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经验史——压抑假说：性倒错的插入

二、　性倒错的插入 50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性话语的增多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现象和一种纯粹的增长，好像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好像人们谈论性的这一事实要比他们在谈论性的同时被迫接受的各种律令形式更为重要。如果他这么认为，那么他就错了。因为这一把性纳入话语的活动难道没有被赋予把不服从严格的繁衍结构的各种性经验形式逐出现实之外的任务(即向不生育的性行为说不，把快感赶到一边去，减少或排除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各种性实践)吗？通过如此众多的话语，人们增加了对一些小小的性倒错的法律判决；人们把不合法的性行为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性发展提出了一套规范，精心地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人们还组织了各种教育控制和医疗方法；51围绕着那些最微小的怪诞念头，道德家们、特别是医生们收集了一套有关可憎事物或行为的夸张语汇：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以生育为中心的性经验的利益消除如此众多的不结果实的性快感而使用的许多手段吗？两三个世纪以来，我们围绕着性经验对这类饶舌的关注进行的热烈讨论，难道不是出于一种基本的担忧：确保人口密度、繁衍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形式，简言之，就是规划一种经济上有用和政治上保守的性经验吗？ 我还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最终的目标。但是，人们不是试图通过减少性话语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的。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它们不相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地插入进来。我们的时代首创了各种各样的性混杂。 直到18世纪末，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不包括各种习惯法则和舆论约束——才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教士守则和民法。它们各自确定了合法的与非法的界限。然而，它们都是以夫妻性关系为中心的：夫妻的责任，完成它的能力，人们遵守它的方式，它附带的要求和暴力，以它为借口的无益的或不正当的抚爱，52它的生育力或人们让它失去生育力的方式，人们需要它的时刻(怀孕和哺乳期是危险的时期，封斋期或小斋期是禁期)，性交次数的多少。所有这些都渗透着各种规定。夫妻的性受到各种规则和忠告的纠缠。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人们到处谈论它；它必须详细地坦白交代，远甚于其他东西。它受到较大的监督：如有差错，它需要在见证人的面前袒露自己和证明自己。“其余的关系”则仍很混乱：“鸡奸”没有明确的地位，或者人们认为儿童的性经验无关紧要，大家想想这些就可以了。 此外，这些不同的规范没有在违反联姻规则与生育偏差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破坏婚姻法则或者寻求奇特的快感都应该受到谴责。在重大罪恶的名单中，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来分，有淫荡行为(婚外性关系)、通奸、诱骗、精神的或肉体的乱伦，还有鸡奸或相互“爱抚”。至于法庭，它能够给同性恋、不贞、没有得到父母许可的婚姻或兽奸定罪。在世俗领域里，就像在宗教领域里一样，人们考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违法。无疑，“违反自然”被视为一种特别可憎的行为。但是，53它只是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一种极端形式；它触犯了法令——这些法令与婚姻法令一样是神圣的，而且是为了控制事物的秩序和人们的规划而被确立的。有关性的禁令根本上具有法律性质。人们有时所依赖的这一“自然”还是一种法律。长期以来，阴阳人都是罪犯，或者是罪犯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解剖结构，甚至他们的存在搞乱了区分性别的和规范两性结合的法律。 18世纪和19世纪的话语爆炸让以合法联姻为中心的体系经历了两次变化。首先是相对于异性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离心运动。当然，性实践与性快感的领域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则。但是，人们愈来愈少谈论它，总之，人们是愈来愈有节制。人们不再捕捉性的秘密，也不要求它日复一日地说出来。性经验规范的合法夫妻应该更加审慎。他们的性生活是作为一种规范起作用的，这种规范也许更加严格，但却是缄默无声的。相反，人们追问的是儿童的性经验，是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是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这些情况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54但是现在却要说出来，艰难地坦白自己。当然，人们没少谴责它们。但是，人们倾听它们；而且人们有时还根据这些外围的性经验，通过一种反馈的运动重新追问有规则的性经验。 由此，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出现了一种“反自然”的特殊向度。与其他被谴责的形式(像通奸或诱拐，愈来愈少受到谴责了)相比，它们有着自己的自主性：近亲结婚或者鸡奸，引诱一位修女或进行性虐待，欺骗妻子或者奸尸，它们变成了本质上不同的事情。第六戒律所涵盖的领域开始解体了。曾在一个多世纪里作为行政管制的最常见的根据之一的“荒淫”这一含混不清的范畴在世俗范围内也瓦解了。从它的支离破碎的片断中，一方面出现了违反婚姻与家庭法规(或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出现了损害自然运作规则的行为(而且，法律能够制裁这些损害行为)。