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4

与布尔什维克模式相一致的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源于俄国的后进性，源于先进国家工人运动革命斗争的弃权。这些同样的后进性也往往培育出从一开始就不知不觉包含在这一组织形式中的反革命的方面。这一组织利用1918—1920年黄金时期的大规模欧洲工人运动的再三失败（这一失败包括它自己激进少数派的迅速毁灭），促进了布尔什维克发展的巩固，并强化了把自己作为唯一可能的无产阶级答案展现于世界面前的那种欺骗性结果。通过攫取国家的垄断权作为工人阶级力量的保护者和唯一代表，布尔什维克政党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并变成了它之所是：即无产阶级业主的政党，这就从本质上清除了早期政党的全部所有权性质。 二十年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各种各样的趋势是从事了关于推翻专制主义所有条件的一种意见不一的论争：资产阶级的不足，在力量对比上小农阶级的绝对优势，集中好战的无产阶级扮演的决定性作用等等。但这一争论，最终在实践中被一种没有以任何臆想形式考虑过的因素所解决：革命的官僚机构将自己置于无产阶级的最前面，夺取了国家权力并着手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的形式强加于社会。绝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谈论“工农民主专政”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至于苏维埃无产阶级权力，它不可能同时使自己反对小地主阶级，反对国内和国际的白人反动派，反对它自己的以工人政党形式对象化和异化的代表，而这一政党则坚持对国家、经济、表达手段的总体控制，甚至坚持对人民思想的全面控制。列宁在1917年采用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小处方，只是在那些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缓慢的国家被证明为真的理论，但是即使在这里，这一理论被证明正确，也只是在官僚阶级的权力成为了未知因素的一部分之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多次争论中，列宁是坚持这一最高意识形态陈述控制的最坚定的集中独裁权力的倡导者。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每一次都胜利了，因为总是支持那种少数派的早期选择所暗示的是——现在就是要行使绝对权力的解决方案：一种在国家层面拒绝农民的民主，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拒绝工人，它将导致这一民主远离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人，远离普通政党成员，甚至最后远离政党阶层这一最高等级。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由于克朗施塔德苏维埃通过武力和诽谤被镇压和埋葬，列宁通过了一个关于“工人反对派”的左翼官僚主义者的决定，这一逻辑被斯大林随后扩大成一个世界的绝对分裂：“我们在这里，或者你们在远处手里拿着枪——但不是作为反对派。我们受够了反对派。” 克朗施塔德以后，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唯一所有者的官僚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权力——对内借助于与农民的暂时联盟（“新经济政策”），对外利用作为俄国外交政策后备力量的第三国际官僚政党管辖编组的工人，这些官僚政党或从事破坏整个革命的活动，或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这种支持主要是在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国际政治领域（1925—1927年的中国国民党，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阵线等等）。通过使农民屈从恐怖统治，通过执行历史上最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俄国官僚机构又把它的权力向前大大推进了。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显示了官僚政治的真实本性：通过保持市场社会的本质——商品化劳动——来延长经济的统治。它也展示了一种经济的独立：经济开始统治社会如此彻底以致它已证明有能力重新创造一种阶级统治（它需要自己不断的运转）；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已创造了一种即使没有资产阶级它也仍然有能力维持自身独立的力量。在布鲁诺•里兹（Bruno Rizzi）的意义上，极权主义官僚政治不是“历史上最后拥有财产的阶级”；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它只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替代品。动摇不定的资本主义财产制度被它自己更粗糙的版本所代替，即简单化的、较少变化的、作为官僚阶级的集体财产被集中的版本。这种统治阶级不发达的类型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反映，它从没有改造世界特别落后地区的议事日程。