；这些变动构成了锁链，它一方面求助于每一次变动，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努力确定这些变动。因而，我们必须是唯名论者：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改变权力的定义，而说政治是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呢？如果我们想坚持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差异，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更进一步地说，权力关系的多样性可以部分地(决不会是完全地)被解释成“战争”形式，或者是“政治”形式。这是整合这些不平衡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和紧张的力量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策略。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命题： 1.　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 2.　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124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它们是在此产生出来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它们彼此是这些差异化的内在条件。权力关系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结构，只有简单的禁止或继续的作用。相反，它们在运作时有着一种直接生产的作用。 3.　权力来自下层。这就是说权力关系的原则和普遍基础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整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是自上而下发生影响的，愈到社会下层，限制愈多。相反，我们必须认为在生产设备、家庭、纪律组织、机构之中形成和运作的力量的多样关系极大地支持了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对立。它们形成了一条贯穿和连结各个局部冲突的一般力量轨迹。当然，它们又会反过来重新分配、排列、同化、整理和混合这一系列的力量关系。各种规模庞大的统治都是得到所有这些剧烈冲突持续支持的霸权结果。 4.　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性的，又是非主观的。如果它们事实上是可以理解的，125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们与另一个权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后者是“解释”它们的原因。相反，它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受到一种计划的渗透：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对象和目标，那么就不会有权力的运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主体个人选择或决定的后果。我们不要寻找主导权力合理性的领导部门。既不是统治阶层、控制国家机构的集团，也不是手握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大权的人控制着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整套权力网络(并且让它起作用)。权力的合理性是各种策略运用的合理性，这些策略在它们运作的有限层面上常常是非常清楚的(权力的局部运作是厚颜无耻的)，它们相互连结、相互激发和相互推广，它们还在别处发现了对它们的支持和它们的条件，最后勾勒出整体的机制：在此，推理极为清晰，对象可以辨认；然而，不再有人理解它们，也不再有人能够说出它们：这就是各种宏大的匿名策略的隐含特征。这些匿名策略几乎是 默不作声的，它们协调着各种饶舌的策略，而且这些饶舌策略的“发明者”或负责人经常是不虚伪的。 5.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但是，抵制决不是外在于权力的。我们是否必须说我们“处于”权力之中是必然的，无人可以避开它，对它而言，没有绝对的外在，因为我们必然受到法律的支配？或者，历史是理性的诡计，而权力则是历史的诡计，它总是赢家？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关系严格的相对性特征。它们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在此，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一个大拒绝的地点——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纯粹的革命法则。但是，存在着各种抵抗，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必要的、不可能的、自发的、野蛮的、孤立的、协调的、低调的、粗暴的、不可妥协的、善于交易的、有利害关系的或是奋不顾身的。从定义上看，它们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战略范围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对权力关系的反弹和虚以应付，或者对主流统治来说，只是一个总是被动的和注定失败的反面。这些抵抗不从属于一些不同性质的原则；但是，它们并不因此一定是让人失望的诱饵或许诺。127它们是权力关系中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因此，它分布的方式是不规则的：抵抗的各个点、结、中心以强度不等的方式散布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时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挑动团体或个人，激发某些身体部位、某些生命时刻、某些行为类型。那么，是否存在重大的根本断裂、大量的二元分割呢？有时会有。但是，人们最经常打交道的是一些变动的和暂时的抵抗点，它们把各种变动不定的划分引入社会之中，打破一个个团体，让其重新组合；它们还对个人进行划分，把他们分解之后再重新塑造他们，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划出一些不可还原的区域。如同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贯穿各个机制和制度、却又不局限其中的稠密的网络一样，大量的抵抗点也贯穿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毫无疑问，这些抵抗点的战略规范使得革命成为可能，这有点像国家取决于对权力关系的制度整合一样。 128在这一力量关系的领域里，我们必须试图对权力机制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将会避开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的君主—法律体系。