也许，其中就有三个世纪唐璜的魅力未被消除掉的原因。在这位违反联姻法则的重要罪犯——偷香窃玉、勾引处女、给一些家庭带来耻辱、辱及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之下出现了另一种人格：他身不由己带有十足的性疯狂。55他还是浪荡子、性倒错者。他小心冲破了法律的束缚，但是，同时又有一种类似迷失方向的自然的东西让他远离了自然；他的死就是违法必究的超自然的力量对他的反自然的行为的报应。为了管理性，西方人依次地设想了两套庞大的法规体系——联姻法律和性欲秩序。唐璜就出现在它们共同的边界上，并且把它们都颠覆了。要想知道他是否是同性恋、自恋者或性无能者，我们还是让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们去追问吧。 有关婚姻的自然法律与有关性经验的内在法则开始分别被记载下来，而且决不拖拖拉拉、含混不清。性倒错的世界被认为与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有着共同之处，但不只是后者的变种。这一小批性倒错者是从过去的浪荡子那里产生出来，尽管有些类似，但却是不同的。从18世纪末至今，他们在社会的夹缝中流窜，被追踪，但不总是被法律追踪，常常被关禁闭，但不总是被关进监狱，他们也许是病人，但却是难堪的、危险的牺牲品，受尽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也被称为邪恶，有时叫做犯罪)的折磨。他们是太懂事的孩子、早熟的女孩、糊里糊涂的中学生、可疑的仆人和教师、残忍的或躁狂的丈夫、孤独的拾荒者、有着莫名冲动的闲逛者：他们出没在惩戒委员会、儿童教养所、感化院、法庭和收容所中；56他们把自己的丑行告诉医生，把自己的疾病告诉法官。存在着无以数计的性倒错的家庭，这些性倒错者与犯人、疯子类似。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带有“道德癫狂”、“生育神经官能症”、“生育感觉反常”、“变态”或“心理不平衡”的标记。 所有这些外围性活动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不论何时都能出现这一事实是否表明规则放松了呢？或者，大家对它们十分关注的事实是否就证实了一个更加严厉的体制以及对它们采取严格控制的要求呢？从压抑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模棱两可了。如果我们想到针对性犯禁的法规在19世纪里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它的严格性，以及正义经常让位于医学，那么其间就存在着宽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教学或治疗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控制和监督机制，那么还存在着对法则严格性的巧妙补偿。此外，教会对夫妻性生活的干涉及其对非生育的“舞弊行为”的拒斥，两百年来已经大大丧失了它的坚定性。但是，医学在夫妻性快感中开始起作用：它创立了一种器质性的、功能性的或精神性的病理学，后者是从“不完全的”性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还精心排列出从属快感的各种形式，把它们整合到本能的“发展”和“骚动”之中，并且着手管理它们。 57也许，重要性并不在于宽容的程度或压抑的大小，而是在于权力运作的形式。当人们点出这种不同性活动的发展时，这是否指要把它们从现实中排斥出去呢？看来，权力在此的运作功能并不就是禁止。它涉及四种不同于简单禁止的运作。 1.　各种对血亲联姻的古老禁令(如此众多，如此复杂)或对不可避免的频繁发生的通奸的惩罚。从19世纪以来人们借以确立儿童的性经验和追踪他们“孤僻的习惯”的各种最新的控制方式不属于同一个权力机制。不仅因为一方面医学与矫正有关，另一方面则涉及法律与刑罚，而且因为所实施的策略也不相同。从表面上看，这两种情况都旨在消除对象，尽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又会从头开始。然而，“乱伦”禁忌达成目的的方式是逐渐地减少它所谴责的对象；对儿童性经验的控制则是通过同时扩散它自身的权力和它所针对的对象来进行的，遵循的是一种可以达到无限的双重增长方式。教育者和医生们是把儿童的手淫作为一种人们力求消除的流行病来打击的。58实际上，在这一让成人世界围绕儿童的性打转转的长期运动中，关键的是依赖于这些细腻的快感，把它们构成为秘密(即强迫它们掩藏起来，以便可以发现它们)，然后跟踪追击，考察它们的前因后果，捕捉一切可能诱发或只是允许它们的东西。在它们可能表现自己的所有地方，人们都建立了各种监督的机制，设置了强迫它们坦白的陷阱，给出了各种滔滔不绝的矫正话语；人们向父母和教师们示警，让他们怀疑所有的儿童都是有毛病的，而且，如果他们对此怀疑得不够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就有犯错的恐惧。人们让他们面对这一不断发生的危险保持警惕，人们规范了他们的行为和教学法。人们还在家庭中间制定了一整套的性医学的规章。儿童的“恶习”与其说是一个敌人，不如说是权力机制依赖的基础。人们可以把它作为恶来消除，但是一定会失败。这样热衷于一种徒劳的工作让人不禁怀疑是人们自己要求它继续存在，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夹缝中扩散开去，而不是要它永远消失。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向前推进，增加它的中介效果，然而，它的目标却是向外扩展、自我分化和分岔，隐没在与它同步的现实中。表面上，这与一种阻碍机制相关；但是实际上，人们以儿童为中心布置了各种无边无际的渗透线。 592.　这一对外围性经验的新追逐引发了各种性倒错的新整合和一种对个体的新说明。鸡奸——古代民法或教会法中的鸡奸——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鸡奸者只是法律主体。19世纪的同性恋者成为了重要人物，他有自己的经历、历史与儿童时期，有自己的性格与生活方式；还有一种轻浮的体态和神秘的生理现象。他完全没有摆脱他的性经验。在他身上，性经验无所不在：它潜藏在他的一切行为之下，因为它是他的行为中无限活跃的潜在原则；它还毫无羞耻地出现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因为它是一个总会泄露真相的秘密。它与他是同体共存的和不可分割的，与其说是一种日常的罪恶，不如说是一种特有的本性。