这一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简单翻版的等级制的中央集权主义的结构由工人政党所提供，并且它又是对资产阶级组织等级分离的一种仿制。正像安东•希勒哥（Anton Ciliga）在斯大林的一座监狱中所写的：“组织的技术上的问题结果证明是社会问题”（《列宁和革命》）。 列宁主义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最高的唯意志论的表达，是与控制反对它的现实的一种分离的一致。伴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到来，革命的意识形态又返回到它根本上的支离破碎。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武器，它本质上已变成了一种目的。不再被挑战的谎言只能变成一种疯狂。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公告，删除了现实也删除了意义；除了它所说的存在的东西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尽管这一景观的拙劣形式仅限于特定的不发达地区，但它在景观的全球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像发达资本主义已做得那样，这一意识形态的物化并没有从经济上改造世界；它只是运用警察国家的方法改变了人们关于世界的感觉。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极权阶级，是完全颠倒的这一世界的统治者。这一阶级越强大，越是更有力地宣告其不存在，它的力量首先是被用来强化这一宣告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是谦虚的，因为无论如何，官方声明的这一不存在的官僚机构，同时将历史的最高成就归因于它自己一贯正确的领导阶层。尽管非常明显它到处存在，但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机构一定是看不见的，结果，全部社会生活变得精神错乱起来。社会组织的总体荒谬产生于这一基本矛盾。 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在官僚政治阶级内部的恐怖统治。建立在官僚政治权力之上的恐怖主义一定会打击这个阶级自身，因为这个阶级没有司法合法性，没有能够分别地扩展到他的每一个成员的财产拥有阶级的法律地位。它的真实所有权不得不被掩盖起来，因为它以伪意识为基础。伪意识只能通过绝对的恐怖保持其绝对的权力，在那里所有真实的动机立即消失。官僚统治阶级的成员通过全体有超越社会之上的权利，同时，作为这一权力的共享者有这样一个基本谎言：他们必须在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起重要作用；他们是背叛意识形态本文的忠实行动者。然而除非他们的法律地位是正当的，在这一虚假统一体中他们不可能是真正的参与者。没有一个官僚主义者会个别地向权力声称他的权利，因为为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无产者，他不得不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反官僚主义者，然而证明自己为官僚主义者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僚政治的官方真理是官僚政治不存在。所以，每一个官僚主义者整体上都依赖由意识形态提供的重要的合法性印章，它确认了在所有官僚主义者不会被清算的“社会主义者政体”中集体参与的有效性。尽管官僚主义者共同被授权做出全部社会决定，但他们阶级的凝聚力只能通过将他们恐怖主义力量集中于某一单个人身上来保证。在这个人身上寄居的只是统治谎言的实用真理：权力制定了一个无人能挑战的边界线、并永远处于调整之中。所以，斯大林没有请求裁判裁决就有权决定谁是或不是官僚主义的成员、谁应该是“当家作主无产阶级”、谁是受雇于日本天皇和华尔街的“叛国者”等。原子化的官僚主义者发现他的司法地位的共享本质只在斯大林这个人身上——这个上帝和世界的主人就这样把自己变成了绝对的人，对他来说不存在更高类型的精神：“世界的主人认识了他自己的本性——无所不在的力量——通过他行使的毁灭性力量它竭力反对自己无能的主体自我。”他是定义这一统治领域的力量，同时它也是毁坏这一领域的力量。 当通过占有绝对权力变成绝对的意识形态，并由局部的真理变为极权主义的谎言时，历史的思想已被如此彻底的歼灭，以致历史本身即使在最经验主义知识的层面上，也不可能再存在。极权主义官僚社会住进一种永久在场，在那里先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只是被警察所决定。被“控制记忆能力的统治者”拿破仑所设想的计划，已在斯大林主义对过去无休止的重写中实现，这一重写不仅改变了对过去事件的解释，而且还改变了这些事件本身。从全部历史现实中解放出来的代价，对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失去了不可或缺的理性方向。但我们知道，趋于疯狂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运用使苏联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人们只要考虑李森科的大失败就可以了。在它必需的理性和对理性的拒绝之间，发现了极权主义官僚政治管理工业化社会的矛盾，与常态资本主义发展一样这也是它的主要缺点之一。作为一种官僚政治它不可能像一般资本主义所做的那样解决农业问题，在工业生产方面它也证明了自己低于资本主义，它不切实际的独裁主义的规划是以其无所不在的弄虚作假为基础的。