而且，若是马基雅维利真的是根据力量关系思考君主权力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正是他的“犬儒主义”臭名昭著之处，那么也许我们必须再向前迈出一步，绕过君主这个人物，从内在于力量关系之中的一种战略出发破译权力的机制。 为了回到性和看护性的真实话语上，那么要解决的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既定的国家结构中，权力是怎样和为什么需要建构一种性知识呢？也不会是这样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对真实性话语的生产的关心是为哪种集权统治服务的呢？也不是这一问题：哪种法律同时主管对性行为的调节和让人们口径一致地谈论性呢？而是这类问题：在特定的性话语中，在对历史地出现在一些特定地点(以儿童的身体为中心，有关女人的性，在限制生育的实践中，等等)的真相探究的形式中，哪些是正在起作用的最直接的和最局部的权力关系？129它们是怎样让这些话语成为可能的呢？反过来说，这些话语是怎样来支持它们的？这些权力关系的互动是怎样被它们的运作改变的——加强一些关系，削弱另一些关系，加上抵抗的作用和反控制，以致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稳定类型的驯服？这些权力关系是怎样根据类似一种单一的和唯意志的性政治的整体战略的逻辑相互联系起来？总之，不要把一切针对性的微不足道的暴力、一切盯住性的困惑的目光和一切妨碍可能认识性的掩饰手段纳入巨大权力的统一形式之中，而是把性话语的大量生产纳入多样的和变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 因此，这就促使我们要预先提出四项原则。但是，它们不是方法律令，最多只是审慎的规范。 (四)　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规则 性话语不应该被作为这些权力机制投射的简单的表面现象来分析。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133因此，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的环节，其策略性的功能既不是一律的，也不是稳定的。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设想一个被划分为被接受的话语与被排斥的话语、主流话语与从属话语的话语世界，相反，我们应该想象一个由能够在不同的战略中起作用的大量的话语要素构成的话语世界。我们必须重建这一分布，使用的是它包含的那些说出来的和被隐匿的事物、所要求的和被禁止的陈述，它根据说话者、他的权力地位、所处的制度背景而确定的各种变体和效果，它包含的用于各种相反目标的相同公式的变迁和再利用。如同沉默一样，话语不是一劳永逸地服从于权力或反对它。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其中话语可能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障碍、阻力、抵抗和一个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但是，它又放松了它的控制，实行多少有点模糊的宽容。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曾经违反自然的“那个”大罪恶的历史。134涉及鸡奸(这一范畴是十分混乱的)的文献都极端审慎，一谈到它时，几乎都三缄其口，长期以来，这就可能造成一种双重作用：一方面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在18世纪里，仍然使用火刑，在18世纪中叶之前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宽容(这是我们间接地从司法机关极少对鸡奸判刑中推论出来的，而且通过有关存在于军队或学校中的男人社团的一些见证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来)。然而，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理学、文学中还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使得这一“反常”领域里的社会控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还促成了一种“补偿”话语：同性恋开始利用人们在医学上贬低它的用词和范畴来谈论自己，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合法性或“自然性”。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力量关系的领域里的策略要素或原因。在同一个战略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话语；而且，它们不用改变形式就可以在相互对立的战略之间穿行。我们不必首先向性话语询问135它们来自哪一种模糊的理论，或者它们遵循的是哪些道德派别，或者，它们代表的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主流的，还是从属的)；而是要在它们的策略生产(它们确保了权力与知识之间哪些互动的效果)与它们的战略整合(在发生的各种冲突的不同时期里，什么样的局势和力量关系使得对它们的利用成为必要的)这两个层面上询问它们。 总之，关键在于迎合一种权力概念，它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其中产生出了各种总体的控制效果，但是总体上决不会产生出稳定的控制效果来)的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这就是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而且，这不是出于思辨的选择或理论的偏好，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出现在所有战争形式中的力量关系及其主要表现形式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领域；其实这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 因此，分析某种性知识的形成，不能根据压抑或法律，而要从权力出发。但是“权力”一词有着引起许多误解的危险，包括对它的身份、形式和统一性的误解。我不想把权力说成是“特定的权力”(le pouvoir)，即确保公民们被束缚在现有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之中。我也不想把权力理解成一种奴役的方式，具有与暴力不同的规则形式。最后，我还不把它理解成一套普遍的控制系统，其中一个要素或一个组织控制另一个要素或组织，并且依次影响到整个社会。从权力出发来分析，不应该把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视为原始的所予，因为国家主权之类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122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它们还具有发挥影响的策略，在国家机构、法律陈述和社会霸权中都体现着对它们的策略的一般描述或制度结晶。