我们不要忘记，在确立同性恋的心理学的、精神病学的和医学的研究范围时(威斯特法勒于1870年发表的有关“相反的性感受”的著名论文可以被视为这一研究的开端［15］)，人们不是通过一种性关系，而是借助性感受的某种特性、颠倒男女性别的某种方式来规定同性恋的。当同性恋从鸡奸行为转向了一种内心阴阳人、一种精神阴阳人时，它就成了性经验的诸多表现之一。过去鸡奸者只是个别的异端，而现在同性恋者则成了一个种类。 6019世纪的精神病医生们同样把所有这些轻微的性倒错分门别类，通过给他们取些稀奇古怪的教名，对它们进行昆虫学式的研究。其中有拉色格命名的暴露癖者、比纳命名的恋物癖者、克拉夫特·埃平命名的恋动物癖者和兽奸者、罗莱德命名的身体单性论者；后来还有混合窥视癖者、男子乳房发育症者、恋老人癖者、性感倒错者和性交困难的女人。这些奇妙的异端名字涉及一种自然本性，它为了回避法律而忘掉了自己，但是为了继续产生出各种种类的性倒错，它又恢复了记忆，甚至是在毫无秩序的地方。驱逐所有这些性反常的权力机制只有在让这种性反常成为一种可分析的、看得见的和永久的存在时才会要求消除它。这种权力机制让它进入身体的深处，潜入各种行为之中，让它成为分类和理解的原则，把它构成为存在的根据和混乱中的自然秩序。这是不是要排斥这些成千上万的反常性经验呢？不是，而是要对每一个反常性经验进行详尽的说明和局部的巩固。这就是要在播撒这些反常性经验的同时，在现实中布满它们，并且把它们纳入个体之中。 3.　与古老的禁忌相比，这种权力形式为了自身的运作更需要一些坚定的、专注的和好奇的人；它以接近他们为前提；它使用的方法包括检查与坚持不懈的观察；它要求通过逼出坦白的提问和超出提问范围的隐情进行一种话语交流。它包含着一种身体的接近和各种强烈感受的相互作用。61由此，对怪僻的性的医疗化处理同时既是结果，又是工具。性的各种古怪现象已经介入到身体之中，成为个体的深刻特征，它们属于健康技术和病理学的范围。倒过来说，既然它成了医疗的或可以医治的对象，那么我们应该在机体之中、皮肤表面或行为特征中发现它的病变、机能障碍或症状。因此，控制性经验的权力必须紧贴着身体，注视着它们，强化它们的各个部位，它激活它们的皮肤，夸大它们的错乱。它把性的身体揽在怀中。无疑，这意味着它的效能得到了提高，控制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这还意味着权力被感受，快感也获益不浅。这就产生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权力在运作中被给予了一种冲动；另一方面，身体的激动又鼓励了监督它的控制，从而让权力扩张得更远。坦白得越深刻，就越能激发提问者的好奇心。人们发现快感又重新落入权力的控制之中。但是，对于回答者来说，如此众多的紧迫问题突出了他体验到的快感，人们都紧盯着这些快感，把它们区分开来和激活起来。权力是作为一种召唤的机制发挥作用的，它吸引、取出它所关注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快感随着控制它的权力扩散开去，而权力则抓住刚才逼问出来的快感不放。62医疗检查、精神病学的调查、教育关系、家庭控制提出的明确的总体目标，可能就是以向一切变动的或没有生育力的性经验说不。因此，它们是作为具有双重冲动的机制起作用的：一方面是快感，另一方面是权力。运用一种进行询问、监督、窥视、期待、发掘、触摸、揭发的权力，就会获得快感；另一方面，快感兴奋起来后，就会规避这一权力，逃避、愚弄或歪曲它。权力也让它追逐的快感侵犯自己。而且，面对快感，权力在自我表现、令人反感或抵抗的快感中表现了出来。这既是诓骗，又是引诱，既是相互冲撞，又是相互增强。从19世纪以来，父母与孩子、成人与青少年、教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精神病医生与歇斯底里症患者、性倒错者之间就没有停止过玩这种游戏。这些呼吁、规避和反复煽动就以性与身体为中心分布开来，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形成的不是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而是永恒的螺旋线。 4.　由此观之，这些性渗透的机制是19世纪社会空间和仪式的十分突出的特征。人们经常说近现代社会力图把性经验限定在夫妻——异性的和合法的夫妻——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说，如果它没有创造出各种具有众多要素和循环性经验的类别，那么至少是精心安排了它们，让它们不断增加：其中有布置各种等级化的或相互冲撞的权力支点；63“追踪”(即既想得到又要驱逐)各种快感；宽容或鼓励各种局部的性经验；把接近它们作为监督的方法，让它起着强化机制的作用；进行各种感应接触。拥有父母、儿童(有时还包括仆人)的家庭或一家人也是这样做的。19世纪的家庭真的是一夫一妻制和婚姻的基本单位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它还是快感与权力通过众多的点和各种可变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网络。成人与儿童的区分、把父母的房间与孩子的房间分在两端(当19世纪的人们开始建造大众住房时，它成了必须遵守的准则)、男孩与女孩的相对隔离、关心乳儿的严格规定(母乳喂养、卫生保健)、对儿童性经验的警惕、手淫被认为具有各种危险、青春期的重要性，向父母建议的各种监视的方法(鼓励、隐秘和恐惧)，还有既被人强调又令人担心的仆人的存在，所有这些让家庭(甚至是最小的家庭)变成了一种充斥许多破碎的和变动的性经验的复杂网络。把以上这些性经验都限定在夫妻关系的范围内，哪怕是以禁欲的方式把夫妻关系投射到儿童身上，64这样做就不可能了解到这种机制，即相对于这些性经验来说，它不是禁止的原则，而是煽动与增加的机制。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具有大量人员、等级制、特定空间布置和监督体系的各类学校或精神病院形成了另一种安排权力与快感相互作用的方式；但是，它们使用特殊的空间间隔或惯例把性高度饱和的地方规划为教室、宿舍、客厅或门诊处。其中，各种非婚的、非异性之间的、非一夫一妻制的性经验形式会被引发和固定起来。 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有着明显性倒错的社会，至今，我们的社会仍然如此。这不是虚伪的说法，因为没有什么比性倒错更爱表现和啰嗦了，更明显地被话语和社会机构所控制。这不是因为社会为了建立防止性经验的一个过于严格或过于普遍的大坝，情不自禁地产生出性倒错和对性本能进行长期的病理学研究。确切地说，这里关键的是社会用来对身体和性发挥作用的权力形式。而且，这一权力既没有法律的形式，也不产生禁止的效果。相反，它旨在减少各种怪僻的性经验。它不限定性经验的范围；它沿着各条无止境的渗透线追踪和延伸各种不同形式的性倒错。它并不排除性倒错，而是把它纳入身体之中，作为详尽说明个体的方式。65它也不寻求规避性倒错，而是通过快感与权力相互增强的螺旋线引发它的各种变化。它不设置障碍，而是提供最大限度地产生性倒错的地点。它产生不和谐的性经验，并且把它固定下来。近现代社会是性倒错的社会，这不是无视它的清教主义，也不是它的虚伪所造成的；它确实地和直接地是性倒错的社会。 首先，它确实是性倒错的。许许多多的性经验——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性经验(乳儿或儿童的性经验)、热衷于某些性癖好或性实践的性经验(性倒错者、恋老人癖者、恋物癖者……)、围绕着各种关系以冗长的对话方式出现的性经验(在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精神病医生与疯子关系中的性经验)、出没在各种社会场所中的性经验(家庭、学校、监狱中的性经验)——是与权力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应该设想当人们赋予惟一能够繁衍劳动力和家庭形式的性经验形式调节作用时，所有这些至此仍被宽容的性经验形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被人看不起。这些形态不一的性行为确实来自人们的身体及其快感。或者，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后者之中得以巩固的；它们受到许多权力机制的召唤、揭示、区分、强化和整合。性倒错的增长不是困扰着谨小慎微的66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一个道德主题，而是一种权力形式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结果。也许，西方人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快感，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新的恶习。但是，他们为权力与快感的相互作用界定了新的规则：性倒错凝固的面孔在此已经被描绘了出来。 其次，它直接是性倒错的。众多性倒错的这一插入不是性经验向强加于一种过分压抑的法则的权力进行的报复与嘲弄，更不是各种反常的快感形式转向了权力，从而以“必须忍受的快感”形式来包围权力。性倒错的插入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复合体(un effetinstrument)。正是通过区分、强化和巩固各种外围的性经验，权力与性、快感的各种关系就分离、增多起来，它们测量身体，渗入各种行为之中。而且，随着权力的这一推进，按照一定年龄、地点、癖好、性活动撒播开来的各种性经验也就固定了下来。一方面，性经验通过权力的扩张得到了增加；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性经验个个都为增大的权力提供了干预的空间：特别是从19世纪以来，权力与性经验之间的这些相互关联得到了无数经济利益的保障与替换；这些经济利益则通过医学、精神病学、卖淫和淫秽书画的中介，同时与不断微分化的快感和不断增大的控制快感的权力挂上了钩。67快感与权力既不相互取消，也不相互反对，而是相互追踪、相互重叠和相互激发。它们根据各种既复杂又积极的激励与煽动机制相互连接。 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了一个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的假说。不仅我们目睹了各种反常性经验明显地爆发了出来，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法律的机制，尽管它还局部地依靠各种禁止手段，却透过彼此关联的机制网络，确保了各种特殊的快感和不同的性经验不断增多。据说，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会比我们的社会更羞羞答答的了，也从来没有哪些权力机构这样小心翼翼地假装不知道它们禁止的对象，好像它们不愿与它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经过初步的研究，我们发现了相反的事实：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设立过比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权力中心，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更加明确地反复强调对性的关注，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建立更多的接触和循环的联系，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拥有更多的中心，其中，激烈的快感与固执的权力相互激发，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 注释［1］　P.塞涅里：《忏悔须知》，法译本，1695年，第301页。 ［2］　A.德·利古奥里：《忏悔者的实践》，法译本，1854年，第140页。 ［3］　P.塞涅里，《忏悔须知》，法译本，1695年，第301—302页。 ［4］　改革后的教士守则尽管更加审慎，但是也提出了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规则。我们将在下一卷《肉体与身体》中进一步阐述这一点。 ［5］　A.德·利古奥里：《关于第六戒条的格言》，法译本，1835年，第5页。 ［6］　D.A.德·萨德：《索多默的一百二十天》，保维尔编辑，第一册，第139—140页。 ［7］　《我的隐秘生活》，格罗夫出版社重新编辑，1964年。 ［8］　孔多塞：转引自J.Ｌ.弗兰德林的《家庭》，1976年。 ［9］　A.塔尔迪厄：《关于妨害风化罪的医学的和法律的研究》，1857年，第114页。 ［10］　J.冯·朱斯基：《治安的一般要素》，法译本，1769年，第20页。 ［11］　C.J.赫伯特：《一般预防治安论》，1753年，第320—321页。 ［12］　《公立中学的治安条例》(1809年)，第67条：“在上课和学习的时间里，要有一位教师在教室外巡视，防止学生们出来大小便、休息和聚会。”第68条：“在晚祷之后，教师要带领学生回到集体宿舍，让他们立即入睡。”第69条：“教师们总是在确信所有的学生都已上床之后才能去睡觉。”第70条：“各床之间要用两米高的屏障分隔开来，集体宿舍在夜间不得熄灯。” ［13］　J.舒美尔：《淫秽控制论》(1776年)，转引自A.品洛克：《18世纪德国的教育改革》(1889年)，第125—129页。 ［14］　H.博纳和J.布拉尔：《关于Ch.J.茹伊的精神状态的医学—法律报告》，1868年1月4日。 ［15］　威斯特法勒：《神经病学档案》，1870年。 