权力可能的条件就是使得权力的运作及其无远弗届的影响易于理解的视点，它还允许把权力的机制当作理解社会领域的格式。不过，千万不要在某一中心点的原初存在中、在惟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其他派生的和次要的权力都是从它衍生出来)中寻找它。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而“特定的”权力，123在这一永恒的、重复的、惯性的和自生的力量关系中，也只是整体的结果，是从这些变动中归纳出来的；这些变动构成了锁链，它一方面求助于每一次变动，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努力确定这些变动。因而，我们必须是唯名论者：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改变权力的定义，而说政治是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呢？如果我们想坚持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差异，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更进一步地说，权力关系的多样性可以部分地(决不会是完全地)被解释成“战争”形式，或者是“政治”形式。这是整合这些不平衡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和紧张的力量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策略。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命题： 1.　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 2.　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124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它们是在此产生出来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它们彼此是这些差异化的内在条件。权力关系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结构，只有简单的禁止或继续的作用。相反，它们在运作时有着一种直接生产的作用。 3.　权力来自下层。这就是说权力关系的原则和普遍基础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整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是自上而下发生影响的，愈到社会下层，限制愈多。相反，我们必须认为在生产设备、家庭、纪律组织、机构之中形成和运作的力量的多样关系极大地支持了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对立。它们形成了一条贯穿和连结各个局部冲突的一般力量轨迹。当然，它们又会反过来重新分配、排列、同化、整理和混合这一系列的力量关系。各种规模庞大的统治都是得到所有这些剧烈冲突持续支持的霸权结果。 4.　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性的，又是非主观的。如果它们事实上是可以理解的，125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们与另一个权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后者是“解释”它们的原因。相反，它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受到一种计划的渗透：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对象和目标，那么就不会有权力的运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主体个人选择或决定的后果。我们不要寻找主导权力合理性的领导部门。既不是统治阶层、控制国家机构的集团，也不是手握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大权的人控制着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整套权力网络(并且让它起作用)。权力的合理性是各种策略运用的合理性，这些策略在它们运作的有限层面上常常是非常清楚的(权力的局部运作是厚颜无耻的)，它们相互连结、相互激发和相互推广，它们还在别处发现了对它们的支持和它们的条件，最后勾勒出整体的机制：在此，推理极为清晰，对象可以辨认；然而，不再有人理解它们，也不再有人能够说出它们：这就是各种宏大的匿名策略的隐含特征。这些匿名策略几乎是 默不作声的，它们协调着各种饶舌的策略，而且这些饶舌策略的“发明者”或负责人经常是不虚伪的。 5.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但是，抵制决不是外在于权力的。我们是否必须说我们“处于”权力之中是必然的，无人可以避开它，对它而言，没有绝对的外在，因为我们必然受到法律的支配？或者，历史是理性的诡计，而权力则是历史的诡计，它总是赢家？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关系严格的相对性特征。它们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在此，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一个大拒绝的地点——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纯粹的革命法则。但是，存在着各种抵抗，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必要的、不可能的、自发的、野蛮的、孤立的、协调的、低调的、粗暴的、不可妥协的、善于交易的、有利害关系的或是奋不顾身的。从定义上看，它们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战略范围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对权力关系的反弹和虚以应付，或者对主流统治来说，只是一个总是被动的和注定失败的反面。这些抵抗不从属于一些不同性质的原则；但是，它们并不因此一定是让人失望的诱饵或许诺。127它们是权力关系中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因此，它分布的方式是不规则的：抵抗的各个点、结、中心以强度不等的方式散布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时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挑动团体或个人，激发某些身体部位、某些生命时刻、某些行为类型。那么，是否存在重大的根本断裂、大量的二元分割呢？有时会有。但是，人们最经常打交道的是一些变动的和暂时的抵抗点，它们把各种变动不定的划分引入社会之中，打破一个个团体，让其重新组合；它们还对个人进行划分，把他们分解之后再重新塑造他们，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划出一些不可还原的区域。