二、　性倒错的插入 50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性话语的增多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现象和一种纯粹的增长，好像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好像人们谈论性的这一事实要比他们在谈论性的同时被迫接受的各种律令形式更为重要。如果他这么认为，那么他就错了。因为这一把性纳入话语的活动难道没有被赋予把不服从严格的繁衍结构的各种性经验形式逐出现实之外的任务(即向不生育的性行为说不，把快感赶到一边去，减少或排除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各种性实践)吗？通过如此众多的话语，人们增加了对一些小小的性倒错的法律判决；人们把不合法的性行为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性发展提出了一套规范，精心地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人们还组织了各种教育控制和医疗方法；51围绕着那些最微小的怪诞念头，道德家们、特别是医生们收集了一套有关可憎事物或行为的夸张语汇：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以生育为中心的性经验的利益消除如此众多的不结果实的性快感而使用的许多手段吗？两三个世纪以来，我们围绕着性经验对这类饶舌的关注进行的热烈讨论，难道不是出于一种基本的担忧：确保人口密度、繁衍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形式，简言之，就是规划一种经济上有用和政治上保守的性经验吗？ 我还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最终的目标。但是，人们不是试图通过减少性话语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的。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它们不相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地插入进来。我们的时代首创了各种各样的性混杂。 直到18世纪末，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不包括各种习惯法则和舆论约束——才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教士守则和民法。它们各自确定了合法的与非法的界限。然而，它们都是以夫妻性关系为中心的：夫妻的责任，完成它的能力，人们遵守它的方式，它附带的要求和暴力，以它为借口的无益的或不正当的抚爱，52它的生育力或人们让它失去生育力的方式，人们需要它的时刻(怀孕和哺乳期是危险的时期，封斋期或小斋期是禁期)，性交次数的多少。所有这些都渗透着各种规定。夫妻的性受到各种规则和忠告的纠缠。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人们到处谈论它；它必须详细地坦白交代，远甚于其他东西。它受到较大的监督：如有差错，它需要在见证人的面前袒露自己和证明自己。“其余的关系”则仍很混乱：“鸡奸”没有明确的地位，或者人们认为儿童的性经验无关紧要，大家想想这些就可以了。 此外，这些不同的规范没有在违反联姻规则与生育偏差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破坏婚姻法则或者寻求奇特的快感都应该受到谴责。在重大罪恶的名单中，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来分，有淫荡行为(婚外性关系)、通奸、诱骗、精神的或肉体的乱伦，还有鸡奸或相互“爱抚”。至于法庭，它能够给同性恋、不贞、没有得到父母许可的婚姻或兽奸定罪。在世俗领域里，就像在宗教领域里一样，人们考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违法。无疑，“违反自然”被视为一种特别可憎的行为。但是，53它只是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一种极端形式；它触犯了法令——这些法令与婚姻法令一样是神圣的，而且是为了控制事物的秩序和人们的规划而被确立的。有关性的禁令根本上具有法律性质。人们有时所依赖的这一“自然”还是一种法律。长期以来，阴阳人都是罪犯，或者是罪犯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解剖结构，甚至他们的存在搞乱了区分性别的和规范两性结合的法律。 18世纪和19世纪的话语爆炸让以合法联姻为中心的体系经历了两次变化。首先是相对于异性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离心运动。当然，性实践与性快感的领域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则。但是，人们愈来愈少谈论它，总之，人们是愈来愈有节制。人们不再捕捉性的秘密，也不要求它日复一日地说出来。性经验规范的合法夫妻应该更加审慎。他们的性生活是作为一种规范起作用的，这种规范也许更加严格，但却是缄默无声的。相反，人们追问的是儿童的性经验，是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是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这些情况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54但是现在却要说出来，艰难地坦白自己。当然，人们没少谴责它们。但是，人们倾听它们；而且人们有时还根据这些外围的性经验，通过一种反馈的运动重新追问有规则的性经验。 由此，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出现了一种“反自然”的特殊向度。与其他被谴责的形式(像通奸或诱拐，愈来愈少受到谴责了)相比，它们有着自己的自主性：近亲结婚或者鸡奸，引诱一位修女或进行性虐待，欺骗妻子或者奸尸，它们变成了本质上不同的事情。第六戒律所涵盖的领域开始解体了。曾在一个多世纪里作为行政管制的最常见的根据之一的“荒淫”这一含混不清的范畴在世俗范围内也瓦解了。从它的支离破碎的片断中，一方面出现了违反婚姻与家庭法规(或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出现了损害自然运作规则的行为(而且，法律能够制裁这些损害行为)。也许，其中就有三个世纪唐璜的魅力未被消除掉的原因。在这位违反联姻法则的重要罪犯——偷香窃玉、勾引处女、给一些家庭带来耻辱、辱及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之下出现了另一种人格：他身不由己带有十足的性疯狂。55他还是浪荡子、性倒错者。他小心冲破了法律的束缚，但是，同时又有一种类似迷失方向的自然的东西让他远离了自然；他的死就是违法必究的超自然的力量对他的反自然的行为的报应。为了管理性，西方人依次地设想了两套庞大的法规体系——联姻法律和性欲秩序。唐璜就出现在它们共同的边界上，并且把它们都颠覆了。要想知道他是否是同性恋、自恋者或性无能者，我们还是让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们去追问吧。 有关婚姻的自然法律与有关性经验的内在法则开始分别被记载下来，而且决不拖拖拉拉、含混不清。性倒错的世界被认为与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有着共同之处，但不只是后者的变种。这一小批性倒错者是从过去的浪荡子那里产生出来，尽管有些类似，但却是不同的。从18世纪末至今，他们在社会的夹缝中流窜，被追踪，但不总是被法律追踪，常常被关禁闭，但不总是被关进监狱，他们也许是病人，但却是难堪的、危险的牺牲品，受尽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也被称为邪恶，有时叫做犯罪)的折磨。他们是太懂事的孩子、早熟的女孩、糊里糊涂的中学生、可疑的仆人和教师、残忍的或躁狂的丈夫、孤独的拾荒者、有着莫名冲动的闲逛者：他们出没在惩戒委员会、儿童教养所、感化院、法庭和收容所中；56他们把自己的丑行告诉医生，把自己的疾病告诉法官。存在着无以数计的性倒错的家庭，这些性倒错者与犯人、疯子类似。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带有“道德癫狂”、“生育神经官能症”、“生育感觉反常”、“变态”或“心理不平衡”的标记。 所有这些外围性活动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不论何时都能出现这一事实是否表明规则放松了呢？或者，大家对它们十分关注的事实是否就证实了一个更加严厉的体制以及对它们采取严格控制的要求呢？从压抑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模棱两可了。如果我们想到针对性犯禁的法规在19世纪里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它的严格性，以及正义经常让位于医学，那么其间就存在着宽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教学或治疗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控制和监督机制，那么还存在着对法则严格性的巧妙补偿。此外，教会对夫妻性生活的干涉及其对非生育的“舞弊行为”的拒斥，两百年来已经大大丧失了它的坚定性。但是，医学在夫妻性快感中开始起作用：它创立了一种器质性的、功能性的或精神性的病理学，后者是从“不完全的”性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还精心排列出从属快感的各种形式，把它们整合到本能的“发展”和“骚动”之中，并且着手管理它们。 57也许，重要性并不在于宽容的程度或压抑的大小，而是在于权力运作的形式。当人们点出这种不同性活动的发展时，这是否指要把它们从现实中排斥出去呢？看来，权力在此的运作功能并不就是禁止。它涉及四种不同于简单禁止的运作。 1.　各种对血亲联姻的古老禁令(如此众多，如此复杂)或对不可避免的频繁发生的通奸的惩罚。从19世纪以来人们借以确立儿童的性经验和追踪他们“孤僻的习惯”的各种最新的控制方式不属于同一个权力机制。不仅因为一方面医学与矫正有关，另一方面则涉及法律与刑罚，而且因为所实施的策略也不相同。从表面上看，这两种情况都旨在消除对象，尽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又会从头开始。然而，“乱伦”禁忌达成目的的方式是逐渐地减少它所谴责的对象；对儿童性经验的控制则是通过同时扩散它自身的权力和它所针对的对象来进行的，遵循的是一种可以达到无限的双重增长方式。教育者和医生们是把儿童的手淫作为一种人们力求消除的流行病来打击的。58实际上，在这一让成人世界围绕儿童的性打转转的长期运动中，关键的是依赖于这些细腻的快感，把它们构成为秘密(即强迫它们掩藏起来，以便可以发现它们)，然后跟踪追击，考察它们的前因后果，捕捉一切可能诱发或只是允许它们的东西。在它们可能表现自己的所有地方，人们都建立了各种监督的机制，设置了强迫它们坦白的陷阱，给出了各种滔滔不绝的矫正话语；人们向父母和教师们示警，让他们怀疑所有的儿童都是有毛病的，而且，如果他们对此怀疑得不够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就有犯错的恐惧。人们让他们面对这一不断发生的危险保持警惕，人们规范了他们的行为和教学法。人们还在家庭中间制定了一整套的性医学的规章。儿童的“恶习”与其说是一个敌人，不如说是权力机制依赖的基础。人们可以把它作为恶来消除，但是一定会失败。这样热衷于一种徒劳的工作让人不禁怀疑是人们自己要求它继续存在，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夹缝中扩散开去，而不是要它永远消失。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向前推进，增加它的中介效果，然而，它的目标却是向外扩展、自我分化和分岔，隐没在与它同步的现实中。表面上，这与一种阻碍机制相关；但是实际上，人们以儿童为中心布置了各种无边无际的渗透线。 592.　这一对外围性经验的新追逐引发了各种性倒错的新整合和一种对个体的新说明。鸡奸——古代民法或教会法中的鸡奸——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鸡奸者只是法律主体。19世纪的同性恋者成为了重要人物，他有自己的经历、历史与儿童时期，有自己的性格与生活方式；还有一种轻浮的体态和神秘的生理现象。他完全没有摆脱他的性经验。在他身上，性经验无所不在：它潜藏在他的一切行为之下，因为它是他的行为中无限活跃的潜在原则；它还毫无羞耻地出现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因为它是一个总会泄露真相的秘密。它与他是同体共存的和不可分割的，与其说是一种日常的罪恶，不如说是一种特有的本性。我们不要忘记，在确立同性恋的心理学的、精神病学的和医学的研究范围时(威斯特法勒于1870年发表的有关“相反的性感受”的著名论文可以被视为这一研究的开端［15］)，人们不是通过一种性关系，而是借助性感受的某种特性、颠倒男女性别的某种方式来规定同性恋的。