如同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贯穿各个机制和制度、却又不局限其中的稠密的网络一样，大量的抵抗点也贯穿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毫无疑问，这些抵抗点的战略规范使得革命成为可能，这有点像国家取决于对权力关系的制度整合一样。 128在这一力量关系的领域里，我们必须试图对权力机制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将会避开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的君主—法律体系。而且，若是马基雅维利真的是根据力量关系思考君主权力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正是他的“犬儒主义”臭名昭著之处，那么也许我们必须再向前迈出一步，绕过君主这个人物，从内在于力量关系之中的一种战略出发破译权力的机制。 为了回到性和看护性的真实话语上，那么要解决的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既定的国家结构中，权力是怎样和为什么需要建构一种性知识呢？也不会是这样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对真实性话语的生产的关心是为哪种集权统治服务的呢？也不是这一问题：哪种法律同时主管对性行为的调节和让人们口径一致地谈论性呢？而是这类问题：在特定的性话语中，在对历史地出现在一些特定地点(以儿童的身体为中心，有关女人的性，在限制生育的实践中，等等)的真相探究的形式中，哪些是正在起作用的最直接的和最局部的权力关系？129它们是怎样让这些话语成为可能的呢？反过来说，这些话语是怎样来支持它们的？这些权力关系的互动是怎样被它们的运作改变的——加强一些关系，削弱另一些关系，加上抵抗的作用和反控制，以致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稳定类型的驯服？这些权力关系是怎样根据类似一种单一的和唯意志的性政治的整体战略的逻辑相互联系起来？总之，不要把一切针对性的微不足道的暴力、一切盯住性的困惑的目光和一切妨碍可能认识性的掩饰手段纳入巨大权力的统一形式之中，而是把性话语的大量生产纳入多样的和变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 因此，这就促使我们要预先提出四项原则。但是，它们不是方法律令，最多只是审慎的规范。 (四)　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规则 性话语不应该被作为这些权力机制投射的简单的表面现象来分析。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133因此，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的环节，其策略性的功能既不是一律的，也不是稳定的。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设想一个被划分为被接受的话语与被排斥的话语、主流话语与从属话语的话语世界，相反，我们应该想象一个由能够在不同的战略中起作用的大量的话语要素构成的话语世界。我们必须重建这一分布，使用的是它包含的那些说出来的和被隐匿的事物、所要求的和被禁止的陈述，它根据说话者、他的权力地位、所处的制度背景而确定的各种变体和效果，它包含的用于各种相反目标的相同公式的变迁和再利用。如同沉默一样，话语不是一劳永逸地服从于权力或反对它。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其中话语可能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障碍、阻力、抵抗和一个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但是，它又放松了它的控制，实行多少有点模糊的宽容。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曾经违反自然的“那个”大罪恶的历史。134涉及鸡奸(这一范畴是十分混乱的)的文献都极端审慎，一谈到它时，几乎都三缄其口，长期以来，这就可能造成一种双重作用：一方面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在18世纪里，仍然使用火刑，在18世纪中叶之前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宽容(这是我们间接地从司法机关极少对鸡奸判刑中推论出来的，而且通过有关存在于军队或学校中的男人社团的一些见证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来)。然而，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理学、文学中还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使得这一“反常”领域里的社会控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还促成了一种“补偿”话语：同性恋开始利用人们在医学上贬低它的用词和范畴来谈论自己，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合法性或“自然性”。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力量关系的领域里的策略要素或原因。在同一个战略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话语；而且，它们不用改变形式就可以在相互对立的战略之间穿行。我们不必首先向性话语询问135它们来自哪一种模糊的理论，或者它们遵循的是哪些道德派别，或者，它们代表的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主流的，还是从属的)；而是要在它们的策略生产(它们确保了权力与知识之间哪些互动的效果)与它们的战略整合(在发生的各种冲突的不同时期里，什么样的局势和力量关系使得对它们的利用成为必要的)这两个层面上询问它们。 总之，关键在于迎合一种权力概念，它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其中产生出了各种总体的控制效果，但是总体上决不会产生出稳定的控制效果来)的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这就是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而且，这不是出于思辨的选择或理论的偏好，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出现在所有战争形式中的力量关系及其主要表现形式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领域；其实这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 (一)　内在性的规则 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130若是性经验被构成为认识的领域，那么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权力关系把性经验确定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说，若是权力能够把性经验作为对象，那么这是因为认识的技术和话语的程序有能力控制它。