当同性恋从鸡奸行为转向了一种内心阴阳人、一种精神阴阳人时，它就成了性经验的诸多表现之一。过去鸡奸者只是个别的异端，而现在同性恋者则成了一个种类。 6019世纪的精神病医生们同样把所有这些轻微的性倒错分门别类，通过给他们取些稀奇古怪的教名，对它们进行昆虫学式的研究。其中有拉色格命名的暴露癖者、比纳命名的恋物癖者、克拉夫特·埃平命名的恋动物癖者和兽奸者、罗莱德命名的身体单性论者；后来还有混合窥视癖者、男子乳房发育症者、恋老人癖者、性感倒错者和性交困难的女人。这些奇妙的异端名字涉及一种自然本性，它为了回避法律而忘掉了自己，但是为了继续产生出各种种类的性倒错，它又恢复了记忆，甚至是在毫无秩序的地方。驱逐所有这些性反常的权力机制只有在让这种性反常成为一种可分析的、看得见的和永久的存在时才会要求消除它。这种权力机制让它进入身体的深处，潜入各种行为之中，让它成为分类和理解的原则，把它构成为存在的根据和混乱中的自然秩序。这是不是要排斥这些成千上万的反常性经验呢？不是，而是要对每一个反常性经验进行详尽的说明和局部的巩固。这就是要在播撒这些反常性经验的同时，在现实中布满它们，并且把它们纳入个体之中。 3.　与古老的禁忌相比，这种权力形式为了自身的运作更需要一些坚定的、专注的和好奇的人；它以接近他们为前提；它使用的方法包括检查与坚持不懈的观察；它要求通过逼出坦白的提问和超出提问范围的隐情进行一种话语交流。它包含着一种身体的接近和各种强烈感受的相互作用。61由此，对怪僻的性的医疗化处理同时既是结果，又是工具。性的各种古怪现象已经介入到身体之中，成为个体的深刻特征，它们属于健康技术和病理学的范围。倒过来说，既然它成了医疗的或可以医治的对象，那么我们应该在机体之中、皮肤表面或行为特征中发现它的病变、机能障碍或症状。因此，控制性经验的权力必须紧贴着身体，注视着它们，强化它们的各个部位，它激活它们的皮肤，夸大它们的错乱。它把性的身体揽在怀中。无疑，这意味着它的效能得到了提高，控制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这还意味着权力被感受，快感也获益不浅。这就产生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权力在运作中被给予了一种冲动；另一方面，身体的激动又鼓励了监督它的控制，从而让权力扩张得更远。坦白得越深刻，就越能激发提问者的好奇心。人们发现快感又重新落入权力的控制之中。但是，对于回答者来说，如此众多的紧迫问题突出了他体验到的快感，人们都紧盯着这些快感，把它们区分开来和激活起来。权力是作为一种召唤的机制发挥作用的，它吸引、取出它所关注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快感随着控制它的权力扩散开去，而权力则抓住刚才逼问出来的快感不放。62医疗检查、精神病学的调查、教育关系、家庭控制提出的明确的总体目标，可能就是以向一切变动的或没有生育力的性经验说不。因此，它们是作为具有双重冲动的机制起作用的：一方面是快感，另一方面是权力。运用一种进行询问、监督、窥视、期待、发掘、触摸、揭发的权力，就会获得快感；另一方面，快感兴奋起来后，就会规避这一权力，逃避、愚弄或歪曲它。权力也让它追逐的快感侵犯自己。而且，面对快感，权力在自我表现、令人反感或抵抗的快感中表现了出来。这既是诓骗，又是引诱，既是相互冲撞，又是相互增强。从19世纪以来，父母与孩子、成人与青少年、教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精神病医生与歇斯底里症患者、性倒错者之间就没有停止过玩这种游戏。这些呼吁、规避和反复煽动就以性与身体为中心分布开来，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形成的不是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而是永恒的螺旋线。 4.　由此观之，这些性渗透的机制是19世纪社会空间和仪式的十分突出的特征。人们经常说近现代社会力图把性经验限定在夫妻——异性的和合法的夫妻——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说，如果它没有创造出各种具有众多要素和循环性经验的类别，那么至少是精心安排了它们，让它们不断增加：其中有布置各种等级化的或相互冲撞的权力支点；63“追踪”(即既想得到又要驱逐)各种快感；宽容或鼓励各种局部的性经验；把接近它们作为监督的方法，让它起着强化机制的作用；进行各种感应接触。拥有父母、儿童(有时还包括仆人)的家庭或一家人也是这样做的。19世纪的家庭真的是一夫一妻制和婚姻的基本单位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它还是快感与权力通过众多的点和各种可变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网络。成人与儿童的区分、把父母的房间与孩子的房间分在两端(当19世纪的人们开始建造大众住房时，它成了必须遵守的准则)、男孩与女孩的相对隔离、关心乳儿的严格规定(母乳喂养、卫生保健)、对儿童性经验的警惕、手淫被认为具有各种危险、青春期的重要性，向父母建议的各种监视的方法(鼓励、隐秘和恐惧)，还有既被人强调又令人担心的仆人的存在，所有这些让家庭(甚至是最小的家庭)变成了一种充斥许多破碎的和变动的性经验的复杂网络。把以上这些性经验都限定在夫妻关系的范围内，哪怕是以禁欲的方式把夫妻关系投射到儿童身上，64这样做就不可能了解到这种机制，即相对于这些性经验来说，它不是禁止的原则，而是煽动与增加的机制。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具有大量人员、等级制、特定空间布置和监督体系的各类学校或精神病院形成了另一种安排权力与快感相互作用的方式；但是，它们使用特殊的空间间隔或惯例把性高度饱和的地方规划为教室、宿舍、客厅或门诊处。其中，各种非婚的、非异性之间的、非一夫一妻制的性经验形式会被引发和固定起来。 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有着明显性倒错的社会，至今，我们的社会仍然如此。这不是虚伪的说法，因为没有什么比性倒错更爱表现和啰嗦了，更明显地被话语和社会机构所控制。这不是因为社会为了建立防止性经验的一个过于严格或过于普遍的大坝，情不自禁地产生出性倒错和对性本能进行长期的病理学研究。确切地说，这里关键的是社会用来对身体和性发挥作用的权力形式。而且，这一权力既没有法律的形式，也不产生禁止的效果。相反，它旨在减少各种怪僻的性经验。它不限定性经验的范围；它沿着各条无止境的渗透线追踪和延伸各种不同形式的性倒错。它并不排除性倒错，而是把它纳入身体之中，作为详尽说明个体的方式。65它也不寻求规避性倒错，而是通过快感与权力相互增强的螺旋线引发它的各种变化。它不设置障碍，而是提供最大限度地产生性倒错的地点。它产生不和谐的性经验，并且把它固定下来。近现代社会是性倒错的社会，这不是无视它的清教主义，也不是它的虚伪所造成的；它确实地和直接地是性倒错的社会。 首先，它确实是性倒错的。许许多多的性经验——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性经验(乳儿或儿童的性经验)、热衷于某些性癖好或性实践的性经验(性倒错者、恋老人癖者、恋物癖者……)、围绕着各种关系以冗长的对话方式出现的性经验(在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精神病医生与疯子关系中的性经验)、出没在各种社会场所中的性经验(家庭、学校、监狱中的性经验)——是与权力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应该设想当人们赋予惟一能够繁衍劳动力和家庭形式的性经验形式调节作用时，所有这些至此仍被宽容的性经验形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被人看不起。这些形态不一的性行为确实来自人们的身体及其快感。或者，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后者之中得以巩固的；它们受到许多权力机制的召唤、揭示、区分、强化和整合。性倒错的增长不是困扰着谨小慎微的66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一个道德主题，而是一种权力形式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结果。也许，西方人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快感，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新的恶习。但是，他们为权力与快感的相互作用界定了新的规则：性倒错凝固的面孔在此已经被描绘了出来。 其次，它直接是性倒错的。众多性倒错的这一插入不是性经验向强加于一种过分压抑的法则的权力进行的报复与嘲弄，更不是各种反常的快感形式转向了权力，从而以“必须忍受的快感”形式来包围权力。性倒错的插入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复合体(un effetinstrument)。正是通过区分、强化和巩固各种外围的性经验，权力与性、快感的各种关系就分离、增多起来，它们测量身体，渗入各种行为之中。而且，随着权力的这一推进，按照一定年龄、地点、癖好、性活动撒播开来的各种性经验也就固定了下来。一方面，性经验通过权力的扩张得到了增加；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性经验个个都为增大的权力提供了干预的空间：特别是从19世纪以来，权力与性经验之间的这些相互关联得到了无数经济利益的保障与替换；这些经济利益则通过医学、精神病学、卖淫和淫秽书画的中介，同时与不断微分化的快感和不断增大的控制快感的权力挂上了钩。67快感与权力既不相互取消，也不相互反对，而是相互追踪、相互重叠和相互激发。它们根据各种既复杂又积极的激励与煽动机制相互连接。 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了一个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的假说。不仅我们目睹了各种反常性经验明显地爆发了出来，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法律的机制，尽管它还局部地依靠各种禁止手段，却透过彼此关联的机制网络，确保了各种特殊的快感和不同的性经验不断增多。据说，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会比我们的社会更羞羞答答的了，也从来没有哪些权力机构这样小心翼翼地假装不知道它们禁止的对象，好像它们不愿与它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经过初步的研究，我们发现了相反的事实：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设立过比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权力中心，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更加明确地反复强调对性的关注，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建立更多的接触和循环的联系，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拥有更多的中心，其中，激烈的快感与固执的权力相互激发，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 注释［1］　P.塞涅里：《忏悔须知》，法译本，1695年，第301页。 ［2］　A.德·利古奥里：《忏悔者的实践》，法译本，1854年，第140页。 ［3］　P.塞涅里，《忏悔须知》，法译本，1695年，第301—302页。 ［4］　改革后的教士守则尽管更加审慎，但是也提出了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规则。我们将在下一卷《肉体与身体》中进一步阐述这一点。 ［5］　A.德·利古奥里：《关于第六戒条的格言》，法译本，1835年，第5页。 ［6］　D.A.德·萨德：《索多默的一百二十天》，保维尔编辑，第一册，第139—140页。 ［7］　《我的隐秘生活》，格罗夫出版社重新编辑，1964年。 ［8］　孔多塞：转引自J.Ｌ.弗兰德林的《家庭》，1976年。 ［9］　A.塔尔迪厄：《关于妨害风化罪的医学的和法律的研究》，1857年，第114页。 ［10］　J.冯·朱斯基：《治安的一般要素》，法译本，1769年，第20页。 ［11］　C.J.赫伯特：《一般预防治安论》，1753年，第320—321页。 ［12］　《公立中学的治安条例》(1809年)，第67条：“在上课和学习的时间里，要有一位教师在教室外巡视，防止学生们出来大小便、休息和聚会。”第68条：“在晚祷之后，教师要带领学生回到集体宿舍，让他们立即入睡。”第69条：“教师们总是在确信所有的学生都已上床之后才能去睡觉。”第70条：“各床之间要用两米高的屏障分隔开来，集体宿舍在夜间不得熄灯。” ［13］　J.舒美尔：《淫秽控制论》(1776年)，转引自A.品洛克：《18世纪德国的教育改革》(1889年)，第125—129页。 ［14］　H.博纳和J.布拉尔：《关于Ch.J.茹伊的精神状态的医学—法律报告》，1868年1月4日。 ［15］　威斯特法勒：《神经病学档案》，18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