在认识的技术与权力的战略之间，没有外在性，即使它们都有自己专门的作用，并且是立足于它们的差异之上彼此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将从所谓的权力—知识的各个“局部中心”出发：比如，忏悔者与坦白者之间或信徒与指导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在要被控制的“肉体”的影响下，不同的话语形式——自我检查、拷问、坦白、解释、会谈——在一种不间断的来回运动中承载着各种驯服形式和认识图式。同样，受监视的儿童的身体，在他的摇篮里、床上或房间里，被父母、奶妈、佣人、老师、医生监视和包围，关注他最细微的性表现。这样，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身体成了另一个权力—知识的“局部中心”。 (二)　连续变化的规则 131不要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寻找谁是掌权的(男人、成人、父母、医生)，谁被剥夺了权力(女人、青少年、儿童、病人……)；也不要去找谁有认识的权力，谁只配处于无知状态。相反，我们要探寻这些力量关系在其运作中包含的变化图式。“权力分布”和“知识占有”只代表了一些过程中的各个瞬间片断，这些过程要么是最强大的要素累积增强的过程，要么是关系逆转的过程，要么是双方同时增长的过程，权力—知识的关系不是既定的分布形式，而是“转变的母体”。在19世纪围绕着儿童及其性欲由父亲、母亲、教师、医生构成的整体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变迁之中，其中，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奇特的倒置：既然儿童的性经验一开始就在医生与父母的直接关系中遭到了质疑(以提建议、提监视孩子的看法和为了未来威胁父母的方式)，那么最终也正是在精神病医生与儿童的关系中，成年人的性经验成了问题。 (三)　双重调节的规则 若是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最终被纳入一个整体战略中，那么任何“局部的中心”和“转变的图式”132都无法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任何战略如果不从那些明确和细微的关系(不是作为这一战略的应用与后果，而是它的支撑与支点)取得支持，那么它就无法确保全盘效果。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好像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而且也不是性质相同的(好像一个只是另一个的放大或微型化的投影)；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战略与策略的双重调节作用，一方面，战略是通过可能采用的特殊策略来调节的，而另一方面，策略则是通过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总体战略来调节的。因此，父亲在家庭中不是君主或国家的“代表”；君主或国家也不是父亲在另一个范围内的投影。家庭生产不出社会；反过来，社会也不模仿家庭。但是，家庭机制因为它对其他权力机制的独立性与异态性，可以支持那些为了马尔萨斯式的生育率控制、人口论者的煽动、性的医疗化和它的不育形式的精神病学化而使用的重要“手段”。 (一)　内在性的规则 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130若是性经验被构成为认识的领域，那么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权力关系把性经验确定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说，若是权力能够把性经验作为对象，那么这是因为认识的技术和话语的程序有能力控制它。在认识的技术与权力的战略之间，没有外在性，即使它们都有自己专门的作用，并且是立足于它们的差异之上彼此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将从所谓的权力—知识的各个“局部中心”出发：比如，忏悔者与坦白者之间或信徒与指导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在要被控制的“肉体”的影响下，不同的话语形式——自我检查、拷问、坦白、解释、会谈——在一种不间断的来回运动中承载着各种驯服形式和认识图式。同样，受监视的儿童的身体，在他的摇篮里、床上或房间里，被父母、奶妈、佣人、老师、医生监视和包围，关注他最细微的性表现。这样，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身体成了另一个权力—知识的“局部中心”。 (二)　连续变化的规则 131不要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寻找谁是掌权的(男人、成人、父母、医生)，谁被剥夺了权力(女人、青少年、儿童、病人……)；也不要去找谁有认识的权力，谁只配处于无知状态。相反，我们要探寻这些力量关系在其运作中包含的变化图式。“权力分布”和“知识占有”只代表了一些过程中的各个瞬间片断，这些过程要么是最强大的要素累积增强的过程，要么是关系逆转的过程，要么是双方同时增长的过程，权力—知识的关系不是既定的分布形式，而是“转变的母体”。在19世纪围绕着儿童及其性欲由父亲、母亲、教师、医生构成的整体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变迁之中，其中，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奇特的倒置：既然儿童的性经验一开始就在医生与父母的直接关系中遭到了质疑(以提建议、提监视孩子的看法和为了未来威胁父母的方式)，那么最终也正是在精神病医生与儿童的关系中，成年人的性经验成了问题。 (三)　双重调节的规则 若是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最终被纳入一个整体战略中，那么任何“局部的中心”和“转变的图式”132都无法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任何战略如果不从那些明确和细微的关系(不是作为这一战略的应用与后果，而是它的支撑与支点)取得支持，那么它就无法确保全盘效果。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好像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而且也不是性质相同的(好像一个只是另一个的放大或微型化的投影)；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战略与策略的双重调节作用，一方面，战略是通过可能采用的特殊策略来调节的，而另一方面，策略则是通过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总体战略来调节的。因此，父亲在家庭中不是君主或国家的“代表”；君主或国家也不是父亲在另一个范围内的投影。家庭生产不出社会；反过来，社会也不模仿家庭。但是，家庭机制因为它对其他权力机制的独立性与异态性，可以支持那些为了马尔萨斯式的生育率控制、人口论者的煽动、性的医疗化和它的不育形式的精神病学化而使用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